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是为了超越-《鲁迅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再复迷网
《鲁迅论》
反思,是为了超越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反思,是为了超越
——东京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
 
    今年是鲁迅诞辰11O周年,海内外都有一些纪念活动。1991年9月27、28日在东京大学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110学术讨论会”则是海外学术界最受瞩目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鲁迅与异文化的接触”副题为“对现代精神的摸索与传统批判的深化之轨迹”。早在年初,日本学术界就有动议举行一次国际鲁学会议。受仙台鲁迅诞辰11O周年纪念节实行委员会之委托,由著名汉学家尾上兼英教授为主成立了“学术运营委员会”,当时所定的题目侧重在以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接触西方近代的“文化”这一原点上。但是,由于某些人为的干扰,仙台记念节实行委员会未经学术委员合同意,突然更改与变动这次会议的人选与活动,学委会遂因此宣告解体,一批富有正义感的日本汉学家们为了表示抗议这种慑于政治势力而对思想与学术自由原则的践踏,也为了坚持学者的信条,他们重新酝酿与组织了这次的学术讨论会。学委会仍以尾上兼英教授为主,由东京大学的丸山升较授,丸尾常喜教授,藤井省三助教授以及东京女子大学的伊滕虎丸教授等委员所组成,应邀参加会议的讲演者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欧梵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问学者刘再复教授,台湾大学蔡源煌教授等人。   
    讨论会主要围绕二个重点进行,一是关于鲁迅思想的探索;一是对鲁迅研究的反省与检讨,除了讲演者外,主持者及与会者也就讲演的题目提出看法并进行了讨论。 
伊藤虎丸教授扣紧大会的主旨,他讲演的题目是:“鲁迅与异文化的接触——对现代精神的探求,以明治的日本为舞台”。伊藤先生认为:之所以将明治时期的日本作为鲁迅理解外来文化的背景,因为鲁迅思想的原型是在这一时期(留学)所形成的。他认为,如果将“异文化”(欧洲文化)分为“现代科学”文明与“现代市民社会”文化二大侧面而论,则鲁迅与“异文化”的接触的最大特点:并不将这二侧面分离或作为对立来看;依据“外来精神”而对传统进行激越的批判。伊藤认为:“现代”不是单纯的时代概念,而是文化慨念,存在着从政治(思想、主义)到文化的(人、精神)“鲁迅像”之变迁,这种“变迁”是中日共通的课题。中国的知识界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心理”进行深刻的反省(也有人从与鲁迅相反的立场出发对儒教文化进行再褒扬的工作)。但是在日本,对于战前的“反省”是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如果从知识分子的各种“反省”、反思而言,对于鲁迅作为普通的人向亚洲以至世界所提出的新的精神价值的摸索,则是一个共同的有意义的事业,否则“鲁迅与日本”的题目也就不存有任何意义。
 
