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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于美学王国的东方求道者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献身于美学王国的东方求道者

                ——《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总序

 

刘再复

 

(一)

 

二〇一一年五月,我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里第一次见到王世德先生。在作《红楼梦的哲学阅读》的讲座之前,于休息室里,我突然听到外边有一响亮的声音在呼喊:“刘再复在哪里?”我应声走出门口,见到一个大约八十岁的老人,便猜中这就是王世德先生。“我就是刘再复,你是王世德先生吧!”不错,彼此都觉得一见如故,让我感到特别欣喜的是,他竟然像是个“老顽童”,浑身一派天真、爽朗气息。也许因为二十年来,自己的人生正在作“反向行走”,即不是向着更高功名的方向行走,而是向着童年、童心的反方向走,所以立即感到眼前这位老学者格外亲切。在讲座中,他精神抖擞地坐在第一排倾听着,过后带我到他家里,一起畅快地谈论学术与人生,这又让我感到他非常谦和。那一天,我在他家里睡了一个雷打不动的“午觉”,在布满书香的屋里,我想到:中国学者中,像王世德先生如此天真、如此谦和的品格快消亡了。有名声而不失天籁,有成就而不当寨主更不称霸,这种品格愈来愈稀少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今天的一百多年里,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文化知识”,而是缺少“文化情怀”。谦和,便是文化情怀的一种呈现。我在文章和谈论中,一再称赞三个近代历史人物是最具广阔文化情怀的稀有生命,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和胡适。他们的思想不能算是最深刻,学问也不能算是最深厚,但他们都有一种当今中国最缺少的极为优秀的作风,这就是宽厚、谦和、包容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很高的价值。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字语言中,而且体现于行为语言中。对于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我总是守持双重文本(书面文本与行为文本)的评价尺度。这也许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眼光。由于个人经历的特殊性,我接触到的中外学人很多,但见了王世德先生所以会感到分外亲切,正是与这种看人的眼睛与尺度有关。

 

(二)

 

在四川成都见面时,王世德先生把四卷本的《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打印稿给我看,并希望李泽厚先生和我共同为他作一总序,面对老先生的诚挚我答应了。于是我把稿本装入箱中,让它和我一起漂泊到了韩国,之后又经上海、香港来到美国落矶山下。可惜与王世德先生同龄的李泽厚先生身体不好,无法阅读,也难以作序,但他郑重表示,让我把此话写入序中:“我写了美学书之后就不再研究美学了,而王世德先生却一生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美学这一阵地。他的这种精神,让我十分钦佩。”李泽厚先生只管赞美,而我则只能独自完成去年在成都的许诺了。

虽是二〇一一年才和王世德先生见面,但在此之前,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并在学术上与心灵上多次与他相逢。所以在和他见面之前,我对王世德先生便有了一个相当深刻的属于自己的印象。觉得王世德先生虽然比我长十一岁,但其命运和我一样,都是被上帝罚为“不断跑步”的人,即不可停留、不可喘息的人。王先生从一九五六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担当副博士研究生之后,便把生命投入文学、美学,尤其是美学,而且从那时起,五十多年来一以贯之,天天都在求索,都在思想,都在写作,这种被人称作“勤奋”的劳碌命,意味着对学问何等酷爱和蕴含着怎样的意志力,我比较清楚。

除了这一点印象之外,我还有两次具体的切身感受。

第一次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一九八一年。那时我刚出版了《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这之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上先发表了其中一章,并加了一个标题:“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没想到,此书此文得到的第一反应,竟是素不相识的、远在西南校园里的王世德先生。他写了一篇评论与商讨文章,题为《鲁迅美学思想探索——文艺是让人兴感怡悦的审美对象》,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第十一期上,写作时间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我在《论稿》书中有这么一段论述:

 

