史湘云的名士文化投射-红楼文存-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再复迷网
红楼文存
史湘云的名士文化投射作者:刘再复 刘剑梅 阅读次数:
载自《共悟红楼》
 
史湘云的名士文化投射
 
 
剑梅:你在《悟语》第56则谈到黛玉、宝钗、妙玉的文化,都没有提到史湘云。而她的文化取向,与钗、黛、妙都不同。她虽然也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但与宝钗显然不同。她更潇洒,更随便。
 
再复:湘云折射的是中国的名士文化。所谓名士,是指持才放达、自由散漫、不拘小节之士。第四十九回,史湘云针对妙玉等说:“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口绣心。”名士虽然恃才傲物,心不媚俗,但身在社会之中,并不故作清高样。竹林七贤,扬州八怪都是著名名士,但我最喜欢嵇康,所以把他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八个字抄赠你。湘云的名士理想大约也是如此。那个下雪天,湘云围着火炉烤鹿肉吃,并说:“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在湘云看来,诗虽高雅,但诗人却是需要酒肉在肚子里发热的。这种人生态度显得潇洒浪漫,与妙玉全然不同,与黛玉也不同,曹雪芹是个大手笔,一场烧烤新鲜鹿肉的游戏就把各人不同的文化性格折射出来。在鹿肉炉火面前,不仅王熙凤、平儿、探春均放下平日的身段,连原先忌脏的宝琴也在宝钗的鼓励下加入了吃的行列。唯有黛玉拒绝“同流合污”,说湘云作践了芦雪庵。一下子露出她的“殊俗”洁癖。湘云以“假清高”回敬了她。其实,真正的“假清高”是不在场的妙玉。她是《红楼梦》人物中真正的精神洁癖者。曹雪芹让她在这场玩闹中缺席实在非常得当,否则便乐趣全没。史湘云聪明至极,但和宝玉一样,始终持有一种儿童的憨态,这是她的可爱处。曹雪芹本身也是亦诗亦酒的大名士,湘云这种存有天真天籁的名士风度,大约也是他的一种审美理想。在他看来,所谓俗,所谓雅,所谓脏,所谓洁,关键是内心是不是“正”。慧能讲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意思是说关键在于心灵,嵇康的“内不失正”也是这个意思。隐逸文化中“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的著名命题,说的也是重要的是心隐心洁心清。在“朝市”的俗社会中仍然保持自己高尚的心灵原则,这才真的不容易。
 
剑梅:贾宝玉其实也是一个真名士,也是守持内心的本真,不在乎外部的姿态。
 
再复:这正是宝玉的可爱处。他是个贵族慧能,天然地站立于“心动”的层面,而不是站立于小僧那种计较“风动”或“幡动”的层面。慧能之后,禅宗发展到马祖一直到狂禅,佛教已全然世俗化,所以才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趣说。贾宝玉显然也受这种态度的影响,因此,他听芳官说藕官烧纸钱祭奠死去的同性恋人药官时,虽然感动,但告诉芳官,对于神与佛,关键是心诚心敬,不在于香火纸钱。他说供奉时用什么都可以,“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第五十八回)。可见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态度相似,不避荤羹腥菜,自然也不避鹿肉。中国的名士文化正是一种不重外表、不重形式而重内在心性、内在智慧的文化。贾宝玉和史湘云都有名士风度。
 
    剑梅:评“红”者谈到史湘云时都把第六十二回的“憨湘云醉眠芍药捆”作为典型书写。读了这一节,便要让我想起阮籍这些好饮好醉放浪形迹的诗人。不过,历来只能看到男性诗人如此尽情尽兴,却难得见到一个女诗人如此自由酣畅,如此以天地为屋、醉卧于山石大自然之中。女性能抵达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真是千古一绝。我写“狂欢的女神”,正是写才华横溢而又旷达洒脱的女性天才,如果日后有时间,应补上“醉卧青石板凳的史姑娘”,她的大吃鹿肉和沉酣香梦,倒是女性中的真名士、真女神。
 
   再复:又找到一个好题目了。应当抓住。等着看你的“大观园里的狂欢女神”吧。名士确实都有一点狂劲。孔夫子讲中庸,但把“乡愿”视为“德之贼”。因此中庸一定要有“狂”和“狷”来支撑。贾宝玉不是大仁大恶,乃是中性中道之人,但他也有狂的一面,第三回作者用《西江月》二词描写他,第一句话便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宝玉如此,湘云也是如此,史湘云就是一个似傻如狂的女性。还有一个也是类似史湘云的,但大约没有人注意此人也折射着名士文化,你猜这是谁?我觉得是青年史太君,她是史湘云的姑奶奶。也许史湘云承继的正是贾母的基因。不过,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的贾母,青春时代已经过去,已看不到她的“狂欢”,但还可看到她的名士气质与风度。
 
