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女性的文化投射-红楼文存-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再复迷网
红楼文存
红楼女性的文化投射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红楼女性的文化投射
 
1林黛玉的庄禅文化投射
剑梅:你在红楼悟语的第56则谈到《红楼梦》一些主要人物所折射的文化,我特别感兴趣。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前提出发点:
     《红楼梦》的人物个个活生生,都不是理念的化身,但是,一些主要人物,却折射着中国诸种大文化的生活取向与精神取向。以女子形象而言,林黛玉折射的是庄禅文化,薛宝钗折射的是儒家文化。贾母表面上是儒家文化,内心深处则不以儒为然,她很会偷闲很会及时行乐,人情练达又活得潇洒,心里深藏着对自由的向往,所以她与其子贾政(贾府中的孔夫子)常有冲突,倒是十分宠爱甚至理解孙子贾宝玉。与上述取向不同,王熙凤和探春倒是有点法家气概,尤其是探春,一旦让她“执政”(一度与李纨、宝钗共理家政),便着手改革,做出了兴利除弊的事来。她给王善保家的一个巴掌,是典型的法家文化的一巴掌。与“参政”一极相反的佛家文化则由妙玉所折射,但是,佛家流派众多,妙玉崇尚的经典,大约属于唯识宗。曹雪芹对此宗并不太以为然,所以说她“云空未必空”。贾宝玉和其他女子形象的文化含量,不仅其他文学作品难以比拟,即使是四书,五经,也难以比拟。中国文化的大矿藏并不在四书五经中,而在《红楼梦》中。你说,贾宝玉和其他女子形象都有很丰富的文化含量,当然,这也包括哲学含量。
 
再复:关于《红楼梦》人物所投射的文化,可以写出很好的论文或专著。我在这里只是把瞬间的感悟写下来。文化主要不是在图书馆里,而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在人的思想、行为、语言中,在人的精神价值创造中。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跟着人走,莎士比亚走到哪里,英国文化就会跟到哪里。歌德、康德走到哪里,德国文化也会跟到哪里,我说文化在人的身上还包括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不朽的人物形象。我们自身也投射、折射某种文化。
 
剑梅:托马斯•曼流亡到美国时说,德国文化就在我身上,这不是狂妄,而是说,在他身上的确负载折射着德国文化。如果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活着,而且走到中国或走到我这个华盛顿附近的校园。我们也会觉得他们带着德国和俄罗斯文化来了。他们去世了,但他们笔下的人物浮士德和阿廖沙还活着,他们也负载着文化。我赞成你的观点。
 
再复:正是这样想,所以我也特别留心《红楼梦》人物的所折射的文化内涵。这个问题看来不难,其实一旦深下去也很难。我到台湾这一年,读了一些台湾出版的评红书籍,其中有一本名叫《红楼梦与禅》(圆香著,佛光出版社)此书名为说禅,实际上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所折射的唯识宗文化,尤其是第七识与第八识文化。在这位作者看来,林黛玉折射的是第七识(位那识),贾宝玉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七识(黛玉)离染转净,八识(宝玉)才能转凡为圣(见该书第64页)。全书玄之又玄。在佛教诸流派中,唯识宗最难入其门。此宗经籍汗牛充栋,非常烦琐,非常玄奥,是佛教中的经院哲学。除了其宗师玄装和他的几个弟子,恐怕很少人知道它在说什么。禅宗的兴起恰恰在于它“不立文字”,放下唬人的经典教条。兴起的语境有一项应当就是面对经院哲学而摆脱经院哲学。探索《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不能不了解它投射的佛教文化,但又不能走火入魔,陷入唯识宗概念的深渊。
 
剑梅:你说《红楼梦》折射的主要是佛教大乘文化和庄禅文化,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心灵深处的交流,都是禅语禅悟。薛宝钗与林黛玉的差异,并非好坏、善恶、封建与反封建的冲突,而是中国两大文化——儒文化与庄禅文化的冲突,也是曹雪芹灵魂的挬论。
 
再复:不错。从文化取向上说,薛宝钗投射的是儒文化,林黛玉投射的是庄禅文化。贾宝玉则投射大乘佛教文化和庄禅文化。中国的禅宗是大乘佛教的一脉,但它经过老、庄的洗礼和自身的改革,到了慧能,已完全中国化,慧能之后又进步世俗化,到了马祖及其弟子,就变成“狂禅”。贾宝玉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他有大乘原典精神,也有庄、禅,尤其是禅,甚至有儒的深层内容,如守孝道与亲情,他包含多种文化,又超越各种文化,非常奇特,我们切不可把他简单地划入某种文化,等同某种文化。我选择“投射”一词来表述,可能较为准确,包括林黛玉也只能说她投射庄禅文化。庄与禅、佛与禅又有区别。例如禅重在心灵体验,不追求真人、至人、神人等人格理想。黛玉是《红楼梦》中说禅的第一高手,禅悟最高的天才,她也喜欢庄子,但不会追求庄子的人格理想。她和宝玉情意相投,是因为彼此都是性情中人,有真情也有真心。是情感意义上的真人,不是道家意义上的真人。《红楼梦》续书在贾宝玉离家出走之后,让皇帝封他一个“文妙真人”的称号,显然是败笔。贾宝玉最后大彻大悟,是离一切相,破一切执,化一切迷,归于空,返于无,精神境界比世俗皇帝高出千倍万倍,哪能再由皇帝强加给他一个“世俗角色”的莫名其妙的桂冠。即使是从“现实主义”来解释,说这是小说反映现实,我们也可质疑。在现实文化中,既讲真人,又何来“文妙”?庄子从不给“真人”再做世俗界定。
 
