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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文存
富贵闲人解读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富贵闲人解读
      
(贾宝玉、贾母等)
 
    “富贵闲人”这一概念出自《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此回文本描写探春发起建立诗社,立即得到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惜春、李纨的响应。结社时,黛玉、李纨建议大家起个别号,相当于当代人所说的“笔名”。商议之后,确定探春为“蕉下客”,黛玉为“潇湘妃子”、宝钗为“蘅芜君”。宝玉迫不及待地要“诗翁”们帮他起号,于是,便讨论出一个“富贵闲人”:
 
    ……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宝钗笑道:“你的号早已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的很。”李纨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好。”宝玉笑道:“小时候干的营生,还提他作什么。”探春说:“你的号多的很,又起什么。我们爱叫什么,你答应着就是了。” 宝钗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叫去罢。”
 
在这之前,曹雪芹在叙述中早就把贾宝玉界定为“第一闲人”了。那是贾元春省亲回宫之后对贾府状况的一段描写:
 
    且说荣宁二府中因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静,独他是不摆脱得的;二是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挣扎着与无事的人一样。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第十九回)
 
    曹雪芹把王熙凤界定为第一忙人,宝玉则是第一闲人。前者为“事多任重”的富贵大忙人,后者为“最闲暇”的富贵大闲人。关于“富贵闲人”的这段故事与这一别号,我在《红楼悟语一百则》的第四则曾作这样的初步解读:
 
    中国门第贵族传统早就瓦解,满清王朝的部落贵族统治,另当别论。虽然贵族传统消失,但“富贵”二字还是分开,富与贵的概念内涵仍有很大区别。《孔雀东南飞》男主角焦仲卿的妻子兰芝,出身于富人之家但不是贵族之家,所以焦母总是看不上,最后还逼迫儿子把她离弃。《红楼梦》中的傅试,因受贾政提携,本来已发财而进入富人之列,但还缺一个“贵”字,所以    便有推妹妹攀登贵族府第的企图,三十五回写道:“那傅试原是暴发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不肯轻意许人,所以耽误到如今。且今傅秋芳年已二十三岁,尚未许人。无奈那豪门贵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浅薄,不肯求配。那傅试与贾家亲密,也自有一番心事。”
 
第三十五回的此段叙述,使用“暴发”一词,把暴发户与贵族分开。暴发户突然发财,虽富不贵,还需往“贵”门攀援,然后三代换血,才能成其贵族,可见要做“富”与“贵”兼备的“富贵人”并不容易。贾宝玉的特异之处,是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不把财富、贵爵、权势看在眼里,天生从内心蔑视这一夺目耀眼的色相。他也知富知贵,但求的是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高贵。海棠诗社草创时,姐妹们为他起别号,最后选用宝钗起的“富贵闲人”,宝玉也乐于接受。他的特征,确实是“富”与“贵”二字之外,还兼有“闲”字。此一“闲散”态度便是放得下的态度,即去富贵相而得大自在的态度。可惜常人一旦富贵,便更忙碌,甚至忙于骄奢淫逸,成了欲望燃烧的富贵大忙人。宝钗说宝玉是“富贵”与“闲散”二者兼有,实际上富、贵、闲、散四者兼有。“富贵闲人”这一别号覆盖四者的内涵,寓意甚深,属于“大俗即雅”的名号。
    我在“悟语”中以《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兰芝被逐为例,说明富与贵的区别,这并非我的首解。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在他的专著《魏晋思想论》中就说:
 
    兰芝的被遣,不是因她本身少德的缺陷,实因她门第卑贱的原因。魏晋时代,是阶级制度最严,门第观念最发达的时候。富贵二宇,在魏晋人的眼里,分辨得很清楚。贵人可以富,但富人不一定可以贵。因此有许多富豪,情愿赔本去弄官做,好夸耀乡里,以与贵人交接来往为无上的光荣。这种故事,在当日的史书里,我们是时常看见的。看兰芝出嫁的时候,带去了那么多的嫁妆,她家里恐怕是一个富户或是商家,但门第一定很微贱,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由兰芝的哥哥那么想同官家攀的一点看来,这种推想似乎很靠得住。焦家却不同,门第很高,年轻的儿子已在衙门内做官,前途是无限的。所以他的母亲不满意这种婚姻,非叫儿子媳妇离婚不可。她这种观念,在她劝慰她儿子的那几句话里,表现得很明显。“汝是大家子,仕官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廓,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所谓“台阁”所谓“贵贱情何薄”等等,便是悲剧的基础。(《魏晋思想论》第五章,引自《魏晋思想·甲编三种》第159—160页  台北里仁书局,1995年版)
 
