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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告别革命论错在那里?作者:张海鹏 阅读次数:
 

告别革命论错在那里?

 

张海鹏

 

1995年香港一家出版公司推出了一本小书,题名为《告别革命》。那本小书,其实是李泽厚、刘再复两个人平时的谈话,录音后加以整理,居然成书。该书宣布要告别一切革命,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而且还要告别21世纪的革命。
这本小书在谈论告别革命时,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依据,也没有进行论证,其内容不过是反映谈话者攻击革命历史、革命业绩的阴暗心理。该论者告别革命的思想中攻击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已于1994年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这种荒谬的言论,也早已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注意。《求是》杂志等已经连续发表评论,揭示了这种言论的荒谬。
对这种奇谈怪论,我们不可小视。1990—1991年苏联历史学界攻击十月革命的势头,我们还记忆犹新。我们要问,攻击辛亥革命,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革命,其用意何在呢?我们不能不作一些辨析。
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 
 
事实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可以任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尤其是17世纪以来,在欧洲、美洲、亚洲先后发生过的多次革命,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革命爆发了。旧的制度瓦解了,新的制度建立了,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旧的社会桎梏解除了,社会生产发展了,社会前进了。社会革命往往采用暴力的形式,不通过暴力革命,旧的统治者能退出历史舞台吗?不通过暴力革命,反抗新社会的旧势力可以压制下去吗?“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这句名言,形象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革命起来,如暴风骤雨,有人讨厌它,但是却不可以制止住它。社会生活在承平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没有激化,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召唤革命,有谁去响应呢?革命,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形式。不能说想革命就革命,也不能说不想革命便不革命。革命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寻的。诅咒革命,诅咒暴力革命。只是反映了旧势力对革命的无奈,对旧社会的哀鸣而已。
告别革命论者说,改良比革命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对改良的不加分析的肯定,实际是反对革命的同义语。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唯一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意可以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在革命没有发生的时候,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空,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那实际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它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产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有人还攻击说,史笔只能歌颂农民革命,不能肯定改良,也不能肯定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谓攻其一点,是只抓住了某些历史学者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所作出的过头的评论,而不顾我们党和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历史学者对革命和改良的历史作用作出的合乎事实的客观分析。如对康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一般总是给予高度评价的。19561112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进步,起了显著的作用。著名的老革命家和历史学家吴玉章也说过:“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许多爱国的维新志士希望学习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天皇的维新,要求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58年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高度评价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他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更大的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他还指出,戊戌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大众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的反映。这次运动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次走上政治舞台为特征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前奏。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他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第3(1984年版)里称赞戊戌变法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指出,改良派发动维新运动,要求挽救民族危亡,明显地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又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富强先进的中国,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这些,能说我们不能肯定改良吗?但是,当中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时候,当中国革命派正在掀起革命运动的时候,改良派跳出来加以反对,坚持保皇立场,坚持认为只有改良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错误的了,就是不能肯定的了。对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评价,这种分析的态度,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观察、分析事件和人物的表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改良和革命,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妄作评议,正如范老所说,这是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劳而无益。
论者还说,他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还说什么,虚君共和,就是英国式,用暴力打倒皇帝,就是法国式。作者常把英国式改良与法国式革命相比较,法国式革命如何残酷,英国式改良如何文明。稍为知道一点世界近代史的人都会看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比较。法国革命是革命,英国也同样搞了革命,而且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革命打倒皇帝,让路易十六上了绞刑架,英国革命开始也打倒了皇帝,割掉了查理一世国王的头。英国革命处死国王后,克伦威尔宣布英国是共和政治。只是此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共和国垮台后30年间形成了虚君共和的局面。此后英国政治是在改良的道路上行进,但那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君主立宪体制内的改良。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国情里发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英国革命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延续到80年代。法国革命爆发在18世纪80年代,而延续到19世纪初。当英国在君主立宪的体制内进行社会改良的时候,法国革命还没有发生。因此,把所谓英国改良和法国革命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历史比附,是历史的错位,是对读者的误导,是把自己的立论建立在沙滩上。
