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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园思绪》
文学自性的毁灭与再生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文学自性的毁灭与再生
 
(1) 文学的自性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写作)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整体把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要做出总评价,更是一种“灵魂的冒险”(法朗士语)。许多大作家,并不是当代人就能看清楚,18世纪的德国大诗人荷尔德林,20世纪上半叶的葡萄牙大诗人毕索瓦,现在均被誉为歌德式的大作家,但生前极为寂寞。荷尔德林是在去世后100多年才被哲学家海德格尔等重新发现。曹雪芹的名字则是20世纪20年代才被胡适所开掘,胡适之前,读者并不知道《红楼梦》作者的名字叫做曹雪芹。因此可以说,胡适是发现中国文学星空中第一巨星的天文学家,其功永不可没。而《红楼梦》的真价值则是他去世后200年才真正被发现。人类天才人物的产生,与时代有关,但并非时代所决定。天才是个案,是特例,是异象。曹雪芹生活在文字狱最黑暗最猖獗的雍正乾隆时代,是“避席畏闻文字狱”(龚自珍语)的清代,但他却创造出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千古绝唱,成为人类精神水平与文学水平的一大坐标。而且是中国唯一可以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成为“并列高峰”(雨果语)的伟大坐标。在我的青年时代,即就读大学中文系时,并不知道张爱玲的名字,因为她被大陆的所有文学史书和文学辞典(这些史书和辞典全是政治注脚)所活埋,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功劳是抹掉遮蔽真金子的尘土,重新发现张爱玲,让她重见天光。比张爱玲幸运的是高行健,但如果不是瑞典学院独具慧眼,他的《灵山》就不可能被人类社会的亿万只眼睛所注目。《一个的圣经》也可能被中国历史所活埋。我说这些,是为了正视文学批评的局限和宏观性文学把握的困难。也正是有这点自知之明,所以我在这篇文章中只能谈论若干当代文学现象,不敢做整体性和本质性的判断。
     今天我用“文学自性”作为讲述的主要概念。自性涵盖主体性,又比主体性的内涵更为深广。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它的对立项是客体性。因此,主体性必须在主客体对立的语境下才能显示其真实的意义。而自性没有主客之分。主体是人,客体是物,在文学写作中,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客体的作品,都体现文学的自性。文学的三大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都是物我同一、主客同一的存在物。心灵既是主体世界的主宰,也是客体世界的主宰。想象力既覆盖人的主观宇宙,也覆盖无限时空的客观宇宙,审美形式更是既有主观的审美意识又有客观的审美符号。“文学自性”的对立项是文学之外的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新闻性、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市场性、集团性等。“自性”一词来自大乘佛教及其中国化了的禅宗。禅宗讲的是自性本体论。它强调自性中的主体因缘而生,因缘随时可变,自性也随时可变,不像西方所讲的主体性,物理不变,主体也不变。自性更强调主体的动态性,特别强调打破我执,而这种我执,是假我,不是真我。本文所讲的文学自性的回归与再生,从作家主体意义说,是真我的回归,从客体作品说,是文学应当回归文学的初衷,不为他性所掌握,这种回归之路乃是文学的自救之路。文学要确认自身,首先应当确认自身的有限性,它只能为自身开辟道路,不可能为他者开辟道路,特别是不能为任何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开辟道路。
 
(2)    现代文学自性的觉醒与毁灭
 
    中国新文学即现代汉语白话文学的起点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五四”的精神特点,是强调个体、突出个体。辛亥之前的晚清,其思想重心,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核心价值是国,是“群”,是民族。五四的核心价值则是个人,是“己”,是自我。这是一场思想的裂变。晚清文学中也有妇女解放、个人解放等思想的萌芽,但这只是量变与渐变,而五四则引入西方的根本价值观,从而产生了思想的质变与飞跃。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出内容便是文学自性的觉醒。周作人的宣言性文章《人的文学》就说文学并非国家的文学,而是个人的文学。郭沫若和创造社打出的旗帜也是文学自性的旗帜,其两个基本口号,一是为自我而艺术,一是为艺术而艺术,都是典型的自性口号。郭沫若写的《凤凰涅盘》,也是宣言性的诗歌,宣布的是假我的死亡,真我的诞生。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的时代,也是现代文学自性诞生的时代。
    然而,几年之后,郭沫若和创造社就宣布自己的主张“太奢侈”,1925年11月底,郭沫若说:“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内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1]在极端的民族羣体的生存困境面前,本来最具个性的作家诗人却放弃原来的文学立场。从“为自我而艺术”一百八十度地转变成“为革命而艺术”,宣布了一次新的涅槃,即集体精神自杀。不像郭沫若那么激烈的鲁迅,被创造社宣告为“落伍”。因为鲁迅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极中徘徊彷徨。结束彷徨后的鲁迅接受了“阶级论”,也反映了当时时代性的大思潮:用阶级意识取代个人意识,用文学阶级性取代文学自性。到了20世纪下半叶,“自己”、“自性”、个人意识,全被放入历史审判台,没有合法的立足之所。1957年,著名诗人穆旦写了一首题为《葬歌》的诗,这是一首具有巨大象征性的诗,在这首诗里,他把自己比作“冻僵的小资产阶级”,他要告别这个“自己”:
 
