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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罪与文学》选读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罪与文学》选读
 
(一)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
 
      忏悔文学与救赎文学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区别。可以说《圣经》是救赎文学,却不能说《圣经》是忏悔文学。但忏悔文学却是《圣经》的基督教意识或者说《圣经》的救赎意识推动下产生的。第一个创造《忏悔录》文体的是公元第四世纪的神父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以这部《忏悔录》为开端,忏悔文学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忏悔文学发展为多种形态,而最基本的是下列四种形态:1、作家直接作为忏悔主体的身世自敍,可称为忏悔文体的自传;2、由作品的虚构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担忏悔主体的小说、诗歌、戏曲等,事实上是作家的灵魂自白,3、具有忏悔主人公但非自传式的忏悔文学;4、非忏悔主题也没有忏悔主人公的作品文本中的忏悔情感与罪责意识。更为宽泛的忏悔作品,还应当包括文学之外的绘画、雕塑等。史宾格(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中说:
 
    西方的形式语言,其实更为丰富——其画像固然属於自然,更且属於历史。自一二六O年起,由荷兰雕刻家们,雕在圣尼丹斯的皇家墓园的任何一块纪念碑,以及由何尔宾、或提善、或蓝布朗、或哥耶(Goya)所画的任何一幅画像,皆可说是一种充满个人特色的“自传”(antobio graphy),至於“自画像”更是可视为一种历史的“忏悔”(confession)。个人的忏悔,并不一定是直认某一行为,而是心灵深处的“最后审判”之前,展呈该一行动的内在历史。整个北欧诗歌,都是一片坦白而不隐讳的忏悔。蓝布朗的画像和贝多芬的音乐,也是如此,他们只是把拉斐尔、加德林,海顿所告诫於牧师的忏悔,置入於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语言之中而已。
 
1、作家直接作为忏悔主体的身世自敍
 
     第一种形态的忏悔文学,事实上就是自传,也可称为自白文学。自传是广义散文的一种,它不是小说。但是,某些忏悔录又带有小说色彩,甚至被视为小说,例如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参见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梁均的中译本)和中国的现代作家郁达夫所作的《沉沦》,既是作家个人真实的经历和心灵的告白,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因此,通常都被视为小说。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最著名的自传体的忏悔录,除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之外,就是产生於十八世纪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所写的《忏悔录》,这是最典型的忏悔文学。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作为忏悔录的草创者,虽然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但更像宗教的教科书。说它是文学,是因为整部自传,笔端全是浓烈的情感,说它是宗教教科书,是因为它在向上帝痛诉自己的心灵历程中,阐明的是宗教教义和上帝对迷途者的感召力量。
    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忏悔录》作为奥古斯丁的代表作之一,表现出下列若干特点:(1)忏悔与讴歌的结合:作者以自己的心路历程证明“主”(上帝)的无限伟大,因此,忏悔过程也是讴歌赞美的过程;(2)把“主”(上帝)作为绝对的、唯一的参照系,忏悔是在这一参照系的照耀下的自白。(3)把主的意志视为忏悔主体自身的意志,所谓忏悔,便是以主的意志克服自身与改变自身。(4)除忏悔之外,作者还表达自已对重大神学问题和哲学问题(如天主、原罪、时间等)的见解。因此整部忏悔录带有更浓的神学的特点,即着重灵魂的判断与结论,不是灵魂冲突的论辩过程和对话性质(后者系文学特点)。《忏悔录》第八卷第十则说:
 
我的天主,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藉口,主张我们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同时并存。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黄、妖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这些人赞成这种罪恶的学说真是败类。……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於我的主、天主时,我本已有此计划,愿的是我,不愿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我并不愿意;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是为了处分我自觉犯下的罪,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
 