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及含义
 
  林毓生教授的论题为:“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及含义”。他针对鲁迅在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上所说的其思想上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二种思想的消长起伏”而深入讨论鲁迅的“个人主义”,林先生指出:鲁迅既肯定他的“人道主义”,也肯定他的“个人主义”,但又觉得它们是互相冲突的。然而,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这二者不但并无冲突,而且还有相辅相成之关系。因为,人的尊严,这是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而人的尊严所蕴涵着对人的尊重(包括自尊)在事实上己赋予个人自由的远义。这个人自由又包含着三个面相:人的自主性、稳私权与自我发展的权利。所以,主张与坚持人道主义的人就必须主张与坚持这个意义之下的个人主义。
那么,鲁迅为什么认为它们在其内心之中是冲突的呢?林先生从考证资料入手,指出在原信中,“个人主义”是写为“个人的无治主义”的,并且对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都加了引号。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曾说:“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就是“无政府安那其个人主义”亦即“个人的无治主义。”显然,鲁迅所说的“个人无治主义”就是“无政府安那其个人主义”,林教授进而引用鲁迅解释《工人绥恵略夫》的主旨加以说明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与上述公认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不同的。他早期所欣赏的人道主义理想是带着托尔斯泰身影的,含有至上、绝对的情操。而所谓的“个人主义”则是“倍尝人间无边黑暗、无理、与罪恶后所产生的反抗任何权威、任何通则的思绪”,以为除了满足自己的意愿之外,一切都是假的。这样的“个人主义”没有是非,没有未来,只有自我的任意性,而具有任意性的不同思绪与行为之间也无需任何合理的关联。这是他发现多年来为挽救中国所坚持的理念与工作已到了尽头,在其意识中也已清楚地感到那是一个“死结”。林先生援引鲁迅写于那封信的十八天后的作品——散文诗《墓碣文》认为这可能是其一生中最黑暗的一篇作品,并进而指出:他在酷烈的创痛与绝望之中,时有深具任意性与虚无性的安那其个人主义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鲁迅对“安那其个人主义”并不满意,对于不分敌我的大爱主义也是批评的,所以他在此后出版《两地书》时,就不仅删去了二者的括号,而且把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也许是要表示有所缓和他的严峻的、绝对的立场。
接着,林先生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进行再探讨。他认为:鲁迅早就对中国的国员性得出负面的结论,并以此鉴定国民性或民族性的倾向。因受政治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失望情绪及其使用以为最终是思想决定一切的中国传统一元有机式思想模式的深切影响,就愈来愈往负面走去,最后达到必须对中国传统做整体攻击的结论。一方面创作出反传统的不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却从主张改造国民性与思想革命的观点出发,走向逻辑的死结。所以,鲁迅在情绪好时,只能相当形式地说没人能够预言未来,情绪坏时,便陷入绝望的深渊。他渴望能走出思想的困局,而在中日战争后作为一名爱国者,他之所以成为共产革命的同路人,这一重大的变迁基本上是受其思想困局之压迫性影响所致,并非根据强大的理性资源思考所得。林先生的论旨有严密的逻辑性,深入浅出,论证有力,获得相当好评。他的思辨方式和研究方法对于重实证的日本学界不啻是一种刺激与启发。
 