   剑梅:这倒是没有想到,你说说看。
 
   再复:你记得第四十九回史湘云提醒薛宝琴时所说的话吗?她说:“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顽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听了这些提醒妹妹的话,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史湘云把贾母视为“咱们”中人,与贾府中其他婆婆妈妈不同,不仅是因为老太太性格仁慈,地位又高,还因为她本来正是大观园里姐妹的先行者。据脂砚斋透露,她从前便是枕霞阁十二钗中的人物,也是性情少女。但最要紧的是我们从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出,她虽年迈,但心态依然年青。她厌恶贾赦这个名为她儿子实为苍白无耻的官僚,她不像贾政时时从“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正统眼睛看宝玉,而用自然生命之美的眼睛看宝玉,所以她不能容忍贾政对宝玉的鞭打,全力保护心爱的孙子。经历岁月沧桑,年老时成为家族权威,心里什么都有数。最后决定宝玉婚事,取钗舍黛,说明她的城府之深。但是,即便如此,她在晚年仍然时时透露出潇洒爽朗的性格。她喜欢和孙子们玩笑戏闹,不喜欢一板正经的面孔和面具。只想经常痛痛快快地笑一场饮一杯,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第五十四回下半回写“王熙凤效戏彩班衣”(“二十四孝”中故事)招引贾母欢笑,贾母果然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你看,她又是笑又是饮。湘云不正是承继这种基因吗?更了不得的是她内心也不拘一格,厌恶千篇一律的文学旧套和艺术旧套。五十四回的上半折写“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就写她嘲讽干百年一贯制的才子佳人老套。她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然后认认真真地挖苦嘲笑一番。真的名士不仅外不拘形骸,而且内不拘老套,内外都得乐趣,都得大自在或小自在。贾母在年迈还有这份洒脱浪漫,正是骨子里蕴涵的乃是名士文化。史家这一老一少,史太君与史湘云,文化气质文化心理一脉相承,你称史湘云为狂欢的女神,而史太君在枕霞宫时恐怕也大致是这么一个风流倜傥的形象吧。
 
    剑梅:你这一点破,我便比较了解贾母了。难怪这个老人家还是让人喜欢。贾母和史湘云有一个共同点是不仅活得潇洒,而且活得有趣。贾母到老都在寻找生活乐趣、情趣,其实,这也是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太拘谨、太刻板、太沉重,就没有生活。我觉得生活情趣这种“轻”,也可以帮助我们解构“名利之累”这个“重”。史湘云编撰的那个灯谜,你特别喜欢,我也喜欢:“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此谜的谜底是猴子,被宝玉猜中了。史湘云想到的是红尘生涯的“真何趣”,而名利这些虚幻之物并不能带给人以真乐趣真情趣。   
 
   再复:研究《红楼梦》一辈子的俞平伯先生本身也是一个名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士之一。他的生活态度基本上是名士态度。但他不是表现在外部的倜傥风流,而是注重生活与写作的情趣。他研究《红楼梦》,固然是在考证,但考证中烦而不琐,文章中夹有许多趣情趣事,让人读后觉得津津有味。他考证秦可卿与她公公关系的文字,也可以作为散文读。
 
   剑梅:中国的名士文化源远流长,在魏晋时代那么发达,是不是庄子的影响?
 
   再复:这个问题还可再做些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名士文化在公元三、四世纪魏晋时已达到了高峰。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意见,他认为“风流”与“率性”文化(他没有使用“名士文化”概念)就产生在这个时期,而主要是渊源于《列子》今本(古本已佚失)的第七篇《杨朱》。此篇把人的生活作了“外”与“内”之分。故事中的杨朱,说人不得休息,乃为四事所累,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便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生活如何摆脱“畏”,就得从治外转到治内。冯先生说:
 
    《杨朱》篇所说的  “治内”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任我”而活,所说的“治外”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从人”而活。人活着,应当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也就是说,人活着,或循理或顺情,都应当出自纯真的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尚。用三、四世纪时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任“自然”而不是循“名教”这是所有新道家人士都一致的认识,但其间还有区别,以郭象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而另一批任情派则主张要率性任情地生活。
 