     奥古斯丁承认人可能有两种意愿的冲突,但只有一个真理,一个灵魂,一个绝对的良心的权威,这就是天主的灵魂与意志。因此,灵魂是统一的,意志是统一的,离开天主统一的绝对的意志,便是“罪”。他的忏悔,便是离开统一意志的自我审判。奥古斯丁是典型的神学上的忏悔。
卢梭的《忏悔录》问世於奥古斯丁《忏悔录》之后,相距一千四百年。前者产生於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后者产生於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一个在作神性呼吁,一个在作人性呼吁,一个追求宗教目的,一个追求人性解放目的,具有根本性区别。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身世与灵魂的自传。它的伟大之处,是不顾一切世俗的目光,勇敢地撕破一切假面具,把自己的灵魂打开给读者看,把自己的经历(从童年到53岁)和人性世界展示给人间去评说。当世界的知识、概念愈堆愈多,包裹人自身的各种面具、面皮和伪装也愈来愈精致的时候,卢梭却一层一层地撕下一切外部包装,把本真的面目描写出来,把自身的人性黑暗面和种种人性弱点毫无保留地显露给所有的看客。这种写作行为和写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品格,文学最需要的是真诚与真实的品格,对读者具有最高尊重的品格。也就是说,这种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原创的、破天荒的意义,具有打击虚伪和启蒙人类真诚品格的划时代意义。卢梭在写作此书时,也知道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创举。他在《忏悔录》的开篇中这样声明: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棵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於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於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卢梭当时已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思想家与天才,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写作自传的时候,不是把自己描述得如何完美,而是勇敢坦率地揭露自己的缺陷。自传一开始,卢梭就说他虽然从小喜欢读书,把家藏的小说全部读完,但并不斯文,他嘴馋,偷吃过水果,糕饼和各种好吃的东西,还会常常撒谎、恶作剧,有一次,因为讨厌邻居老太太克萝持夫人说话“唠叨”,就想捉弄她一下,竟然在老太太去上教堂祷告之际,在她的饭锅里撒了一泡尿水。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同时爱上两个女子特别是一个年岁比他大一倍的二十二岁的姑娘(华笙小姐),爱得非常痴迷。从里昂回到日内瓦之后,他给这位姑娘写了许多满纸缠绵的信,这位姑娘感动之下来探望他,还送给他水果和手套,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为结婚筹办嫁妆才顺路来找他的;为此,他咒骂这位姑娘是个“变节的女人”,还想用“最恶毒的方法惩罚她”。十六岁的时候,经一个牧师介绍,他依附到华伦夫人的家里,这位美丽而高贵的女子,影响他的一生,一半是他的教母,一半是他的情人,关系十分暧昧。卢梭一生也追求过其他女子,但只有华伦夫人是他感情的真正归宿。卢梭的这部自传包含着他从出生一直到五十三岁的全部生活历程,其身世、思想、情感、灵魂全部溶铸其中。忏悔固然是基督教的精神传统,但是,历来的忏悔活动都是个人在教堂的密室里私自向神父诉说,或者独自向上帝诉说,除了神父和上帝,忏悔者的心事即忏悔内容并没有第三者知晓,也就是说,忏悔带有极大的隐私性质。但是,卢梭的《忏悔录》却把隐私公开化与公众化,他用文学语言这种最公众化也是最恒久的诉说形式把自己的身世与灵魂和盘托出,一切都展示於阳光之下和人类的眼底,这种写作行为本身,便是向虚伪的宣战,体现的正是文学最高的伦理道德责任——真诚与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而《忏悔录》的文本,又揭示一种真理,即“人不完美”、“人性有弱点”的真理。不管一个人获得多高的成就,受到世人何等尊崇,他也一定是不完美和有弱点的。卢梭是一个启蒙家,一个有成就的人,但他坦率地告诉人们:我也是不乾净的,我也常常被欲望所支配而做出各种可笑的丑事。卢梭不顾丢失“体面”的危险,用自己的人生的历程来正视这一真理,恰恰为人类社会确立了一个认识人的前提:人是有弱点的,而且这些弱点的存在是合理的。这样就给人成为人带来可能,也带来宽容。如果相反,确立的是人应当是圣人即人应当完美的前提,便消灭了人成为人的可能性。在文艺复兴时代把人的优点推向极致之后,卢梭的《忏悔录》则反映了启蒙时代对人的更清醒的理性认识。这种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不是束缚人,而是解放人。
    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卢梭的《忏悔录》,可以看到人类在精神上已获得很大的解放。和奥古斯丁相比,卢梭《忏悔录》表现出下列几个不同特点:(1)忏悔时没有神的参照系,上帝权威不在身旁;(2)个人全部身世不是神性的见证,而是人性的见证;(3)忏悔不是裁决,而是展示过程。最后这点,正是忏悔文学的特徵。
     卢梭的《忏悔录》产生於十八世纪。这之后产生的忏悔录,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产生於十九世纪的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忏悔录》(A Confession)。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卢梭的《忏悔录》其共同点,是作家现实主体的身份与忏悔主体的身份重叠,也就是自传。不过,基本上是灵魂的自传。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篇幅并不太长,但其忏悔的深度与力度却是空前的。忏悔录大体上是两个部份:近五十岁之前对自身是一般否定;五十岁之后则是彻底否定。《忏悔录》前半部属於一般否定,但也对自己毫不留情,其率真大大超过卢梭。我们摘录他的部份忏悔内容:
 
(1)青年时代的十年生活史(26岁之前):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於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我这样过了十年。当时我出於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衣,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2)二十六岁於战争结束之后的六年进入作家艺术家圈子:
 
我二十六岁於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孜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另外,由於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於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於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份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於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像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由於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3)出国、结婚、办学、继续创作的十五年: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漫无头绪而疲劳不堪。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於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间,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巳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试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於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於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忏悔录》后半部属於彻底否定:承认自己在临近五十岁之时“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对生命的大怀疑和对人生的大迷惘: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的第十节“忏悔录与宗教狂乱”中,曾把托尔斯泰《忏悔录》中这部份最重要的内容作了概要性传达,而且特别声明转述中保留了托尔斯泰的语气: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面前,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甚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量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於生命底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竞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柜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底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甚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沈醉於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底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底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彷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忏悔录》写於一八七九年,原名“我是谁”,藏了三年之后,於一八八二年修订命名为《忏悔录》。这三年正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激荡的岁月,常被评论家称为“精神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他更关注底层社会,真切地看到俄罗斯大都市贫民的生活惨状。这些惨状异常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良心,甚至把他推入悲痛的绝望之中。“人们不能这样过活!”“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他在给朋友讲述社会底层的凄惨故事时,常常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托尔斯泰号哭着说:“人们不能这样生活”,一面是底层的奴隶生活(他完全无法承受这种生活在他眼前出现);一面则是指他自己的生活,上层的地主生活;他认定底层的悲惨与堕落,他应当负责。他的仁慈之心与奴隶们的身体一样受到无尽的折磨,因此,在叫喊奴隶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在《忏悔录》中也叫喊自己不能这样活下去。在巨大的良心痛苦压力下,他否定自己的过去,“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原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他自责、自审到几乎走向自虐与自践,甚至差些自杀。(“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这些年月,思想上新的裂变的确使他痛苦到几乎发疯,然而,在这种大迷惘的状态中,读者却可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大慈悲心与大同情心,而且还能感受到他极端的情感状态中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我正是制造奴隶惨状的共谋。罗曼罗兰有一段评述托尔斯泰此时心灵状态的文字写得很好。他说:
 
