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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心得》
痛失文良好兄弟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痛失文良好兄弟

 

农历初三凌晨四点,突然一声电话铃响,是二弟尊献急促的声音:文良去世了!我以为是噩梦,惊坐起来发呆了很久,才想到应打电话给耀明,给亚平,给立川与贤贤(我三弟),想得到一个否定的消息。但是没有用,死亡是铁铸的事实。年仅五十八岁的文良兄弟就这样走了。在自己的房里独自思索时脑血管破裂,连一句遗嘱也来不及留下就匆匆走了。

十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缅怀与悲伤之中。无论是抬头望着蓝天还是低头拔者蒲公英,都想着他。前些年,有几位香港学界朋友问过我:听说天地图书公司的主管是你弟弟?我总是半否定半肯定地问答:“是我的同乡弟弟,不是同胞弟弟。”实际上我也把他视为情同手足的兄弟。我赠书和写贺年卡时,对友人均学鲁迅一律称“兄”,唯独称他为“文良弟”,而他也确实把我视为兄长,把我母亲视为他的第二慈母。临终前几天,他还委托我二弟送三千港元给老人祝贺春节。天地图书公司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出版了我十四部著作,从《洁白的灯心草》到《告别革命》及《漂流手记》系列,每一本都由他亲自发稿。在大陆对我的声音进行严酷封杀的逆境中,幸而有他的情谊支撑着,我才能够继续自己的歌哭。那些想把我困死、闷死在海外的权势者们,大约想不到他们的一个最坚韧不屈的对手,正是我这位默默耕耘的聪颖而低调的弟兄。

和文良初次见面是在三十年前的北京,那时他还是一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刚与美永结婚,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由衷崇仰文化,多次说他最遗憾的是因为出身不好连大学都上不了。他很诚恳地问我该读哪些基本文史书籍。一九八二年,他准备出版我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本文之前以钱锺书先生表彰我诗的短简作为序言。他见到钱先生的毛笔手稿?兴奋得连说几声“太宝贵了”。我便说,你保存好,我留下复印件就可以了。大约正是这种对文化的真情感,使他悄悄地苦学苦修,尤其是用心地读下一本又一本成功者的传记。近年来,他除了管理天地图书公司之外,还成功地在东莞办了农场和拥有一座上千名工人的印刷厂,这正是几十年用功的结果。有次一起散步在城大校园,他突然冒出一句话:用功才能成功。这是素朴的真理,也是他的成功逻辑。

没想到,在北京相逢的这位年青友人,后来对我帮助这么大。尤其是在“六四”后的那个迷茫的瞬间和之后的漂流长岁月。很少人知道,我逃亡到广州时就住在他为我细心准备好的一套公寓里,高高的第二十二层。也很少人知道,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回国到中山大学演讲时,正是他和立川陪着我。他说不陪放不下心。至今我还记得在海关口上他那略带焦虑的眼睛和踏上故土时他那衷心的微笑。第二次到广州也是他陪着。此次见到旧日那座藏身的公寓大楼时,他指着空中的门窗说:“记得吗?你离开时放走的那只鸽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我怎能忘记那只雪白的鸽子,怎能忘记二十二层那套高高的明亮的房间,就在那间房里,我筹划了第二人生:放下功名、冠盖这些金光耀目的“劳什子”,高举母亲给我的农家子的质朴心灵,去四海八方寻找另一类精神家园,与本真存在的深层相通相契的家园。

最后一次和文良见面是在去年夏天。他带我到愉景湾去看一座正在出售的豪宅。说他六十岁的时候想买下一套这样的房子“酬劳自己”。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一生太节俭了,太苛刻自己了。已经拥有上亿资产,还舍不得买一辆车和雇一个司机。我对他说:你比我还不懂得生活。他却说:多积些钱,将来办个基金会,可帮助咱们家乡的穷人。我说:生命其实没有“将来”,没有明天。要紧的是今天,是当下,是此时此刻的充分思想与充分生活。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不幸言中”,只痛惜他果然没有享受什么生活就匆忙而走,连给我一点心理准备的时间都没有,只给我留下永远的伤感。今天是他出殡的日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写了一对挽联,以遥寄无尽的哀思:

 

    痛惜好兄弟一生抱朴英华早逝

    悲见苍天地万色皆空诗书寥落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三日美国

    (原载《明报月刊》二〇〇七年四月号

(选自《大观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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