        你可是永别了,我的朋友﹖
        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
        天空这样蓝,日光这样温暖,
        安息吧﹗让我以欢乐为祭﹗
 
        “哦,埋葬,埋葬,埋葬﹗”
        “希望”在对我呼喊︰
        “你看过去只是骷髅,
         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他的七窍流着毒血,
         沾一沾,我就会瘫痪。”
 
他还真诚地宣告,要把《埋葬》化作生活的行为︰
 
         就这样,像只鸟飞出长长的阴暗通道,
         我飞出会见阳光和你们,亲爱的读者;
         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
         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
         没有太多值得歌唱的:这总归不过是
        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
        他的包袱很重,你们都已看到;他决心
        和你们并肩前进,这儿表出他的欢乐。
        就诗论诗,恐怕有人会嫌它不够热情:
        对新事物向往不深,对旧的憎恶不多。
        也就因此‥‥‥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
        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最先埋葬真我的是郭沫若,而穆旦也婉转地写出了一代诗人埋葬自己的悲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还发生另一种集体自杀的现象。这是在上半叶已经获得成就的作家诗人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媚俗媚上的改写,迎合了时代潮流,如郭沫若改写《女神》的《匪徒颂》,曹禺改写《雷雨》,老舍改写《骆驼祥子》等,把官方语言塞进自己的作品之中。[2]到了1966年,郭沫若竟然公开地宣布要烧毁自己的全部作品。在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他说: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甚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甚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3]
 
    郭沫若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宣示,一个在五四时期写过“鳯凰涅槃”的诗人在45年后宣布否定之否定──把再生的鳯凰整整推向死亡的烈火。它说明,五四觉醒的文学自性已毁灭得“体无完肤”。郭沫若现象不是单一现象,而是集体现象。那个时代政治已经垄断一切,国家的经济国有化已进一步要求作家诗人的心灵国有化,文学已变成计划中的政治注脚。倘若还要进行写作,那也必须进行政治性的写作。郭沫若字字彻底的自我否定只是表象。在表象的背后,是整个时代进入集体性的政治式写作。政治式写作,是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提出来的概念。他在《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式写作”。他在阐述政治式写作时特别论证了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法国革命式写作;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即斯大林式写作。前者的特点是语言运动与鲜血横流的直接联系,以戏剧夸张的形式说明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流血代价的道理,从而使写作成为革命传统的实体,使人们震慑并强制推行公民的“流血祭礼”。他说:“法国的革命式写作永远以流血的权利或一种道德辩护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则不以修辞的夸张为特点,而是通过某种叙述来支撑既定的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连写作中的隐喻也严格编定,即每一个隐喻都暗示着一种历史过程,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可变更的世界法则。罗兰‧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到了斯大林时期表现出更为彻底的特性,形成一种斯大林型的政治式写作,他描述了这种写作方式:
 
    在斯大林世界中,区分善与恶的定义一直支配着一切语言,没有任何字词是不具有价值的,写作最终具有着缩减某一过程的功能。在命令与判断之间不再有任何延搁,于是语言的封闭性趋于极端,最终一种价值被表达出来以作为另一种价值的说明。……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套套逻辑,是斯大林式写作中常用的方法。实际上这种写作不再着眼于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说明或一种革命的行为理由,而是以其被评判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事实,这就是强加于读者一种谴责性的直接读解。[4]
 
    中国式的政治式写作,在开始阶段,是一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式写作。这是许多左翼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但是,发展到一九四二年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情况又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政治式写作,是斯大林式的写作与法国革命式写作的混合,或者说,根本无法划清这两种政治式写作的界线。政治性写作从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茅盾的《春蚕》和《子夜》就是典型的以“主义”为创作框架、以文学转达意识形态的政治式写作。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后,这种政治式写作走向极端,其极端性,一是在内涵上从转达“主义”走向流血祭礼,二是在审美形式中出现两大现象:
    (1)全面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
    (2)全面以集体经验语言取代个性经验语言。
也就是说,文学自性从文学的基本点上即语言上丧失。作家诗人没有自己的语言,主体只有“我们”,没有我。这个“我们”,是阶级,是集团。作家只是阶级的代言人,集团的代言人。“吾丧我”,庄子的思想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个意思:文学丧失了全部自性。
 