剑梅:每一个人,尤其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文化内涵都很丰富。确实不可本质化、简单化。但每个人物又确实有自己的文化取向,钗与黛就不同,一个重儒,一个喜庄禅,这是很明显的。《红楼梦》中的人物,如贾赦、贾琏、贾蓉、贾环以及邢夫人等,什么文化也没有,是一种只有欲望没有文化精神的人,压根就进入不了我们的论说范围,也谈不上什么投射。能说得上文化投射的,或自觉或不自觉,或在意识层面或在潜意识层面,都是比较重要的角色。在这些角;色中开掘其文化积蓄,是《红楼梦》提供了可能,《金瓶梅》就没有;这么多宝藏可开掘了。   
 
再复:《金瓶梅》人物负载的是市井文化、俗文化、民间文化,男人、女人都粗糙,与《红楼梦》的上层贵族文化不同。赵姨娘身上也折射俗文化、萨满教文化,我们且不谈。以主要人物而言,宝玉、黛玉、宝钗、妙玉等身上都投射精致文化。宝钗典型地投射着儒家文化,是贾政的侧影,心灵早已儒化。她劝宝玉说:“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公)、孔(子),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第一百一十八回)宝钗这段话,说明她以孔子为灵魂,关注的是家族群体与社会群体,焦虑的是人群的共存秩序。而林黛玉与贾宝玉相同,她离“救民济世”之思很远,考虑的是个体生命在人生短暂岁月中如何充分生活,是在当下特定时空中如何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仁”字是两人的关系,它派生于爱与关怀,但也派生于世故,使人花费太多心力消耗在人际关系之中。薛宝钗会做人,“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第五回),但“从时”却时而是道,时而是术。林黛玉和贾宝玉没有半点心术心机。由于文化取向不同,薛宝钗就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而林黛玉则从来不作这样的劝说,所以深得贾宝玉的尊敬。但是,宝钗劝说宝玉济世,并不是她热衷于功名,而是从群体秩序、家族利益思虑,男女应当有所区别也有所分工,女子守持本分即可。她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第六十四回)不要功名,把写诗当作一种游戏,无功利动机,这点倒是与黛玉相通。可见她们俩的文化差异只是重群体、重伦理与重个体、重自由的差异。既是这样,两者就可以互补互动。也就是说,钗黛既可分殊,也可合一,并非势不两立。因此,俞平伯先生所讲“钗黛合一”也没错。第四十二回,宝钗与黛玉推心置腹地交谈,猜忌之心完全化解,自此之旨两人再也没有相互妒嫉与非难。在这一回里,薛宝钗借着林黛玉引述《牡丹亭》、《西厢记》的两句话,对黛玉说了一段知心话: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羞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子。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竞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
 
在这段话里,薛宝钗所说的“性情”,当然不是林黛玉那种天真任性的性情,而是“藏愚”、“守拙”、守持“妇德”的贤静之情,但这些话,出自内心,并非虚伪,这是一个家族群体共生共存共享安宁所必须的品格,因此,林黛玉不仅不反驳,而且“心下暗伏”。这一回很重要,是钗黛关系的转点。你可以留心一下这之后的几十回还没有在发现钗黛冲突。两者的合一,也投射一种文化征兆,这就是中国儒道两大文化血脉的合一与想通。
 
剑梅:第四十二回写宝钗与黛玉两人的谈心、玩笑,确实非常动人。这一回把宝钗的学问写得很绝,仅仅她开的画器清单和颜料制作方法,就让我们惊叹。林黛玉心里也服,却要开一回玩笑,玩笑中说了很重的内里话,敬佩话:
 
(她)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画个画儿又要这些水缸箱子来了。想必他糊涂了,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探春“嗳”了一声,笑个不住。说道:“宝姐姐,你永远不拧他的嘴?你问问他编排你的话。”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她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众人不知话内有因,都笑道:“好说的好可怜见的,连我们也软了,饶了他罢。”宝钗原是和他顽,忽听他又拉扯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便不好再和他厮闹,放起他来。黛玉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众人爱你伶俐,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过来,我替你把头发拢一拢。”黛玉如然转过身来,宝钗用手拢上去。宝玉在旁看看,只觉更好……
 
林黛玉与薛宝钗在此至少是情感合一。至于理念,虽有差别,但也共生共处了。
 
再复:第四十二回是钗黛关系转折的一回,在全书中很重要。这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她们的冲突。我们也没有必要同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刻意去强调她们的冲突。四十二回这段和谐性的描写,倒是让我们了解,心灵倾向于儒文化与倾向于庄禅文化可以互补。
 
剑梅:你在《红楼梦悟》第56则中说妙玉折射的佛教文化,可能会唯识宗文化,真是这样吗?
 
再复:这也只是感悟而已。因为她的清高不是禅的清高。真的禅,应有平常之心,不会刻意端架子,不会那么巴结贾母,又那么瞧不起刘姥姥。她把刘姥姥用过的杯子视为脏物,这就暴露出她的差别心太大,离不二法门太远。近乎势利。佛教讲妙心,就是无分别心,她偏偏有很强的分别心。她饮茶居极品,这无可厚非,但做人也自居极品,就不自然了,所以她真的是“云空未必空”,折射的不是禅宗文化。唯识宗的第六识是意识,讲分别,她的这一识太发达,分别得走火入魔了。从《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说,曹雪芹对妙玉着墨不多,篇幅很少,却把妙玉写绝了,每段描写,都堪称人物刻画的千古奇文,而最精彩的是“拢翠庵茶品梅花雪”一节。这一节里有两个绝妙的细节,一是妙玉接待贾母;一是妙玉接待宝玉、宝钗、黛玉。我们不妨重温一遍。先看第一细节: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这一段连标点只有351个字。接着的另一段细节,更精彩:
 