“鲁迅历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艺术社会功利目的,但是,他也确认‘美的享乐’是文学艺术的一种目的,和其他目的并立的一种独立性的目的。他早期所说的‘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摩罗诗力说》),固然有它理论上的片面性,但是。把‘兴感怡悦’作为艺术的一种目的,是没有错的。在他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观之后,他论证艺术的社会功能很全面,但他也把‘美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目的。……鲁迅把‘美化’与‘奋斗’、‘向上’并列为艺术诸种目的中的一种目的。”(《中国社会料学》1980年第6期第193页。见《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第468~4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8)

 

针对这一论点,王世德先生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

 

我认为,使人兴感怡悦,给人美感,这是文艺的本质特征,而不是和其他目的并立的一种目的。也就是说,文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正在于它能给人美感,使人兴感怡悦。文艺无疑也能教人认识生活真实,也能于社会前进有益,有社会功利作用和教育作用,这一点是文艺和其他意识形态相同的,不是文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在这一点上,要说区别也有,那就是:文艺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审美的认识作用,即帮助人认识生活的美丑属性(这是离不开具体形象的),和审美的教育作用(教育人爱美憎丑,是离不开对具体形象的美丑属性的感情评价态度的),文艺的审美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都不能离开文艺激起人们兴感怡悦的美感作用而起作用,而必须通过文艺的美感作用而发挥作用。

 

这是对我的批评,但我读后却感到惊喜。那时我的感觉是,在遥远的另一方,有一位认真的学者思想比我更开放,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比我表述得更为彻底。一九八一年,我虽然想通过对鲁迅的阐述以打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绝对尺度,但因为处于八十年代初期,自己还没有完全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所以在讲述“兴感怡悦”时还是“犹抱琵琶半遮脸”,而王世德先生则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地表明:给人兴感怡悦,给人美感,正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而不是和其他目的(如认识目的、教育目的等)并立的一种目的。王先生这一表述,在今天看来也许没什么,但在一九八一年年底的语境下,则是“空谷足音”,发周遭乃至全国所未发。我读了他的文章之后,不仅完全接受他的论点,而且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敬佩:竟有比我更先锋的学者在,我不能再“心有余悸”了,应当更坦白、更率性、更勇敢地表述自己想表述的一切。王世德先生的文章对于当时的我,重要的不是“启迪”,而是“鼓舞”,他在鼓动我努力往前思索与奋进。今天借此作序的机会,我要向王先生表示感谢。

第二次切身感受发生在一九八六年。那时我正借着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把前一两年所倡导的“新方法”热推向高潮。在潮流中,我一方面感到革新的快乐,但同时又感到各种压力,包括政治上与学术上的压力。诗与数学可以互证吗?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引入人文科学研究吗?说可以的,歌颂我;说不可以的,嘲讽我。那个历史瞬间,我特别渴望支持。人毕竟是脆弱的,带上“所长”的桂冠,仍然很脆弱。就在这个历史瞬间,我读了王世德先生的《美学新趋势》。此书于一九八六年九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在“后记”中声明说:

 

……这一年来,全国出现了“新方法热”,有人称1985年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方法论年”。大家普遍关注和探求新方法  我在1985年秋天给82级同学开的“美学”课中,增讲了一个月的“美学新趋势”。我在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也鼓励他们学习新方法。为了改进教学工作,我在近一年来,学习了系统论、模糊数学和西方当代一些新的美学流派,并力图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点探索新的方法论对于美学的启发,从两者的结合中,探求美学发展的新道路。

 

