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历史视角-红楼文存-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再复迷网
红楼文存
女性的历史视角作者:刘再复 刘剑梅 阅读次数:
载自《共悟红楼》
 
女性的历史视角
 
    (一)父性向上之眼与母性向下之眼
 
    梅:也许是学院的习性,我读《红楼梦悟》时很喜欢你所提醒的各种视角,曹雪芹具有不同于其他作家甚至不同于人文学者的各种视角,比如独特的审美视角,独特的哲学视角,独特的历史视角。我觉得这些视角的独特性,恰恰是它融入了女性视角。就历史视角来说,曹雪芹就有一种女性的历史视角。以往都把历史描述成男人的历史,权力的历史,而曹雪芹却扭转了这种历史视角,把历史视为也是女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甚至是儿童的历史。
 
    复:这确实是曹雪芹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历史”在《红楼梦》中呈现为两种很特别的内涵,一是呈现在文本中的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真相,那是一种活的历史,活的时代见证。描述清代的史籍很多,但是,千万年之后,人们要了解清代的历史,要了解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哪一部史书都比不过《红楼梦》。这是因为它提供的历史,不是死历史,而是活历史,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泪的历史,是最本真、最本然的历史。曹雪芹是清代历史真相的最伟大的见证人。除了提供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之外,还有一点极为宝贵的就是提供了一个你刚才说的全新的“历史视角”。中国的历史框架,好像是两个人奠定的:一个是孔子,他所作的“春秋”是第一经典史籍;还有一个是司马迁,他的《史记》,更是公认的史书经典极品。但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也是大写的历史,即男人与权力的历史,都是扬弃女人与儿童的历史,即使有女人出现,也都是如吕后一类很坏的女人。曹雪芹确实扭转了这种历史眼睛,他把女人也视为历史主体,也参加创造历史。我很高兴你还注意到儿童。历来的史家眼里哪有儿童?孩子哪有资格进入史册?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儿童是不是注定要在史书上缺席?可是《红楼梦》展示的历史,却一大半是儿童的历史。贾宝玉周岁时抓脂粉钗坏,那就是文化史。他和黛玉第一次见面,年龄也只有七八岁,他们谈论《四书》,谈论《古今人物通考》,也是历史。他们的恋爱经历多半是少年时代,也是广义的儿童。儿童对文化对人的感受最真实。这是宫修史册永远阙如的。
 
    梅:历史应该包括儿童的历史,您在《红楼梦悟》里也说过。我只是想在阐释上做些发挥和补充。关注儿童,这是母性的眼光,也是女性的普遍眼光。男性的眼光总是向上,总是把目光只投向宫廷、投向社会的塔顶,而女子的目光总是向下,特别是母性的目光,更是关注在地上爬动的婴儿。我说曹雪芹观看历史是用女性的眼睛,有一个意思便是说,他并不是眼睛朝上,不是把目光投向宫廷,而是把目光投向“下人”,投向丫环戏子,也投向孩子。《红楼梦》的主角其实是少男少女。宝玉、黛玉、宝钗、史湘云等,出身贵族,从小就读诗词文章,心性早熟,常被误认为是青年或成年,其实都是少男少女,是广义的儿童。母性的眼光投向他们,他们又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童言无忌,儿童对世界对历史的评价都不遵循习惯性思维原则,有啥说啥,宝玉说:“女子水作,男子泥作。”这是儿童眼里的世界。他还说:“除四书之外,杜撰的也太多了。”这是他对史书的评价。儿童的目光是母性女性的目光所派生的,率直、率真,没有先验的框架,没有知识的杂质。
 
    复:你讲得很好。母性的眼光是朝下的,这一点以前我没有发现。男性的目光确实容易朝上,只看到宫廷、桂冠、帝王将相,只关注大人物,大写的人,不关注小人物,小写的人,不关注女子与儿童。《红楼梦》用女子的眼光看历史,还用儿童的眼光看历史,这一点是你的发现。你应抓住再做些阅读和开掘。年少时,我读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他也是在说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看历史会看出许多学问家与达官贵人看不到、或不愿意正视的历史。其实,这种本真本然的眼睛恰恰是最好的历史眼睛。《红楼梦》中有这种眼睛,我以后也要多留心。
 
    梅:观察历史的心障、眼障、语障都是发生在有知识之后。有知识本是好事,但太迷信知识,反而会把知识变成先验的知识框架。《红楼梦》的女子看历史,也扬弃“从来如此”的框架。您在《红楼梦》中谈林黛玉的《五美吟》与薛宝琴的《怀古十绝》,说她们眼里没有杂质,这种杂质,其实是概念,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法尘。
 