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采。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宝玉便走了进来,笑道,“偏你们吃梯己茶呢。”两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飺茶吃。这里并没你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 ”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 ,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 ”。妙玉斟了一 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盆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踏,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在禅宗尤其是慧能看来,人人皆有佛性,佛的种子就在自己的清静心中。也就是说,佛性无分别,这才是不二法门。按照这种佛理,贾母虽极富贵,刘姥姥极贫寒,但都有佛性,这就是无分别心,无分别相,大慈悲也正是从这种平等的佛理中产生。但妙玉不是这种情怀,她把茶分为三品,不知把人分为多少品。这种分别,正是唯识观。这种观念的要义,在于证明“幻化人非真人”,只承认一部分具有佛无量种子,并非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玄装还认为,佛之种子不在“自性”之中(而在他性之中)识“依他起”,其佛量种子也应依他起(依他起性)。佛学总是讨论净、杂二性,按此分别心,净层诸佛,杂层众生。在妙玉看来,她是净极,刘姥姥是染极,脏极。宝玉知道妙玉“嫌脏”就是嫌刘姥姥用过的杯子“有染”。与唯识宗不同的是天台宗、华严宗则讲除灭三性,即除灭分别性,除依他性,真空性,唯识宗言“垢净心,即是众生之体实,事染染本性”。《大乘止观法门》的主题正是在此。我在《红楼梦的哲学内涵》文中说,禅字的来源之一是如来藏,就是指“大乘止观法门”,此一大经典所指示的佛的便是“藏体平等”,诸佛与众生同具染性,故诸佛亦可与众生相同之染事,另一方面,众生与诸佛也同具净性(即佛性),佛与众的差别只在于“觉与不觉”。后来慧能所说:悟即佛,迷则众,便是从这里来的。妙玉属于哪一宗,修人是哪一门,从她的行为语言就可以看明白。所以我说她折射的大约是唯识宗文化。
 
剑梅:你在《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中说,般若智慧大乘如来藏、中观哲学是禅宗的三大来源。刚才听你讲,大乘如来藏也就是“大乘止观法门”。这一法门的除分别性,曹雪芹一定赞成的。“空”的内涵应是放下妄念、执着、分别,妙玉却对人的尊卑分别得如此彻底,对贾母极尽奉迎之能事,对刘姥姥如此鄙视,实在过分,难怪曹雪芹要说她“云空未必空”。除了大乘如来藏之外,中观哲学是否也在《红楼梦》的人物身上有所折射。
 
再复:中观哲学是印度初期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龙树所创立。由于他的建树,终于使大乘佛教取代小乘佛教。在印度,其门徒为他立庙尊奉为佛,在我国则被尊为大乘八宗共同的宗师。他的代表作之一《中论》后来派生出佛教的中观学派。中观哲学有一“四句”论式,即“一切实非实,亦实亦非实,非实非非实,是名诸佛法”。第一命题是“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第二命题是“一切事物并非都是真实的”,这两个命题都具充分理由,构成一对挬论,因此便产生第三命题,即“并非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而且也并非不是真实的”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我绝得曹雪芹的“假作真来真作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正与中观哲学相通。禅宗也尊龙树为祖,是“八宗共祖”的八宗之一,它把中观哲学彻底化,抵达真假不二,有无不二,曹雪芹在彻底化之后又文学化,也抵达真假不二,有无不二,贾宝玉与甄宝玉不二,总之,是真我与假我共存于人的生命之中,而所谓觉悟,便是打破我执,破假我的一切执迷、执念,返回真我的本心。你对佛教哲学较为陌生,以后也不一定要进入它的深海,但了解一下基本观点还是必要的。
 
2、史湘云的名士文化投射
 
剑梅:你在《悟语》第56则谈到黛玉、宝钗、妙玉的文化,都没有提到史湘云。而她的文化取向,与钗、黛、妙都不同。她虽然也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但与宝钗显然不同。她更潇洒,更随便。
 
再复:湘云折射的是中国的名士文化。所谓名士,是指持才放达、自由散漫、不拘小节之士。第四十九回,史湘云针对妙玉等说:“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口绣心。”名士虽然恃才傲物,心不媚俗,但身在社会之中,并不故作清高样。竹林七贤,扬州八怪都是著名名士,但我最喜欢嵇康,所以把他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八个字抄赠你。湘云的名士理想大约也是如此。那个下雪天,湘云围着火炉烤鹿肉吃,并说:“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在湘云看来,诗虽高雅,但诗人却是需要酒肉在肚子里发热的。这种人生态度显得潇洒浪漫,与妙玉全然不同,与黛玉也不同,曹雪芹是个大手笔,一场烧烤新鲜鹿肉的游戏就把各人不同的文化性格折射出来。在鹿肉炉火面前,不仅王熙凤、平儿、探春均放下平日的身段,连原先忌脏的宝琴也在宝钗的鼓励下加入了吃的行列。唯有黛玉拒绝“同流合污”,说湘云作践了芦雪庵。一下子露出她的“殊俗”洁癖。湘云以“假清高”回敬了她。其实,真正的“假清高”是不在场的妙玉。她是《红楼梦》人物中真正的精神洁癖者。曹雪芹让她在这场玩闹中缺席实在非常得当,否则便乐趣全没。史湘云聪明至极,但和宝玉一样,始终持有一种儿童的憨态,这是她的可爱处。曹雪芹本身也是亦诗亦酒的大名士,湘云这种存有天真天籁的名士风度,大约也是他的一种审美理想。在他看来,所谓俗,所谓雅,所谓脏,所谓洁,关键是内心是不是“正”。慧能讲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意思是说关键在于心灵,嵇康的“内不失正”也是这个意思。隐逸文化中“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的著名命题,说的也是重要的是心隐心洁心清。在“朝市”的俗社会中仍然保持自己高尚的心灵原则,这才真的不容易。
 
剑梅:贾宝玉其实也是一个真名士,也是守持内心的本真,不在乎外部的姿态。
 
再复:这正是宝玉的可爱处。他是个贵族慧能,天然地站立于“心动”的层面,而不是站立于小僧那种计较“风动”或“幡动”的层面。慧能之后,禅宗发展到马祖一直到狂禅,佛教已全然世俗化,所以才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趣说。贾宝玉显然也受这种态度的影响,因此,他听芳官说藕官烧纸钱祭奠死去的同性恋人药官时,虽然感动,但告诉芳官,对于神与佛,关键是心诚心敬,不在于香火纸钱。他说供奉时用什么都可以,“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第五十八回)。可见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态度相似,不避荤羹腥菜,自然也不避鹿肉。中国的名士文化正是一种不重外表、不重形式而重内在心性、内在智慧的文化。贾宝玉和史湘云都有名士风度。
 
