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命运-《论高行健状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再复迷网
《论高行健状态》
经典的命运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经典的命运
 
    下笔写作《后记》的时候,浮上脑际的名字首先不是高行健,而是卡夫卡、乔伊斯、巴斯特纳克。卡夫卡死於1924年,他临终前委托朋友烧掉他的稿子,但这位朋友背叛他的嘱托,因此我们才能读到卡夫卡的经典作品。他生前只是一个小职员,没有人认识他的天才,默默写,也准备默默死,伴随他的,只有被称为:“寂寞”的无形怪物。乔伊斯比卡夫卡命运好一些,但也几度潦倒得几乎写不下去。1922年《尤里西斯》首度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屋出版后就遭麻烦,两度进过法庭。美国邮政当局曾查禁刊有该书片断的杂志,英国则查扣、焚毁了伦敦出版印行的《尤里西斯》。直到1933年,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约翰·吴尔塞才判定此书的发行符合美国法律。三年后,英国才首次公开出版。至於巴斯特纳克,他的经典作品《齐瓦哥医生》,在故国根本无法出版。1957年首度以意大利文问世,1958年才有英文译本。195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为了能在故土存活下去,宣布放弃奖金,次年则忧郁而死。
    比起上述经典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高行健的命运好得多,但是,他的代表作《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也只有台湾的联经出版公司能够容纳,而《灵山》出版后每年只能卖出几十本。他的全部著作,十几年来一直被故国禁止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仍然禁止出版。更使我惊讶的是,《香港文学》杂志曾约我写一篇关於高行健的文章,我应约写就后,责任编辑通知我,说有关的头头“不敢表态”,无法刊登。处於“一国两制”时期的香港刊物,竟然和大陆的权势者一起拒绝高行健,害怕这个异端会给自己招惹麻烦,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文学刊物的刊格可以这样卑微吗?香港一个世纪言论自由的权利可以这样轻易地扔掉吗?这件事情使我对香港有了新的认识:那些出卖自由权利、把“两制”变成“一制”的并不一定是来自政治强权,而首先是来自香港那一些见利忘义的“文艺工作者”和胆小的文艺商人。
幸而香港还有道义在,还有自由在,还有明白的头脑与文学良心在。高行健获奖消息公布后,全香港的媒体几乎一致欢呼,就是明证。本书《论高行健状态》能在香港及时出版,全仰仗於明报出版社的潘耀明先生、林曼叔先生和彭洁明小姐。他们真的热爱文学,真的为汉语写作的胜利高兴,在母亲语言艺术赢得历史性荣誉时,他们天然地高兴,绝不会想到出版评论高行健的书会遭到“上头”的谴责。香港还不至於这么黑暗,大陆那些不明白的脑袋终究也会明白,而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应当为中国文学洒一滴汗水,在一个美好的历史瞬间留一点光明的痕迹。
高行健此次获奖,意义非常。往日无处可说时我就憋不住,老想说,现在许多报刊学校让我说,自然就要痛快地说一回。1983年,我和妻子带着五岁的小女儿去看《车站》,行健和林兆华等在门口。看完戏后,我对妻子说那个“沈默的人”就是高行健,他已离开那个总是等待着的集体意志,走自己的路了。“沈默的人”最后在戏场里从低处走向高处,一直走出场外,这也预示着行健后来的命运。1989年我出国后,第一星期就在巴黎和行健见面,他告诉我,此后最要紧的是抹掉心灵的阴影,走出噩梦。十一年来,我一直记住这句话。1997年他到纽约办画展,特地到科罗拉多看我。三天三夜,他一步也没有踏出房门,只是推心置腹地谈个没完。每次和他交谈,我的视野就进一步打开,阴影就愈少。朋友之交,灵魂互相撞击,彼此都好,但我总觉得他给予我的,比我给予他的更多。我的一些评论推介文字不过是呐喊助阵,真正走在历史前沿的,还是他的才华与文字。不过,他知道我看了《车站》、读了《冥城》、《山海经传》后是怎样高兴,也知道我读了《一个人的圣经》的清样后在电话里兴奋得如何叫嚷。作家本该亢奋,但他偏偏格外冷静;思想者本应冷静,但我偏偏老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翻腾。这一个多月来,我大约不会比他平静。
    出了这本书,算是了却一桩心愿,以后高行健的研究者将会很多,也一定比我阅读、探讨得细致,此书只能算是引玉之砖。
 
    此文系2000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论高行健状态》一书的〈后记〉。
 
    2000年11月11日於香港城市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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