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超越视角-《罪与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再复迷网
《罪与文学》
论文学的超越视角作者:刘再复 林岗 阅读次数:
论文学的超越视角
 
古往今来,那些有尘世抱负的伟人和政客,都想利用文学来推动他们的事业;而那些有尘世抱负的作家也想利用文学为“恺撒的宝剑”增添一点锋芒。因为前者知道他们的思想、言论、政纲、或者哪怕就是政策,如果籍助一点文学的趣味和形式,就可能传播得更快,更广泛地普及到读者中去,并且为读者接受。古人早已通晓这个道理,他们把四书五经的大道理形象比喻为苦口的良药,把文学的趣味和形式比喻为送下苦药的糖丸。药虽然是良药,无奈苦口,肯痛快服下去的人不多,为了治病求人,用些糖丸拌苦药欺骗病人说是甜药,将就服下去,也算是用心良苦的一个办法。因为后者也知道,“恺撒的宝剑”除了带来平安和秩序以外,还将带来难得的面包,无论他们想要平安和秩序还是想要面包,如果为了尘世间不可缺少的宝剑肯多出一分力气,日后不能流芳千古也可以多得些面包。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文学都是被一个外在目的所驱动、所利用的文学。
从历史的实际状况观察文学,文学的确是一项可以被利用的事业。没有什么理由说那些被利用的文学不是文学,而不被利用的文学才是文学。因为文学有多个层面,有不同含义,它们处于不同的水平。有的纯粹,有的不那么纯粹,有的仅仅徒有其表。像梁启超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期望推动立宪政治在中国实现,于是他想到了小说。除了鼓吹小说的种种功效以外,还身体力行,写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藉助故事人物,说出他当时心目中的立宪政治大纲。我们不能说《新中国未来记,》不是小说,可是如果说关于宪政的论述,它不如一般的政治学著作;如果说文学色彩,它又徒具形骸,毫无血脉。就是说,梁启超当年的身体力行,既败坏了政论,又败坏了文学。长远来看,所有出于外在功利目的而利用文学的文学;都没有长久的生命力,而那些利用文学的功利活动,一定会败坏文学,造成文学的灾难。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这样的灾难史。它对文学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降低文学的艺术水准,败坏文学的应有的品味,使得作家处于痛苦的内心冲突之中,不能写他们想写的作品,甚至伤害到作家的个人生命。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有所成就,那么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自觉反抗这种灾难的结果。文学是和人类的功利活动不一样的,虽然可以把它强行纳入功利活动中,但文学的本性却不是功利活动,也不是功利活动的组成部份。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学写作是一种个人活动,写作直接听命于作者个人的良知;写作不是反社会的,但确实是非社会的。另外,就像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问关注人一样,文学也关注人。但文学有独特的视角,它不象其他人文学问那样把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关注隐藏在尽量理智和客观的分析框架的背后,它的叙述与抒情形式直接诉说的就是人,人的活动与内心世界,因此,文学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关注是不需要隐藏的,它们就是文学生命的一部份;同时,文学的思想资源,与哲学和宗教对人自身的了解有相同的地方,但文学更加诉诸直觉,更加直面人类内心世界的冲突,因此文学对人心的洞察是直觉式的洞察,它所表现出来的慧悟和洞见,或许为哲学与宗教听末见。笔者相信,这些对文学的基本见解,已经不是独特的发现了。在世界的许多文学传统里,它们都是广为认同的关于文学的见解了。但是,正如文学会不断地被利用一样,文学本身也应该不断地反抗功利性的利用,不断地澄清和阐述文学的超越视角就是反抗的一部份。正如有人指控文学,就应该有人为文学辩护。文学也许免不了被指控,就像它免不了被利用一样,但是,有指控,就有辩护;有利用,就有反抗利用。这是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状况。在这里,笔者为文学作一番辩护,相信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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