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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十八题》
人生分野与三项自由作者:刘再复 许戈辉 阅读次数:
 

人生分野与三项自由

——答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主持人许戈辉问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2004年春,旅美学者刘再复先生结束了深圳的演讲返回香港。此时,他正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客座教授。

许戈辉(下称许):再复先生,您是离开祖国十五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大陆做公开演讲。我想知道您踏上深圳那块土地的时候,当时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刘再复(下称刘):是,我这是十五年来第一次参加在我们祖国土地上召开的会议。算是正式的一个会议。这之前其实我也应朋友邀请到中山大学做过演讲,但这次性质完全不同,所以我感到这是祖国山川对我的一种呼唤,祖国还在爱着我。

许:这是您离开中国这么多年在海外的一个愿望,是吧。您的一个梦想,就是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来和大家交流?

刘:其实人最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虽然旅居海外,但是心系祖国,这种情怀是跑不掉的。除了情感,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还想看看中国到底有什么变化。

许:对呀,那我就想知道您看到的变化都有哪些?其中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我好像是见到另一个中国,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中国,现在回来好像见到另一个中国。我确信,现在中国是鸦片战争以后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两个梦,一个是富强梦,一个是自由梦。我认为富强梦基本上是实现了,而且还在进一步实现。那么自由梦呢,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知识分子,自由度还是有的,当然像我这样的一些思想比较活泼,带有点“异端性”的知识分子,要充分地表述,可能还得有些时间。

许:您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听说你那时候家境相对来讲比较苦。

刘:很苦。也因为吃过苦,所以到美国从来也不觉得苦。

许:苦成什么样?怎么个苦法?

刘:我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留下我们三兄弟,最小的弟弟才两个月,我的母亲守寡抚养三个孩子,没有办法供我上学。我们家乡的小学规定,读第一名可以免费,所以我一定要读第一名。

许:那是您发奋用功的一个直接的动力?

刘:对。读第二名都不行,有次期中考得第二名我就哭了,我一定要期末得第一名,否则下个学期没法读了。读初中的时候,每个礼拜回来带一罐咸萝卜,一个礼拜一罐,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就为了这罐咸菜。读大学的时候又碰到困难时期,大饥饿时期,饿得全身浮肿,医生给我按手按腿肉都弹不上来。我的青少年时代,最深刻的体验是饥饿的体验。这是体验,不是心验,但是体验会影响心验,所谓刻骨铭心,刻骨是体验,铭心是心验。被饥饿折磨过,这样很好。我常常说我小时候喝过这种苦水,以后什么苦都不怕,《红灯记》那句话倒蛮好的,说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可以对付过去,小时候的饥饿体验对我很有帮助。

许:我觉得童年时代的体验,有很多东西会在自己成年以后、很多年以后还会出现在梦境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刘:童年重现在梦中,不只一次。我常常跟一些朋友讲,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良心是对上帝的记忆,我说我的良心是对童年的记忆,记忆里包含着很多良知内涵,父老乡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自己的母亲那么艰难,那么困苦。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想到故乡和祖国,我的情感单纯到只剩下一个“恋母情结”,像哈姆雷特那样,因为害怕伤及自己的母亲,总是犹豫彷徨——两个自我关于故乡的对话。刻骨铭心的饥饿,成就了少年刘再复的勤奋与好学。从小学,一路拿奖学金读到大学,毕业时正逢中国社会科学院选拔人才。厦门大学当年的毕业生中只有三名学生被选中,刘再复就是其中之一。

许:所以您一路走来,应该是很幸运的。

刘:很顺,很幸运。

许:那,您对新中国应该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吗?

