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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3)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什么不是文学

 

 (文学常识二十讲之三

 

刘再复

 

上一节课里,我说文学几乎不可定义,意思是说,每一种定义只能道破一部分文学真理而难以穷尽全部真理。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进一步“反定义”,这也是为了通过这种反向方式去靠近文学真理而已,并非独断文学真理。

讲述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题目好像很大,但还是可以说清一些最根本的界线。例如,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存在着两个“理想国”,一个是柏拉图理想国;一个是曹雪芹理想国。一个产生于古希腊,一个产生于迈向近代的古中国。后者是《红楼梦》中的诗社,即贾宝玉和他的女性伙伴们所创立的诗社。贾家一府两治,这诗社是专制王国里的自由诗人合众国,也可以说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贾宝玉一进入这个合众国就满心欢喜,即使在赛诗中被评为“压尾”(最后一名)也拍手叫好,非常高兴。很明显,这个诗社诗国,也正是曹雪芹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以诗人为主体,不谋求任何功利,没有任何外在目的,为写诗而写诗,为情感而情感,所言所行全是纯粹的精神活,这就是文学。《红楼梦》里超功利、超目的、超世俗动机的理想国,就是文学的图腾。而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则以“哲学王”为主体。所谓哲学王,便是理念的化身。哲学王统治的国度,要驱赶两种人,一种是诗人,一种是(戏)剧人。柏拉图指控这两种人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危害社会道德。我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有一节题为“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现印发给同学们参考。这一节讲的就是柏拉图本人其实懂得文学,他知道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没用,即超功利。他不能容忍超功利的文学进入以“功利理性”为轴心的“理想国”。也就是说,这个“理想国”乃是非诗非戏剧的实用理性王国。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判断,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是哲学表述还是政治表述都不是文学。

《红楼梦》中父(贾政)与子(宝玉)的冲突,钗(薛宝钗)与黛(林黛玉)的冲突,也涉及到这两种理想国的冲突内涵。贾政一直不承认贾宝玉是个“读书人”,因为他认定儒家经典等可以进入科举考试范围的书才是书,而诗词歌赋之类的杂书不算书,《西厢记》这种戏剧作品也不算书。薛宝钗也恳切地“教导”林黛玉,说读书要读正经书,如果只读杂书,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会损坏性情(第44回)。在贾政、薛宝钗的理想国里,也是驱逐戏剧和诗词的。贾政也深知文学对贾府的兴旺不仅没有用,而且有害。但薛宝钗比较丰富复杂,她有真性情的一面,所以也参与诗社的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贾政与薛宝钗的理念不是文学,而是非常功利的柏拉图式的家族政治。

贾政毕竟未能深知文学,他不知道,文学其实是大于政治的。文学远远地居于政治之上。文学根本不考虑家国兴亡这些功利事业。薛宝钗比他聪明一点是,她看到文学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有“负作用”,这就是会移人性情。这倒是很有见地。文学真的会“潜移默化”,会陶冶人的性情。或给人以欢乐,或给人以安慰,或给人以提醒,或给人以警示,或给人以范导。可惜宝钗只看到会把贾宝玉引向“邪路”(不谋功名)一面。

薛宝钗与林黛玉都会写诗,但林黛玉写得比薛宝钗好。林黛玉是大观园里的首席诗人。她们俩人都是悲剧人物,但薛宝钗的悲剧实际上更可怜。因为林黛玉尚可用眼泪宣泄其情感,而薛宝钗却用“冷香丸”压制、扑灭其情感。因此,我们可以说林黛玉是文学,薛宝钗不是文学。凡是把自由情感、自由心灵加以驱逐、加以扑灭的行为和语言,都不是文学。

我一再说,政治不是文学,作家只可以关怀政治而不可以参与政治,所有的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它都不能改变政治的基本性质,这就是权力的角逐和利益的平衡。政治是最功利的事业,而文学则是超功利的事业。家族政治使薛宝钗扑灭情感而异化,国家政治则会扑灭政客的人性而把他们变成纯粹的国家机器。但政治生活确实是社会生活、人间生活的一部分,文学也可以反映这一部分生活。然而,作家在反映这一部分生活时,应当站在政治之外即以政治的“槛外人”、“局外人”身份去审视政治生活的得失,或者根本不作审视,只作呈现与见证。倘若介入政治,并对政治生活作出党派性判断,就会把文学变成政治的注脚,而政治注脚只是政治而非文学。例如郭沫若,他原是“五四”的杰出诗人,他的《女神》是杰出的诗,但他在六十年代所写的一百首颂花诗,则是给“百花齐放”的政策作注,其政治寓意非常明显,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判断,这一百首花颂乃是“非诗”,不是诗,即不是文学。文学批评若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标准,文学就会变成不是文学。