    剑梅:评“红”者谈到史湘云时都把第六十二回的“憨湘云醉眠芍药捆”作为典型书写。读了这一节,便要让我想起阮籍这些好饮好醉放浪形迹的诗人。不过,历来只能看到男性诗人如此尽情尽兴,却难得见到一个女诗人如此自由酣畅,如此以天地为屋、醉卧于山石大自然之中。女性能抵达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真是千古一绝。我写“狂欢的女神”,正是写才华横溢而又旷达洒脱的女性天才,如果日后有时间,应补上“醉卧青石板凳的史姑娘”,她的大吃鹿肉和沉酣香梦,倒是女性中的真名士、真女神。
 
   再复:又找到一个好题目了。应当抓住。等着看你的“大观园里的狂欢女神”吧。名士确实都有一点狂劲。孔夫子讲中庸,但把“乡愿”视为“德之贼”。因此中庸一定要有“狂”和“狷”来支撑。贾宝玉不是大仁大恶,乃是中性中道之人,但他也有狂的一面,第三回作者用《西江月》二词描写他,第一句话便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宝玉如此,湘云也是如此,史湘云就是一个似傻如狂的女性。还有一个也是类似史湘云的,但大约没有人注意此人也折射着名士文化,你猜这是谁?我觉得是青年史太君,她是史湘云的姑奶奶。也许史湘云承继的正是贾母的基因。不过,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的贾母,青春时代已经过去,已看不到她的“狂欢”,但还可看到她的名士气质与风度。
 
   剑梅:这倒是没有想到,你说说看。
 
   再复:你记得第四十九回史湘云提醒薛宝琴时所说的话吗?她说:“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顽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听了这些提醒妹妹的话,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史湘云把贾母视为“咱们”中人,与贾府中其他婆婆妈妈不同,不仅是因为老太太性格仁慈,地位又高,还因为她本来正是大观园里姐妹的先行者。据脂砚斋透露,她从前便是枕霞阁十二钗中的人物,也是性情少女。但最要紧的是我们从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出,她虽年迈,但心态依然年青。她厌恶贾赦这个名为她儿子实为苍白无耻的官僚,她不像贾政时时从“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正统眼睛看宝玉,而用自然生命之美的眼睛看宝玉,所以她不能容忍贾政对宝玉的鞭打,全力保护心爱的孙子。经历岁月沧桑,年老时成为家族权威,心里什么都有数。最后决定宝玉婚事,取钗舍黛,说明她的城府之深。但是,即便如此,她在晚年仍然时时透露出潇洒爽朗的性格。她喜欢和孙子们玩笑戏闹,不喜欢一板正经的面孔和面具。只想经常痛痛快快地笑一场饮一杯,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第五十四回下半回写“王熙凤效戏彩班衣”(“二十四孝”中故事)招引贾母欢笑,贾母果然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你看,她又是笑又是饮。湘云不正是承继这种基因吗?更了不得的是她内心也不拘一格,厌恶千篇一律的文学旧套和艺术旧套。五十四回的上半折写“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就写她嘲讽干百年一贯制的才子佳人老套。她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然后认认真真地挖苦嘲笑一番。真的名士不仅外不拘形骸,而且内不拘老套,内外都得乐趣,都得大自在或小自在。贾母在年迈还有这份洒脱浪漫,正是骨子里蕴涵的乃是名士文化。史家这一老一少,史太君与史湘云,文化气质文化心理一脉相承,你称史湘云为狂欢的女神,而史太君在枕霞宫时恐怕也大致是这么一个风流倜傥的形象吧。
 
    剑梅:你这一点破,我便比较了解贾母了。难怪这个老人家还是让人喜欢。贾母和史湘云有一个共同点是不仅活得潇洒,而且活得有趣。贾母到老都在寻找生活乐趣、情趣,其实,这也是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太拘谨、太刻板、太沉重,就没有生活。我觉得生活情趣这种“轻”,也可以帮助我们解构“名利之累”这个“重”。史湘云编撰的那个灯谜,你特别喜欢,我也喜欢:“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此谜的谜底是猴子,被宝玉猜中了。史湘云想到的是红尘生涯的“真何趣”,而名利这些虚幻之物并不能带给人以真乐趣真情趣。   
 
   再复:研究《红楼梦》一辈子的俞平伯先生本身也是一个名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士之一。他的生活态度基本上是名士态度。但他不是表现在外部的倜傥风流,而是注重生活与写作的情趣。他研究《红楼梦》,固然是在考证,但考证中烦而不琐,文章中夹有许多趣情趣事,让人读后觉得津津有味。他考证秦可卿与她公公关系的文字,也可以作为散文读。
 
   剑梅:中国的名士文化源远流长,在魏晋时代那么发达,是不是庄子的影响?
 
   再复:这个问题还可再做些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名士文化在公元三、四世纪魏晋时已达到了高峰。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意见,他认为“风流”与“率性”文化(他没有使用“名士文化”概念)就产生在这个时期,而主要是渊源于《列子》今本(古本已佚失)的第七篇《杨朱》。此篇把人的生活作了“外”与“内”之分。故事中的杨朱,说人不得休息,乃为四事所累,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便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生活如何摆脱“畏”,就得从治外转到治内。冯先生说:
 
    《杨朱》篇所说的  “治内”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任我”而活,所说的“治外”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从人”而活。人活着,应当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也就是说,人活着,或循理或顺情,都应当出自纯真的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尚。用三、四世纪时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任“自然”而不是循“名教”这是所有新道家人士都一致的认识,但其间还有区别,以郭象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而另一批任情派则主张要率性任情地生活。
 
    剑梅:这也就是说,可把《列子》中的“杨朱”篇视为中国名士文化的一个思想源头。这源头强调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
 