……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也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底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底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底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正是作者意识到自己进入魔鬼特权阶层的共犯结构,参与了制造底层奴隶苦难的罪恶,有意无意地成为“牺牲千万生灵”的共谋。这正是最深刻的忏悔意识。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比,这种忏悔意识更加真诚、更加动人。卢梭的《忏悔录》虽然坦率,但还有一种功利性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给世人看卢梭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要让世人来到他的《忏悔录》宝座之前心有所愧,不敢对他说:“我比这个人好”。而托尔斯泰完全抛掉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他只从内心的最深处听到悲惨的呼唤,这种呼唤唤醒他的良心,把他从迷失於大森林的歧路中拉回到道德审判台上,然后进行不留情的自我审判。他一生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也无须别人说自己好,外在的评判与裁决都是多余的,唯有自己确认自己乃是参与共谋的犯人并衷心地赎罪才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这种最真诚、最探刻的忏悔意识,在他后来所写的忏悔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极为动人。
 
2、由作品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担忏悔主体的灵魂告白
 
    与上述第一类型的直接忏悔的自传不同,忏悔文学的另一种形态是诉诸作品中形象主体而完成的灵魂自白,或者说,是作家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这一形象中介和人格化身表达忏悔意识与忏悔情感。以托尔斯泰为例,他的《忏悔录》是他的灵魂的直接告白,而小说《复活》也是忏悔录,但作者的形象已经隐去,出现在作品中的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换句话说,是作为形象主体的聂赫留道夫取代作为现实主体出托尔斯泰承担忏悔使命,而聂赫留道夫又恰恰是托尔斯泰的人格化身,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复活》视为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但不是直接形式的忏悔录,而是间接形式的忏悔录。与《复活》的形态相似的忏悔文学作品,还有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心》和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等,中国的《红楼梦》也是属於这一形态的伟大忏悔录。这一形态的忏悔录与第一种形态的忏悔相比,其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作家出人格化身和“忏悔代表”,但主人公(形象主体)与作者(现实主体)的身世,尤其是身世的细部与情感的捆部并非完全叠合。这一形态的忏悔录不是散文,而是小说,它带有虚构成份,因此其忏悔形象和忏悔内容更加艺术化与典型化,也带有更高更普遍的文学品格。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他晚年灵魂的象徵。从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托尔斯泰经历了严重的内心冲突之后,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与贵族阶层彻底决裂而完全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而在精神上,他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与抵达天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已经成熟。这个人生阶段,在托尔斯泰自己看来,正是他作为“精神的人”压倒“动物的人”的精神复活的最重要时期。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历程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历程。《复活》主人公正是托尔斯泰的“灵魂意象”或者说是托尔斯泰的第二灵魂自我。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历程大体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大学生活,当时他年轻、单纯、富有理想,身上生长着正义感与同情心,信奉斯宾塞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理论,把继承父亲的土地分送给农民。在一个暑假里,他暂时寄居在姑妈家,稍稍地爱上姑妈的半养女半婢女的玛丝洛娃,恋情也是单纯的,待到秋风乍起,他就准时回到学校;第二阶段是几年之后,他在军队中已经当上小军官,偶然又经过姑妈家。这时的玛丝洛娃风华正茂,非常美丽。聂赫留道夫对她产生欲念邪念。一天深夜,他的“动物性”压倒“精神性”,在玛丝洛娃的拒绝下仍然在她身上得到肉欲的满足,之后送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之后又随军出发,把玛丝洛娃丢到脑后。他不知道,这一夜整个地改变这个可怜女子的命运:她怀了孕,不得不走出家门。出门后无路可走,为生活所迫,只好走上卖身的妓女生涯。这个阶段是聂赫留道夫堕落并种下罪恶;第三阶段是聂赫留道夫发现罪恶而忏悔和努力救赎的精神复活阶段。在那个狂乱之夜后十年,一个偶然的时间与场合,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相逢,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是法庭的陪审员之一,而站在他面前的犯人正是玛丝洛娃。在妓女生涯中,她因涉及谋害狎客的嫌疑而入狱。刚刚见到玛丝洛娃,他非常惊讶,彷佛似曾相识,再看仔细,终於发现站在面前的正是十年前被他推入深渊的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子。追忆往事,他整个身心打颤,痛苦到极点。他意识到,自己正是这一罪案的真正犯人。於是,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并从灵魂深处正视自己的罪恶,真诚地忏悔。他决心为玛丝洛娃承担全部道德责任,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玛丝洛娃救出牢狱,并向玛丝洛娃求婚,以补偿自己过去的罪债。他亲自到牢房中向玛丝洛娃说出自己的名字,承认自己的罪责,表明自己赎罪和求婚的心迹。但玛丝涪娃拒绝并痛骂他。之后,玛丝洛娃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此时,聂赫留道夫又跟着囚犯的队伍长途艰苦跋陟到遥远的流放地。他默默赎罪,玛丝洛娃逐步发觉。在流放期间,聂赫留道夫所做的一切以及这一切的真实情感,终於感动了玛丝洛娃,她明白他为她真诚地忏悔并真诚地爱她,但是她仍然不愿意和聂赫留道夫结婚,而和囚犯茜希松结婚,她要保护这个爱她的聂赫留道夫的名誉。而聂赫留道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而从此投身於社会慈善事业,以求灵魂的进一步升华。
      在聂赫留道夫精神复活的过程中,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玛丝洛娃恰恰是引导他走向新生的女神。当他被欲望控制的时候,是她告诉他不要这样。当他良心迷失之后,又是她以自己的苦难重新唤醒他的良知;当他向她求婚之后,又是她保护他的名誉并推动他献身於社会。在贵族阶层的偏见中,妓女是卑污的,而《复活》却告诉读者:妓女原先是纯洁无暇的。她们后来落入卑污的境地,完全是貌似高贵的贵族阶层和整个龌龊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犯罪的是高居上层社会的阶级。在法庭之中,聂赫留道夫站在审判者的位置,玛丝洛娃在被审判的位置,而托尔斯泰却通过自己的故事表明:在俄国社会大法庭中,这两个主角所代表的角色应当互换:真正的罪人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审判者。
   《复活》是托尔斯泰借聂赫留道夫这一形象所展示的灵魂自传。传中蕴含着托尔斯泰《忏悔录》所要表达的承担人间罪责的全部良知内容与道德深度。这是一部伟大灵魂苏醒与再生的史诗,也是最完整的人类良知结构的象徵。它既包含良知的内在性内容——自我忏悔,又包含着良知的外在性内容——自我牺牲——爱的内容。当聂赫留道夫发现自己的罪恶时,他从内心深处渴望偿还罪恶的债务,绝对真诚地以整个灵魂与整个身体来祈求救赎。他什么都想交出去,从地位、名誉、财产到身体。只要玛丝洛娃有什么的要求,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他向玛丝洛娃求婚,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然知道他将从此丧失贵族的面子、尊严和荣耀,但他不在乎。一切都可以放弃,一切都可以牺牲,这就是爱。玛丝洛娃在对人生的绝望中发现了这种真诚的爱还在,於是,她的爱也复活了,而真正的爱并非世俗社会所说的“自私”,恰恰相反,是自我牺牲,玛丝洛娃在聂赫留道夫决定自我牺牲之后,她也报以自我牺牲——她不占有聂赫留道夫的爱,她知道结婚会带给他更大的困境,於是,她选择了拒绝,即选择了给所爱者以自由和给他在早已习惯的生活轨道走下去,放下她这个包袱继续创造他的生活。这种爱,使这两颗复活了的灵魂重新聚合在一起。在聂赫留道夫参加玛丝洛娃的婚礼中,我们看到两个灵魂在烛光中升华。
   《复活》之后,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忏悔文学作品,最精彩的恐怕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与《复活》一样,这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乔伊斯青少年时代的灵魂自白。小说主人公斯蒂芬·狄德斯勒是一个体质纤弱但极其敏感的具有诗人气质的少年。这个少年可以视为二十世纪的少年维持,单纯、忧郁、爱思索、神经质,在求学时期因为和一位妓女初试云雨之后又第一次到了妓院,便视为人生的大事件。这一事件在他心灵中引起巨大的震荡并投下巨大的阴影,犯罪感从此之后便紧紧抓住他,於是,他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忏悔与反忏悔的冲突。小说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围绕这一大“事件”而展开的罪感心理活动,即忏悔意识流。而这些生活情节与精神细节,又是乔伊斯本人的经历。据爱尔兰入学者彼得·寇斯提蒂(Peter Costello)所作的《乔伊斯传》说,乔伊斯在一八九八年即他十七岁的时候,确实经历了小说中的“大事件”。这一年他发生了由童年变成“人”的转折,而既要成人,他就要生活、要犯错、要堕落、要得胜、要在生命中创造生命,然而,转折并不那么简单,传记作者写道:
 
