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1)-《罪与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再复迷网
《罪与文学》
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1)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
 
忏悔文学与救赎文学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区别。可以说《圣经》是救赎文学,却不能说《圣经》是忏悔文学。但忏悔文学却是《圣经》的基督教意识或者说《圣经》的救赎意识推动下产生的。第一个创造《忏悔录》文体的是公元第四世纪的神父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以这部《忏悔录》为开端,忏悔文学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忏悔文学发展为多种形态,而最基本的是下列四种形态:1、作家直接作为忏悔主体的身世自敍,可称为忏悔文体的自传;2、由作品的虚构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担忏悔主体的小说、诗歌、戏曲等,事实上是作家的灵魂自白,3、具有忏悔主人公但非自传式的忏悔文学;4、非忏悔主题也没有忏悔主人公的作品文本中的忏悔情感与罪责意识。更为宽泛的忏悔作品,还应当包括文学之外的绘画、雕塑等。史宾格(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中说:
 
西方的形式语言,其实更为丰富——其画像固然属于自然,更且属于历史。自一二六O年起,由荷兰雕刻家们,雕在圣尼丹斯的皇家墓园的任何一块纪念碑,以及由何尔宾、或提善、或蓝布朗、或哥耶(Goya)所画的任何一幅画像,皆可说是一种充满个人特色的“自传”(antobio graphy),至于“自画像”更是可视为一种历史的“忏悔”(confession)。个人的忏悔,并不一定是直认某一行为,而是心灵深处的“最后审判”之前,展呈该一行动的内在历史。整个北欧诗歌,都是一片坦白而不隐讳的忏悔。蓝布朗的画像和贝多芬的音乐,也是如此,他们只是把拉斐尔、加德林,海顿所告诫于牧师的忏悔,置入于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语言之中而已。[1]
 
1、作家直接作为忏悔主体的身世自叙
 
第一种形态的忏悔文学,事实上就是自传,也可称为自白文学。自传是广义散文的一种,它不是小说。但是,某些忏悔录又带有小说色彩,甚至被视为小说,例如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参见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梁均的中译本)和中国的现代作家郁达夫所作的《沉沦》,既是作家个人真实的经历和心灵的告白,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因此,通常都被视为小说。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最著名的自传体的忏悔录,除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之外,就是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所写的《忏悔录》,这是最典型的忏悔文学。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作为忏悔录的草创者,虽然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但更像宗教的教科书。说它是文学,是因为整部自传,笔端全是浓烈的情感,说它是宗教教科书,是因为它在向上帝痛诉自己的心灵历程中,阐明的是宗教教义和上帝对迷途者的感召力量。
    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忏悔录》作为奥古斯丁的代表作之一,表现出下列若干特点:(1)忏悔与讴歌的结合:作者以自己的心路历程证明“主”(上帝)的无限伟大,因此,忏悔过程也是讴歌赞美的过程;(2)把“主”(上帝)作为绝对的、唯一的参照系,忏悔是在这一参照系的照耀下的自白。(3)把主的意志视为忏悔主体自身的意志,所谓忏悔,便是以主的意志克服自身与改变自身。(4)除忏悔之外,作者还表达自已对重大神学问题和哲学问题(如天主、原罪、时间等)的见解。因此整部忏悔录带有更浓的神学的特点,即着重灵魂的判断与结论,不是灵魂冲突的论辩过程和对话性质(后者系文学特点)。《忏悔录》第八卷第十则说:
 
    我的天主,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藉口,主张我们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同时并存。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黄、妖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这些人赞成这种罪恶的学说真是败类。……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于我的主、天主时,我本已有此计划,愿的是我,不愿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我并不愿意;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是为了处分我自觉犯下的罪,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2]
 