    刘大杰先生说,富贵二字,在魏晋人的眼里,分辨得很清楚。因为在魏晋之前,中国就经历过漫长的贵族时代,那是周朝的氏族贵族统治时代。《诗经》中的许多诗,都是贵族交往的唱和之诗。秦汉统一中国后,打击贵族诸侯,以文官代表皇帝到各地取代诸侯统治,贵族制度开始瓦解。可是到了晋代,却又有门阀贵族兴起,于是,“富贵”之分仍然界限森严。隋、唐、宋、明由于恢复中央集权和推行科举,贵族统治也随之崩溃。虽无贵族制度,但仍有豪门与寒门之别、权贵与庶民之分,因此富与贵的区别仍然未从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满清王朝建立之后,部落贵族统治中国,富、贵界限自然更加分明。所以在《红楼梦》里便出现与贵族一词对应的“暴发”概念,也就是当代人所说的“暴发户”。所谓暴发户便是突然崛起的富人、富豪,出身低贱而拥有巨大财富,只沾上富贵二字中的一个字。鲁迅先生《文坛三户》一文描绘暴发户、破落户和“暴发又破落”三户,破落户系贵族破落变成空有门第品牌的穷光蛋,有贵字没有富字,和暴发户一样,两字未能兼有。贾宝玉出身的贾家,不仅钱财无数,而且有世袭爵位,又出了个当朝王妃,是典型的大富大贵的权贵豪门之家,而他又是家族宠孙,更是个显赫的富贵人。然而,贾宝玉最幸运之处,还不在于富贵,而在于兼得闲散。正如宝钗所言,天下难得富贵,又难得闲散,二者难以兼有,而宝玉却兼而得之。不过,贾府里的富贵闲人,虽以宝玉最为典型,但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实际上,连想出这个概念的薛宝钗,以及她的诗社伙伴林黛玉、探春、李纨、迎春、惜春以及后来加入的史湘云等都属富贵闲人。因为有闲,才可能作诗。像王熙凤太忙,就当不了诗人。她的一生只作了“一夜北风紧”一句,没有下文。她生病时,探春、宝钗、李纨忙了一阵,其他时间里,她们也是闲着。至于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及宝玉的母亲王夫人等,下边都有一干子丫鬟侍候着,自己其实也只是个闲人。而位于贾府宝塔顶上的权威、爱说爱笑爱看戏的贾母,更是大富大贵大闲之人。她和她宠爱的孙子贾宝玉这一老一少,正是贾府富贵闲人群中居于宝塔尖顶的两位代表。虽说都是富贵闲人,但富贵与闲散的内涵却大不相同,对待富贵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即使是贾母史太君与贾宝玉之间,闲散的哲学意蕴也有很大的差别。概括地说,贾母是世俗意义上最高级的富贵闲人,贾宝玉则是从世俗阶梯迈向精神阶梯的哲学意义上的最高级的富贵闲人。说到底,贾母还属世俗贵族,贾宝玉才算精神贵族。
    先说贾母,这位“史太君”的富、贵、闲都抵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她的富与贵不是踏上贾府之门才有的,其出身本来就是“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属显赫豪门。“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婆家与夫家皆是名宦大族,关于她的富贵,无须多言。她的聪明才智主要是善于享受一个“闲”字,或者说善于利用富贵条件享福。所以小说文本特送她一个“享福人”的无冕尊号,第二十九回的回目为“享福人福深还祷福”,指涉的正是贾母。意思是说,这个贵族老太太本已生活在幸福之中了,但还要延伸扩展幸福,在端午节时亲自率领贾珍、王夫人、王熙凤等老爷太太和大群公子小姐到清虚观去打醮求福。
    富、贵、闲都有了,够福气了,还求什么福中福?贾母聪明至极,还想到一个寿字。没有长寿,富贵岂不“浪费”,她想得有理。到清虚观烧香拜佛,就求一个寿字。张道士给她祝福,也是永远健康、万寿无疆一类的变种语言。大富贵闲人,不仅懂得享受生活的,质,还懂得享受生命的量,虽不敢妄想无疆万寿,但求个有疆百岁也好。关于这一点,傻头傻脑的贾宝玉就大不如老祖母聪明。他竟然动不动就说要化作一缕烟一堆灰,要和“女儿”们一起去死,只观青春相,不认“寿者相”,生在福中不知福,更不求福。
    贾母这个闲人虽然世俗化一些,可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她的“闲”也自有一番俗人没有的学问。中国有个成语,叫做“闲情逸致”。贾母的厉害,就是闲情中有逸致,即有脱俗的趣味与情思。也就是说,作为闲人,却又带有逸人的某些特色。凡逸人都得讲究一点逸趣、逸韵、逸操。
    首先是逸趣。光是被孝子贤孙儿媳丫鬟们包围奉承着,虽有虚荣却未必有趣。要有趣,就要有人帮她逗乐凑趣,或者说,虽有闲,还得有人帮闲。贾母深懂人生三昧,所以她看中了凤丫头、凤辣子、孙媳妇王熙凤。这个王熙凤不仅是帮忙的雄才(如协理宁国府),而且真是个帮闲的奇才,她那一副伶牙俐齿可谓天下无双,既可把活人骂成死人(如尤二姐),也可把死人说成活人,更何况哄一个老太太。王熙凤的帮闲技巧之高在于她能逗得贾母开怀大笑,捧得贾母前倾后仰,拍马屁拍到她老人家的心坎里,却不露一点吹捧的痕迹。王熙凤在铁槛寺里是个“奸雄”,在协理宁国府时是个“能臣”,在贾母面前,则是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其有声有色而又有心有机的表演,真给贾母在闲情中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然而,王熙凤的逗趣,虽未流入恶俗,却也称不上是种逸趣、雅趣。贾母的高明是既能雅俗共赏又能雅俗分赏。