在那一个星期,有天晚上他去南王街的欢乐剧场观赏《甜美的野蔷薇》。散场后,他步行经过市区往克隆塔夫方向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妓女。这时候他身心已成熟,有意试验自己的身体,於是,便和妓女进行交易。不过这次遭遇大概和布卢姆与柏莱娣·凯利间的关系一样,价廉、仓促而未能尽兴。慌乱笨拙之际,乔伊斯对自己的肉欲深恶痛绝。……那次遭遇终於使他得以自由地追求感官经验。一八九八年秋天,他第一次到蒙脱的花烟柳巷。《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中相对的那一景,时间虽挪到斯蒂芬在校的最后几年(不过他仍在一八九八年离校),却也保留当时的感觉。小说中对妓院房间的描述,以及壁炉旁椅子上张着腿的洋娃娃,显然取材自当时所写的灵光乍现短文,奇怪的只是斯蒂芬竟因情绪得以舒解而哭泣。不过乔伊斯笔下之意,是斯蒂芬终於褪去那令人厌烦的贞操的束缚……罪孽之后,悔恨随之而来,於是他穿过市区,在教堂街哥特式教堂中,由加尔慕罗方济各会修士替他赦罪。乔伊斯的信仰和罪恶感都还没有消失,自然不去美景教区找当地的传教士,或是找加尔地那街精明的耶钵会神父,而是到较贫穷,他较不熟悉的地区去忏悔。
 
从传记作者对乔伊斯生平的考证看,《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写得完全是乔伊斯少年时代的一段心灵史。他堕入烟花柳巷以及之后产生的罪孽感和忏悔活动也是确实的。然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最了不起的是把作者经历过的生活和忏悔意识转变为真正的艺术形式,其忏悔情感无比细腻而极有诗意。至今所能找到的忏悔文学中,我们尚未发现另一部忏悔作品如此富有诗意。可以说,每一段忏悔情感流,都是散文诗。且看他和妓女发生肉欲之后的心理:
 
在他横过广场,朝家里走时,一个女孩子的轻笑声传入他火热的耳朵。这种细碎的声音比一声尖锐喇叭更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内心。他走着,不敢抬起两眼,只有转向一边,望进纠结矮树丛的阴影里。耻辱从他受到震撼的内心升起,充斥全身。艾玛的形象在他前面出现,在她眼前,耻辱的洪流重新从心里冲出。她是否晓得他的心灵曾使他隶属於什么?或晓得他野兽般的欲望如何撕裂并践踏着她的天真与无邪!那就是童稚式的爱情吗?是豪情?是诗?他恣纵的污秽细节,直在鼻孔之下发臭。他藏在壁炉的烟道里一捆熏上黑烟的照片,他在无耻或羞赧的狂纵之前,躺着数小时,思想与行为都犯着罪孽;他怪异的梦,挤满着像猴子般的生灵以及具有闪耀珠宝眼睛的娼妓;他在有罪的忏悔的喜悦中所写下的长信,一天天一天天暗地带着,最后只有在黑夜的掩护下把它投入一块田地转角的草丛里,或投在某扇无轴的门户底下,抑或投在女孩子可能走过发现到而暗自览读的灌木树篱里的某一暗角里。疯狂!疯狂!他可能做出这些事情吗?他污秽的记忆在脑里凝缩之际,一阵冷汗直冒前额。
 