《告别革命》作者经常强调辛亥革命搞糟了的观点。他说:“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一个被其同气者称为哲学家和有杰出的思维脑袋的人,在这里显出了思维逻辑的极度混乱。20世纪初的中国存在着两种选择,这是不错的。但是历史抛弃了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选择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道路。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怎么可以得出: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的结论呢?这句话中,前一个结论是带如果的虚拟语气,后一个结论是不带如果的肯定语气。用一个虚拟的前提,来证明辛亥革命这个肯定的事实之不必要,简直是荒唐的逻辑。在爱康梁、爱改良者看来,如果那个如果实现,果然是好得多,但那个如果却无情地被历史发展抛弃了,那个好得多,也只是存在于虚无飘渺的无有之乡,只是证明它是不必要的;反过来,历史对辛亥革命的选择却是必要的,而不是不必要的。我们的哲学家不是不懂这个浅显的逻辑,而是故意造成一种逻辑混乱,误导不经事者相信改良比革命好罢了,这真是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的典型心理。
论者又谓: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日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又说,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这都是些经不起驳斥的歪理。明知清朝已经腐朽,还要保留这个形式,还要逼它走上现代化,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说到形式,英国的虚君是个形式,但那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形式,那个虚君至今差不多300年,没有人不说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清朝的皇帝,哪怕是由摄政王控制着的宣统小皇帝,也不是虚君,而是实实在在的封建君主专制。在这个专制下,即使是慈禧太后派出的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危及军机处的存在,也立即被慈禧否定。袁世凯贵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因其掌握北洋新军为摄政王所疑忌,一声令下,也只落得到洹上去养足疾。直到19115月,军机处才被撤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阁员13人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是谓皇族内阁。换汤不换药,朝廷面貌依旧。预备立宪,朝野沸腾,立宪派掀起三次全国性请愿,甚至宫门喋血,也只不过换来个到宣统五年(1913)实行立宪,如此预备,连立宪派也对朝廷失望了。以至于武昌起义爆发,立宪派大多不站到清廷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边,而纷纷站到革命派一边了。 
如此看来,腐朽的清王朝这个形式还能保留吗?还能够逼它走上现代化吗?康梁等人在国内甚至不能立足,其改良主张,也只能在海外徒呼奈何啊。而且,直到武昌起义,清王朝这个形式也绝非仅仅是形式。北洋六军仍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袁世凯卷土重来,攻下汉口,攻下汉阳,炮弹已经打到武昌的革命军都督府。如果革命派力量更强大,广泛发动工农站到自己一边,如果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更雄厚,就能使革命更彻底一些,那时北伐军直捣黄龙,犁庭扫穴,哪还有南北议和,哪还能容袁世凯耍弄逼宫把戏,哪还有此后袁世凯的称帝呢?论者要我们摆脱原来研究辛亥革命的思路,不能老是毋庸置疑的一味歌颂,或老讲太不彻底那些话。这是不能照办的。对辛亥革命还要歌颂,歌颂革命派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敢于去推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也要批评,批评其太不彻底。这样做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反之,要歌颂立宪,歌颂保留腐朽的清王朝,恰恰反映了遗老遗少的声音,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
《告别革命》一书作者在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作者宣称要告别的就是这些革命。谢天谢地,作者把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排除在外。难怪作者在否定法国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时候,对美国的独立战争不置一词。独立战争恰恰是反对英国殖民侵略的民族革命。但是这样一来,作者自然又制造出一个悖论,制造了一个他们无法辩解的矛盾。作者怎么把民族革命从他们所要反对的革命中分离出来呢?尽管作者巧舌如簧,事实上也难逃反对民族革命的干系。20世纪的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哪一场革命是脱离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的性质的?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反帝反封建嘛。 
按照他们的定义,辛亥革命当然是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辛亥革命为什么要推翻清王朝?如前所述,朝廷已经腐朽了。腐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它是洋人的朝廷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是这个朝廷对外屈辱的写照。革命派正是愤慨于这个洋人的朝廷,所以要发动民族革命;愤慨于这个朝廷的对内专制,所以要发动民权革命(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一身而二任的,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民主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反帝反封建的。试问,可以从这个革命中把民族革命的内容分离出来吗?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尽管孙中山是真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好学生,帝国主义不支持孙中山,却要支持袁世凯。所以后来又有二次革命护法、护国乃至大革命。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就明确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其性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打内战的,正是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垮台了,就是对其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根本打击。谈中国近代史,谈近代中国的革命或改良,而不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作用,如果不是无知,不是隔靴搔痒,就是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告别革命》一书谈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革命、改良,历史、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文学,应有尽有,就是不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谈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列强侵略的态度和行动,其理论之虚伪,明眼人是不难指出的。由此可见,所谓不反对民族革命,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为什么要提出告别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要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这个目的。他们要改变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策略,于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实际上是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这还说得不够明确。《告别革命》一书序言,把告别革命’’说的目的全盘托出。它说,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来如此。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否定了,把本世纪的革命理论都解构了,所谓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岂不是都消解殆尽了么?
告别革命论错在哪里?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理论的错误,掩盖了现实目的的错误。既然做了人家的讲座教授、客座教授,总要为人家分化西化出点主意,为人家的和平演变出点主意。和平演变,不就是不要剧烈手段么?发明出一个能够解构革命的理论,以便消解中国人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便是最好的贡献了。
这种解构革命的理论,与前几年苏联出现的攻击、歪曲十月革命历史的情形,何其相似。告别革命论究竟错在哪里,读者当自会作出判断。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原载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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