    贾母享福生活中有一重要内容是看戏,其逸情、逸韵就在艺术欣赏中。贾母不仅喜欢观赏,而且有鉴赏能力。她“破陈腐旧套”,嘲讽“才子佳人”千篇一律的创作模式,是《红楼梦》的重要思想,也是她丰富内心的一种呈现(参见第五十四回)。《红楼梦》评论者往往只注意贾母的孙女史湘云的名士风度,忘记贾母骨子里也有名士文化。她不拘一格,最讨厌传统老套,且有艺术眼光,有独到的思想见解,有丰富的内在情韵,这就把老年人的享福推向深层,与只知喝人参汤和听歌看戏之后昏昏然的老头老太太大不相同。
    除了逸趣、逸韵之外,还有一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逸操”。这就是高尚慈悲的情操与品格,许多只知享受生活的人会忘记中国一条极为重要的思想,即“富贵不能淫”。《红楼梦》所嘲讽的“滥情人”如贾琏、薛蟠等,并没有真幸福。贾宝玉则与滥情无关,他守持逸操,止于“意淫”,富贵之中既不媚俗,又看清荣华富贵并非人生的根本。贾母虽然不如宝玉,但可贵的是她也富有同情心与慈悲胸怀,她亲热地和刘姥姥这个庄稼人交谈说笑,刘姥姥称她为“老寿星”,她称刘姥姥是“老亲家”,不像妙玉那样嫌刘姥姥“脏”。她到清虚观时,王熙凤凶狠地打那因慌张撞到她的小道士,“照脸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小道士往外跑时,众婆娘媳妇都喊着追打,唯有贾母立即制止,并说:“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还命贾珍给他些钱与果子,抚慰他。此一细节,可见贾母没有王熙凤等人的“我相”、权贵相、霸相,别有一种情操。王熙凤那么聪明能干,最后当不了享福人,究其根本原因,就缺了贾母这种情怀情操。一个还有等级挂碍、尊阜挂碍、输赢成败挂碍的人怎么可能有真幸福呢?一个被小孩子无意碰了一下就大发雷霆的人怎能有尊贵、有情韵、有容纳观赏天地万物的幸运呢?贾母见到王熙凤打小道士,连说“可怜见”,一派悲悯之心。她的这种同情,这种悲悯,也是一种幸福,爱别人比让别人爱更幸福。王熙凤们不懂得这一道理。
     宝玉的奇异之处,也是可爱之处,是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不把财富、贵爵、权势看在眼里。虽有天生的玉质,却没有富人相与贵族相,更不争那些功名利禄,因此赢得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心闲,即内心赢得大自由、大自在。贾宝玉在潜意识层里明白,到地球上来走一回,是来过他想过的生活、诗意状态的生活,因此,他天生就拒绝被物所役。既不被功名、财富所役,也不被皇统、道统、八股文章和各种概念所役。闲,对于他来说,就是逃避身外人物和身外理念的奴役。不过,他在闲中也有忙,这种忙,是“无事忙”,是享受生活的忙。他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刻与姊妹、朋友相逢相处的时光,他说他爱说的话,写他爱写的诗文,不说他不情愿说的话。他宽待各种人,心里没有仇恨与积怨,脑子里没有算计与机谋,他与林黛玉吵吵闹闹,也属“不是冤家不聚头”(第二十九回),有对立才有密切,吵闹也是相恋的一种形式。他一再宣称自己是个“俗人”,他的“俗”正是能够打破一切尊卑等级界限,与被蔑视的“下等人”没有分别。
宝玉的闲人状态,用宝钗的话说,是闲散状态。从表面上看,像是“散仙”,旷达不羁,自由自在,白居易晚年便是这种状态,他的诗云:“久将时背成遗老,多被人呼作散仙。”(《雪夜小饮赠梦得》) 清代黄遵宪也有这种向往,所以才有“登楼北望方多事,未许偷闲作散仙”的吟叹。宝玉表面上是散仙状态,骨子里却是持守生命的本真状态,即不把富贵当作人生目的,不把自己羁绊于世俗角色的种种目标。贾宝玉通过闲散把自己和众人、常人区别开来了。众人殚思竭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汲汲于功名、权力、财富,追求“金满箱、银满箱”和“衣锦还乡”,锱铢必较,机关算尽,一生忙得很,累得很,而宝玉则完全拒绝这种人生状态,他放下世俗负累,让存在的意义在闲散中充分展开。老子在《道德经》中曾描述一种人,这也许就是真人、至人: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末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末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二十章)
 