(3)  自性的再生与新的困境
 
经历了自性毁灭的时代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大陆的文学自性经历了一个重新觉醒即回归与再生的时代。
所谓回归与再生便是恢复文学自性语言和恢复个性经验语言,这是近30年来大陆文学回归文学自性所走的第一步。这一步使大陆文学重新赢得了尊严,也赢得了成就。使大陆的当代文学出现了一群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其活力的主要表现是他们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如果说,五四是一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试验。那么,80年代之后的作家,所进行的则是用多种文体取代单一写作文体的试验。整个文学发展的态势很好,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五四之后的第二个辉煌期。可是,现在又面临着新的困境。这就是面临着新的覆盖一切的市场的潮流,也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俗气潮流。如果说,20世纪文学遭遇到的是政治垄断一切包括垄断文学的异己(反自性),那么,21世纪遭遇到的则市场垄断一切包括垄断文学的力量。原先主宰作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潮流尚未完全消失,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主宰──商业潮流,因此,作家陷入“一仆二主”的境地。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文学可能再次丧失自性的危险。
    面对现实的困境,现在没有任何现成的理念可以支持文学和帮助文学。这个时代没有思想,西方左翼思想者走不出泛马克思主义的老框架(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进步、乌托邦等为核心观念) ,右翼思想者提不出新鲜的思想。因此思想空前贫乏,人类只知石油短缺,不知思想已发生严重贫血症。思想家帮不了忙,上帝也帮不了忙。人类社会已从冷战时代进入经济战时代,生存竞争进入空前激烈的新形态,用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这是从意识形态的时代进入数字管理的时代。现在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人类的神经全被银行上的数字所抓住。英国的俄裔思想家比赛亚‧柏林曾引用另一位哲学家的话说:“上帝是艺术家,不是数学家”。在数学的时代里,上帝没有位置,连自身都难以保障,更无法顾及诗人。文学唯一的出路,便是自救,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
 
(4)  文学的自救
 
    如何自救?这是作家诗人的真问题。在商业潮流下,文学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迎合潮流,把文学当作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品;另一种是抗拒潮流,坚守文学自己的独立品格,保持对文学的忠诚信仰,创造文学的精品、诚品。真正的作家诗人只能选择后者。而要选择后者,就得从潮流中跳出来,也就是从市场的“局”中跳出来,当“局外人”。用《红楼梦》的语言表述,就是当“槛外人”。在当下的历史场合中,选择“槛外人”、“局外人”的角色,拒绝充当“风气中人”(钱钟书语)与潮流中人,正是文学的自救之路。
    要从潮流的局外跳出,必须建构一种潮流中的孤岛,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这就是“象牙之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现象是象牙之塔的毁灭,这也是文学自性毁灭的另一种表象。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翻译了日本的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两部著作:《苦闷的象征》与《走出象牙之塔》。鲁迅先生的写作年代正是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勃兴的年代,当时的中国苦难深重,民不聊生,有良心的作家纷纷走出象牙之塔去拥抱社会,这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这之后形成了一种偏执性理念,以为“象牙之塔”就是要不得的罪恶之所,从此作家也失去了在象牙之塔中进入深邃精神生活的自由。然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唯有在象牙之塔中,作家诗人才可能进入沉浸沉思状态,才可能进入面壁潜心写作状态。今天,历史语境已经改变,作家面临的不是国家的危亡与相应的社会责任重担,而是无所不在的商业市场潮流。在这种潮流面前,作家诗人面临的危险是丧失自身,丧失真我,充当市场的人质。因此,我们应当及时地提出“重构象牙之塔”的理念。相应地,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作家隐逸的自由,逍遥的自由,即不参与社会的自由,不干预生活的自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作家诗人生活在象牙之塔之中是极为正常的。阅读《红楼梦》,就知道贾府的诗人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名为“大观园”的象牙之塔,这个大观园是曹雪芹的理想国,与大观园外的世俗世界不同,可说是「一府二治」。在此理想国即象牙之塔中,有结社自由,有言论自由,诗人们彼此放下世俗的嫉妒、傲慢、偏见等各种负面生命机能,只沉浸于诗的境界中。这是站立于欲望世界彼岸的诗意共和国,也是曹雪芹的梦中之国。曹雪芹这一大梦启迪我们:文学的初衷即文学的本源、本性乃是个人生命的需求,所谓诗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怨,都是个人需求,它的开始并非国家的事业,官方的事业。曹丕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梁启超把新小说当作产生新国民、新国家、新社会的历史杠杆,都夸张了文学的功能。严格地说都是一种妄念。我们应当丢掉这种妄念,回到文学只是净化灵魂的本真角色,确认文学的力量是弱小的,有限的,它只是强大的现实浊流中的一块净土,诗人只是净土中一些通过做梦而守持真我的一群生命存在。
    大观园诗国,作为一种象征,它又暗示:诗不一定要干预政治,也不必干预社会,干预生活。大观园的诗,只是见证历史,见证人性,见证人类的心灵困境与生存困境。而这一点,却触动了一个根本观念问题,也是堵塞文学回归自身之路最大的理念障碍问题。近一百年来,文学必须干预生活,必须参与改造社会事业,几乎成了公理。我们回归文学的自性之路必须面对这一公理提出质疑。首先,必须承认,有些作家愿意用文学去拥抱社会是非,干预社会生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不能成为一种定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教训就从这里发生。新文学作为启蒙的事业,这是时代的逼迫,但后来变成一种普遍要求,结果导致文学负担文学之外的各种社会重担,却与社会解放事业完全混同起来,结果发生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反存在主义的命题。也就是把文学的意义(社会责任)看作重于文学本身。即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为意义(功能、责任)而文学。我们的文学自救,恰恰需要“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也就是首先应当为文学而文学,然后再考虑文学可能派生的意义,包括社会关怀。关怀作为意义的一种,它也不能因为关怀的神圣而置于文学本身之上。这就是说,作家诗人首先是考虑自己如何深化对世界与人性的认知和如何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表现能力,然后再考虑作品可能派生出来的关怀功能。唯有确认这一点,文学才有自由。
 