刘:是这样,我是共和国培养长大起来的,当然是充满感激之情。所以我的青少年时代充满梦幻,热爱生活,热爱新中国红旗下的生活,别人的红领巾戴到十五岁,我戴到十八岁。为什么呢?因为我十五岁进高中的时候当了少先队辅导员,辅导初中那些更小的少先队员。辅导员必须戴红领巾,就戴到十八岁。即使肚子饿得要命,也要告诉同学,不能叫饿,不能叫苦,那时我的心态非常好。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巨大的转变。

许:您进了社科院没有多长时间,“文革”就开始了。我看到过您写的一篇非常短的散文,叫《灵魂的复活》。您说,“就在那十年里,我的灵魂在坟墓里被埋葬过”。

刘:是,我到社会科学院后不久,就到山东劳动锻炼一年,然后到江西“四清”一年,“四清”还没有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让我们回北京,回来的第二天,社会科学院就把党委揪出来斗争,我整个呆住了。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眼睛发呆,我那时候第一次发呆了。我完全不能理解,后来我到东单的报栏里看到六十一个叛徒那张相片,一个个用绳子捆在脖子上,我放声大哭,这六十一个老革命正是自己崇拜的英雄。我那么努力读书,努力奋斗,正是效仿这些老革命家,他们给我展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可是他们突然都成了囚犯。我受不了。

许:梦想和信仰突然间全部崩溃了。

刘:崩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丧魂失魄了。我不能理解,但是又要参加。结果整个人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可终日,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做人。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仿佛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丢失了十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人造的赤热的太阳。尽管我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它的光环中,可是,留下的却全是黑暗的记忆——《山海经》的领悟“文革”开始的时候,刘再复在社科院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展开。一直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一夜之间乾坤颠倒。数年后反思“文革”,刘再复曾说,牛棚对自己的教育胜过十所大学。

许: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说牛棚胜过十所大学?

刘:我所说的这个牛棚,一个是狭义上的牛棚,就是每一个单位它都有一间房子,把一些所谓“黑帮”送去改造,写检查,写交代材料,这是个狭义的小牛棚。还有一个广义的牛棚,就是当时整个中国都变成牛棚了,人间这两个字异化成牛棚。

许:您自己蹲牛棚蹲了多久?

刘:我自己并没有蹲过牛棚。

许:自己没有蹲过?

刘:对。但是我生活在这个广义的牛棚里面,到处都让我感受到黑暗,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老先生和年轻学者,有一些自杀了。院外也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讯息,大牛棚的讯息,像我的老师,不用说别的,光说老师,很多老师死亡,所以我说,老师给我知识的教育,后来又给我死亡的教育,死亡的教育比知识的教育还要深刻。教育我,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不像书本知识这么简单,危难之中我要替老师说一句话那么难,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人的价值,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在巴金老人百年诞辰的纪念日,刘再复写了一篇散文,名曰《巴金的意义》,对巴老的“忏悔意识”毫不吝惜地顶礼膜拜。“文革”结束三十年后,对那段天昏地暗的日子的记忆,对良心的记忆,至今仍让刘再复不能放弃忏悔。

许:那您现场去参加过任何一个批斗吗?批斗自己的老同事,或者老领导,您自己参加过吗?

刘:我也参加过。比如运动一开始刚从江西回来,那时候我所在单位叫新建设编辑部,当时编辑部那个党支部是很“左”的,他们因为我是学文学的,就让我去参加文学研究所的一个批判何其芳的大会,而且要准备一个发言,批判何其芳的人性论,我到那边就去念写好的稿子。很幼稚,居然带着激情去批判何其芳。

许:那我插问一句,就是在那个时候,批判的时候,您是认同他的观点,还是说您根本从心理上,从心里边反对他的观点?那个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

刘:那个时候完全是随波逐流的。

许:是只好随波逐流地批判?

