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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义:革命不容“告别”?作者:蔡义 阅读次数:
 

革命不容“告别”? 

  蔡义

 

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九九二年起任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哲学系讲座教授)和刘再复(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两人的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一书出版之后,在海外即引起争论。有人认为它是根本性的思想突破,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则认为它仍然固守马克思主义,令人反感和失望。笔者虽注意海外评论,但更留心中国大陆学界与官方的反应,因为此书固然解构了以革命为灵魂的毛泽东意识形态,但充份地肯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支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改良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为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在笔者看来,它可能被大陆官方所接受,至少官方也会以沉默的姿态吸收书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和它所表达的一些最起码的改革要求。但是出乎意料,大陆官方不仅不接受、不沉默,而且以激烈的形式公开批判《告别革命》的观念,把它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右”的于扰。这一现象很能说明目前中共领导层的水平和思想状态。

 

  学术对话遭到政治批判

 

今年春季,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金冲及、胡绳武等人的《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一文,批评《告别革命》的一些观点。文章虽然也使用“历史唯心主义”的帽子,但毕竟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论辩。到今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则让邢贲思出面,在政治层面上批判《告别革命》。

邢贲思这篇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文章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而《告别革命》的观念乃属右的干扰。他说:“最近,学术界有人提出反对激进主义,认为中国近代从谭嗣同开始,都是激进主义思潮占上风。如果孙中山不搞辛亥革命,也许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实现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会成功。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要告别革命。他们认为,革命过去历来被认为是褒词,其实应该是贬词。放眼世界,凡是搞了改良的结果就此较好,而相反搞过革命的国家,现在的情况都不太理想。英国、法国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法国、英国在西方世界里始终不算头等国家。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现在就是要用文化保守主义代替政治激进主义,其根本的目的是要消除主流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左’是要消解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能同意的。”

邢贲思虽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主编,但据说这篇文章得到江泽民的肯定和支持,而且异乎寻常地动用全国宣传体系,指令性地要求所有报刊转载,就不能不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气压。

 

  新意识形态斗争

 

说这是一场中共上层组织的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并非虚妄,就在邢贲思文章发表的前后,由王忍之、滕藤等极左派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即由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向中共中央多次提出,要求批判《告别革命》的观念,并以科研局的名义向各研究所负责人及党支部书记发了一份供批判用的长达二十九页的材料,题为《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一书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甚么问题》。此份材料以“告别一切革命”、“要改良不要革命”等十一个分题摘录《告别革命》一书,每一标题中又加了许多诸如“只要有中国特色,不管社会性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多元文化的和平共生”等批判性和扣帽子的小标题。此份材料发了几百份。

与此同时,中宣部也开始再次查禁李泽厚的文章(刘再复的著作早已被禁)。原定在今年八月号《读书》杂志刊登李泽厚的一篇短文,也被逼撤了下来,而曾经发过李泽厚文章的《原道》杂志则屡次被严厉训斥,以致暂时停刊,其主编的学术职称升级也因此被否决。另一刊物《东方》也因发了李泽厚与另一学人的对话而遭到严厉批判,这一对话者为其他学术课题而申请的资助也因此被社科院阻止。

 

中共上层的错误思路

 

笔者本在美国深造,这次暑期归国,目睹大陆思想文化界的这种紧张气氛,看到尽管经济有所发展,但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却每况愈下。首先是感慨目前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实在缺乏有眼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意识形态系统极为混乱乃至濒临瓦解。照理说,中国实行如此巨大的变革,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相应地自然要求意识形态和整个思想文化有个结构性的变化。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就应当鼓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修正其过时的部份,而不是空喊“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的口号,讨伐敢於改革马克思主义的正直学者。可是,中共上层却偏偏喜欢“坚持不动摇”的激烈姿态,视投机取巧而矛盾百出的邢文为至宝,这种选择正说明中共上层本身的思想观念完全跟不上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理论意识和实际行为有着巨大的分裂。这种分裂将导致人们谴责改革,最后造成改革的崩溃。

中共批判《告别革命》,也表明中共上层具有一种错误思路,即以为收紧意识形态控制,重新举起大批判旗帜就可以巩固其政权。事实上正好相反,愈是收紧,上述的分裂就愈是严重,以至会出现真正的危险:这就是在最平和的改良要求被拒绝之后,人们将恢复暴力革命的崇拜而采取极端形式,中国又将重演二十世纪种种斗争的大悲剧。

原载《九十年代》  一九九六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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