耻辱的痛苦过后,他试着想把灵魂从可怜的无力提升起来。上帝与圣母离他太远;上帝太过伟大、严厉,而圣母则太纯洁、神圣。但他想像自己在一座广阔的土地里站在艾玛身旁,谦卑而含着眼泪,弯腰吻着她袖子的手肘。
 
在教堂里,在纪念学校的赞助者所举行的避静活动里,神父带着斯蒂芬走过地狱的恐怖,在此精神之旅中,斯蒂芬感到神父布道时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针对他的,地狱全是为他而设立的,他更是充满罪感和耻辱感。他虔诚地承受罪责和祈求宽恕。回到小房间里,他的灵魂独处,又是清晰地听到良知惨烈的呼声,又陷入更深的苦痛:
 
他关上了门,快速地走到床头,两手掩面跪在床边。他的两手寒冷、潮湿,四肢因寒颤而作痛。身体的不安、寒颤与疲惫包围了他,骚挠着他的思想。他为什么像小孩念晚祷那样跪在那儿?与他灵魂独处,检视他的良心,面对面正视着他的诸般罪孽,记起犯罪的次数、方式及环境,从而为之哭泣。他无法哭泣,他无法记起那些罪孽。他只感到灵与肉的作痛,感到他整个人、记忆、意志,了解、躯壳,麻痹而疲惫。
 
……
 
他,史蒂芬·狄德斯勒,会做出那些事情吗?他的良心叹息着以代替回答。是的,他曾做出这些事情,秘密地、污秽地,一次又一次地,由於有罪的不知悛悔而硬起心肠,他内在的灵魂为一堆活生生的腐败物,但却胆敢在圣殿之前戴起神圣的面具。上帝为何未曾将他击毙?他罪孽的麻疯伙伴围绕在他四周,对着他呼吸,从四面八方俯身在他之上。他努力想在祈祷中忘记这些,他把四肢更紧缩在一起,同时阖下眼;但在他灵魂的各种感觉中,他的两眼虽然紧闭,他还是看到许多他犯罪的地方,他的耳朵虽然紧掩,但仍能听到。他聚精会神试图不听不见。他一直渴求,直到整个身体在这种渴求的紧张之下发抖,直到他灵魂的各种感觉全都紧闭。他看到了,这些感觉合闭了一刹那随又张开。
 
……
 
最后的时刻终於来临了。他跪在沉寂的阴郁里,两眼举向悬挂在他上面的白色十字架。上帝看得出他在抱憾。他会道出一切的罪孽。他的忏悔会很长、很长的。小礼拜堂里的每个人那时都会晓得他曾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让他们晓得吧。这是真实的。但上帝曾答应,如果他忏悔,上帝便会宽恕他。他在忏悔。他紧抓着双手,举向那白色的十字架,以阴沉的两眼祈祷,以整个颤抖的身体祈祷,像一头失落的生灵把头来回摇荡着,嘴唇也呜咽祈祷着。——忏悔!忏悔!啊,忏悔!
 
    乔伊斯以他的文学天才,把忏悔意识直接化为忏悔情感。这种情感又与奥古斯丁那种神圣情感不同。它是一种充份个人化的诗意情感,它不是神性的,也不是理性的,而是诗性的,天性的:一个纯洁善良到极点的心地,突然堕落,於是,它对堕落产生天使般的反映,就像少年维持失去绿蒂一样,斯蒂芬也因失去童贞而丧魂失魄,痛哭哀号。少年维持为丢失一个少女哭泣,斯蒂芬为伤害一个少女哭泣。他时时听到那个女子的声音,细碎的声音比一声尖锐的喇叭更强烈地震撼他的内心,耻辱充斥他的全身并不停地打击着他的灵魂,罪感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如果不是一个心地极其纯洁、极其敏感的人,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世上有多少人,他们吃喝螵赌,一生拈花宿柳,却以为自己在“享受生活”,没有一点羞愧感,更没有负疚感,他们的灵魂已经麻木,不懂得人间有什么道德责任,而斯蒂芬正相反,他不是一生,而是一次,但就无法承受耻辱与罪孽的压力。在一个法官看来,斯蒂芬这种偶而与妓女交往过的行为,并不算犯罪,但斯蒂芬却感到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重罪,是一种应当接受地狱煎熬的重罪,因此,教堂里的教士所描述的地狱审判与地狱刑罚,在他听起来,都是合理的而且是为他准备的。他以整个身心忏悔,也以整个身心接受惩罚。他的每一次忏悔都充满诗意,这是至情至性的自我拷问所产生的良知诗意,而每次诗意的忏悔都使他的灵魂升华一步,最后他在海边上见到天使般的少女,在她身上找到心灵的归宿。斯蒂芬的心灵活动的结果告诉读者:忏悔并非一定会导致宗教狂热,反之,它可以扬弃宗教狂热而进入最宁静的美境。《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的结局使得这部小说更加富有永恒的诗意。乔伊斯不是声明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何善良,而是通过情感深处的忏悔活动展示一个特别的纯真世界。少年斯蒂芬的罪感与少年维持的烦恼一样,是人类文学史上最奇特、也是最美丽的精神现象。
     在东方,这种藉助小说的形象主体而抒写自身灵魂的忏悔录,最卓越的作品是《红楼梦》。下边我们另辟专节论证这部伟大的小说——以“还泪”(还债)为精神主旨的忏悔录。除了《红楼梦》,另一部杰出的小说是夏目漱石的《心》,我们也将在下文分析。这里先说明:《心》显然是夏目漱石的灵魂自传。
 
3、具有忏悔主人公但非灵魂自传的忏悔文学
 
前边所讲的两类忏悔录无论是属於作家的直接忏悔,还是作家通过笔下主人公的形象中介进行间接忏悔,都是灵魂自传。在这两种形式的忏悔录之外,还有一种忏悔录是与作家本人的身世无关的忏悔文体,例如左拉(Emile zola)的《克洛特的忏悔》和达恰·玛拉依妮(意大利作家)的《大忏悔)等。
《克洛特的忏悔》是左拉以书信方式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在序言说:
 