(5)  文学的提升
 
    提出“文学的自救”,虽然必要,但容易被误认为消极命题。因此,我还想补充另一命题,即“文学的提升”,并想到,当代华文文学具有三种提升的可能。
    第一是学养的提升。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的当代主流作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在战争风云中的直接体验,但是,他们多半是战地的记者和通讯员或战争年代的报刊编辑,学养不如“五四”时期的主流作家。五四创造主体,或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加上家境的诗书渊源,总的来说,学养相对比较高。曹雪芹所以会写出《红楼梦》,除了他的艺术天才之外,也得益于他生活的贵族之家从小给予的学养。八十年代中国打开国门之后,新一代的作家非常勤奋,也努力吸收西方的各种新潮与写作技巧,文化见识有所增进,但学养意识仍不够强。如果把自己的写作抱负加以提升,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期待,仍然会感到学养不足。
    第二是趣味的提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打破少数人对文学的垄断,使多数底层的劳动者拥有享受文学的权利,这是五四的历史功勋,但是,因为白话文与日常口语没有太大区别(林琴南说白话文乃是引车卖酱者流语言也是实话),容易掌握,因此,文学的门坎也变低了,人人都可以踏进这一门坎,全民都可当诗人(如在1958年的民歌运动中8亿人都成诗人)。换种形象的话语表述,文学本是稀有的熊猫,门坎低了之后,文学倒变成遍地皆是的蚂蚁。这样就使文学的趣味降低了。后来,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雅俗颠倒,唯有“下里巴人”方能生存,“阳春白雪”则无立锥之地,文学的趣味更是一落千丈。80年代后文学趣味虽有所提高,但商业的俗气潮流又在威胁高雅的趣味。在此历史语境下,诗人作家强化自己的“趣味意识”,在象牙之塔中,既要耐得住清贫,又要耐得住寂寞,不迎合俗气的潮流,仍往高级趣味上寻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是灵魂质量的提升:这里所讲的灵魂不是西方宗教语系中所讲的灵魂,而是体现在作家诗人身心中的本真意识,即作家诗人的真我。在唯利是图、金钱席卷一切的时代,作家往往会不自觉地追求某种世俗角色,因为世俗角色可以带来世俗的利益,但世俗的利益一定会削弱作家诗人心灵的力度。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事业而非功利的事业。它与功利有关,但只审视人类的种种功利活动,本身并不谋求功利。为了让灵魂站立起来,作家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必要的。笔者一直非常钦佩胡风指出中国作家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灵魂中带有“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是击中要害的20世纪最精彩的文学论点。常常铭记这句话,我们的灵魂将会有所提升,在文学自救的路上,也将增添一点清醒的意识。
 
2001年3月19日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选自《明报月刊》2010.4
 


[1] 《文艺论集》序。
[2] 参见我和林岗合着的《罪与文学》第十二章:〈媚俗的改写〉,第391-411页。
[3] 《郭沫若的最后29年》第207页。
[4] 引自李幼蒸的中译本《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台北:久大桂冠图书公司,199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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