    (二)男人的中心眼睛和女子的中性眼睛
 
    复:你再看看林黛玉的《五美吟》和薛宝琴的《怀古十绝》,就会发现这两个女子共同有一种柔性的、中性的眼睛。她们超越了帝王将相的眼光,也超越了史家的宫廷中心的眼光。中国史家的眼光很难摆脱以宫廷为中心的道统的眼界。薛宝琴的十绝从“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开始,全都超越功过、输赢、得失而评价历史人物,在她眼里,无论是胜利的英雄或失败的英雄,都带深刻的悲剧性。女子对历史的介入,更是悲剧,只是她们在悲剧中往往闪射一些男子所没有的光泽,不为功名功业所遮蔽的光泽。
 
    梅:宫廷中心,就是男权主义中心,从来的历史书,都是男人写的,都摆脱不了男权中心眼睛,但黛玉、宝琴摆脱了。林黛玉的《五美吟》写得很特别,我非常喜欢。比如写西施,通常史家们都赞“西施”而贬“东施”,只看到西施美丽的外表,却无视西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但黛玉把“东施效颦”反写,让西施反去羡慕东施,因为后者虽然相貌丑陋,可是不用充当男人政治权力游戏中的棋子和政治工具,可以拥有自由自在的平实的生活,这是她的幸福,比西施幸福。黛玉的这个角度就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文人,她关注的是女性的真实生命。写王昭君和绿珠时,黛玉针对的是把女人当作可以交换的“物件”的男权社会,女性无论是“瓦砾”还是“明珠”,在男人眼里都只不过是“物件”而已,早已被男权中心主义“物化”和“工具化”了,并没有做人的尊严。黛玉对这些被男权话语利用的女性们充满同情,对不平等的性别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写虞姬时,黛玉把她和项羽的部将黥布和彭越对比,虽然身为女子,可是虞姬为了爱情敢于慷慨自刎于楚帐,远远胜于苟且偷生、投降刘邦而最后惨遭极刑的黥布和彭越。在黛玉的眼里,虞姬既不是“祸水”也不是“节妇”,而是能够把握自身生命的女子。黛玉写红拂时,非常赞赏她的勇气,虽然身为隋朝大臣杨素的侍女,却很有自己的个性,敢于选择自己的丈夫,敢于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掌握自己的命运,敢于追求自我的价值和尊严,很像现代的“新女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宝钗评论说:“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其实,最是“命意新奇”的地方,就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中国历史,真切地关注女性的命运与情感,批判男权政治对女性的“奴化”与“物化”。从《五美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黛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自己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在“大观园”的所有女诗人中,她的诗最富有个性和灵性,有自己的语言和风格,从不随波逐流,从不做男权话语的传播者、布道者和应声虫。平日里,她也很有自己的见解,绝不会像宝钗那样,刻意地讨好王夫人,绝不扭曲自我而依附男权社会的传统价值。她和宝玉的爱情也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心灵相通、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是对旧式的男尊女卑婚姻模式的否定,跟现代的爱情观是相通的。除了她病快怏的身子不像现代女性以外,她的才情和主体意识其实已经有了现代女性的影子。
 
    复:黛玉写的《五美吟》实际上是为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正名”,是用女性的视角来重新看历史中的女性。尤其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她们都很自然地扬弃“国家目光”和“国家立场”,而用个体生命的目光与立场。用帝王将相的国家眼睛看女子是看不见东施的,只会看见西施,包括官方史学家们也只会赞赏西施,因为西施能做国家的工具,为国卖命,但在黛玉眼里,这未必是楷模。我每次读《五美吟》、《怀古十绝》,或通读《红楼梦》,都想到当代女性、女权主义者应当把《红楼梦》作为第一经典阅读。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籍,我没有你读得多。在有限的阅读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些文章中,有蒂利·奥尔森的《沉默》,她曾描述许多国家多数妇女的处境即社会对她们的印象与定位:
 