政治不仅不是文学,还会把文学变成“不是文学”。意识形态也是如此,意识形态不仅不是文学,而且会把文学变成非文学,把诗变成非诗。我和林岗在《罪月文学》中批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我们敬重梁启超,但认为他的这篇小说只是社会意识形态,即他的关于社会的总观念,而不是文学。所谓意识形态,那就是与某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居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等,因此,意识形态乃是指涉某种社会功利需求的理念与观念。而文学面对的是人性与人的生存环境,它不应当允许意识形态的介入,即不应当把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形式。文学一旦变成这种转达形式,他就变成意识形态的号筒。有人觉得把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实在不妥,便加以修正,说文学乃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也不对。审美就是审美,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审美超功利,包括超越带有强烈功利性质的意识形态。两者不可兼容。就像贾宝玉出家之后,皇上赐给他一个“文妙真人”的封号,就完全不通。因为作为庄子人格理想的“真人”,它的特点恰恰正是扬弃世俗的各种负累,不着世俗的任何“相”。也就是说,既为真人,便不“文妙”;既是“文妙”,便不是真人。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也是两个概念难以相容。既审美就不可以“意识形态”;既是意识形态,就不是审美。审美没有功利性,也没有倾向性,一旦有了倾向性,就变成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政治倾向和其他利益倾向,也就不成其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审美意识形态”理念,也不是文学。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分清一下意识与意识形态这两个不同概念。文学里有意识,例如忧患意识、悲悯意识、普世意识、民族意识、家庭意识、自我意识等等,但这种种意识不是世界观,而是思想状态与心灵状态,也可以说是作家的一种文化心理。而文学的内涵除了意识部分,还有更为广阔的潜意识部分。这部分本能,也可以称为“无意识”或“下意识”。20世纪的大心理家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用心理学的巨大成果推动了文学创作理念的转变。他提醒作家,潜意识部份比意识部份大得多,意识部份就好像海洋中冰山的尖顶,而隐藏在下面的大部份是我们看不到的潜意识。这个发现给文学创作以巨大的启迪,使作家们大大打开了眼界。原来我们创作文学作品,只注意到很小的一部份,即理性的部份、意识的部分,而几乎不关注潜意识(如“性压抑”)这一最广阔的部份。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世界由三大部份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 完全是潜意识,即本能和欲望:“自我”则有一点理性控制了;“超我”是更理想的“自我”。高行健的《灵山》,用人称(“你”、“我”、“他”)来代替人物,这是主体三坐标。“他”就是一个“超我”,高行健用“超我”观照、评论“自我”和“本我”。小说中的“你”、“我”、“他”与“本我”、“自我”、“超我”有什么区别?弗氏所讲的“本我”、“自我”、“超我”, 是静态的三个主体;而高行健的“你”、“我”、“他”内在三主体里则完全是动态的。它们不断地互动,角色不断地转变,语境也不断地调换,这就形成了复杂的语际关系。我对高行健评价很高,我很喜欢他所提出的“没有主义”。“没有主义”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主张超越一切“主义”,对泛滥于二十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全部悬搁:因此,“没有主义”标志着意识形态左右文学的时代的终结。第二个含义是主张在文学创作中不预设任何“主义”的前提,即不预设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不管是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还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没有主义之后才能进入人性的真实,回到文学的初衷。人类最初为什么需要文学呢?初始时并无外在目的,只是出于个人的心灵需要、生命需要,有感而发,不吐不快。有感而发,不设前提,并非为了革命、为了阶级的解放,为了改造国民性等等,完全是为了进入更真实、更自由的状态。

