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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心得》
人文科学的实绩、境界与光荣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人文科学的实绩、境界与光荣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奇”奖感言

 

 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五日以“两位杰出历史学者分享百万美元的人文科学奖”为标题,刊登获奖者照片并详细报道了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与九十一岁的美国著名史学家佛朗克林(John Hope Franklin)一起荣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的“克鲁奇”人文科学杰出成就奖。喜讯传开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同仁立即集会庆贺,而海外华人学界也欢欣鼓舞。

 “克鲁奇”奖全称为John W·Kluge Prize,设立于二零零三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亲自主持和督导,并要征询二千名以上的读者和专家意见与推荐,全部过程极为严格。设立此奖的意图显然是在补充诺贝尔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项目的阙如;因此,立奖时便仿照诺贝尔奖,奖金为一百万美元,每年颁奖给史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杰出学者(也就是诺贝尔奖以外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卓越贡献者)一人或两人,获奖者可在全球范围内选拔。二零零三年此奖颁给波兰裔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eakowski)——举世公认的成就卓著者,令评奖的第一炮就响彻全球。二零零四年颁发给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rur)和美国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也属于众望所归。二零零五年未颁奖,二零零六年属第三届,因为余英时教授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里,成就异常突出,本就走在人类思想精英的最前列,所以被选中并非偶然。正如奖项发布公告对余先生的评语所说,他是当代“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也正如奖项第一主持人、现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也是史学家)毕林顿二。(James Billington)所说:“余博士的学术极其博大精深,他在研究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跨越了许多科际、时空和议题,已深深触及重大问题和人性的真谛。”余英时先生的获奖,再次证明“克鲁奇”奖的组织者与评审团很有眼光,很有学术水准,它被称作“人文诺贝尔奖”并非虚传。

 余英时先生获得克鲁奇奖,是他个人的光荣,更是中国当代人文科学的光荣。这是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它将铭刻于华裔人文智慧创造的功勋簿上。这样评价,一点也不过分。在近、现代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人文科学一直处于边缘的位置,根本进入不了欧美人文研究中心地带,根本不被西方学界看在眼里,正如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不被瑞典学院的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看在眼里(高行健作了突破)。

余先生此次以自己超群的(不仅超中国之群,也超西方之群)、无可争议的人文业绩使西方学界刮目相看,确认在中国文化母体中诞生的具有中国血缘的学者拥有跨越科际、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的非凡智慧,确认他在西方学术中心地带进入“重大问题和人性真谛”并获得非凡的建树。这种确认在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甚至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确认,使余英时先生的成就带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已进入国际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主流,它的思想成果并非枝枝叶叶,而是人类思想大树主干的一部份,它也在支撑着今天充满生机也充满困境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类的良知体系。

 虽说余英时先生的成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人文科学的光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一定会产生余英时,也不是意味着这个历史时代一定会产生余英时,当然,也不是到西方深造后就会产生余英时。这不是一种必然。反之,余英时的产生与历史上其他卓越人物的出现一样,是文化个案,是特殊例子。余英时先生的成功完全是生命个体的天赋、精神加上后天不屈不挠的勤奋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他选择的导师钱穆、杨联升扶持的结果。

 余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权力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人文学术来说,不仅不是好时代,而且可以说是很坏的时代。但年仅二十岁的余英时却幸运地走出政治阴影,奔赴香港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攻读五年后又跨洋过海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深造六年,更系统地钻研中国国学原著,理清其数千年脉络。由于他过人的才华和超人的勤奋,再加上国学与西学的双重修炼,早在三十而立之年就进入“不惑”之境,完全打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血脉。这之后的四十多年,他更是进入一发而不可收的精神价值创造时期,孜孜不倦,直到七十岁之后,还写作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这部长达一千页的历史巨著。四十年来,他的著述频频问世,让人难以跟踪其步伐。而其质量与功夫,又少有同时代的中国学人能够企及。《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专著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文章,及为师友、后来者所写的序跋。余英时的书单,可以说是华人学者(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海外)中最丰富、最有份量的书单。这个书单和它涵盖的学术蕴藏,体现并代表二十世纪下半叶至新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文科学的实绩,当之无愧的最具代表性的实绩。