我的朋友,你们都认识这个可怜的孩子。我今天发表他的信札的时候,这孩子已经不再存在。他只希望从他的青春毁灭和遗忘里获得再生和成长。在没有把以下的函件公诸於众之前,我犹豫了很久。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公开暴露一个肉体和一颗心灵。我扪心自问,我是否应该泄漏一个忏悔者的秘密。……有一天,我终於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教训,我的手里也许握有治愈某种痛苦心灵的良药。世人要我们这些诗人和小说家来宣扬道德、传播劝善。我很拙笨,不擅长登台说教,而我却藏有一个可怜的心灵用血与泪写成的作品,我也可以藉此给人以劝导和安慰。克洛特的自白里充满着无比沉痛的教训,自我救赎的高尚意义和纯洁的道德。
 
这部小说不是左拉的自白,也不是左拉通过克洛特作灵魂的自白,它是左拉之外的一个痛苦诗人的自白。自白中抒写的是诗人克洛特和妓女罗斯兰的情爱故事。克洛特心地善良又敏感多情,对人间苦难充满同情心,他保护了罗斯兰,希望用真挚的爱情来感化她,没想到自己反而和罗斯兰一起堕落,最后,克洛特在道德良知的呼唤下离开这个妓女,回到他的故乡。这本小说是左拉初期的作品,虽然没有后来的代表作(如《娜娜》等)那么深厚,但主人公的忏悔之情坦率而真挚,相当感人。在该书的第二十二章中,他这样表白忏悔之情:
 
兄弟们,在这些只为你们写,由我一日一日记下来还震颤着可怕动摇的信札里,我可以粗暴残酷,依据我的招认,说出一切,我献出我的整个身心,我坦白地生活着,我要把我的肉和血都呈现在你们面前:我要从我的胸口里取出我的心,指给你们看,它是血淋淋的,患病的,在它的卑贱和它的纯洁里,都是爽直的,向你忏悔时,我觉得比较高尚和比较尊贵;我在我的堕落中间,还存在着无限大的自负:我愈下降则愈从我的无上轻蔑和冷淡里,提高我自己。爽直的确是甜美的东西……
 
    在书中,左拉完全是敍述者的身份,他和笔下主人公克洛特保持着距离。在我国的当代文学中,出现过巴金的《真话集》这种第一类型的忏悔录,也出现过第三类型的忏悔文学作品,其中张炜的《古船》,就是一本难得的杰作。
    《古船》的主人公隋抱朴是一个具有原罪感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隋抱朴的罪感产生於他的父辈。他的父亲隋迎之是一个垄断当地粉丝生产,并把生意扩展到全国的资本家,但是,当事业走向高峰而拥有巨大产业的时候,他却在良知上发生了危机——他感到自己欠了债,必须偿还。这是关於剥削之罪的模糊自觉。於是,他把自己很大的一部产业还给了社会,以求得良心上的安宁。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土地改革时他被认为是“开明绅士”。但是,这并不能使他避免类似其他资本家的厄运,他的财产被剥夺,他自己忧郁而死,他的续妻茴子被凌辱而自尽。隋抱朴目睹家道的毁灭和继母死亡的惨象,按常理,他该产生仇恨,该进行报复,但是,他没有恨,没有任何报复之心,他没有继承父亲的任何遗产,却继承了父亲的罪感。日夜缠着他的灵魂的还是父亲开始盘算的那一笔数不清的账。这笔账,是他祖辈开始欠下的——当父亲把算盘打得啪啪响的时候,抱朴有一次问父亲算什么?父亲回答:“我们欠大家的。”全镇最富有的人家居然欠别人的债,抱朴怎么也不信。他问到底欠谁的?欠多少?做儿子的质问起父亲来。父亲回答:“里里外外,所有的穷人,我们从老辈儿就开始拖欠……”隋迎之的欠债感即负罪感,传给了隋抱朴。这种负罪感深深地扎进他的心,使他日日夜夜地牵挂着:“夜晚显得漫长而乏味了。睡不着,就算那笔账。他有时想着父亲——也许两辈人算是一笔账,父亲没有算完,儿子再接上。这有点像河边的老磨,一代一代地旋转下来,磨沟秃了,就请磨匠重新凿好,接上去旋转……”这种负罪感使他的心灵非常痛苦和沉重:“他继续算那笔账。密密的数码日夜咬着他,像水蛭一样吸附在他的皮肤上。他从屋里走到屋外,走到粉丝房或‘窪狸大商店’中,它们都悬挂在他的身上,令人发痒地吮着。”
     沉重的负咎感使隋抱朴产生了一种良知责任和道义责任:他应当做好事,为他的故乡窪狸镇做好事。於是,他用他的技术和毅力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粉丝厂,每一次拯救都使他的身躯濒临崩溃,但却使他从心底感到一种轻松,在精神上获得一次解脱,因为压在他灵魂上的那笔重债已减轻了一分。他和他的弟弟隋见素的冲突,首先也是在这一点上发生的:弟弟隋见素没有任何负罪感,他只感到赵家和别人欠了隋家的债,他要报复,他要索债,他要重新占有一切失去的东西。为了这一点,他不择手段地和赵多多争夺粉丝厂,最后甚至不借制造和诱使制造“倒缸”事件。当他发实现了对赵多多的报复(“倒缸”成功)而欢喜若狂时,隋抱朴则为他而悲伤,而愤怒,而深深地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并为此加重了自己的罪感。他对自我辩解的见素说:“可是我已经把这笔账记在老隋家身上了……我老想这是老隋家人犯下的一个罪过,太对不起窪狸镇。”隋抱朴承受一切罪责,包括父辈和兄弟辈的罪责,把旧账新债完全记在自己的良知簿上。隋抱朴就是这样一个耶稣式的灵魂,甘地式的灵魂,一个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磨盘里日夜劳碌的人,一个不是罪人的罪人。
    《古船》由於塑造了这样一个主人公,这样一个充满原罪感的灵魂,使得作品弥漫着很浓的悲剧气氛和忏悔情调,这种罪感文学作品的出现,在西方不算奇特,但在我国,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
被罪感紧锁的隋抱朴,时时寻找着灵魂解脱的道路,他首先找到的是一条托尔斯泰式的“勿报复”、“勿以恶抗恶”的道路——宽恕一切、了结一切旧账的道路。如前边的文字所说,托尔斯泰的思想产生了一次“突变”,他决定以心灵净化和深刻忏悔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於是,他接受了爱一切和宽恕一切的“基督教”行为准则。他劝告别人说:“不要叫任何人伤心、受辱,不要使任何人——刽子手也好,盈利盘剥者也好——感到不快,相反地要爱这些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应当“学会温和,驯顺和容忍不愉快的人的艺术”,并且规劝别人避开一切争执,“设法缩拢身体,在精神上眯起眼晴来”。他的《忏悔录》正是以这种思想回顾和谴责了自己的一生。抱朴是一个不自觉的托尔斯泰论者,但却是一个更加伦理化的中国托尔斯泰论者。他显然在磨房里“缩拢身体”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的心灵救治法就是无条件地结束过去的一切旧怨,停止互相杀戮。他自己忘掉隋家的仇恨,也希望弟弟忘掉仇恨(他对见素隐瞒了生身之母茴子被杀凌辱的事实),他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去进行报复。他对隋见素说:
 