刘:完全是随波逐流的。

许:之前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刘:我内心很认同人性论,可是那个时候必须去表现革命的姿态,那种激进的姿态,这样才安全嘛,才能保护自己。后来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很丑陋,当时为什么那么幼稚、那么丑陋,怎么会批判自己很热爱的一个诗人?!我为什么喜欢巴老的“忏悔录”——他的《随想录》、《真话集》,就是告诉我们批判过任何一个人,一定要认这个账,别人原谅我们,我们自己却不能原谅自己。我觉得自己一直很天真,很天真,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一点世故,什么叫世故呢?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呢,要看利益,看关系,不得不说很多违心的话。“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就说,不要光谴责时代,不要光审判别人,我们也要审判自己,所以我提出忏悔意识。忏悔意识的意思就是确认自己也有一份责任,确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犯罪,当然这不是法律上的罪,是良知上的罪,过去说红卫兵受蒙蔽无罪,我不这么看,受蒙蔽,当然法律上不要再追究这个罪,但是在良心上应该感到我有罪,红卫兵打人、骂人,在良心上要去认这个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越过炼丹炉一样,整个思想变化非常大。本来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就野蛮到使我这种乖孩子觉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第一,一定要说真话;第二,一定要维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我没有敌人,也没有阵地,决不卷入任何战场。那些把我当做敌人的人,是他们的需要,我不会迎合他们的需要而陷入争斗的泥潭。1996年,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两位思想者的对话,又一次引发了大讨论。讨论的一方是国内的革命激进论者,另一方是海外的民主激进论者。有人讽刺说“告别革命”的主张两边不讨好,而刘再复从来不会、也不曾想去讨好。

刘: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大时代的基调要变,过去我们大时代的基调是独断的、命令的、一个吃掉一个的,也就是你死我活,那时调子很高,很激进。我认为我们现在时代的基调应该是另外一种基调,这种基调是双向度的,是平等的、对话的、谈判的、妥协的、互相尊重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时代变了,过去是革命的时代,你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温良恭俭让,这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是建设时代,建设时代请客吃饭,温良恭俭让,这是绝对必要的。时代是大舞台,历史的平台变了,已经从战场转向饭桌,转向谈判桌,思维方式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我们确认这个基调,我相信我们 21世纪会很安详,还会有更大的成就,更大的繁荣。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四十八岁的时候,刘再复开始在美国重新学习生活,新中国的红旗、“文革”大字报,还有改革开放初期自由、萌动的精神家园,全部被留在大洋彼岸。就像一粒石子,刘再复被弹出了寻常生活的轨道。

许:1989 3月份,您被邀请到美国讲学,那是第一次去美国?

刘:对。

许:紧接着事隔几个月,就第二次去到美国,虽然间隔这么近,但是我相信这两次是截然不同的。

刘:截然不同。第二次就像割断母亲的脐带一样,你看孩子从母体割断脐带以后,大哭,第二人生很像第一人生,跟祖国相连的脐带一割断,很痛苦,大哭了几场。

许:是真的哭了,落泪?

刘:真的大哭,我那时候面临着一个无边的时间的深渊,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而且我本来是一个土地的崇拜者,恋母情结很重,以前出国几次,到日本,到瑞典,都恨不得赶紧回国,很想故园故土。

许:我看过您写的《榕树,生命进行曲》、《慈母颂》,我能够体会到。

刘:是,一下子就好像连根拔了,好像没有根了,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还有窒息感,这种窒息感就像我们掉到海里去不能呼吸一样,窒息感,只有用“窒息”这两个字才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很难过。什么东西都不能救援我,唯有书本是我的救星,只能靠读书。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赴美初期,刘再复身边只有太太的陪伴。即便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朋友经常和他们夫妇围炉畅谈,努力让刘再复摆脱孤独感的纠缠,然而就像身陷泥沼,他越是挣扎,越是在孤独的深渊中陷得深。

许:我想知道那个时代,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惑又是什么?