鲁迅和当代台湾文学
 
  蔡源煌教授的题目是“鲁迅和当代台湾文学”。以当代台湾文学与鲁迅的关系为轴,则不失为这次学会的另一种新声。他从回顾入手,指出:在大多数生活在台湾的作家心中,都有某种“鲁迅情绪”(The Luxun Complex)。鲁迅对台湾作家产生的影响,小说较杂文来得显著。而小说中,尤以乡土文学为最,他举出黄春明的《锣》为例,说明其主人翁憨钦仔可说是阿Q的翻版。鲁迅的小说,除了写农民予人深刻印象之外,在技巧和题材上,也为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作家所师法。“鲁迅的文体给人的印象是冷隽刻薄;但事实上像《伤逝》或《示众》开头的铺景(exposition of setting),遗词用字极为婉约,颇有巴洛克(baroque)之美。”在技巧上,《狂人日记》是一篇大胆而有创意的小说。在题材方面,不论是农民的悲苦,或旧社会的惰性、封建积习等,至今仍一直是部分台籍作家所乐于拥抱的。鲁迅擅长的人物速写(shetch)对台湾小说界必定是有影响,近几年报刊副刊常载“极短篇小说”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以白先勇的《冬夜》与陈映真的《唐倩的喜剧》都与鲁迅的描写有所相像。而在杂文方面,台湾解严以来,鲁迅的影子也许更不能忽略。“对台湾作家而言,鲁迅几乎是一个‘概念性符号’,代表了文人和作家必要的批判思维。”以前也常见有鲁迅与台湾文学这种论题,大都是大陆论者写的,所据都是文学史上资料,所论不免以“统一”的政治主题先行。蔡先生从台湾文学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所阐释的论点就令人耳目一新,起码在孤陋寡闻的笔者听来,别有一番新意。
  从自己过去的鲁迅研究的再检讨中,省思鲁迅思想及研究的现实意义,则以李欧梵教授及刘再复教授的二篇论文为主。李教授的主题是:“关于《铁屋中的呐喊》的再思考”,《铁屋中的呐喊》是李先生出版于一九八七年的一本英文的鲁迅研究著作。[1]他从对此书的“自我反省”开始,拉开对于鲁迅研究的再思考。他认为:用传记考证与索引的基本模式继续研究鲁迅是否已经山穷水尽?他想提出一个口号:超越“鲁学”,既不把他神化,也不把他个别处理,而把鲁迅的生平、思想、作品放在一个广义的文化层次中重新诠释,并以此来反思这个文化遗产的本质。
在对待传统与西化的问题上,李先生以为要扬弃对立二分法约思考方式,他同意林毓生教授的看法:鲁迅的反传统只能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表面层次,他更着重的是创新——特别是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创新是欧洲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从浪漫主义传统所尊重的艺术和艺术家的独创性衍生的,这一时期的欧陆艺术的创新在于反理性、反中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现实,中国的五四文化既发掘了人文主义的自我又推崇理性、又注重艺术形式的创新,但在表面上这三者皆为反传统的意识形态所用,因而,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也是三者兼得的,但在其作品中,这三种意识又冲击得很厉害。
  鲁迅语言的文学性问题。鲁迅在早期作品中更扮演一个语言“解构”的角色,《狂人日记》的主人翁探讨中团传统的流水帐为例,就是一个极精彩的德里达(Derida)式的文本解构,并试图作一新的诠释,从而创出第一篇中国的现代小说。
在二十世纪末,讨论鲁迅的现代性是否仍有意义?李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从二个层面加以论述。其实,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性对西方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过程是一个挑战。鲁迅在作品中对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思索得很多,他似乎永远徘徊在一个不稳定的现在,这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看法是不大相同的。鲁迅那一代的大部份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历史的潮流是涌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只有像鲁迅这样的人才半信半疑。他在艺术上的创新,一方面是表达一种现在的“焦虑”,而这种独特的焦虑感正是鲁迅的可贵之处。但在后现代语系中,已无所谓任何焦虑,李先生表示不能同意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逊教授(Prof.Fredric Jameson)对鲁迅的评价,而认为鲁迅作品的寓言性,就在于它的公私之间的斗争——既非高尔基、亦非普鲁斯特,而是两者得兼,与卡夫卡更相当。其二,必须回归中国,把鲁迅作为庸俗化的反证。当中共官方把鲁迅纳入历史神话以后,他的现代感和独创性更显突出,与官方的政治“媚俗”传统(如“形势大好”等)恰成对比。鲁迅的“现代性”是与“先锋”的意义相适的。在二十年代的欧洲(包括苏联)“先锋”就是革命;艺术形式上的偏激,就是一种进步,至少它反对保守或庸俗的卫道者,鲁迅有这种想法,但对当时所谓的“革命”却有所勉强,这种感受是极为复杂的。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个题目可以重新研究。中国学者接受了四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洗礼,但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发生兴趣才是近年的事。这门学问在美国学界仍盛,中国年轻学者反而不太注意。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看鲁迅,李先生认为卢卡契并不适用,反是布雷希特更有启发性。他还举出意大利的“革命导师”格兰姆齐(Antonio Gramsci)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看法与鲁迅不谋而合。格氏关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alle intalleetuals)的看法值得重视。