    奥古斯丁承认人可能有两种意愿的冲突,但只有一个真理,一个灵魂,一个绝对的良心的权威,这就是天主的灵魂与意志。因此,灵魂是统一的,意志是统一的,离开天主统一的绝对的意志,便是“罪”。他的忏悔,便是离开统一意志的自我审判。奥古斯丁是典型的神学上的忏悔。
    卢梭的《忏悔录》问世于奥古斯丁《忏悔录》之后,相距一千四百年。前者产生于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后者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一个在作神性呼吁,一个在作人性呼吁,一个追求宗教目的,一个追求人性解放目的,具有根本性区别。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身世与灵魂的自传。它的伟大之处,是不顾一切世俗的目光,勇敢地撕破一切假面具,把自己的灵魂打开给读者看,把自己的经历(从童年到53岁)和人性世界展示给人间去评说。当世界的知识、概念愈堆愈多,包裹人自身的各种面具、面皮和伪装也愈来愈精致的时候,卢梭却一层一层地撕下一切外部包装,把本真的面目描写出来,把自身的人性黑暗面和种种人性弱点毫无保留地显露给所有的看客。这种写作行为和写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品格,文学最需要的是真诚与真实的品格,对读者具有最高尊重的品格。也就是说,这种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原创的、破天荒的意义,具有打击虚伪和启蒙人类真诚品格的划时代意义。卢梭在写作此书时,也知道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创举。他在《忏悔录》的开篇中这样声明: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棵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3]
 
    卢梭当时已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思想家与天才,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写作自传的时候,不是把自己描述得如何完美,而是勇敢坦率地揭露自己的缺陷。自传一开始,卢梭就说他虽然从小喜欢读书,把家藏的小说全部读完,但并不斯文,他嘴馋,偷吃过水果,糕饼和各种好吃的东西,还会常常撒谎、恶作剧,有一次,因为讨厌邻居老太太克萝持夫人说话“唠叨”,就想捉弄她一下,竟然在老太太去上教堂祷告之际,在她的饭锅里撒了一泡尿水。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同时爱上两个女子特别是一个年岁比他大一倍的二十二岁的姑娘(华笙小姐),爱得非常痴迷。从里昂回到日内瓦之后,他给这位姑娘写了许多满纸缠绵的信,这位姑娘感动之下来探望他,还送给他水果和手套,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为结婚筹办嫁妆才顺路来找他的;为此,他咒骂这位姑娘是个“变节的女人”,还想用“最恶毒的方法惩罚她”。十六岁的时候,经一个牧师介绍,他依附到华伦夫人的家里,这位美丽而高贵的女子,影响他的一生,一半是他的教母,一半是他的情人,关系十分暧昧。卢梭一生也追求过其他女子,但只有华伦夫人是他感情的真正归宿。卢梭的这部自传包含着他从出生一直到五十三岁的全部生活历程,其身世、思想、情感、灵魂全部溶铸其中。忏悔固然是基督教的精神传统,但是,历来的忏悔活动都是个人在教堂的密室里私自向神父诉说,或者独自向上帝诉说,除了神父和上帝,忏悔者的心事即忏悔内容并没有第三者知晓,也就是说,忏悔带有极大的隐私性质。但是,卢梭的《忏悔录》却把隐私公开化与公众化,他用文学语言这种最公众化也是最恒久的诉说形式把自己的身世与灵魂和盘托出,一切都展示于阳光之下和人类的眼底,这种写作行为本身,便是向虚伪的宣战,体现的正是文学最高的伦理道德责任——真诚与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而《忏悔录》的文本,又揭示一种真理,即“人不完美”、“人性有弱点”的真理。不管一个人获得多高的成就,受到世人何等尊崇,他也一定是不完美和有弱点的。卢梭是一个启蒙家,一个有成就的人,但他坦率地告诉人们:我也是不乾净的,我也常常被欲望所支配而做出各种可笑的丑事。卢梭不顾丢失“体面”的危险,用自己的人生的历程来正视这一真理,恰恰为人类社会确立了一个认识人的前提:人是有弱点的,而且这些弱点的存在是合理的。这样就给人成为人带来可能,也带来宽容。如果相反,确立的是人应当是圣人即人应当完美的前提,便消灭了人成为人的可能性。在文艺复兴时代把人的优点推向极致之后,卢梭的《忏悔录》则反映了启蒙时代对人的更清醒的理性认识。这种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不是束缚人,而是解放人。
    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卢梭的《忏悔录》,可以看到人类在精神上已获得很大的解放。和奥古斯丁相比,卢梭《忏悔录》表现出下列几个不同特点:(1)忏悔时没有神的参照系,上帝权威不在身旁;(2)个人全部身世不是神性的见证,而是人性的见证;(3)忏悔不是裁决,而是展示过程。最后这点,正是忏悔文学的特征。
    卢梭的《忏悔录》产生于十八世纪。这之后产生的忏悔录,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忏悔录》(A Confession)。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卢梭的《忏悔录》其共同点,是作家现实主体的身份与忏悔主体的身份重叠,也就是自传。不过,基本上是灵魂的自传。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篇幅并不太长,但其忏悔的深度与力度却是空前的。忏悔录大体上是两个部份:近五十岁之前对自身是一般否定;五十岁之后则是彻底否定。《忏悔录》前半部属于一般否定,但也对自己毫不留情,其率真大大超过卢梭。我们摘录他的部份忏悔内容:
 