刘:最大的困惑,应该说就是一下子完全迷失了,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路该怎么走。一下子换了这么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人生,面临着另外一种规范,新的文化规范,新的制度规范,新的社会规范,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很不容易,不会走路,不会说话,面临着非常大的生存挑战。大概有一年,非常痛苦。

许:那给我讲一讲,就是您在那段时间里边,具体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说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给我具体讲一讲当时的生活。

刘:首先是学说话,开始硬着舌头,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硬着舌头来学英文。

许:福建人学英文舌头尤其硬。

刘:是,你看我连国语都讲不好,很多音都发不准,学英文更困难了,而且年纪这么大了,老是记不住。老师讲了,录音了,还是不行,一个单词,要问女儿很多次,她说,这个单词我都教你二十遍了,你还记不得。还有学开车,对别人容易,对我也很不容易,因为我的操作系统特别差。

许:您是那种典型的文科生,对机械是不是特别不通?

刘:是。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个个都学会理发,我就学不会。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在父女二人共同完成的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大女儿剑梅提到:“父亲的漂流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我们这个家因您从公共空间走回私人空间变得更完整了。”而学会享受这种漂流生活,刘再复用了很长的时间。

许:学开车,学语言,这种很艰难的体验,会不会让您的心里边有一种屈辱感?因为原来您在国内时,甚至可以有司机来给您开车,对不对?现在一切要自己来。

刘:开始不习惯,但是屈辱感可能说得重一点,不过确实有反差,心理反差,所以我写过一篇散文叫《逃避自由》,现在美国很多学校把它作为教材。

许:为什么呢?本来您是最向往自由的。

刘:到西方后才觉得,哎呀,这个“自由”多么累,我们原先什么都靠组织,什么都是组织帮解决,出门它帮我找汽车,出国它帮我买机票,特别是我当时是研究所所长,办公室里行政人员多,很方便。到美国来可不行了,什么都要靠自己。这才觉得西方这个大自由社会,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我害怕,我要逃避自由。但是这就逼着我成长了,所以我说是第二人生,自己的生活能力大大增强了。

许:这种心境是什么时候真正地调整过来,有改变的?

刘:有一个过程,开始什么都不习惯,但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应该说,中国文化帮了我很大的忙。比如说中国的禅宗,就帮了我很大的忙。西方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主要是讲救世,可是慧能讲自救。

许:救心。

刘:也可这么说,就是要想到天堂地狱都在我心中,一切取决于自己。心灵状态决定一切,所以我当时想到是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自己过去的一切。不管有多大的成绩,多大的苦难,都要平静对待。苦难也要用平常之心去对待,不要经受了一场苦难,就觉得社会欠了我们的债,要去讨回这个债。不要这么想。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在美国,刘再复一直住在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脚下。在大山的拥抱中,他慢慢找到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安静的书桌。十六年来写成九集《漂流手记》。被去国之痛缠绕的心灵,也终于与期待已久的自由相逢。白雪皑皑的落基山,似乎就是刘再复的“世外桃源”。

许:我不知道您那种孤独感、窒息感最终是怎样解脱的?您觉得是逃避,还是觉得是超脱?是怎么样的?

刘:不是逃避,是走进内心的更深处,向内心挺进,这也不是逃避,而是自救,是赢得时间去开掘美好文化,包括我们中国古代文化里面一些精彩的东西。

许:比如说……

刘:比如说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整天读“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现在呢,则是老读“老三经”,天天读,“老三经”就是《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倒真正走进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深处去了。我国古代神话很简单,比如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跟古希腊的神话相比,真的是简单多了。但是它很有力度,很深刻。

许:为什么呢?

刘:你看这个《女娲补天》,天是可以补的吗?不可能的。精卫,一只小鸟,含着青枝填海,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夸父追日,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当做可能的事情去争取,这就是中国最基本的文化精神,最本真、最本然的文化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发现这些以后,好像浑身都是力气。你看这些英雄,女娲、精卫、夸父,都是失败的英雄,但是他们又是建设性的英雄。他们都有孤独感,女娲多孤独啊,精卫多孤独啊,但是他们造福于人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处在孤独的时候,读这种书,真会产生内在的力量。

许:在美国的这么多年,我看到您的文章里,经常会用“漂泊”这个词。

刘:对。

许:“漂泊”透露出的情感,有一些苍凉,有一些无奈。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一直伴随着您?