   再复:《杨朱》篇所描述的可视为晋代士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但不是全部,也不能说是其中最好的。《杨朱》所感兴趣的是一种粗鄙的享乐,这种享乐不必鄙视,但并不是“风流”的真意所在。到了竹林七贤,才有了“风流”的实质。刘伶一丝不挂,尽情痛恨,别人批评他时,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内裤),诸君何为入我禈中。”(《世说新语·任诞》)刘伶这种物我不分、天人不分,自由自在地活在天地宇宙之中,才算是真名士真风流。我们所看到的“醉眠芍药捆”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史湘云,其文化心态意态,可追溯到刘伶、阮籍等。
 
   剑梅:史湘云的风流倜傥,已不是粗糙的只顾享乐,而是对于生命自由的真理有所领悟。在中国文学戏剧中寻找狂欢的女神,其宗可能得追溯到《山海经》的女娲、精卫,可是在传说中她们的故事尤其是内心尚未展示,我们只能从她们的“补天”、“填海”行为上去想象。《山海经》之后,中国历史上如林黛玉所歌吟的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等,都很精彩,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都以自己的生命语言给人间留下永恒的记忆。但是却没有一个像史湘云这样满腹诗书而且如此潇洒,如此不拘一格。《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里的
杜丽娘,在爱情中也狂欢了一阵,但其文化内涵,也不如史湘云深厚。其文化含量相去甚远。《三国演义》中的貂蝉虽也演出了一场狂欢性质的政治戏剧,可惜归根结蒂,她不过是被人拉着线的傀儡,高级的女奴与工具而已,其内心除了报主恩情和征服对手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更谈不上什么生命境界。至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春梅,她们只能在肉体的情欲中狂欢,是彻头彻尾的大俗人。《红楼梦》创造了那么多的诗情女性,仅史湘云一人就足以压倒群芳了。
 
    再复:你的文章已经有了提纲了。史湘云折射的名士文化,确有丰富的文化含量,但她并不是名士文化理念的形象转达,不是名士的号筒。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个性,在她口直心快的言语中,有时也跟着薛宝钗劝宝玉走仕途之路,但这只是脱口而出,不知深浅,完全不像薛宝钗想得那么深,那么执著。性格中有些矛盾,有“不一致”,才丰富,才真实,才不是某种文化理念的图解。《红楼梦》中其他精彩女子形象也是如此。例如林黛玉,她最讨厌功名这一套,绝不劝宝玉去立功立言,自己也绝非名利之徒,但在贾元春省亲而命众弟
妹作诗时,她就升起一个好好表现一下的念头。(第十七回写道:“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这个细节很有趣。对于此一细节,与其说她想出风头,不如说她任性率性、天真好强。绝不可用我们今天的道德评判语言去批评她。也正是有这种异质的精神细节,人物才不是理念的木偶。
 
   剑梅:这么说,林黛玉也是名士,也是狂欢女神了。
 
   再复:说黛玉是狂欢女神未尝不可,不过,说她是名士则需再斟酌。如果她属名士,就会去吃鹿肉,但她拒绝,可见与名士的不拘形骸还是有很大区别。不过,她作为大观园的首席诗人,却有内心的狂欢。《红楼梦》中的第一狂欢女神,其实是林黛玉。你记得第七十六回林黛玉与史湘云的联诗比赛吗?那是一次心灵狂欢的较量,最后林黛玉动用她的最高才情,进出一句“冷月葬花魂”,吟出之后还对湘云说:“不如此如何压倒你?”你看,此时林黛玉真是才高气盛,话下之意,便是你狂,我比你更狂。林黛玉的“五美吟”本身也是一次思想的狂欢,历史见识的狂欢,这种狂欢才真的横扫“二十四史”这些皇帝家谱。她的《葬花辞》又是何等气概?天问地问人问,表面上是伤感,实际上是看空了一切。最后的焚诗稿,更是死前最后的绝望的狂欢,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死亡仪式,向无情无义无知的人间发出光芒四射的抗议。而她的爱恋过程,更是从天上转入地上。来到人间之后,寄人篱下,除了宝玉没人能真正理解她,她和宝玉的恋情也受到正统力量与种种世俗力量的排拒与压迫,但她还是凭借一股痴绝之情,勇往直前,一路挥洒眼泪。她的风流是更深沉的风流,她的狂欢是更加内在的狂欢。
 
    剑梅:你所说的狂欢是广义的狂欢。不错,以更开阔的狂欢定义看,林黛玉确实内心才思汹涌,诗思超群,每写一首诗都是一次不同凡响的心灵狂欢。难怪你要封她为大观园里的“首席诗人”。她的诗句:“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以风流自命,何等自傲自信,而她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又是何等的心事浩茫?这确实是灵的狂欢,大灵魂的诉说。这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上真是稀有之音,绝对稀有的现象。对于史湘云,我在前几年阅读时老想到“酒神”二字。这不仅她爱饮酒而且醉卧石凳,而且因为她的整个文化形态正像尼采描摹的酒神精神。这不是理性的阿波罗(Apollo),而是充满原始本能与生命激情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
 
   再复:你的这一思想也许是一种有意思的发现。尼采《悲剧的诞生》我虽印象很深,但未把酒神精神与史湘云联系起来,也未从这个视角思考林黛玉。在尼采的著作里,酒神精神是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如痴如醉地享受生命的欢乐与喜悦,与讲究节度、理性观照人生的日神正相反。酒神狄奥尼索斯也可视为一种生命状态,心醉神迷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是个体生命与宇宙存在的融合,“精神”以感觉为家园,正如感觉以精神为家园。尼采认为,日神艺术表现在史诗与雕塑中,酒神艺术则表现在音乐中。古希腊悲剧正是这两种精神互相撞击,互相补充的产物。上世纪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讲“复调”、“多声部”、“狂欢节”,把酒神精神带入他的理论,也扩大了酒神精神的内涵。狄奥尼索斯充分感性、充分沉醉、充分洒脱,以此特点来看史湘云,并不牵强,以后你也许会找到许多对应点。因为你的提示,我倒觉得钗黛二人,钗更近日神精神,黛更接近酒神精神。一个讲究分寸节度,向往平静的生活;一个任性率性,内外一派风流。但黛玉是《红楼梦》中最丰富最精彩的诗意生命,仅用酒神精神又概括不了她。
 