    二十六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在阅读《美学新趋势》时的心情。那心情绝对不是觉得王世德先生在给我“锦上添花”,而是觉得他在给我“雪中送炭”。人们都以为“新方法热”一定带给我许多“热量”,而我私下却感受到许多“冷气”:自上而下的冷嘲充斥我的耳朵。王世德先生在这个时候给我发出的信息是:根本无须争论,我已把“新方法”引入课堂和著作中,我没有时间讨论“对与不对”,而是面对研究生则“鼓励他们学习新方法”,面对自己则通过新方法而把自己的美学研究推向新境界。那个瞬间,我再次感到这位曾经批评过我的学者不仅厚道,而且天真。他和许多世故的学人不同,在年青挑战者面前,不是感到威胁,更不是感到新方法会冲淡自己的光辉,而是用“满腔热情”的态度支持人文科学领域中新的试验。当年我带着喜悦细读王先生的《美学新趋势》全书,除了感受“热情”与“精神”之外,还感受到书中的“学识”。至今我还记得他机智地以拿破仑和钱钟书先生为例生动地说明了系统论的基本知识。恩格斯曾引用拿破仑的话,说两个善于格斗无纪律的马术留克兵,绝对能打败三个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兵。王世德先生引用这一例证之后解释道:“按一定的方式组合成一系统整体,在质上能胜过无组织系统的更大数量的相加”。(《美学新趋势》第140页)而对于钱先生所点破但容易被忽略的“伤足妨手书”一说,王世德先生也引来作批评“分散眢论”的例子,以佐证系统论。他说道: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引用了很多材料说明“分散眢论”,很能启发我们认识“系统论”,古罗马大史学家曾讲过一个有趣的寓言:五官四肢,厌恶肚子无所事事,只是坐享,而不劳作,就互相约定,罢工不干,不再给肚子输送饮食,结果整体衰敝,连五官四肢也维持不了。这正好说明了,表面上看五官四肢很辛劳,而肚子却好像坐享其成,并不辛劳干活,其实,五官四肢和肚子是一个整体系统,都对整体系统有贡献,是整体系统少不了的组成部分。离开了肚子,整体生命维持不下去,也要危及五官四肢的生存。古语说的“唇之齿寒”也是这个道理。还有,《朝野会载》说“损足废好书” (《管锥编》740),也是此意。成语说“蝼蚁之穴能溃千里之堤,足趾之疾可殉七尺之躯”,也说明了系统内相互制约的作用。

 

    读了《美学新趋势》,我赢得了“吾道不孤”的新感觉,增强了倡导新方法论的信心。也就是说,在二十六年前,我与王世德先生早已“千里共婵娟”了。这婵娟,便是思想试验的亮光。

 

(三)

 

和王世德先生见面之前这两次切身感受,至今我还清楚记着。他人的评语或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但自身的体验最为可靠。两次感受即两次体验让我确信,王世德先生不仅是一个“不断跑步”的人,而且是一个与时代竞跑的先锋式的人物。

王世德先生所以重视新方法,乃是为了他心爱的美学,为了拓展美学的新视野。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乃是为了“守持美学这一阵地”。

和王世德先生见面之后,我才认真地阅读这个“美学守望者”的其他书著。这一年里,我先后读了《十五贯研究》、《文艺美学论集》、《美学新趋势》、《审美学》、《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也许因为我毕竟是文学中人,所以特别喜欢《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这一著作。喜欢的原因不仅在于这部著作集中了苏东坡那些精辟的美学言说,例如“寄至味于淡泊”;“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虚静物化而成竹于胸;”;“忘笔忘纸无意而至的辞达境界”等等。还在于此著打通了儒、道、释三大文化的审美血脉,并在打通的过程中抓住了苏东坡极为精彩的思想与诗句,让人感到华夏美学的生动血肉。王世德先生最下工夫的著作,第一应是《审美学》,第二大约就是这部论述苏轼美学思想的书籍了。他在此著中寄托的雄心不小,除了想打通儒、道、释三家血脉之外,恐怕还想打通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血脉,所以书中把苏轼的思想与柏拉图、康德、席勒等美学家作了比较性的阐释。在阐释中抵达了少有人知的思想高点,即认定自由审美活动,其最高自由状态乃是“完全自发”的状态。第二章《“寓意”论的美学意义》一开始就说:“苏轼提出‘不可以留意于物’是对事物采取非物质非功利欲望的态度,这是审美态度的首要特征”,王世德从这一基本论点出发,然后进入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最后得出结论:

所谓“自由”就是审美活动不受欲念或利害计较的强迫,完全自发。这是一个和“游戏”和“无私”相关的概念

“完全自发”,这四个字真的让人“振聋发聩”了。王世德先生作为美学的守望者,又作为美学真理的求道者,他终于抵达自由即“完全自发”的认知。我对此产生强烈共鸣,觉得唯有这种非概念的“感性自发”,才是美学之真“道”。

这是王先生通过苏轼而感悟到的美学究竟。这一感悟告诉人们,所谓审美特性,乃是非关理性自觉、非关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除了抵达这一思想高点之外,王世德先生在他的代表作《审美学》中还抵达另一思想高点。他认定,审美特点性体现于审美主体身上乃是他的创造个性,而这个性的要义是创造主体必须发出属于自己的、他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个人的声音”。在群体经验语言覆盖一切的时代里,能够通过美学研究揭开这一文学真谛,又是王世德先生的一大成果。王先生在《审美学》中说:

 

文艺创作需要有个性和风格,最忌雷同和一律,回此需要鼓励作家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因为文艺创作是创—造性的劳动,作家不能无动于衷,没有感情。麻木冷淡,漠不关心地对待现实,不能象照相机和留声机,不表示自己的主观态度,不表示自己对事物的感情评价,只是机械地摄录和复述生活。屠格涅夫说:“在任何天才身上,重要的东西都是我想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东西……生动的、自己特有的声调”。文艺最不能容忍把丰富多彩的现实安装在雷同的公式里,安装在干瘪的概念的图解里,最不能容忍把别人用过的材料,按别人讲过的方式,再写成似曾相识的东西。文艺创作必须以“自己的声调”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以“新的东西”丰富人类对世界的审美的感受和认识,必须把热烈的创作个性溶和在作家对生活独特的认识、提炼和概括里。(《审美学》第359页)   

 

王世德先生在此坚定地说:“文艺创作必须以‘自己的声调’说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他引用了屠格涅夫的重大判断。屠氏说:“在任何天才身上,重要的东西都是我想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东西”。屠格涅夫说得太好了,王世德先生引用而说明的文学美学真理太好了。没有“自己的声音”,哪有文学?没有充分个人化的表述,哪有什么天才?

王先生一生孜孜求道,最终通过《审美学》一书,作了一次小结,所以同行们把它视为王先生的代表作。我与王先生的思路有所不同,不太注重“定义”,而很注意论述过程及其所抵达的思想制高点,所以才会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上述两个精彩峰景。我从事文学活动也已数十年,在探索文学理论中也曾给文学下个定义,即想说明“文学本质”是什么?但是,我最终认定,最自由并拥有最大精神广度的文学,任何定义都很难覆盖其内涵。愈是刻意追寻“文学本质”,愈是容易陷入本质化和本质主义的泥坑。王世德先生求知欲特别强,柏拉图说定义“美”很“难”,他偏要去解开此“难”的密码,并认为叩问“美的本质”之奥秘如同“哥德巴赫猜想”。而我,则要质疑这一比喻,并认为任何定义,都只能道破“美的本质”的部分密码。不过,我们又要承认,王世德先生的执着求索富有意义与成果。王世德先生在此代表作中,首先用最鲜明的语言认为,所谓美学便是审美学。这一字之差,大有文章。“审”,意味着重在审视主体。既然是“审”,那么就是人之审,人之把握。离开人便无所谓美学。因此,“美,是对人而言的”(《审美学》第165页)又因此,王先生把“美的本质”问题从认识论引向价值论,即以人的主体为尺度去进行审美的价值判断活动。于是,他给“美”作了这样界定:

    1)美是客观事物形象能使人兴感怡悦的意义;

    2)美是事物保全人类进步理想的价值;

    3)美是事物形式和内容符合进步人类审美要求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属性;