这段话如果作为贾宝玉的独白,倒挺合适。贾母虽然不简单,但她的享福,说到底还是“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太为自己的富贵而心满意足,而宝玉在富贵面前却是一片孤独,“若无所归”。他这个富贵闲人,是一个在现实功名关系网络中找不到归属的人,一个心灵游走于物之初、身心归属于自然整体和宇宙整体的人。他的富贵是一种巨大的拥有,他的闲散是自然生命的充分敞开。
    贾宝玉这种闲人,见证了宋代之后禅师们的一种人生姿态,即充当了无一事的“闲道人”的姿态。关于这一点,南怀瑾先生讲得十分清楚。他在《禅宗概要》一文中说:
 
    ……唐、宋以后的禅师们,也有采用呵佛骂祖的教授方法,用来破除固执盲目信仰的宗教性,高唱佛是“干屎橛”等名言,但他仍然标榜以达到不是成佛,只是完成一个“超格凡夫”,或“了无一事的闲道人”等为目的。其实,这些作用,都是为了变更经常含有过分宗教色彩如佛菩萨等的佛号,而代之以最通俗明白的观念而已,所谓“超格”,所谓“闲人”,并非等闲易学的事,试想:既然身为一个凡夫,却要在凡夫群中,超越到没有常格可比;既然是一个人生,却要“无心于事,  无事于心”,做到“空诸所有”,不是“实诸所无”的悠闲自在,那岂是随随便便就能一蹴而就的吗?倘使真能到达如此地步,纵使不称他为佛,而叫他任何其他虚名,在他自然都无所谓了,犹如庄子所说或牛或马,一任人呼,又有何不可呢?我们若了解禅宗的中心与目的以后,就可明白唐、宋以来禅宗宗师们所标示的了生死、求解脱,是如何一回事了!(南怀瑾《禅与道概论》第62—63页,台北考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
 
    贾母和贾宝玉都是富贵闲人、享福人,如果必须作一判断——两者谁拥有更高的幸福?谁更富贵?那么,我们将会回答:年幼者更高贵。年迈者虽然也有精神文化生活,但真正生活在精神深层、人性深层、文化深层的人是年幼者。与其说贾宝玉是个富贵人,不如说他是一个高贵人,一个在内心放下物质幻象而守持生命本真本然的富贵人。写到这里,不妨引述一下马尔库塞的一段话:
 
    文化的含义与其说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如说是一个富贵的世界。这个富贵世界的出现,并不需要推翻物质生活秩序,只要借助个体灵魂的活动就行了。人性因为一种内在的状态,自由、善行和美,皆成为精神的性质:即对所有人类创造物的理解,对任何时代之伟大成就的知识,对任何艰难和崇高之物的领悟,对使所有这些东西在其中皆成为实然之物的历史的尊重。这种内在状态,必定成为不会与既定秩序发生冲突的行为的源泉。于是,文化就不属于那个把人性的真理理解为战斗呐喊的人,而是属于那个在他身上文化已成为恰如其分的行为举止的人。……文化的王国在根本上是灵魂的王国。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文库第十种,1989年版)
 
    贾宝玉所以比贾母幸福,是因为他属于马尔库塞所说的“内在状态”闲散,即放得下的人,正因为这种状态,所以他不是反抗现存秩序的高声呐喊的战士,而是借助个人灵魂去把人性转化为自由、善行和美的人。这种人是富贵闲人,更是高贵闲人;是世俗贵族,更是精神贵族。唯有这种人,才没有任何物役的痕迹,才没有任何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
 
选自《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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