    “不洁;禁忌;鬼门关。……陪葬、祭葬、作为巫婆以大刑处、因通奸被石头砸死。被拷打、被强奸、被当作商品。被买卖、做小老婆、当妓女、做白奴。被猎取、被蹂躏……深闺制度。文盲。没有地位。排斥在外、排斥在国会、仪式、活动、学问、语言之外,却既没有排斥她们的生物上的原因,也没有经济原因。”(引自《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蒂利·奥尔森所描述的状况,在宗法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尤其严重,如果用她的语言方式描述,中国的妇女的情况大约也是:“不洁,禁忌,鬼门关”,还可以再加上“祸水,妖精,狐狸精”等等。我所以要引述奥尔森的话,更重要的是她点破妇女的“没有地位”,被“排除在外”。不过她只看到被排斥于现实政治文化活动之外,还没有看到被排斥在历史记录之外:在官方著写的大历史书中,没有妇女的地位,仿佛女人压根就没有参与历史的创造,倘若有(如吕后、武则天),也是祸害历史。曹雪芹不仅把女子从“不洁”变为最洁,把少女世界视为净水世界,而且完全拒绝“排除在外”的偏见与专制。他把女子放入历史的中心,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妮姻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写贾政、贾宝玉父子讴歌林四娘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情节,这说明曹雪芹不是把女子看成历史的配角,而是把女子看作历史的主角,包括大历史——战争史的主角。
 
    梅:薛宝琴的《怀古十绝》中有一首写王昭君的诗,居然把汉元帝讽刺成无用的“樗栎”,真是一绝,大胆地批评了当时把女性作为政治工具的“汉家制度”,实在令人称快。《怀古十绝》的最后两首诗,更是重新界定男性规定的关于“历史”的定义,吟唱了不属于正统文化历史中的《西厢记》和《牡丹亭》。这是典型的女性历史视角,用边缘人的眼光看所谓主流文化。宝琴诗发表后众女子的一段讨论,也非常有意思:
 
    众人看了,都称奇道妙。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李纨又道:“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单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生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    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来有些名望的人,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宝钗听说,方罢了。
 
    这段讨论实际上质疑了“正史”的真实性。即使连关公这样能够入正史的人物,后来也多出了这么些的坟,也一样无法考查。曹雪芹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历史,完全跨越了历史和文学、正史和民间记忆的严格壁垒。
 
    复:这段讨论,可看到黛玉的思想比宝钗更加“开放”,也符合禅的不执于一念、不执于一说的精神。禅破一切执,包括对关羽评价的文字之执。她不执“因”,也不执“果”,支持宝琴用自己的心灵把握历史。整部《红楼梦》都在破妄破执,以求精神上的解脱,这段讨论也是此一核心精神的一种表现。刚才我提到《红楼梦》改变官方大历史的“国家眼光”,把女子提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这一点以后你可以留心一下。
 
    (三)历史的质在女子身上
 
    梅:讴歌林四娘这一情节,我也注意到,但还是解不开一些困惑。贾政、贾宝玉的理念处处冲突,可是,对待林四娘却一致,贾政本是贾府中的儒家代表,骨子里也是女子“最难养也”,可是,他却让自己的子弟写赞美林四娘的诗,很不寻常。
 
    复:宝玉赞美诗的第一句话是“恒王好武兼好色”,这个恒王本是明代的衡王朱佑楎,于弘治十二年镇守青州,而林四娘,据清代陈维崧《妇人集》、王士祯《池北偶谈》和蒲松龄《聊斋志异》记载,她本是明代青州衡王府宫人。贾政在命题作诗之前介绍说:“当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镇青州。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余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每公余辄开宴连日,令众美女习战斗攻拔之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艺更精,皆呼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又呼为‘姽婳’将军。”政在讲述林四娘的故事里作了“历史掉包”,把恒王、林四娘置放到汉末“黄巾”、“赤眉”起义的年代,以遮耳目。其实,林四娘恰恰是明末青州的抗清英雄。贾政突然与幕友清客缅怀这段历史,也许是曹雪芹内心深处汉族文化良心的一次跃动,其深层内涵尤其是深层政治内涵不是我们一时可说清的。但从女性批评视角上说,历史上此次青州战争,是一场以女子为先锋为中心的战争。“纷纷将士只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在男性队伍狼狈逃窜、江山蒙难之时,女将军突起,“不期忠义明闺阁,愤起恒王得意人……恒王得意数谁行,姽婳将军林四娘,号令秦姬驱赵女,艳李秾桃临战场。”这些女子不像男性将士只知保身,而是奋不顾身,不怕粉身碎骨,“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实可伤。魂依城廓家乡近,马践胭脂骨髓香”。她们最后全都战死沙场,义无反顾。战报传到天子皇帝那里时,只剩下一个大问题:
 