(1)青年时代的十年生活史(26岁之前):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我这样过了十年。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衣,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2)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之后的六年进入作家艺术家圈子:
 
我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份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3)出国、结婚、办学、继续创作的十五年: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漫无头绪而疲劳不堪。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间,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试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忏悔录》后半部属于彻底否定:承认自己在临近五十岁之时“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对生命的大怀疑和对人生的大迷惘: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4]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的第十节“忏悔录与宗教狂乱”中,曾把托尔斯泰《忏悔录》中这部份最重要的内容作了概要性传达,而且特别声明转述中保留了托尔斯泰的语气: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面前,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量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底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竞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柜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底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底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底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彷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5]
 
《忏悔录》写于一八七九年,原名“我是谁”,藏了三年之后,于一八八二年修订命名为《忏悔录》。这三年正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激荡的岁月,常被评论家称为“精神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他更关注底层社会,真切地看到俄罗斯大都市贫民的生活惨状。这些惨状异常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良心,甚至把他推入悲痛的绝望之中。“人们不能这样过活!”“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他在给朋友讲述社会底层的凄惨故事时,常常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托尔斯泰号哭着说:“人们不能这样生活”,一面是底层的奴隶生活(他完全无法承受这种生活在他眼前出现);一面则是指他自己的生活,上层的地主生活;他认定底层的悲惨与堕落,他应当负责。他的仁慈之心与奴隶们的身体一样受到无尽的折磨,因此,在叫喊奴隶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在《忏悔录》中也叫喊自己不能这样活下去。在巨大的良心痛苦压力下,他否定自己的过去,“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原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他自责、自审到几乎走向自虐与自践,甚至差些自杀。(“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这些年月,思想上新的裂变的确使他痛苦到几乎发疯,然而,在这种大迷惘的状态中,读者却可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大慈悲心与大同情心,而且还能感受到他极端的情感状态中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我正是制造奴隶惨状的共谋。罗曼罗兰有一段评述托尔斯泰此时心灵状态的文字写得很好。他说:
 
……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也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底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底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底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6]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正是作者意识到自己进入魔鬼特权阶层的共犯结构,参与了制造底层奴隶苦难的罪恶,有意无意地成为“牺牲千万生灵”的共谋。这正是最深刻的忏悔意识。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比,这种忏悔意识更加真诚、更加动人。卢梭的《忏悔录》虽然坦率,但还有一种功利性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给世人看卢梭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要让世人来到他的《忏悔录》宝座之前心有所愧,不敢对他说:“我比这个人好”。[7]而托尔斯泰完全抛掉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他只从内心的最深处听到悲惨的呼唤,这种呼唤唤醒他的良心,把他从迷失于大森林的歧路中拉回到道德审判台上,然后进行不留情的自我审判。他一生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也无须别人说自己好,外在的评判与裁决都是多余的,唯有自己确认自己乃是参与共谋的犯人并衷心地赎罪才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这种最真诚、最探刻的忏悔意识,在他后来所写的忏悔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极为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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