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园思绪》序-《书园思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再复迷网
《书园思绪》
《书园思绪》序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书园漂绪二十年
——《书园思绪》序言
 
    前年春时兄应上海文艺出版社《学苑英华》(知名学者学术精粹丛书)之约编就李泽厚的《探索语碎》后告诉我,他将着手编选我“语要”,并要我作序。尽管觉得这种“书摘语要”的形式不错,但我并不热心此事,同此—拖再拖、其原因—是早已远离喧嚣,万念归淡,什么都不在乎;二是深知此丛书中的余英时、季羡林、饶宗颐、任继愈、许倬云、李泽厚、张光直等的学术是个“完成”,我却是一个“未完成”。六、七十年代的大部份时间消耗在书卷之外,没有什么学术话语留下;八、九十年代、虽已历经二十年,但总觉得刚刚开始,还未尽兴。出国之后、虽然也继续从事学术,深化了—些思考),但为了抚慰自己的灵魂,却不得不用许多时间写作散文。至今,已出版了《人论二十五种》和《漂流手记》六卷。而学术著作则只出版了《放逐诸神》、《告别革命》和《论高行健状态》,这之外的两三个学术专题,都只写了一半。如果待这些专题完成了之后再编“语要”,也许会充实丰富一些。
    十几年前,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性格组合论》的前前后后、十分醉心于构筑理论体系,本想在“组合论”之后在构筑一个“主体论”系统,但是出国后却把这—想法逐步打消。这大约是自己对学术的认识已向“生命”倾斜,即更注重学术与生命的街接。我已不认为学问是纯粹“做”出来的,而认为:学问乃是生命(包括个体生命与人类整体生命)处于某种困境中而被逼迫出来和燃烧出来的。因此,学问可定义为人类对生存困境、心灵困境、精神困境的叩问。这—认识,使我不再迷信体系,并对体型有所警惕。这就是觉察到体系固然能使逻辑严密,但也能使体系的构筑者走火入魔,从为自己是“绝对精神”的掌握者,把生命体验窒息于体系之中。其实,体系构架本身未必有真价值。真价值往往是构架中那些细部的论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价值并不在于它的体系架构,而在于其中某些局部的见解。而且就整体价值来说,它也未必比无体系的《沧浪诗话》高。后者其实更有真知灼见,也带给作家更大的心灵解放。基于这一看法,我的学术思考便不再被体系所牵制,也不再被构筑体系的概念系列所覆盖,而是直接地进入真问题。近十年来我所写的《文学对国家的放逐》、《二十世纪三大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及与泽厚兄的对话《告别革命》等,可以说,都是坦率地提出问题分和进入问题,所有的文字都正如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先生所说的,乃是“大哉问”。“大哉问”中虽然没有体系,但有生命的蒸汽与思虑的活气。   
也许是心境格外自由使然,我的思考不仅不被“体系”所隔,而且也不被“知识”和“语言所隔。作为一个知识人,当然必须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拥抱知识,但是,我觉得,知识者在拥抱知识之后更要紧的是用生命去穿透知识和提升知识,重新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去面对事实与真理。否则,读了书之后反而会被书本所隔。知识固然能伸延人们的目光,但也能遮蔽人们的目光;知识能给人智慧,但也会给人造成幻相,以为自己真了不得,进而醉心于话语权力和知识权力,这样虽然满纸是“教授语言”,却完全看不到思想的真诚所在。对着这种时行的学术风气,我自然要选择另一种属于自己的路拒绝话语权力游戏,拒绝充当“话语英雄”。
    打破体系之隔和知识、语言之隔,并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设。追求学术与生命的衔接,正是追求具有原创性的建设。学术应当打破教条陈规,但必须严格遵守学术纪律连起码的形式逻辑和起码的文字诚实都不顾,哪还有什么学术可言?未读过钱穆近八十种书著的任何一种,有什么资格打倒钱穆?上一世纪我国的学术革命与文学革命连绵不断,水浒梁山四处林立,到处是“破字当头”的水浒中人。这种状况使我更加警惕语言文字的病毒,也更有意识地清除这种病毒。但是,这种病毒对我们这一代人浸染得太久,未必都能清除干净。除了警惕病毒之外,我还常常反省自己的写作惯性,例如,较年青时,我喜欢文章有“气势”,这其中固然有长处,但在气势中也往往蕴含着独断与凌人的盛气,甚至还可能会有“霸气”。剔除盛气与“霸气”,也是我这几年所作的一种努力。
    篇末,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高国平先生,他至今还惦记着远方的一个写作的朋友。同时,还要感谢杨春时兄,他自身才华横溢,学事又非常繁忙,完全不必做“书摘”这种苦力活,但他出于学术责任和友情,还是一页一页地读下我的著作。想到朋友的情意在,我就不敢偷懒。
    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