    何事文武立朝纲,
    不及闺中林四娘。
 
    满朝文臣武将,一律男性,但是所有这些所谓“国家栋梁”,在危难面前,全都束手无策,反而是一个女子,肩扛社稷安危的重担,毅然献身救国。《红楼梦》这一节真正在写历史,写一段战争史,流血史,这种历史场合向来没有女性的位置,但曹雪芹偏偏设置这样一个场合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女子不但不缺席,而且表现出一种压倒所有男子的英雄气概。这是女子从历史边缘走向历史中心的一个大情节。第七十八回,上半节写宝玉讴歌林四娘,下半节写宝玉祭颂晴雯,异曲同工,晴雯也是别一意义的巾帼英雄,也有一种男子所没有的气概。
 
    梅:林四娘与晴雯的共同点是不怕死,尤三姐、鸳鸯也是不畏死。没有对死的恐怖,没有对功名、财富、权力的迷恋与牵挂,就会有勇敢。满朝百宫不及林四娘的背后是不及林四娘的心灵状态。林四娘能放下功名之思,也就会放下胆怯。
 
    复:不错,林四娘的杰出之处,不是她的力量,而是她的精神。她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她战死了,“柳折花残”了,但她为人间留下一种精神,一种男子所没有的精神,满朝文臣武将所没有的精神。曹雪芹很了不起,他写这段历史,不是讴歌力量,而是讴歌精神,他礼赞的不是历史的“量”,而是历史的“质”,世界的“质”,这种质是真价值、大价值,但这种质并不在力量之中,而在精神之中。在力量的竞争中,胜利者并不一定代表历史之质,当然,失败者也不一定代表质,那些溃逃的纷纷将士能有什么质?但林四娘和她率领下的女性队伍,她们的不怕“血淋白骨”、“马践胭脂”的精神,却是一种永恒的美,永恒的价值。不管是林黛玉的《五美吟》,还是贾宝玉这首歌颂林四娘的“姽婳词”,都是在赞美女性于历史活动中表现出一种男子所没有的生命“质”与历史“质”。因此,她们的牺牲死亡,她们所代表的“质”的毁灭,带有更深的悲剧性。相对于林黛玉和贾宝玉,薛宝琴的《怀古十绝》就差一些,她的诗尚未写出女性的质来。
 
    梅:整部《红楼梦》很伟大的地方,正是写出中国女性——特别是少年女性——无与伦比的生命之质。她们的生命之质,又是历史之质、宇宙之质。代表世界之质的是少女,是女性净水世界,而非男性浊泥世界。进士、探花、榜眼、状元以及功名、皇冠、爵位、门第等都不代表世界的质,唯有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人的品格、人的才华能代表世界的质。质不在“物质”中,不在色中,质在精神中,生命中,灵魂中,这是曹雪芹的基本价值观,我觉得这是最正确、最伟大、最永恒的价值理念。刚才你对林四娘的价值阐释,给我很大启发。真的,胜负判断、成败判断并不等于价值判断。从力量上说,女子是弱者,但从精神上、性情上,女子则往往是强者。像晴雯这样的小丫环,社会地位最低,最没有力量,但她却代表天地人间中最高的质,所以宝玉在《芙蓉女儿诔》中说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色”。质、性、神、貌都是质,世界、宇宙的质不在金玉、冰雪、星日、花月之中,而在人的生命精神品性之中。读《红楼梦》,真该读出这种“质”来。
 
    复:青春少女,勇敢少女,正是历史之质的代表。这便是曹雪芹的历史观。曹雪芹确实了不起。他通过小说确立了一种伟大的价值观。在功利的世界里,总是权力、财富的力量压倒精神的力量。人们只有权力崇拜、金钱崇拜、物质崇拜、力量崇拜。像晴雯所呈现的“质”,总是不被世界所承认,正如基督开始时不被世界所承认,苏格拉底不被雅典公民所承认。由于认识不了历史真正的“质”,所以社会便被暴力、权力与财富所支配,而真正的世界之质反而成为世界的罪人,或被毒死,或被送上十字架,或被当作狐狸精被逐出家园。功利的世界,金钱、暴力统治一切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变质的世界,价值颠倒的世界,更向荒唐演大荒的世界,但是,人们习以为常,普遍认可。在两百年前曹雪芹就对这种价值颠倒和世界变质具有最清醒的意识。《红楼梦》的巨大悲剧意义,正是林黛玉、晴雯这种最高生命品质毁灭所蕴含的意义。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