    剑梅:这也就是说,可把《列子》中的“杨朱”篇视为中国名士文化的一个思想源头。这源头强调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
 
   再复:《杨朱》篇所描述的可视为晋代士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但不是全部,也不能说是其中最好的。《杨朱》所感兴趣的是一种粗鄙的享乐,这种享乐不必鄙视,但并不是“风流”的真意所在。到了竹林七贤,才有了“风流”的实质。刘伶一丝不挂,尽情痛恨,别人批评他时,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内裤),诸君何为入我禈中。”(《世说新语·任诞》)刘伶这种物我不分、天人不分,自由自在地活在天地宇宙之中,才算是真名士真风流。我们所看到的“醉眠芍药捆”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史湘云,其文化心态意态,可追溯到刘伶、阮籍等。
 
   剑梅:史湘云的风流倜傥,已不是粗糙的只顾享乐,而是对于生命自由的真理有所领悟。在中国文学戏剧中寻找狂欢的女神,其宗可能得追溯到《山海经》的女娲、精卫,可是在传说中她们的故事尤其是内心尚未展示,我们只能从她们的“补天”、“填海”行为上去想象。《山海经》之后,中国历史上如林黛玉所歌吟的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等,都很精彩,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都以自己的生命语言给人间留下永恒的记忆。但是却没有一个像史湘云这样满腹诗书而且如此潇洒,如此不拘一格。《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里的
杜丽娘,在爱情中也狂欢了一阵,但其文化内涵,也不如史湘云深厚。其文化含量相去甚远。《三国演义》中的貂蝉虽也演出了一场狂欢性质的政治戏剧,可惜归根结蒂,她不过是被人拉着线的傀儡,高级的女奴与工具而已,其内心除了报主恩情和征服对手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更谈不上什么生命境界。至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春梅,她们只能在肉体的情欲中狂欢,是彻头彻尾的大俗人。《红楼梦》创造了那么多的诗情女性,仅史湘云一人就足以压倒群芳了。
 
    再复:你的文章已经有了提纲了。史湘云折射的名士文化,确有丰富的文化含量,但她并不是名士文化理念的形象转达,不是名士的号筒。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个性,在她口直心快的言语中,有时也跟着薛宝钗劝宝玉走仕途之路,但这只是脱口而出,不知深浅,完全不像薛宝钗想得那么深,那么执著。性格中有些矛盾,有“不一致”,才丰富,才真实,才不是某种文化理念的图解。《红楼梦》中其他精彩女子形象也是如此。例如林黛玉,她最讨厌功名这一套,绝不劝宝玉去立功立言,自己也绝非名利之徒,但在贾元春省亲而命众弟
妹作诗时,她就升起一个好好表现一下的念头。(第十七回写道:“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这个细节很有趣。对于此一细节,与其说她想出风头,不如说她任性率性、天真好强。绝不可用我们今天的道德评判语言去批评她。也正是有这种异质的精神细节,人物才不是理念的木偶。
 
  剑梅:这么说,林黛玉也是名士,也是狂欢女神了。
 
  再复:说黛玉是狂欢女神未尝不可,不过,说她是名士则需再斟酌。如果她属名士,就会去吃鹿肉,但她拒绝,可见与名士的不拘形骸还是有很大区别。不过,她作为大观园的首席诗人,却有内心的狂欢。《红楼梦》中的第一狂欢女神,其实是林黛玉。你记得第七十六回林黛玉与史湘云的联诗比赛吗?那是一次心灵狂欢的较量,最后林黛玉动用她的最高才情,进出一句“冷月葬花魂”,吟出之后还对湘云说:“不如此如何压倒你?”你看,此时林黛玉真是才高气盛,话下之意,便是你狂,我比你更狂。林黛玉的“五美吟”本身也是一次思想的狂欢,历史见识的狂欢,这种狂欢才真的横扫“二十四史”这些皇帝家谱。她的《葬花辞》又是何等气概?天问地问人问,表面上是伤感,实际上是看空了一切。最后的焚诗稿,更是死前最后的绝望的狂欢,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死亡仪式,向无情无义无知的人间发出光芒四射的抗议。而她的爱恋过程,更是从天上转入地上。来到人间之后,寄人篱下,除了宝玉没人能真正理解她,她和宝玉的恋情也受到正统力量与种种世俗力量的排拒与压迫,但她还是凭借一股痴绝之情,勇往直前,一路挥洒眼泪。她的风流是更深沉的风流,她的狂欢是更加内在的狂欢。
 
