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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百感》
被故国忽略的理性智慧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被故国忽略的理性智慧


——缅怀邹谠教授

 

八月七日,邹谠教授(一九一八——一九九九)逝世。九日,芝加哥大学下半旗哀悼,以最庄严的形式对邹教授表达敬意和表彰他对人类学术文化的杰出贡献。开学后,学校还将举行隆重的追念仪式,以铭记这位献身于学术、对真理充满信念的思想家。本月十二日,《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芝加哥太阳报》分别发表悼念文告,赞誉邹谠先生是现代中国史研究权威,中美两国关系史研究的奠基者。邹教授完全无愧于这些崇高评价。

然而,一切哀荣都不能减少我的哀伤,自从得到死讯那一刻起,我便陷入更深的孤独·在广漠的人间,能够关怀我并给我厚爱与智慧的老一辈学者,只有寥寥几位。他们的名字都是我血脉的一部份。每个人从世上消失,都会带给我落日般的悲怆。邹谠教授的逝世,我直觉到的,便是人世间和暖的空气更加稀薄:这么好的知识分子,这么好的真金赤子,这么好的精神师表,就这样无可挽回地陨落了。天道如此无情,怎能不让我伤感不已在迷惘中,我给邹先生的夫人、久病在床的卢懿庄教授打电话,可是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倒是卢教授清楚地告诉我:“邹先生六月下旬到医院时就吐了血,但他要医生瞒着我。他只牵挂我的病,相信自己还可以活下去,所以去医院时还带上几十本书。”这正是我预料的最后情景:邹先生至死都不会放下书本与笔杆。早些年,他就犯有轻度中风、心肌梗塞、肾功能衰竭等多种病症,整个生活模式就是“一面与死神搏斗,一面探求真理”。他曾对我说:“我们不能说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但要有对于真理的信念。”他正是一个死神立在面前也不放弃真理信念的人。

虽说邹先生相信自己可以活下去,但似乎又有死亡的预感,就在他住院前几天的六月二十日(星期天),他因读了我和甘阳关于朱熔基的文章而给我打了电话,并借此系统地讲述他的几个根本性的政治见解,其中包括:罗斯福新政前和新政后的资本主义的区别;中美关系的过去和未来(使用了罗密欧与茱丽叶的比喻);对邓小平、朱熔基的评价;政府从全能主义政治撤退和从公民社会撤退;天安门事件应以“和解”方式代替“平反”方式等。尽管邹先生带着赤热的语调郑重地表述,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献于我的最后的一课和最后的心迹。这是何等宝贵、何等纯正的人间绝响呵!

也许因为死神老是在面前徘徊,所以邹先生在晚年特别抓紧时间“赶快做”。争取时间,几乎是他的压倒一切的念头。一九九五年夏,他读完李泽厚和我的《告别革命》之后,给我们写了长达四十五页的长信(这是我平生接到的一封最长和没有任何保留的激励我的信),信的结尾,他告诉我们,他是个病号,写字困难,手不应心,但每天还是坚持做两三个小时的智力工作,人到此时,别无所求,只希望再有两年半的时间,以完成论文集《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的编辑和其他一些论文的写作。

我认识邹谠先生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天。四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过后,胡耀邦接见和征询他对中国政治的意见。同年八月,他接受戴晴的采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谈话。我就在戴晴家里开的Party上第一次见到邹教授。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极其谦和,思想极为明晰,论断极其理性。他虽然出身于国民党元老(父亲邹鲁)之家,但同情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而各种见解完全与出身无涉,全是面对真理说话。我虽不懂得政治学,但他那些带着真理品格的理念都像阳光直穿我的心胸,使我受到一次理性的洗礼。他告诉我,中国向民主过渡是非常复杂艰难的,不能操之过急。知识分子首先能做的是要帮助政府从全能主义政治的思维习惯上撤退下来。所谓全能主义政治,就是认定一个社会中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侵犯的领域,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与全能主义基本特征相应的全能主义思维方式便是“全输全赢” 、“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方式,这是一种总和等于零的游戏。

一九八九年我到芝加哥大学之后,我们面对八九北京事件而感叹吁唏,那时,我头脑还有点发热,而他却冷静地说,此次事件双方都有错,政府与学生同样都是“全输全赢”的思维方式,谁也不肯让步妥协。他特别指出,政府应当藉此发展自主性的公民社会,打破国家占领全部社会领域的独断局面。而学生首先要学会当好负责任的反对派。不过,八九北京事件可以做个案研究。果然,他经过几年的努力,写出了《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这篇四万多字极为精彩精辟的论文,没有谴责,没有审判,没有埋怨,它扬弃一切情绪,而以学者的最高理性和同情心,评述了这场悲剧。我既在论文的悲怆之音中感受到思想者对故国的大爱,又在论文的客观分析中感受到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对历史负责的理性智慧。这篇论文值得中国上上下下的官员民众认真一读。可惜邹先生的学说却是一种被故国所忽视的理性智慧。一个情绪化的民族很难接受这种理性的呼吁与救赎,这也正是邹先生和一切理性思想者感到深深孤独的原因。

此刻邹先生是听不到我情感深处的呜咽的,也不会想到我在悲痛之中正在想到他快乐的时刻,想到他用那双削瘦的、颤巍巍的双手开着车一次次载我和菲亚到芝加哥的希腊餐馆,想到他在听到“四人帮”垮台时高兴得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想到他老两口听到中美建交时兴奋得彻夜不眠,想到他在读了《告别革命》之后由衷喜悦得像个天真的孩子,邹先生,你知道吗?在想到这一切时,我要对你说:一个具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思想家在创造世界之后又返回没有世故的无妒无猜的孩子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人,才拥有真正的幸福。邹先生,你就是一个拥有这种幸福的人。你可以自豪地安息了。

 

写于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

选自《沧桑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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