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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手记》
伊藤与丸山升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伊藤与丸山升

 

今年秋天,东方的两个国家,我的故国和日本,又在纪念鲁迅。一个作家,老是被纪念,并不是好事。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伟人也很容易变成俗人,纪念多了,作家被各种人所塑造,包括被佞人、阉人、巧人、小人所塑造,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今年人们又记起鲁迅的亡灵时,我就替鲁迅担心,我知道,鲁迅这几十年被当作救世药方,但被用得太狠,快要变成药渣了。鲁迅在生前就写过《药渣》一文,难道他也该演出化为药渣的悲剧吗?

我是十年前北京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活动的筹备委员,五年前,我又是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的主持人,加上看熟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吃鲁迅的世态,对于鲁迅纪念的因因果果,实在太清楚了。

纪念的人群就是一个社会,有学者,有作家,有官僚,有民众,也有痞子和骗子。纪念的动机也有种种,有的想媚上,有的想媚俗,有的想借伟人之名宣传“主义”,有的想以权威之名抬高自己,有的想以鲁迅这一敲门砖去敲开宦门和宫廷之门,有的则完全是为了混个“鲁迅研究学会”的理事当当,自然,也有许多是出自于爱和景仰,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总之,目的有伟大的,也有渺小的,有干净的,也有肮脏的。真诚与作戏,思索与表演,混成“一团”。但在“一团”中,我明明白白地看到来自东邻的两位学者是干净的,单纯的,执着的,这两人,一个是东京大学的丸山升教授,一个是东京女子大学的伊藤虎丸教授。此次到了日本,才知道无论在东京还是在京都、大阪,这种单纯执着的学者和朋友还有不少,我所结识的尾上兼英教授,也是一个。当尾上兼英知道北京文化部几个官僚阻止我到日本时,他愤然辞去仙台纪念活动“学术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他把学术尊严和学术道义看得高于一切,不愧是《鲁迅私德》的作者。前些年读他的《鲁迅和尼采》,时绝没有想到这位学者有这种德性的力量。

丸山升和伊藤虎丸是我和文学研究所的老朋友,文学所的刊物发表过伊藤教授《鲁迅和终末论》和丸山升教授的研究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论文。在丸山升先生的主持下,《鲁迅全集》被译成日文,工程浩大,真使我们佩服。他们俩人的年纪大约都比我大十岁左右,而且都是名教授,但很奇怪,我很喜欢和他们交谈,而且也喜欢和他们开玩笑。尽管他们的中国话讲得不算流利,但我们的玩笑却玩得很开心,这大约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天真的书卷气和认真劲。我以往生活的环境太多革命气与政治气,所以就喜欢有书卷气和认真劲的朋友。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丸山升是日本的老共产党员,但没有半点党气,我虽然也是共产党员,却也喜欢随便些,不喜欢党气,所以老被认为是自由化份子。这回到了东京,伊藤虎丸才告诉我,丸山升是日本共产党内公认的一个很直率、很纯洁的共产党员,他常常对共产党提出非常尖锐甚至非常尖刻的批评,但谁都相信他有一种很纯洁的愿望和期待,决不忍心整他。政治集团也有不忍之心,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伊藤虎丸则是一个基督教徒,爱心中不渗半点假。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基督教徒,但他们却是很好的朋友,还合作编撰《中国文学词典》。伊藤虎丸说,这就因为他们的内心有一种东西是相通的,他们都拒绝暴力,而且都崇仰中国的革命文学与革命文化,这种文学与文化是他们年青时代的梦。也许梦得太真切,所以,当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便痛苦到极点。他们觉得大海那边的做法打碎了他们的梦,一个基督教徒柔软的心灵和一个正直共产党人单纯的心灵,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么多的血和尸首。他们实在受不了,于是这两年,他们写了许多批评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丸山升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反省》,其中就对八九事件进行很坦率的批评。读了这些书和文章,才知道他们是那么痛苦,心疼的东西和破碎的东西是那么多。我分明看到字里行间有许许多多梦的碎片。

但是,他们关怀中国文学的心总还是那么坚韧。记不得是哪—位日本朋友笑着说,我们是热心,灰心,又不死心。真的,他们的心还是那么热。一九八九年秋天,伊藤虎丸挂念大陆的朋友,特地自费到北京去看望他们,他显然是为了去抚慰朋友受惊的灵魂,而且,他还协助高筒光义先生准备资助中国办一所大学。高筒光义先生是一个很有才能又很有正义感的企业家,他因为获得一种重要发明的专利而拥有一笔巨款,并想用这笔巨款在大陆办学和办刊物,此次,我见到高筒光义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的纯正的怀爱真使我感动。他告诉我,你随时都可以到日本,不过,你别那么辛苦地准备学术论文,就来玩玩,纯粹玩玩。他知道,离开故土的中国知识者的灵魂太沉重了,需要大自然的花香草香。不过,我也知道,在旧梦破碎之后,他们又在编织新的梦,不管在未来的时日里还会不会有新的破碎。此时,我真是尊重和欣赏他们的梦。

也是因为不死心,所以伊藤虎丸和丸山升两位教授就特别卖力地参加仙台的纪念鲁迅诞辰的筹备活动,并到处寻找我的地址。今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伊藤教授的信,信的第一句话就使我感到他的天真劲和真挚情感还似以往,他说:“两年前,我们每天都盯住在电视前面,突然间,在书面里的天安门广场上,遇见了戴着麦杆帽子的您的勇姿,从那以后,我和日本中国学术界的同仁们一直十分关怀您的处境……”,读了信,我笑了,我竟然有过“勇姿”。但我感到欣慰,一个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游子,知道在大洋的另一方有严肃的学者如此赤诚的牵挂和寻找,是应当感到欣慰的。他的信还附上仙台以东北大学校长的名义发出的邀请函。从那以后,我们便等待着秋天的见面,这也是小小的梦。没想到,北京文化部的几个敌视我的官员得知邀请我的信息时,便阻挠我去日本。这一下真把这几位热心的教授气坏了。连这点小梦也不许作,岂有此理!尾上兼英教授辞职并宣布解散仙台纪念活动的“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委员的伊藤虎丸、丸山升、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教授决定在东京大学另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再次邀请我和李欧梵、林毓生、蔡源煌诸友参加。这一回,可把这几位教授累坏了。日本可没有我们中国方便,一开会有国家出钱、出力、出车、出人,他们全得靠自己,重新筹款,重新安排会议程序,组织论文,当接待员,事事“亲躬”。九月廿一日晚,烟雨蒙蒙,伊藤教授和他的女儿到机场去接我们,从机场到城里路上来回折腾了五个小时。见到伊藤教授时,我真是不安,觉得文化部的干扰对我这种久经劳动锻炼过的人其实什么也不会损失,不过倒真的苦了友邦这些热心的老教授了。本该我挨整,变成他们挨了整,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过,也因此,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日本学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怀,真是大大地超过我们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关怀。面对日本朋友,我感到惭愧。

回美国后,我就给伊藤教授打电话,他已累得病倒了。而丸山升教授在早一个星期就病了。对此,我又深深地感到不安,我知道,这回他们的病,大半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们太累了,但他们毕竟用全部真诚证明了日本学者的良知与尊严,比起那些喊着鲁迅之名而与鲁迅精神相去万里的各种人物,他们真是高尚多了。我相信,唯有这种高尚,鲁迅的亡灵才有微笑。

 

(选自《漂流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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