 余英时先生的名字与成就不仅代表着中国人文科学的实绩,而且体现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境界。这一境界首先是他个人独立不移的学术立场与作风。他和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一样,尽管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从不拉帮结派,从不称王称霸,从不自炫自售。“君子群而不党”,他连“群”都没有,只有“己”的耕耘,“己”的著述,“己”的声音,比君子还君子,是彻头彻尾、不党不群的“单干户”。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者,他虽不参与任何党派活动,不立山头,也不承担任何天下“重任”,但他却敢于面对天下,面对中国,面对一切人间黑暗,并敢言敢写敢说真话,敢于进行坦率的政治批评与社会批评,绝没有中国文人常有的酸气、矫情,更没有奴才气。他是当今中国一个毫无奴颜与媚骨的真正知识人。由于他生性耿直,所以疾恶如仇,见到文化大革命这种“牛棚”现象和其他种种专制和人间的不平现象,就愤而直言,说出他人说不出或不敢说的话。他说这些话,究其根本,是在替他精心研究的“士人”仗义执言,抗议权势者对知识人的压迫和对优良学统的摧残。他批评郭沫若、冯友兰的依附权贵,又竭力肯定陈寅恪、顾颉刚、吴宓等的学术原则和关注他们的命运,无非都是在维护知识人的一点起码的尊严。从表面上看,这是“很政治”,从深层上看,则是“很文化”,“很人性”。有些对人间黑暗从不置一词的聪明学者,给余先生扣上“反共”帽子,无非是要借此抹煞余先生的巨大成就,并让普天之下都来默认对知识分子的专政和对中国文化的肆意践踏的合理性。其实,在文化高度极权的条件下,余英时先生的人格才是中国最缺少也是最宝贵的人格。

 但是,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奇奖,其根据却不是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而是他真正富有原创性与建设性的学术建树。只要认真阅读余先生的论著,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库,其中没有一篇空头文章,也没有一部是炫耀学问姿态而不寻求真理的著作。余先生曾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史学、史家与时代》,见《余英时文集》第一卷页九十)。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我们在他的论著中,看到的是历史、现实、心灵的交融跳动,是学术与生命的连接,是活的史学不是死的知识材料。于是,我们会发现余英时文库有几个“三通”特点,也可以说是三者兼备的特点。除了“文、史、哲”三通和“学、胆、识”三者兼备之外,进而还会发现,他的论述非常扎实,论据非常可靠,考证功夫很深,而在论证的过程中,不仅眼界非常开阔,而且心胸充满理解的同情与慈悲,从而又呈现出“史德、史识、史实”三者的一致。如果再深一步,用更“内行”的眼睛观察,又会发现余英时先生在大方法论上,致力于打通“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三大领域,而每一领域又是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与西方人文史的三者并举。读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是一种享受,因为它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在繁复浩瀚的知识沧海中游刃有余的艺术,既开掘知识又开掘生命的艺术,学问、思想、文采等三绝兼有的艺术。人文科学达到此种境界,实非易事。所以我们要说余先生不仅代表中国当代人文科学的实绩,又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境界。

 余英时先生承继了钱穆先生的优秀学统,又加以发扬光大。在地下安息的钱先生看到自己的学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定会感到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余英时先生在其导师手臂的推动下,不仅用中文写作,而且用英文写作,不仅在华文世界里产生影响,而且在英语世界里产生影响。此次获奖并非因为他是中国人,他的成果需要二千名读者与专家的推荐,这其中大部份可都是美国人与西方学者。余英时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一个为中国也为人类工作的人。他虽然立足于探索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虽然富有故国情怀,但他的精神创造却超越中国而具有人类性的普世价值。在人文科学被政治权力所奴役的时代里,在以西方史学哲学为“典范”的语境中,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如此灿烂地屹立于世界文化的面前,实在是中国人文科学的光荣。

原载《明报月刊》二零零七年二月号

选自《大观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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