    镇上人就是这么撕来撕去,血流成河。你让我告诉你过去的事,我还是不能。我没有那样的胆量,我说过我害怕你。你有胆量,我不想有和你一模一样的胆量。如果别人来撕我,我用拳头挡开他也就够了。如果坏人向好人伸出爪子,我能用拳头保护好人也就够了,……我最怕的就是撕咬别人的人……我害怕回想那样的日子,我害怕苦难!(见《古船》第237页)
 
他对苦难充满着恐惧,竭力想使自己和自己的故乡摆脱苦难。他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尽管他也有仇恨,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恨哪一个人,而是恨整个的苦难,恨残忍。在他看来,要摆脱苦难,只有让残忍的互相撕杀在某一时代中停止下来,在某一代人中停止报复,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别人来撕我时,我也用爪子去撕别人,“这样拼抢,窪狸镇就摆脱不了苦难,就有没完没了的怨恨。”以厮杀对付厮杀,就会产生一种“没完没了的怨恨”,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一种万劫不复的苦难循环。
    隋抱朴这种托尔斯泰意识,也许只是一种模糊的自觉,也许已经十分自觉。但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张炜视为甘地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重要的是,张炜是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问题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经过一百年的大动荡、大斗争之后,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过去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历史,一百年的历史,甚至是几千年的历史。对待自己的历史,是用一种“追究罪责”的思维方式,还是用一种“同情和理解”和“共负罪责”的方式?而对於未来的道路,是了结旧债的方式,还是“变本加利”的方式?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古船》的作者通过作品表明,应当用后一种方式。追究责任,首先审判别人,审判敌人,这未必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在完成对别人的历史审判之后,自己却往往又开始积累着被别人审判的罪证。作者相信任何播送恶果的人终究要自食恶果。隋抱朴的弟弟隋见素与他的哥哥选择不同的路——报复的路,但是,他和被报复者赵多多同归於尽,犯了“绝症”。这是具有固定意义的绝症,又是具有象徵意义的绝症。这种精神绝症就是在疯狂地撕毁别人之后不可救药地自身陷入病狂,最终撕毁了自己。隋见素的对立面赵多多也是如此。他不断地作恶,给予报应的是不断地受到外界的强刺激,终於,他在刺激中神经崩裂,也撕毁了自己。《古船》中一个写得很有特色的人物赵炳,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变质”了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却不是一个人性简单的“坏人”。他在两个妻子去世之后,听信医生的告诫,不愿意再结婚再造成死亡,而当他占有隋含章之后,就意识到自己的罪恶,罪感也时时笼罩着他的灵魂。他是一个占有天使与同时被魔鬼所占有的人,因此,他时时等待着隋含章的报复(“我在等待那个结果”是他的口头禅)。当最后隋含章的报复降临於他的面前时,他接受这种报复。当含章的剪刀刺进他的肚腹时,他出乎意料之外地对含章说:“我对老隋家做得……太过了。我该当是这个……结果。”《古船》的这段描写,可称为神来之笔。这种结局,加浓了作品的罪感,并表明作者相信世间有着一种极其神秘的“因果链”,这种链条神秘地捆住每一个人的命运。作者展示这些血的结果和血的悲剧,正是为了摆脱这条可怕的因果链的捆绑,为了让人们能了结那些永远数不清、永远还不清的旧账。是的,与其数不清,还不完,还不如放弃一切逼债与索债,放弃对历史罪责的追究。互相宽容,各自重新开始,各自还债,各自责备自己,各自以同情和理解的眼光对待过去发生的一切,共同努力展示一条新的生活,安宁的、和平的、没有苦难的新生活。
 