  在世界文坛上,鲁迅生活的时代是现代性文艺和革命性的左翼思潮交错互溶的时代,鲁迅的思绪自有其国际性的视野,他的革命性是奠基在一个国际性的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思考之上,而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民族的救亡图存,所以他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在本质上有显著的不同,听完李教授的发言,我觉得他似乎也有著一种焦虑,一种为着超越,快随这个世纪结束的旧鲁迅研究的热切感,他在探察另一条新路。
  刘再复教授曾是五年前北京鲁迅讨论会的主持者,作为大陆著名的鲁迅研究家,他的讲演揭示中国鲁迅研究界近年中的一种反思。他的论题是:“鲁迅研究的自我反省”经过二年来海外的回顾与思考,他通过这一报告进行二种反省:一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中历史角色的转变的反思;一是对自己过去十几年中的鲁迅研究作根本的反省。
  首先,刘教授指出这种反省不是对鲁迅的否定。对自身的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包含着对鲁迅的一种更加理性的尊重,就如哈佛大学对马克思的尊重,使得马克思显得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存在。但是,长期以来,“我在鲁迅研究中一直把鲁迅作为偶像,把他的思想作为一种不可置疑文化法则和文化前提,直到1986年在‘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报告中,仍然将鲁迅作为导引中国文化方向的指路明灯”,这就带来二个问题:一是把鲁迅的研究变成其思想的演绎和注疏,因而也接受鲁迅提出的全部命题,六十年代初当王蒙提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反命题时,我仍然不认同王蒙的思路,事实上,鲁迅对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痛打落水狗”的思路使得革命的后遗性不断加剧,滑向暴力化。二是把鲁迅的思想当成器具以对抗其他权威,对某种绝对价值尺度提出批评时又把鲁迅的思想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缺乏对鲁迅自身局限性的发现与认识,在评价其译作时没有注意到,鲁迅吸收的看来正是普列汉诺夫僵化的、决定性的一面,同时,这种尺度还导致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进行评价时,以接受鲁迅的判断为前提,缺乏超越态度,因而在(美学论稿)中对胡适、梁实秋、林语室等的批判都以鲁迅的判断前提为尺度。
  鲁迅的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撰写《鲁迅传》时主要接受了瞿秋白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决定论,这种研究模式主宰了中国数十年的鲁迅研究,也影响了自身的研究,这种政治进步和思想飞跃的模式,使得自己笔下的鲁迅带上太浓的意识形态色彩,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模式在思想文化上确立统治地位之后,作家一旦接受之,就结束迷茫时代的自我探索和自由寻找的活泼状态,这种确定,仿佛是作家的进步和飞跃,其实却是作家艺术家的致命伤,文学艺术的最大陷阱就是确定化。鲁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尤其是后期,带有明显的人格分裂的复杂性,这是作为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观念的革命战士和作为一个深刻了解艺术内在规律的作家的分裂。我以前没有予以正视,也是一个缺陷。
同时,在研究中又接受流行的关于鲁迅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整合形象的观念之影响,用“三家”界定鲁迅本质,把鲁迅的文学作品均作革命化的阐释,将其丰富的精神内容简化成口号和革命的绝对命令,把鲁迅一时的激情之辞上升为普通性原则。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本质是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其深刻性是少见的,但作为一个革命家却比较勉强。尤其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鲁迅被彻底地变形。,一切制造仇恨的革命激进分子都打着鲁迅的名字,以他的名义践踏同胞,奴役他人,我却始终无法在论著中坦率地表明自己的忧虑。并有意回避这些尖锐的问题。 
  最后,刘先生表明三点意见:一、对于鲁迅的“报复”和“能杀才能生”等观念表示理解,因为这是一个作家的表达,而非政治家充分理性的表述。二、顾及鲁迅的全人,注意他的这些基本命题的反命题。三、对鲁迅这些观念的抽象化原则采取质疑的态度,以理性扬弃其片面性和偏激形式。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创作将超越时间的界限,继续被欣赏和阐释,但是,一个以政治意识形态重塑鲁迅的时代将会和这个世纪同时结束,刘先生认为,他的这个初步反省,正是和这个时代告别,希望它将成为结束这个时代的一种声音。刘先生的发言诚恳而且充满理性,代表着正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省与反思的严肃的学术态度。林毓生教授就高度评价他的这一 “反省”,认为这场报告是刘先生鲁迅研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这一“反省”也标记着中国鲁迅研究界开拓新路的一种转折。
 
呼唤新的鲁迅研究时代
 
    会议开了二天,有许多关西、东北地区的日本教授和中国留学生远道赶来赴会,最后一天又适逢周六,会场上更是座无虚席,有不少人只得站着旁听,会议的讨论也热烈,以致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在会议上,日、中、美三国学者认真地进行交流与讨论,可以说是众多纪念活动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学术会议。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在不满足于鲁迅研究现状的同时十也对自身的研究进行深刻的自省与反思,从而提出新的目标与追求。因而,东京会议是呼唤一个新的鲁迅研究的学术时代到来的先声,也是面对新世纪而再出发的起跑点。
 
 
 
 
(选自《学术》)


[1] 《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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