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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博客天下》袁凌问

 

刘再复

 

一、您是八十年代文学、文化潮流的参与者,您觉得在当时,您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学者,和诗人群是怎么样互动的?互相之间有怎样的影响?

 

答:八十年代我始终是个文学研究学者,是文学中人,不是文坛中人,也不是(文学)运动中人,所以和诗人群并没有直接的交往与“互动”。如果要说互动,那也只是我的文学思考,受到刚刚崛起的诗人群的推动(推动者不仅是诗人群,还有小说家群等)。我所说的刚崛起的诗人群,是指北岛、舒婷、杨炼、顾城、江河、多多等年青诗人群,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诗人群。这些诗人以他们的诗作改变了那个时期的两种文学势态:一是改变了文学的基调,把“讴歌”的基调转换为“怀疑”的基调;二是把集体经验语言转换为个体经验语言。这两种转变对我都有触动。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充分个人化、充分个性化的精神活动,可是当时的文学研究领域仍然在讲“文学党性原则”的老套,所以我认定自己也有必要冲击一下完全不知文学为何物的老套式老模式,例如“典型论”、“反映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更不用说“高大全”那些可笑的面具。

 

二、在当时,研究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联系,是否很紧密?您的在公园的文学理论演讲能引来大量普通人聆听,请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您怎样思考这种热烈互动的现象?反映了怎样的时代气氛?

 

答:你说的“公园”,可能是“公众”的笔误吧。我的文学理论演讲只限于学校与学术研讨会,除了参加《性格组合论》的新书发布仪式到上海作过公众演讲外,我从未进入社会,即从未到社会上的公众空间进行演讲。我只关心文学,不关心社会,只想改变文学理念,不想改变社会制度。不过,我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确实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甚至还没有讲就反响热烈。一九八五年上海召开文化战略研讨会,我和李泽厚被华东师范大学邀请去演讲,结果三易讲坛,学子们争先恐后,校园里尘土飞扬,令人感动。王晓明教授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在会场上,我们被听众所包围,从台上走到台下还被包围,李泽厚被指责讲得太少,因为我们根本毫无准备。在《性格组合论》进行公众演讲后,我被要求签名的热情读者“挤”得桌子差些翻倒,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郝铭鉴兄赶紧帮我撤走。面对这种氛围,我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的确迫切要求变革,包括要求改变原来的思维方式与存在方式。“人心思变”,这是当时健康的心态。

 

三、您是在70年代就开始理论储备,在80年代释放影响的,这似乎是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怎样看待两个十年之间的精神、知识和文化关联?您觉得80年代是开风气的,还是也有一定的积累和成熟度?

 

答:我不是在七十年代才开始“理论储备”的,你说的“普遍规律”恐怕对我不适用。七十年代对我来说是很坏的时代,是阶级斗争侵入到每一个朝夕的充满噩梦的时代,那时除了可以阅读规定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六部经典之外,其他书籍根本借不到。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哪来的理论储备?不过,因为毛主席喜欢《红楼梦》与鲁迅,所以我倒是把这两种书籍读了一遍又一遍,其心得在八十年代释放了一些。刚出国时(九十年代初),我曾对台湾的同龄知识友人说,你们有两项比我们强,一是英文比我们好;二是国际资讯掌握得比我们多;但我们也有两项比你们强;一是我们遭遇的苦难比你们多,神经比你们坚韧;二是我们在七十年代整天浸泡于马列著作,经典训练的时间长,思辨能力比你们强。如果要说理论的储备,这倒是一种理论能力的储备,所谓“释放”也是这种能力的释放。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八十年代的所思所言,乃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积累的。我从少年时代(读中学的时代)就疯狂地阅读中外文学经典,“心灵”、“人性”、“悲悯之心”从小就扎根在我的情感深处。但是,六、七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年代,政治把我的内心这些美好的东西压抑得太厉害了,压抑得太久了,所以我在八十年代遇到历史机会时,就爆发,就爆炸,就一发而不可收。我并没有“开风气”的意识,只是为自己开辟道路。不过作为文学研究者,我还是想推倒从苏联那里照搬过来的陈腐模式,鼓动作家不要生活于政治理念中,而应当生存在自己的文学真实中。

 

四、八十年代之后,时代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您怎么看待这种转折的本质,您个人的亲身体验是怎样的?