    剑梅:《红楼梦》也多次用“风流”二字描述黛玉,如“风流袅娜”(第五回)、“风流婉转”(第二十五回),但她的状态与史湘云还是不同。她的外表不如湘云洒脱,但内心比湘云更超脱,也具有更多的禅性。
 
    再复:所以要说林黛玉折射哪一种中国文化,就不那么简单了。她的文化内涵比薛宝钗、史湘云、妙玉、王熙凤等要丰富复杂得多。我在《悟语》第56则中说她折射庄禅文化,也只是我的直觉,我的感悟。我觉得她有一个基本的生命特点,是率性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庄道家的眼里,“自然”是比道更难求的境界。她的诗,好也好在自然飘逸,绝无造作。第三十八回李纨作为评判者说明她夺魁的理由是“题目新,诗也新,立意也新”后,她却说自己的诗“伤于纤巧”。可见她把“自然”看得最为重要,纤巧也会伤害自然。第五回说她有一种“自然之风流态度”,这便是不知遮掩,没有世故,“心中不知有何丘壑’’(脂评语)。这一点,林黛玉与史湘云是相通的,都是任“自然”,不是循“名教”,都是率性任情地生活。前边我们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一段话讲任性率性。管仲在与晏婴的对话中回答任性的内容是:“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林黛玉正是从“自然”走向“放逸”,恣口之所欲言,该说的话就说,缺少薛宝钗那种节制功夫。但是,林黛玉除了“放逸”的一面,还有“超逸”的一面。放逸一面表现在她的“情”,超逸一面表现在她的“灵”。第十六回,宝玉已感受到她超逸的这一面了,他“心中品度黛玉,越发出落的超逸了”,也就是说,此时黛玉在宝玉心目中,已不仅是人品,而且是逸品了。而支持林黛玉超逸的正是禅宗文化。在《红楼梦》所有的人物中,她是具有最高悟性的人,也是禅悟的先知先觉者。宝玉虽然聪慧,但是他的感悟总是抵达不到黛玉的高度(境界)。贾宝玉深知这一点,也特别佩服这一点,所以他对黛玉说:“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一茎所化”,而且承认林黛玉是先知。第二十二回写他被黛玉的问题(“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住之后并不抱愧,只是“自己想了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红楼梦》作为一部悟书,它的最高禅悟即大彻大悟,是由林黛玉来呈现的。关于这点,我在《红楼梦悟》初版中多次提及,你可再留心一下。所以我说林黛玉折射的主要是庄禅文化,当然也折射一些名士文化。
 
    剑梅:率性自然,这才是林黛玉。黛玉与妙玉相比,显得自然。她和宝钗到栊翠庵作客,竟被妙玉视为“大俗人”,难怪她们要在妙玉面前觉得不自在。妙玉的缺点恰恰在于不自然,内外也不太一致。
 
    再复:妙玉聪明至极,气质确实非凡,但不能算作率性之人。“率性谓之道”,她虽日夜修道,却未真正得道。林黛玉倒是真正得了道。我特别崇敬慧能,觉得他点破许多真理。他告诉我们,觉悟的功夫不是在外部诸相,包括佛相、空相,而是内心真有所悟,也就是内觉。他把“佛”、“法”、“僧”外三宝转化为“觉”、“正”、“净”内三宝,强调内三宝,这是佛教要义极为重要的转变。人的“洁”或不“洁”,关键也是在于内心,而不在于外相。妙玉的外部功夫已经做到了极处,但太多我相、智者相,也太多“洁相”,结果是“欲洁何曾洁”,而林黛玉却是内心的真纯洁,毫无挂碍,最后也“质本洁来还洁去”。
 
    剑梅:惜春也谈禅说佛,最后也看破红尘,出家修道,但是她的功夫好像也是外部功夫,内里似乎也没有大彻大悟。
 
    再复:惜春是贾府女子中真正的“冷人”,也是一个最怕被水打湿自己羽毛的人。你注意了没有,在大观园的女儿国里,她总是冷冷地做旁观者,从未表现过青春热情。她虽然才气平平,但也不能说没有悟性。她和妙玉最谈得来,有一回,宝玉突然窜到她俩面前,妙玉痴痴地问宝玉:“你从何处来?”宝玉想到“这是妙玉的机锋”,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说话。惜春笑道:“二哥哥,这什么难答的,你没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的似的。”可惜,这只是小悟性。此时她的小翅膀飞得比宝玉高,可是她却从未飞到宝玉那大慈大悲(即大彻大悟)的至高处,所以总是防备他人,好像心中也紧绷一根弦。更谈不上保护他人。王熙凤奉命抄检大观园,在她的丫鬟入画那里抄出了一大包银子来。盘问下才知道是入画哥哥托老妈妈带来寄存在那里的,箱中的银器是贾珍赏给她哥哥的。此事发生后,惜春觉得有损自己的面子,竟然要求王熙凤动用严刑,可是王熙凤知道这些东西并非赃物,只是私自传送而已,就准备放了入画,而惜春反而不饶,说:“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进而甚至要她母亲尤氏把入画撵出贾府:“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最后入画向她求情说:“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从小儿的情分,好歹生死在一处罢。”求到这个份上了,借春还不动心。可见她是何等绝情。你如果要找一个把面子看得比慈悲心更重要的人,惜春就是典型的例子。连她的母亲都说她:“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而她却回答说:“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这些话虽然出自一个漂亮的贵族少女之口,我听了却毛骨悚然,觉得她的这种人性世界实在太寒冷、太残酷了。就这么一个崇尚妙玉、口说禅语、最后走进佛门的小女子,其心灵离佛有多么遥远。她和贾府中头号念佛的王夫人一样,内心都有一种冰冷的自私与残忍。曹雪芹呈现惜春和王夫人这种形象,让我们更感到慧能所强调的禅悟“内觉”是多么重要,那种把菩萨、经书、佛珠当作装潢门面的器具甚至当作掩盖内心黑暗的面具,只能使人性更加虚伪,更加不可救药。因此,我们要说惜春(也包括王夫人)折射什么文化,那么,可以说,她折射的是冰冷的假菩萨文化。宗教与学问的末流大致相同,最后都只顾一张面皮,至于真理如何遭难,心灵如何沉沦,那是无法顾及了。从《红楼梦》的整体叙事结构看,有惜春、王夫人这种形象在,主人公贾宝玉所负载的大慈悲文化显得更为难得,其剔除分别心的不二法门,其打破尊卑界限的博大情怀,也更显现出光辉。从书写艺术上说,有这种对照,其作品的精神内涵才更加深刻。
 
