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集》序-《沧桑百感》-散文与散文诗-再复迷网
《沧桑百感》
《“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集》序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集》序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召开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各地的作家学者在落矶山下共同研究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成就卓著、读者覆盖面最大的文学现象。作为会议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我深感荣幸。

 以中国现代、当代的单个作家作品为专题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学界里是罕有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八十年代有过一次讨论鲁迅的会。此次研讨金庸的会,算是第二次盛举。正是意识到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行为本身的重要象征意蕴,所以我们在会议的准备过程中便采取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从发出会议通知到会议开幕就花了两年时间。为了使会议免于一般化,我们甚至不顾可能被非议为定调的嫌疑,发了一份关于展开会庸作品研究及召开有关学术会议的一些初步设想,坦率地表明会议组织者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意见。

在这份意见书里,我们首先说明两点召开学术会议的必要性:一、尽管金庸小说在汉语世界里已发生最广泛的影响,但其小说研究还未获得理想成绩,绝大多数有关金庸小说的著作及文章都是各界金庸爱好者的业余写作,能够真正纳入学术轨道的十分稀少;二、对金庸写作有兴趣的学者大体上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金庸小说及随金庸小说而来的诸种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尤其是看不到金庸小说远远超过一般通俗小说、大众文化范围的特殊意义,因此,金庸小说一直还未被学术界当作必须认真严肃对待的学术对象。鉴于此,通过一个郑重的学术会议强化金庸小说的学术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此次学术会议应打破金庸小说属于武侠小说这一成见,把金庸小说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中,重估金庸给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写作所带来的生机和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作了如下构想:

一、设想金庸的写作的意义和水准不仅超出武侠之类的通俗写作的范围,而且可以当做某种特殊的严肃写作来对待,是否可以把金庸的写作与五四以来的严肃作家们(如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放在一个层面去研究?这种设想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异想天开,但文学史上的事实是,许多在当时被归纳为通俗写作的作家,后来成为大作家,那些作品也成为经典,欧美如大仲马、狄更斯、马克·吐温,中国古代如《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可说数不胜数)。为甚么当代的金庸就不能?为甚么一定要等我们的后人去做这件事?当然,如此说并不意味《射鵰英雄传》就一定可以和《红楼梦》比肩,但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指出,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肯定为名作家的许多人,其中许多人的写作水平远不及金庸——这又如何解释?

二、设想武侠小说这个文类在金庸的写作中已经变了性质,获得了新的意义。如有人在研究中强调金庸的写作与源远流长的武侠传统(如清代侠义小说、唐人豪侠传奇乃至《史记》中的刺客游侠)之间的联系,自然是无不可之事,但如果在研究中强调武侠小说在金庸手中发生了突变,上升或转化成新的文类,需要给予新的命名,把它当做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来研究,也应该是可以的,甚至是必须的。此种设想如能成立,意义将十分深远。因为自五四以来,除鸳鸯蝴蝶派等通俗写作外,中国作家的小说写作大多取法西方,以一种十分欧化的语言和形式写作,这自然为汉语写作开出一片新天地,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使中国的现代小说与传统写作之间产生了断裂。如果考虑到鸳鸯蝴蝶派的写作至当代已十分衰微,则金庸作品于近二十多年大行其道,实在是一件令人振奋之事。因为在其中我们不仅看到一种古老的写作在今天的延续,而且从中发现与五四传统相对立的另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更只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设想金庸的研究不局限于文学范围,而应将其引入更开阔的视野,与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及大众传播、文化批评等多种领域的研究相结合。无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的金庸的作品,还是这种文本被生产、被读解的历史语境,都是十分复杂的。金庸的研究似应充份考虑这种复杂性。这就涉及到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问题。如果说老一套的作家论和历史主义在一般文学批评中很多已很难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令人满意的解释,都难免有意无意以伦理主义的方式逃避文学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复杂关联,则金庸小说的研究似乎更应避免这种路子。因为金庸著作与我们熟悉的五四以来的作家很不相同,他的写作处在很多领域的交叉点,如消费文化和高雅文化,通俗写作和严肃写作,文人趣味和大众趣味,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等等,这给文本的读解带来很大难度(虽然通俗易懂是金庸小说的大特色),但也带来无限的可能。任何一种本质主义的概括,都会在金庸面前更显其方法上的简单和粗陋。

如果不受武侠小说这一老套的限制,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就比较容易获得学术性,并且在多方面体现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几点是:

一、金庸的写作在汉语写作中的重要地位。大体上说来,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都是以一种相当欧化的现代汉语进行写作,这种写作无论对其他叙事形式的发展,还是对现代汉语本身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其代价是中国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散文传统的中断,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形成隔阂,因此汉语的魅力和其中蕴涵的文化价值都于无形中受到极大损害。金庸的写作则明显与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传统相异(反倒和晚清小说及鸳鸯蝴蝶派有一定继承关系),其写作的语言不仅欧化成份(完全避免欧化似不可能)十分有限,而且与古代经典的散文语言和宋以降的话本小说语言有更多血肉的联系。金庸的写作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体,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在当代白话中另辟了一片天地。作家阿城曾尖锐地指出,五四之后形成的白话文,是只有白话而无。如果这个是指在中国文言写作中所独有的文采以及这文采所担负的文化价值,则金庸的写作无疑摸索到一条将白话予以相当完美结合的路子。金庸所创造的这种语言的重要性在过去的金庸研究中可以说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金庸的写作对全球现代性扩张的抗拒的意义。金庸的小说出现在香港这样一个充份现代化的环境中绝非偶然。金庸小说的流行,但与中国大陆、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急剧现代化的进程同步,这也绝非偶然。其开的复杂而紧张的关系需要学术界作深入的讨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金庸的写作所体现的种种文化价值与现代化的追求有相当的冲突。或许有人可以把这冲突看做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化的反动。但如果考虑到,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进步发展过程,而是具体地包含着帝国主义的文化、经济扩张,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宰割,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对弱势文化的压抑等复杂关系,则金庸的写作对现代化的抗拒和反动,就颇值得人深思。例如,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具有宋元山水画意境的山水风景描写,以及在这风景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其实是对启蒙主义以来盛行于世的自然观(人和自然是征服和控制的关系)尖锐批判,只是这批判隐于一种具有武侠小说形式的通俗作品中而已。

三、金庸的写作在大众文化中的特殊影响。当晚期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相联系的大众文化,近二十年已在台湾、香港迅猛发展,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又在中国大陆以星火燎原之势全面扩张,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文化市场。由于学术界还很少有人正视这一形势,也未把大众文化当作一个严肃课题来对待,因此大众文化发展中种种严肃问题都还没有被充份认识。例如由于市场和娱乐的压力,通俗小说中充满了性、暴力等因素,似乎小说如欲畅销则非如此不可。但金庸的小说却显示另一种可能性,通俗小说并不一定要媚俗,甚至可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社会的种种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进行尖锐的抗拒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曾断言大众文化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意识形态的帮凶,金庸的写作却显示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复杂化。

上述这些期待在此次会议的部份论文中有所体现。这使我们十分高兴。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相信,会议之后,对金庸写作的评价会有更多的争论,但一定也会在学术层面上更深地发现它的文学价值和它的这一写作多方面的意义。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校园

一九九九年五月

(选自《沧桑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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