 

答:怎么看待时代转折的本质?这个题目很大,要小心落入“本质化”的陷阱。八十年代确实发生许多重大转折,但很难简单地概说转折的内涵。转折包括许多层面,应当多层面去讲述才能说得清。例如从大历史的层面上说,这个年代是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的大转变;从新中国的层面上说,这是一个从“斗争”转为“建设”的时代,一个从“封闭”转为“开放”的时代一个从“革命”转为“改良”的时代,一个从“愚蠢”转为“聪明”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从“不幸”转为“幸运”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不幸,被欺负、被侮辱了一百多年。到了一九四九年本可以结束不幸,但又热衷于内斗,天天、月月、年年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又陷入自我摧残的不幸。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才真正告别不幸的时代,把民族生活的重心转入建设。和平建设的时代虽然也有麻烦,但是总比“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好。从国家的层面概说时代转折的内涵还是让政治学者去说,我只是个文学中人,还是说说文学较为确实。从文学层面上说,八十年代极为重要,这是一个从“失语”转向“独语”与“复调”的大时代。一九四九后的三十年,作家“失语”了,即作家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杰出作家,他们全失语了,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话。近日我写悼念夏志清先生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曹禺与老舍解放后所写的剧本,毫无文学价值,曹禺到美国,演讲时也不敢讲自己的话,满口官腔与套话。一个杰出的剧作家,被改造成一个只有面具而没有自身语言的“傀儡人”。这是什么现象?我把它称作“失语”现象,“丧失自己”的现象。八十年代里,我讲“文学主体性”,就是呼吁作家要成为自己,要复活文学的“自性”、“个性”。八十年代也终于发生了一个根本转折:许多作家终于放下政治理念和原先的创作模式,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理念与文学语言。高行健、莫言、贾平凹、李锐、阎连科、王安忆、残雪、余华、苏童等一大群作家,都是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拥有自性、拥有个性的文学奇才,他们共同终结了一个“失语”时代,开辟了一个语言全新的时代。

 

五、现在回头看八十年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还是相反?好的地方是什么,不好的是什么?

 

答:现在回过头去看八十年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当然是一个很难得的时代,但也可能是很难再出现的时代。它好在什么地方?它好在拥有思想的活力,拥有灵魂的活力。我是一个思想者,我的广阔天地就在思想自由之中,八十年代拥有思想自由,这种自由又激活了生命,激活了思想,激活了创作。我不知道八十年代有什么不好。如果非得说说它不好的地方,那我只能说,这个年代太短,太匆促,它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活泼的思想凝聚成“学问”的严密形式。沸腾的丰富思想还来不及冷却与凝聚就被新的政治激情冲垮了,真可惜。       

 

六、您怀念那个时代吗?

   

答:我肯定那个时代,但不停留在那个时代。我只是偶尔怀念那个时代,并不眷念。因为我已走得很远,愈来愈远。我的思想,尤其是文学思想,比那个时代深化得很多,只是国内的朋友不太了解。在八十年代里,我充满“改造世界”的热情,但也充满“改造世界”的妄念。现在,我冷静得多。现在只相信这个世界可以认知,可以不断认知,但很难改造。包括人性与国民性,也只能去认知、去呈现,很难改造。所以我不再重复自己在八十年代那种幼稚的救世角色,只诚实地着眼于自救,包括自审、自明、自立、自渡等。我也不再去向上帝、政府、他人乞讨自由,只相信自由全在自己的身心中。自己意识到自由才有自由,自己觉悟到自由才有自由。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没有觉悟也没有自由。天才都是个案,曹雪芹正是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里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他的内心大自由是自给的,自己创造的,他如果等待满清政府给他自由才进行创作,他就失败了。八十年代固然好,但我不等待那种时代重新出现。偶然怀念它并不等于期待它。我相信自己在创造一个比那个时代更深邃的属于个人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我此时此刻的“象牙之塔”中,在我放下一切妄念的沉浸状态中,在我思想飞扬的大自在与大自由中。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美国 科罗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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