讲了政治不是文学,意识形态不是文学,我还要说“科学不是文学”、“哲学不是文学”、“历史学不是文学”。

说科学不是文学,也就是要弄清楚科学与文学的区别是什么。在坐的同学们也许已经知道,文学与科学全然不同。文学充分情感,科学却扬弃情感;文学没有逻辑,科学却充分逻辑;文学把自然人化,即把无情变成有情,而科学则把人自然化(客体化),即把有情变成无情等。去年,我到澳门参观人体解剖展览,看到人的心脏和各种内脏,包括骨骼与筋脉,那是科学展览;而文学却展示看不见的心灵和各种心理活动与情感体系。我参观之后,明确了一点,心脏不是文学,心灵才是文学;骨骼不是文学,风骨才是文学;胆汁不是文学,胆气才是文学。这是感性认识。如果进一步理性地说明,那么可以说,科学属于人类知识系统,而文学属于价值系统。知识当然宝贵,但知识不是文学。“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很不同,文明标志着人类发展阶段,更倾向于物质层面。科学通过工具理性,走向文明;文化则更多地体现精神内在性,是价值理性表现,而价值理性恰恰是文学所追求的。现在的世界正在向工具理性倾斜,忽略价值理性(“真、善、美”),鲁迅先生在1906年发表《文化偏至论》,他就说世界偏斜了,偏向物质。百年后的今日,这种问题依然存在。人类社会有两种真理:一种是实在性真理,另一种是启迪性真理。科学追求实在性真理,而文学和宗教则追求启迪性真理。思想家舍斯托夫的最后一本著作叫《雅典与耶路撒冷》,实在性真理的象征是雅典,它仰仗逻辑、分析与推理;耶路撒冷则象征启迪性真理,依靠直觉、灵性与悟性。我研究《红楼梦》就是运用直觉的方式,依靠悟性,用“悟证”来代替“论证”,这样就可创造出一套新的语言和方法。第三点区别是对象不同;科学重在物理世界,而文学则重在心理世界。科学是一种客观化的过程,把所有东西都作为“物”来研究;而文学则是主观化的运作,把万事万物内化成心灵的世界。高行健的代表作是《灵山》,文学走向“灵山”、“灵水”,科学则走向“高山”、“大海”。所以科学不是文学。

文学也不是哲学,文学之核是“情”,哲学之核则是“理”。哲学不可以落泪,不可以哭泣,不可以高歌,即不可以介入情感。哲学不可以幽默,不可以夸张,不可以想象,所以哲学不是文学。但无可否认,文学又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研究文学的学者,“文、史、哲”三方面都要打通,因为文学代表人文的广度,历史代表人文的深度,哲学代表人文的高度。首先应肯定,哲学的高度有助于我们认知世界、认知人性。我就用王阳明的心学来观照《红楼梦》,正是为了从哲学的高度上来剖析、把握贾宝玉这颗心灵的丰富内涵。但文学绝对不等同于哲学,后者由更纯粹的思辨和理性所支撑,文学虽然也有思想,但这种思想诉诸于形象与情感。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它虽内含对荒诞世界的思辨,但完全诉诸形象,与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思辨完全不同。

文学与历史也不同。我们看到的历史一般都是权力书写的历史,也就是体现皇帝意志的历史;文学也有历史,那是作家感受到的是心灵真实,它颠覆的是权力书写的历史。《红楼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展示给我们的是清代最真实的生活;再比如莫言所写《丰乳肥臀》,完全是作家所感受的历史。权力写就的历史是善变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历史版本。《灵山》批评权利书写的历史是“鬼打墙”,意思是说皇帝“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总是“常有理”。文学的境界也非历史境界,王国维在谈《红楼梦》的时候就很精彩地道破了这一条,他说我们中国文学有两大境界:一个是《桃花扇》境界,一个是《红楼梦》境界;前者是历史的,后者则是宇宙的,超越历史。

文学与新闻也有区别。记者撰写新闻,一定要完全符合事实,有根有据,绝对不可以虚构想象;而文学在描写任何一种事物事件的时候,却有心灵的补充、过滤与提升;换言之,新闻强调“实”,而文学强调“真”。新闻不可有情感的介入,也不可以有想象力的介入。甚至不可以有作者道德义愤的介入。还有,新闻讲究“时效”,而文学则不赶时效,也不赶“时代”,它只追求永恒。所以新闻不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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