    剑梅:你所说的狂欢是广义的狂欢。不错,以更开阔的狂欢定义看,林黛玉确实内心才思汹涌,诗思超群,每写一首诗都是一次不同凡响的心灵狂欢。难怪你要封她为大观园里的“首席诗人”。她的诗句:“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以风流自命,何等自傲自信,而她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又是何等的心事浩茫?这确实是灵的狂欢,大灵魂的诉说。这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上真是稀有之音,绝对稀有的现象。对于史湘云,我在前几年阅读时老想到“酒神”二字。这不仅她爱饮酒而且醉卧石凳,而且因为她的整个文化形态正像尼采描摹的酒神精神。这不是理性的阿波罗(Apollo),而是充满原始本能与生命激情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
 
   再复:你的这一思想也许是一种有意思的发现。尼采《悲剧的诞生》我虽印象很深,但未把酒神精神与史湘云联系起来,也未从这个视角思考林黛玉。在尼采的著作里,酒神精神是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如痴如醉地享受生命的欢乐与喜悦,与讲究节度、理性观照人生的日神正相反。酒神狄奥尼索斯也可视为一种生命状态,心醉神迷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是个体生命与宇宙存在的融合,“精神”以感觉为家园,正如感觉以精神为家园。尼采认为,日神艺术表现在史诗与雕塑中,酒神艺术则表现在音乐中。古希腊悲剧正是这两种精神互相撞击,互相补充的产物。上世纪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讲“复调”、“多声部”、“狂欢节”,把酒神精神带入他的理论,也扩大了酒神精神的内涵。狄奥尼索斯充分感性、充分沉醉、充分洒脱,以此特点来看史湘云,并不牵强,以后你也许会找到许多对应点。因为你的提示,我倒觉得钗黛二人,钗更近日神精神,黛更接近酒神精神。一个讲究分寸节度,向往平静的生活;一个任性率性,内外一派风流。但黛玉是《红楼梦》中最丰富最精彩的诗意生命,仅用酒神精神又概括不了她。
 
    剑梅:《红楼梦》也多次用“风流”二字描述黛玉,如“风流袅娜”(第五回)、“风流婉转”(第二十五回),但她的状态与史湘云还是不同。她的外表不如湘云洒脱,但内心比湘云更超脱,也具有更多的禅性。
 
    再复:所以要说林黛玉折射哪一种中国文化,就不那么简单了。她的文化内涵比薛宝钗、史湘云、妙玉、王熙凤等要丰富复杂得多。我在《悟语》第56则中说她折射庄禅文化,也只是我的直觉,我的感悟。我觉得她有一个基本的生命特点,是率性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庄道家的眼里,“自然”是比道更难求的境界。她的诗,好也好在自然飘逸,绝无造作。第三十八回李纨作为评判者说明她夺魁的理由是“题目新,诗也新,立意也新”后,她却说自己的诗“伤于纤巧”。可见她把“自然”看得最为重要,纤巧也会伤害自然。第五回说她有一种“自然之风流态度”,这便是不知遮掩,没有世故,“心中不知有何丘壑’’(脂评语)。这一点,林黛玉与史湘云是相通的,都是任“自然”,不是循“名教”,都是率性任情地生活。前边我们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一段话讲任性率性。管仲在与晏婴的对话中回答任性的内容是:“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林黛玉正是从“自然”走向“放逸”,恣口之所欲言,该说的话就说,缺少薛宝钗那种节制功夫。但是,林黛玉除了“放逸”的一面,还有“超逸”的一面。放逸一面表现在她的“情”,超逸一面表现在她的“灵”。第十六回,宝玉已感受到她超逸的这一面了,他“心中品度黛玉,越发出落的超逸了”,也就是说,此时黛玉在宝玉心目中,已不仅是人品,而且是逸品了。而支持林黛玉超逸的正是禅宗文化。在《红楼梦》所有的人物中,她是具有最高悟性的人,也是禅悟的先知先觉者。宝玉虽然聪慧,但是他的感悟总是抵达不到黛玉的高度(境界)。贾宝玉深知这一点,也特别佩服这一点,所以他对黛玉说:“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一茎所化”,而且承认林黛玉是先知。第二十二回写他被黛玉的问题(“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住之后并不抱愧,只是“自己想了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红楼梦》作为一部悟书,它的最高禅悟即大彻大悟,是由林黛玉来呈现的。关于这点,我在《红楼梦悟》初版中多次提及,你可再留心一下。所以我说林黛玉折射的主要是庄禅文化,当然也折射一些名士文化。
 