    剑梅:无论是儒,是道,还是释,都有精华与糟粕,都有外相与内核。《红楼梦》中的释家文化、释家哲学精华主要是由主人公贾宝玉呈现,而其表面功夫——甚至可称糟粕——则由王夫人、惜春等体现,道家的末流则由炼丹炼到走火入魔最后吞砂而死的贾敬体现。而儒家也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分,这一点你在《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中作了说明。
 
 
3、王熙凤、探春的法家文化投射
    剑梅:除了儒、道、释三大家文化在《红楼梦》人物身上都有折射之外,是不是法家文化、萨满教文化等也有折射?
    再复:有,在王熙凤、探春身上就折射着法家文化的一些特征,但两人的个性与折射点又有区别。中国法家文化的集成者是韩非子,在他之前,法家分为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地位、权力与权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法律制度。韩非认为三者缺一不可,三者的结合才能成为强有力的帝王统治工具。历来帝王是以儒治国还是以法治国总要费大心思。中国人一般称以儒治国为王道,以法治国为霸道。但鲁迅说统治者们即使宣称实行儒家仁政,也总要辅之以法家权术权势,因此王道霸道变成相辅相成的两兄弟。我则认为如果历史的发展是如李泽厚所说的“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你可看看我们合著的《告别革命》),那么我觉得,儒家强调的是伦理主义,而法家强调的是历史主义。伦理主义的主题是“善”,历史主义的主题则是发展。为了“发展”,不惜付出伦理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所以法家总是无私无情。他们不像儒家那样以为“人之初,性本善”,反之恰恰以为人天生性恶,人性极不可靠,所以一定要用法律规则去限制恶、惩罚恶。
    剑梅:你在阐述中国文化的论著中曾说,中国文化包括两大脉络:一是重伦理、重秩序、重教化之脉,以孔孟的儒家文化为代表;一是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之脉,以庄禅为代表。你为什么不说法家文化?
再复:我谈的是中国文化的主脉,所以只谈儒、道,暂时放下阴阳家文化、名士文化、法家文化等。法家文化属于政治文化,也是先秦文化的重要一支,但到了汉代之后,逐步与儒结合,几乎没有独立的法家文化。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学者与权势者划分儒家和法家的界限,把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都划入法家,但他们本是儒,并非纯法家,而是儒法互用的政治家。这与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不同。中国的韩非子等比马基雅弗利早出现一千年,但欧洲出现了《君主论》之后,政治学就完全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只讲政治,不讲伦理,两者无法结合。马基雅弗利认为,要达到政治目的便须不择一切手段,包括狮子般的凶心和狐狸般的狡猾,不可讲什么道德情义。他更接近韩非子,不同于诸葛亮、王安石这种亦儒亦法。
剑梅:王熙凤好像不是半儒半法,而是真法真霸。为了达到目的,她不择手段,绝不讲什么“仁义道德”。王熙凤一旦“协理宁国府”,便是一路法家气派,威权章法双管齐下。府中那位负责迎送亲客的人“睡迷”而迟到,她便以“冷笑”斥之,接着便“抓住不放”,并以他为“反面教材”狠狠惩处一番,并发布一番执法宣言。小说描写道:
 
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现开发的好。”登时放下脸来,喝命:“带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革他一月银米!”众人听说,又见凤姐眉立,知是恼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执牌传谕的忙去传谕。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还要进来叩谢。凤姐道:“明日再有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误!”说着,吩咐:“散了罢。”窗外众人听说,方各自执事去了。彼时宁国荣国两处执事领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绝,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这才知道凤姐利害。众人不敢偷闲,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不在话下。
 