4、一般文本(非忏悔主题)中的忏悔意识
 
    上述三类忏悔文学作品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忏悔主体无论是以现实之我出现还是以灵魂之我出现,或者以他者出现,其忏悔身份和忏悔意识都贯穿於作品的始终,从而构成忏悔主题。但这并不等於说,非忏悔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没有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学中,事实上许多其他主题的作品文本中也有忏悔意识,这也构成忏悔文学的一部份。这种忏悔意识,使得人物的性格内涵和心理内涵更为丰富,使情节更为曲折。它帮助作家作品走入更深的人性层面。
    以最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来说,《哈姆雷特》的主题是复仇,而非忏悔。但是,忏悔意识却影响到人物的命运。哈姆雷特被称为“复仇王子”,可是,他的复仇之剑总是犹豫的,这原因就是他的复仇总是被自身的人文道德责任和敌手的忏悔意识所牵制。他在接受父亲的复仇使命之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他的目标不是杀掉一个坏蛋,一个凶手,而是要进行道德重整。而且,这个凶手,这个坏蛋哈姆雷特的叔叔克劳狄斯,也是个基督徒,也感到罪责的重压,也在忏悔:“呵!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於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他祈求上帝宽恕,“祈祷的目的,不是一方面预防我们的堕落,一方面救拨我们於已堕落之后吗?”但是他立即又怀疑上帝能够宽恕:“我现在还占有着那些引起我的犯罪动机的目的物,我的皇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皇后,非份的利益还在手里,就可以幸邀宽恕吗?”在《哈姆雷特》戏中,这个忏悔者——哈姆雷特的叔父,杀害兄长、篡夺皇位皇后的凶手,可谓十恶不赦,但是莎士比亚也没有把他写成是绝对的坏蛋,就像麦克白一样,他也有良心的挣扎,也感到罪恶的戾气布满全身,也忏悔。因此,他也不算纯粹的“蛇蝎之人”。莎士比亚从不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写成善恶观念的寓言品,每个人都有非单一化的内心,克劳狄斯也是如此。忏悔意识帮助了莎士比亚实现笔下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仍然可以以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例。《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既不是第一人称的“忏悔录”,也不是《复活》似的灵魂自传,但是,其中有些情饰人物出现了忏悔意识时却显得特别感人。巨著的第二卷第二十二节所写的娜塔莎,其道德承担精神就极其精彩。
    娜塔莎在安德烈公爵上前线之前订下婚约,一年后结婚。娜塔莎热烈地思念在远方的安德烈,情感泛滥,以至和花花公子阿纳托尔(皮埃尔之妻爱伦的兄弟)私奔,虽未成功,但已铸下错误。安德烈公爵从前方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没有原谅娜塔莎,便决定解除婚约,并让最亲的朋友彼埃尔去通知娜塔莎:“她可以自由了。”彼埃尔带着这一尴尬的使命来到娜塔莎家,托尔斯泰作了如下描写:
 
皮埃尔默默地望着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本来他心里一直在责备她,轻视她,但此刻那么可怜她,再也不忍心责备她。
“他现在在这里,请您对他说……请他饶……饶恕我。”娜塔莎没再说下去,呼吸更加急促,但没有哭。
“好……我对他说,”皮埃尔说“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娜塔莎显然怕皮埃尔会有什么想法。
“不,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她慌忙说。“再也不能挽回了。我这样伤害了他,我感到很难过。您只要对他,我求他饶恕,饶恕,饶恕我的一切……”她全身哆嗦,在椅子上坐下来。
皮埃尔心里充满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
“我会告诉他的,我会再次告诉他的,”皮埃尔说,“不过……我想知道一点……”
“知道什么?”娜塔莎的目光问。
“我想知道,您是否爱过……”皮埃尔不知道怎样称呼阿纳托里,一想到他脸就红,“您是否爱过那个坏人?”
“您别叫他坏人,”娜塔莎说。“但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她又哭了。
皮埃尔心里越发充满了怜悯、柔情和疼爱。他感到他的眼镜下流着泪水,他希望没有人看见。
“不要谈了,我的朋友,”皮埃尔说。
他这种温柔、诚恳,亲切的声音忽然使娜塔莎感到惊讶。
“我们不谈了,我的朋友,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但我求您一件事:请您把我看作您的朋友,您要是需要帮助、劝告或者谈谈心,您可以想到我。当然不是现在,而是等您心里平静下来。”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我将感到幸福,要是我能……”皮埃尔心慌意乱了。
“您别这样说,我不配!”娜塔莎大声说,转身要走,但皮埃尔拉住她的手。他知道他还有话要对她说。但他一旦说出来,自己也感到吃惊。
“别这样说,别这样说,您来日方长,”皮埃尔对她说。
“我?不!我一切都完了,”娜塔莎又羞愧又自卑地说。
“一切都完了?皮埃尔重复她的说话。”我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我如果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最出色的男人,而且是自由的,我立刻就会跪下向您求婚的。”
娜塔莎许多天来第一次流出了感激和热情的眼泪。她瞧了瞧皮埃尔,走出屋子。
 
当娜塔莎悲伤到极点时,善良的皮埃尔想安慰好,想为她“开脱”辩护,说明“私奔”的罪责不在於你,而在於那个诱惑你“私奔”的“坏人”。而没等彼埃尔说完,娜塔莎於悲伤中却清醒地纠正他的话,她郑重地说:“不要叫他坏人”,此时,她不是把责任推给他人,而是认定过去的错误自己也有一份责任:罪责在我。当时所以“私奔”,正是她人性中的紧张在某个瞬间的反映。托尔斯泰在这里关注的不是谁是肇事者的问题,而是每个生命个体人性中灵魂中的普遍责任问题。娜塔莎这种责任承担精神,使她立即从世俗的“谁是坏人”的追究中提升到灵魂的自我拷问,显得特别动人。所以,同样具有这种承担精神的皮埃尔,一听到娜塔莎的反驳,就激动不已,马上对娜塔莎表示自己的无限倾慕,对她说,假如他不是皮埃尔,不是一个长得那么丑那么笨的人,他一定要跪下去向她求婚。皮埃尔从娜塔莎的自责自咎中发现她身上有一种最美的东西,这就是支撑着人类不会完全走向黑暗深渊的良知责任精神。娜塔莎在《战争与和平》中不是托尔斯泰着意塑造的忏悔人,但由於托尔斯泰具有忏悔意识并把这种意识注入作品,就使他的作品更为真挚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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