    剑梅:率性自然,这才是林黛玉。黛玉与妙玉相比,显得自然。她和宝钗到栊翠庵作客,竟被妙玉视为“大俗人”,难怪她们要在妙玉面前觉得不自在。妙玉的缺点恰恰在于不自然,内外也不太一致。
 
    再复:妙玉聪明至极,气质确实非凡,但不能算作率性之人。“率性谓之道”,她虽日夜修道,却未真正得道。林黛玉倒是真正得了道。我特别崇敬慧能,觉得他点破许多真理。他告诉我们,觉悟的功夫不是在外部诸相,包括佛相、空相,而是内心真有所悟,也就是内觉。他把“佛”、“法”、“僧”外三宝转化为“觉”、“正”、“净”内三宝,强调内三宝,这是佛教要义极为重要的转变。人的“洁”或不“洁”,关键也是在于内心,而不在于外相。妙玉的外部功夫已经做到了极处,但太多我相、智者相,也太多“洁相”,结果是“欲洁何曾洁”,而林黛玉却是内心的真纯洁,毫无挂碍,最后也“质本洁来还洁去”。
 
    剑梅:惜春也谈禅说佛,最后也看破红尘,出家修道,但是她的功夫好像也是外部功夫,内里似乎也没有大彻大悟。
 
    再复:惜春是贾府女子中真正的“冷人”,也是一个最怕被水打湿自己羽毛的人。你注意了没有,在大观园的女儿国里,她总是冷冷地做旁观者,从未表现过青春热情。她虽然才气平平,但也不能说没有悟性。她和妙玉最谈得来,有一回,宝玉突然窜到她俩面前,妙玉痴痴地问宝玉:“你从何处来?”宝玉想到“这是妙玉的机锋”,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说话。惜春笑道:“二哥哥,这什么难答的,你没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的似的。”可惜,这只是小悟性。此时她的小翅膀飞得比宝玉高,可是她却从未飞到宝玉那大慈大悲(即大彻大悟)的至高处,所以总是防备他人,好像心中也紧绷一根弦。更谈不上保护他人。王熙凤奉命抄检大观园,在她的丫鬟入画那里抄出了一大包银子来。盘问下才知道是入画哥哥托老妈妈带来寄存在那里的,箱中的银器是贾珍赏给她哥哥的。此事发生后,惜春觉得有损自己的面子,竟然要求王熙凤动用严刑,可是王熙凤知道这些东西并非赃物,只是私自传送而已,就准备放了入画,而惜春反而不饶,说:“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进而甚至要她母亲尤氏把入画撵出贾府:“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最后入画向她求情说:“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从小儿的情分,好歹生死在一处罢。”求到这个份上了,借春还不动心。可见她是何等绝情。你如果要找一个把面子看得比慈悲心更重要的人,惜春就是典型的例子。连她的母亲都说她:“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而她却回答说:“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这些话虽然出自一个漂亮的贵族少女之口,我听了却毛骨悚然,觉得她的这种人性世界实在太寒冷、太残酷了。就这么一个崇尚妙玉、口说禅语、最后走进佛门的小女子,其心灵离佛有多么遥远。她和贾府中头号念佛的王夫人一样,内心都有一种冰冷的自私与残忍。曹雪芹呈现惜春和王夫人这种形象,让我们更感到慧能所强调的禅悟“内觉”是多么重要,那种把菩萨、经书、佛珠当作装潢门面的器具甚至当作掩盖内心黑暗的面具,只能使人性更加虚伪,更加不可救药。因此,我们要说惜春(也包括王夫人)折射什么文化,那么,可以说,她折射的是冰冷的假菩萨文化。宗教与学问的末流大致相同,最后都只顾一张面皮,至于真理如何遭难,心灵如何沉沦,那是无法顾及了。从《红楼梦》的整体叙事结构看,有惜春、王夫人这种形象在,主人公贾宝玉所负载的大慈悲文化显得更为难得,其剔除分别心的不二法门,其打破尊卑界限的博大情怀,也更显现出光辉。从书写艺术上说,有这种对照,其作品的精神内涵才更加深刻。
 
    剑梅:无论是儒,是道,还是释,都有精华与糟粕,都有外相与内核。《红楼梦》中的释家文化、释家哲学精华主要是由主人公贾宝玉呈现,而其表面功夫——甚至可称糟粕——则由王夫人、惜春等体现,道家的末流则由炼丹炼到走火入魔最后吞砂而死的贾敬体现。而儒家也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分,这一点你在《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中作了说明。
 
选自《共悟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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