仅协理宁国府一节,就足以看到王熙凤的法家气势。
再复:这是表现王熙凤法家风度最生动的场面。而整个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前前后后,所作所为,还有人们对她的评价,都可以看到她身上势、法、术三者皆备。贾珍采纳宝玉的建议,决定邀请王熙凤协理,也正是明白她从小就有“杀伐决断”之势。他对邢夫人说:“……从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第十三回)得知贾珍的决定后,宁国府中都总管来升立即传齐同事人等警告说:“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我们须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着,不要把老脸丢了。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第十四回)无论是贾珍所说的“杀伐决断”之气,还是来升所说的“脸酸心硬”、“不认人”的“烈货”,都准确地描述了王熙凤。法家的重大特点就是只认法,不认人。为了执法,就敢杀伐,就是心硬,没有什么仁义可言。刚才你读的这段描写,王熙凤声色俱厉,正是一番杀伐,绝不讲情面。这一场面,除了表现出“势”与“法”(规则)之外,还表现出法家的一种术,这就是“深一而警众心”,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以一警百。拿一个迟到者打大板开刀下马威,以警示众人。看来王熙凤还颇精通法术。有些中国政治史研究家就概括了韩非的阴谋十计:1.深藏不露;2.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其用人也鬼”;4.深一以警众心;5.装聋作哑,以暗见庇;6.倒言反事,即故意说错话,做错事,以错检验臣下是否真诚;7.事后抓辫子。设法使人非讲话不可,讲了再抓辫子;8.防臣如防虎,时时有戒心;9.设置暗探;10.谋杀。[转引自《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刘泽华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套驾驭群臣之术,也可说是法家的正宗。因此,要说势、法、术三昧,王熙凤倒是全面地折射法家文化。
剑梅:王熙凤折射法家文化,不难理解。我倒是觉得探春更为复杂一些。她是不是也折射法家文化?探春的法家作风也有许多描述。只要读一读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就知道她是多么能干。当时她和李纨、宝钗暂时共理家政,给她提供了“用武之地”。我老记得宝钗对她说的一句话:“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也许我们曾经处在一个念念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所以对探春的“兴利节用为纲”特别敏感。这一回里探春所表现出来的家政不是王熙凤那种一来就下马威,但却表现出法家的“精细”的思维特点。法家一向以冷静态度和周密思虑致力于功利目标而称著。凡法家干才,就有很好的算计思维。在法家面前,儒显得空洞,也显得缺乏操作性。要说政治学、经济学,法家才说得上.儒家只能玩伦理学。探春的思维正是周密至极的思维,“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这是她的理念。所以她指令要把怡红院的玫瑰花、蘅芜苑的香草晒干后送到茶叶铺里去卖。对此,贾宝玉曾有微词:“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第六十二回)宝玉本来就是个崇尚美的人。宝玉哪能想到自己院子里的玫瑰有什么经济价值。这就和探春产生文化冲突了。《韩非子·问辩》说得很清楚:“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之善射者,无常仪的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懂得以功利为目标,精打细算,其他的说也白说,做也白做。探春的家政正是以功用为目标,以兴利节用为纲,可见她深得法家精髓。这不知是她无师自通,还是研读法家著作,我尚未考证。
剑梅:贾府里的婆婆媳妇们早已发现“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真是精明得很。除了兴利,她除弊时也挺威严,连自己的生身母亲和兄弟多沾一点钱都不行。她这个人,要是当官治国,肯定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
再复:她和王熙凤的区别,首先就在这一点上。同样都是计算性思维,但探春不贪赃枉法,而王熙凤却很贪心,在内收贿包揽,在外放高利贷盘剥。如果她去治国,肯定是个大贪官、大奸雄。法家的“势”、“法”、“术”三宝,探春注重的是“法”,也有“势”,但不像王熙凤那样,一肚子权术心术,很会搞阴谋诡计,以致葬送了几条人命。(除了直接谋杀贾瑞、尤二姐之外,还导致张金哥和长安守备之子及鲍二家自杀)王熙凤本质上是“三国中人”,是曹操、刘备、孙权这类工于权术的人。而探春却很正,她依法治家,不徇私利,不要权术心术,不走邪门歪道。照理说,这才是法家的正宗。可是,法家的宗师们本身就讲权术,就善长“阴谋诡计”。战国时,讲“术”的风气很盛,法家尤盛。术与法不同,法是臣之所师,术为主所执。韩非子不仅教导君王用术,更可怕的是教导他们如何搞阴谋诡计。
剑梅:探春主持家政,和宝钗、李纨一起,倒是一个儒法互用的好结构。宝钗提醒探春在以兴利节用为纲治家时也不可太啬,就是很重要的补充。宝钗虽也有手腕,但还是有儒家“仁政”心肠,李纨也是。我对政治学一窍不通,但对曹雪芹笔下这种活政治,倒有兴趣。
再复:不错,这应当是较理想的结构,选择儒法两家的长处,扬弃其权术心术的糟粕,既以法治家,又以德服众;既有秩序规则,又有人际温馨;既有算计,又有宽厚;既有冷静,又有热情。中国政治学讲究“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内圣外王”的思想相通。宝钗、李纨这两位儒家属于贤者,只管大局,只出智慧,而探春则属于能者,她精细筹划,周密运作。两者结合起来,确实不错,否则,像探春那么一味讲利,最后连亲舅舅都不认,那也未免要从功利走向势利。
剑梅:如果说惜春是个“冷人”,那么探春应当算是“能人”了。真不愧是“才自精明志自高”,有抱负,有能力,有家族兴亡的责任感。只可惜她是个姑娘家,是个女性,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才能得不到充分的施展。再加上她是赵姨娘所生,属于“庶出”,母亲和同胞兄弟(贾环)都不争气,其最后的结局,也只能遵命远嫁,真可说是“壮志末酬身先嫁”,让人为之叹息不已。
再复:探春自己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第五十五回)这一番话,绝不是大话,她确实是可以建功立业的人。我常和你说,历史充满偶然。如果荣国府的贾珠不早夭,或者贾珠、贾宝玉还有一个如同探春的兄弟,其贵族府第就会有另一番气象。可是,探春偏是女性,偏是“庶出”,这种天生的缺憾,在宗法社会里可是致命之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很根本的一点是摧毁宗法文化观念,让女性获得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实现的机会。也就是让探春们可以“立一番事业”,让李纨们可以不再守节,让薛宝钗、林黛玉们的诗赋可以发表于社会。探春、宝钗、李纨、黛玉都是诗人,都是知识妇女,在“五四”运动中,得益最大的就是知识妇女。不过后来被解放的妇女,个个变成“双肩挑”,像李纨,就不仅要照顾贾兰,而且还得到外头工作。她是诗评家,也许还得当个编辑记者,够累人的。人间充满生存困境,你是个女性主义者,应当很了解这一切。
剑梅:不管是探春这种能者,还是李纨、宝钗这种贤者,还是黛玉这种慧者,也无论是王熙凤这种强者,还是迎春这种弱者,都跑不了“双肩挑”的命运,但五四后她们毕竟都带着独立人格在天地间站立起来了。“五四”运动的得益者,除了知识妇女之外,非知识妇女得益也很大,像晴雯、鸳鸯等就不必再去当人家的奴隶了,即使去当人家的保姆,也有自己的尊严。“五四”运动打破宗法文化的牢笼,其功不可没。
 
选自《共悟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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