    不管赞成不赞成王世德先生所找到的美学究竟,都应当承认,他给予“美”的界定,愈来愈靠近“美学真理”了。也许正是这一美学究竟的照耀,所以他在《审美学》中支持了我的“文学主体性”探讨,让我和他再一次产生了灵魂的共振。他说:

 

读者希望文学加强主体性,自主性,发扬人道主义,这也是当前群众对文艺的审美要求。……马克思主义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目的也还是为了人,为了解球全人类,使全人类都幸福自由,实现人的价值、尊严,让人的才能、智慧、需要、力量得到和谐、自由、多样、全面的展开。因此,要加强自主性和人道主义,是当前正当合理的一种社会要求,它也反映在对文艺的审美要求中。近年来,我国文坛提出这个问题,正是适应了人民的这种审美要求。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现实的针对性,是从反思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引出来的积极主张。过去,我们强调文学是服务于革命政治的工具,忽视了文学要服务于政治也必须通过作家主体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发自内心的血肉感情,更忽视了文学的本体不是政治的工具手段,而是以抒发作家主体对生活的感情,以实现其自由和谐、丰富多彩地发展其智慧才能,达到心理平衡健康发展的要求、期望得到欣赏者精神共鸣为目的的。由于作家主体的感情心理实际上是倾向革命的,所以抒发其感情的作品实际上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当然也是作家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此就把文学的功能局限于为政治服务,抹煞作家的主体性,其危害和流弊确实是很大的。

 最突出明显的危害就是,作家主体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失去了自主性,他必须听命于政治需要,他不能去写他熟悉的题材,写有感而发的作品,他必须按政治需要,去写他不熟悉的题材,写他不是有感而发的作品。他在生活中看到了真实的情况,对它们有真知灼见,有真情实感,写出来会有助于推动历史前进,然而因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不能写。最严重的流弊是,有的政治决策不一定正确,也要借用形象去演绎那错误的概念,配合错误的政治。

在创作中漠视作家的自主性(表现自己真切感受的创作自由),过分强调作家是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手段和螺丝钉,与漠视文学的主体性(表现创作主体的真实感受),过分强调文学是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手段和螺丝钉,同样忽视了文学创作主体有表现自己对生活多种不同的真切感受的自由权利,有发挥自己智慧、才能的创造性的自由权利。

(《审美学》第410-41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这是王世德先生极有力度的一次理论表述,因为有“审美学”整部著作理解系统的底气支撑着,所以表述得理直气壮,旗帜格外鲜明。二十六年之后,今天重新阅读他的这段论述,仍然觉得文气淋漓,思想磅礴,理论中包含着关怀人、尊重人的真情真性。

 

(四)

 

写到这里,便自然地升起一个结论:王世德先生乃是一个献身于美学王国的至真至诚的东方求道者。王先生在《审美学》中曾引用德国诗人席勒的话说明:人间除了有“力量的王国”与“法律的王国”之外,我们还要创造第三王国,这就是“审美的王国”。王世德先生从一九五六年进入北京大学聆听朱光潜、宗白华、杨晦等老师的教导,迄今六十余年。从上世纪到这世纪,中国经历了许多历史沧桑,但王世德先生做到了“世事浮沉心事定”,全心全意投身于美学研究,献身于“第三王国”。读了他的《文艺美学论文集》,我们会发现,他在生命长岁中,唯一关注的便是文艺美学,在此学科中,包含着他的全部爱、全部热情与全部责任感。我们还会发现,他对古今中外美学王国里提出的所有问题和理念,都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对于西方,他回应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席勒、洛克、莱辛、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皮亚杰、克罗齐等,在东方,他回应了孔子、曹丕、司空图、刘勰、刘熙载、郑板桥、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王朝闻、蔡仪等,不管我们不一定都能认同他的回应,但不能不承认,这位求道者的回应,拥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声音。正因为如此,所以用珍惜的态度和系统的形式把王世德先生的论著保存下来便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我也以此序文,参与这一工作,并从遥远的落矶山下,向远在故园西南的美学求道者致以学人的敬意。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美国 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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