刘:我觉得自己早已摆脱孤独感与苍凉感。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读书,另外一个是读世界这部大书,这是另外一个途径,可以说是行万里路吧。这就是漂泊,开始比较消极,后来就觉得漂泊是非常必要的。乔伊斯说,漂泊就是我的美学。后来我也觉得,漂泊就是我的美学,是我生命本体所需要的。漂泊使得人生不会变成一个固定点,而变成一个自由点,就是没有终点,没有句号,不断往前走。这一点《红楼梦》对我帮助很大,林黛玉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成了我的座右铭。漂泊就是无立足境,不想立足来占有争夺,不就干净了吗?许:我知道您经常随身带着《红楼梦》。

刘:是,我到哪里去都带着《红楼梦》,有时候人家问说你的祖国、你的故乡在哪里,我说故乡在我的书袋里。有《红楼梦》陪伴,就不会有苍凉感。

许:在美国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您会不会觉得缺少呼应?

刘:你说得很对,在美国要找到知音是很难的,真正大量的知音,都是在我们国内,这也是我愿意回来看看的原因,希望我的书能够让祖国的同胞兄弟看一看,我相信他们能充分理解我所写的一切。

许:我知道您非常推崇令狐冲这个形象。

刘:我认为令狐冲这个角色,很像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处境很像。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侠,武艺高强,我希望能给令狐冲三种权利、三项自由,即批评的权利,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权利,不表态的自由;逍遥的权利,不参与的自由。

许:对,两大教派都想拉他。

刘:两个大教派势不两立。两派都不允许他特立独行,如果不依附,就消灭你。

许:非黑即白,你死我活。

刘:是的,就生活在非黑即白的框架里。缺少一个什么呢,缺少一个让令狐冲生存的第三空间。

许:这就是您提出的第三空间的概念。

刘:对,我要讲第三空间,知识分子生存的第三空间。这一空间应当超越黑与白、正与邪、革命与反动的两极对抗,有这个第三空间,才有良知的自由。可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慢慢丢掉了第三空间,统统是两极对立的。包括鲁迅,尽管我很崇拜鲁迅,连他都不允许第三空间的存在,他批判“第三种人”,批判周作人、林语堂这些人,他们生活在第三空间之中。第三空间其实是两极对垒当中的一个自己的园地,但他们不能存在。可是,第三空间一丧失,自由就跟着丧失。

(凤凰卫视编者旁白)2000年到现在,刘再复一直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客座教授和名誉教授。在祖国文化和自由世界的鹊桥上,刘再复充分享受着香港的生活。

许:第三空间是一个您认为比较理想的境界,是吧?

刘:至少是知识分子心灵可以存放之所,只有生活在第三空间里,才有良知的自由、表述的自由。

许:走了这么多地方,读了这么多书,不管是文学意义上的书也好,还是读世界这本大书也好,您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宿了吗?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流浪体、一个矛盾体,您觉得离开祖国十五年,您失去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

刘:我恐怕永远不会找到最后的归宿,所以我才在散文里不断定义故乡,就是说,是处于不断寻找的过程当中。从世俗的层面上,我好像丢失了很多东西,桂冠、掌声、权力,都丢失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丢失,就是我个人的尊严和骄傲,而且我还赢得很多时间来进行精神价值的创造,所以我现在心情很好。

许:从世俗的这个意义上讲,您希望回国吗?您有计划想要回国吗?

刘:我生于斯,长于斯,当然希望我最后能在祖国的土地上找到归宿。但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漂泊者,我永远都是一个过客,就是到地球上走一遭的过客。到香港来当客座教授,这很合适,是客座,是客人。我以后到大陆去,希望自己也只是个客人,过客的心态有它的长处,你是个客人,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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