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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百感》
面对受屈辱的亡灵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面对受屈辱的亡灵


——沈元先生祭

 

时间淘洗了脆弱的记忆,让我放下许多恩恩怨怨和遗忘许多显赫—时的名字,但有一个才华出众却被历史活埋的名字,我始终难以释怀,这就是沈元。

我从未见到沈元先生,也未曾和他有过任何瓜葛,但就是忘不了。此刻着笔,仿佛还觉得他的亡灵的眼睛看着我,眼光是聪慧的、洁净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走出大学校门,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杂志社工作。刚到北京的那个秋天,老是听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周谷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那时,我们的编辑部奉命正在批判他的“无差别境界”;另一个就是沈元,编辑部内外都在议论他。

我作为刚在科学院落户的“小字辈”,好奇地倾听着,并从议论中知道他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一九五七年,因为对赫鲁晓夫有点微辞而被定为“右派分子”。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副主任刘导生和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读到他的《<急就篇>研究》后,激赏不已,就把他调到近代史所工作(所长范文澜)。接着,黎澍又支持沈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孙中山》等论文,其中的《论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还被《人民日报》转载,这真是不寻常的事。于是,有人就感到愤慨:怎么可以让右派分子的名字登上神圣的党报?有的人虽不愤慨,但也怀疑:刘导生和黎澍岂不是在树立一个“白专典型”吗?听了这些故事后,我非常佩服沈元先生,他凭自己超群的才华,披荆斩棘,竞能走出一条生路;同时也非常敬佩黎澍,刘导生:他们真是爱才如命,如果不是爱才,何苦冒提携“右派分子”的风险?后来证明果然危险。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导生、黎澍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大字报贴满研究所的四壁,其中一个重大罪名,就是扶持右派分子、鼓吹白专道路,沈元更是陷入人人声讨的绝境之中。

一九六八年,沈元的名字再次冲击着我和其他在社科院工作的人员、有一天,突然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沈元化妆成黑人,冲进非洲某国驻华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但没有成功,已被逮捕。过了一段时间,又传来消息,说沈元已被判处死刑,并已处决。我和同事们都十分震惊。

这段期间,我又听到许多关于沈元的故事,说他走此“绝路”之前,早已被批斗得不像人样。被审查时他的肝病复发,全身浮肿,医院又因为他是“阶级敌人”而拒绝给他治病。病中还被揪到院外去陪斗,从台上栽倒,又被抓起来打,有人还故意打碎他的眼镜,让他在地上四处爬摸。饱受折磨的沈元实在是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走上悬崖绝壁。今天,我已记不清一些细节,只记得这一次,沈元的名字带给我的是恐惧、是颤栗,是刻骨铭心的绝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位年轻杰出的学者被病态政治活埋的悲剧故事。出国十几年来,只要想到故国的昨天,就会想起沈元。一个与自己无亲无故、素不相识的名字,竞会让我如此牵挂,真是奇怪。

想起他的悲剧时,首先总是想到,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也惟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在参与创造一个错误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同谋。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勤奋不得、逃亡无处?谁把沈元推向黑暗的深渊?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制造者之外,我们盲目的呐喊、盲目的讴歌、盲目的义愤、盲目的声讨、盲目的批判,难道没有责任吗?说“受蒙蔽无罪”,在法律上也许可以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说没有罪呢?受“蒙蔽”之下,我们内在的恶是何等疯狂何等丑陋啊!

沈元的悲剧,还让我反复思索另一个问题:沈元最后走投无路而走上投奔外国使馆的所谓“叛国”之路,然而,这是他背叛国家,还是国家首先背叛他呢?是他有负于国家,还是国家首先有负于他呢?大约因为这个问题难于回答,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为沈元说话,许多各类“分子”均已平反,并已戴上各种桂冠,惟独沈元的名字还讳莫如深。除了得到一纸简单的平反通知外,没有任何—家报刊敢面对他的悲剧,进行认真的反省。

今天,面对沉冤的亡灵,我必须坦率地说:沈元最后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历史的结果,是错误的时代逼迫出来的结果。沈元先生从小丧父,也从小奋发读书。他那么酷爱祖国的语言文字,那么酷爱祖国的历史文化,又那么醉心于思考祖国走过来的道路,这不是爱国是什么?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虽是冤屈,但他却带着“赎罪”心情“改造”自己,并仍然积极对待人生,这不是赤子情怀是什么?如果祖国是正常的、仁慈的,那会何等珍惜这样的杰出子弟!然而,给予沈元的,却是“极右分子”的帽子和无穷尽的折磨。折磨到无法活下去,折磨到没有一处可以让他安身、治病、哭诉,连栽倒在批斗台上还不放过他。如果沈元是个庸人,是个奴才,是个麻木的灵魂、也许还可以偷生,可他偏偏又很有思想,很有才华,这叫他如何活下去?他的悲惨境遇,说明是那个时代的国家首先背叛了他,是国家有问题,不是他有问题。

沈元是个专业知识分子,由此,我又想起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其中特别想起了伯夷和叔齐,并觉得他们哥儿俩还是幸运的。之所以幸运,就是有个可以逃亡的地方。他们是真正的反对派(沈元却并非反对派,他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拦住周武王的车驾,抗议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改变政权。然而,周武王很大度,让他们抗议,让他们逃亡,让他们自由选择首阳山去过“不食周粟”的日子,绝不会说他们是“叛国”和“反革命”。而沈元他不仅是作为知识人才华无处发挥,而且是作为个体生命,完全无处可以存活,也无处可以逃遁。

从伯夷、叔齐到沈元,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三千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历史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倘若退步,又是多大程度的退步?如果以一九七〇年沈元的死亡为坐标,那么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这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自由度已退步到等于零。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恐怕回避不了这个可悲的血迹斑斑的零度。

沈元生前的亲友在痛切怀念沈元,筹资为沈元出一本纪念文集,竟然想到非亲非故的我,邀请我也写篇文章,真使我感动。我感谢他们了解我。他们除了知道我是曾经生活在社科院的人之外,还知道我不是生活在谎言中的人。沈元生前已经够痛苦了,不能让他的亡灵继续蒙受苦痛。我们只能还清白的名字以清白,还高洁的灵魂以高洁,此外,还要把他的杰出才华从历史的尘土里发掘出来,让它重见天日天光!

二〇〇二年六月

 

(选自《沧桑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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