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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夏榆先生问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答夏榆先生问

 

刘再复

 

1)看到您在《明报》发表的批评顺彬的文章,早前也看到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我发现批评双方都在使用一个词,就是“文革”式批判语言。对您的批评,顾彬有疑问说“刘再复为何对我发动文革”?您怎么这样的回应,您的批评是“文革”大批判吗?您应该是经历过“文革”的,对“大批判”应该有体会。

   

答:知道顾彬也拒绝“文革”,我很高兴。都对“文革”采取否定态度,这就有相通之处。我对“文革”深恶痛绝,并认为“文革”虽在政治层面上早已结束,但在语言层面上并未结束,所以一直反对“文革”式的语言暴力。然而,我是一个经受过十年文革的人,所以在潜意识里也可能保留文革语言的病毒。如果出于善意,对我的语言作风进行批评,我会乐于听取并会衷心感谢他。我去年发表于《明报月刊》的《驳顾彬》一文,确实一反我的闲淡语言作风,确实以非常犀利的语言驳斥顾彬。但我不是“发动”,而是“被动”,即不是“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是被迫挺身而出为我的朋友高行健辩诬,被迫为中国的当代文学辩护。也就是说,是顾彬对高行健和当代文学“发动文革”,即攻击中国当代文学为“垃圾”(这是极为典型的文革语言)和对高行健、莫言百般嘲弄和诋毁,我才不得不作回应,不得不仗义执言,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尽管我遵循的是《道德经》“不为天下先”的原则,但我还是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再写这种“不得已”的愤怒文章

 

2)我想到“批评的伦理”。社会或者知识界应该如何展开批评?它需要恪守什么样的原则?批评必须要兼顾“汉语之美”吗?我觉得当下,在人们抵制“文革大批判”的同时,也抵制了严肃、正当而有力量的批评。事实上有很多社会事务的弊端已经到了需要大声棒喝的时候。

 

答:你提出了“批评伦理”这个概念,非常好。今后我们还可以多探索这个问题,也希望顾彬教授能参与探索。不管是社会批评、文明批评还是文学批评,都有一个伦理问题。 英语中的“费厄泼赖”,其实正是竞赛伦理也是批评伦理。可是鲁迅先生却写了“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给予拒绝,这显然过于激进。八十年代王蒙写了一篇“费厄泼赖应当实行”,我很赞成。我到美国已25年,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弊端有所认识,但对于两党在竞选中遵守政治游戏规则和遵守“批评伦理”,则有好感。例如总统竞选时,相互批评对方,但基本上都能遵循“就事论事”的原则,即就事论事,不涉及事外人身。进入问题,不攻击题外人身;一旦离题涉及人身就算违反规则,输了一局。例如老布什与克林顿的辩论。克林顿批评共和党的军事政策时,老布什说克林顿在越战时是个“逃兵”,没有资格谈论军事。这就把“事理”转向“人身”,违反了规则,克林顿的团队当然抓住不放了。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只能“抨击论据”不能“抨击人身”,要相互尊重人格的尊严,这恐怕就是“批评伦理”中最关键性的内容。批评的力量也应体现在对于论据的驳难上,而不是体现在骂人的凶狠和耸人听闻的“结论”上。

 

3)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做的“垃圾”,当然是简化的批评,其中多有被媒体曲解之处。您显然是反对“垃圾”说的,以您的观察所及。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品质?我想您会有直接而简介的表达。

 

答: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分前期(文革与文革之前)与后期(文革之后)。前期因为政治话语压倒文学话语,多数文学作品成了政治注脚和政治号筒,所以应当否定,但也不是“垃圾”一词可以了结。而后期的当代文学,包括当下的文学,多数作家已从政治理念的束缚中走了出来,并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甚至是天才作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学理念和文学信念。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大约三十年期间,中国当代作家多数拥有灵魂活力,并获得很高的成就。其所以会获得成就,是因为当代作家的自性与个性(即主体性)已经确立,一群杰出作家已告别意识形态的阴影,赢得了自己的语言(不再使用集体经验语言)并发出独立不移的声音。他们的作品不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而且写出人性的真实和生存环境的真实,其精神质量与艺术质量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高行健与莫言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种征兆。这至少说明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机构充分重视与高度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当然,中国当代文学也有许多令人失望的现象,也可以进行否定性的批评与对话,但说它是“垃圾”,就未免太本质化、太简单化了。

 

4)理解您的思想立场,我也看到您发表的赞美莫言为“天才”的文章,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莫言获诺奖之后他的言论表现遭遇到的广泛批评,这是来自人文知识分子的批评,人们对莫言作为作家在公共事务上表现出来的状态表现出强烈的失望。   

5)莫言获奖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拉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如果用诺贝尔文学家族中出现的杰出作家比,如加缪、萨特、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对现实的介入和表达显示了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立品格,而从莫言先生那里看不出这种品格,他在现实生存表现出某种油滑感,如同批评家朱大可评论所指,他的姿态是“乡愿”式的。按照论语的解释——“乡原,德之贼也”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者。您怎么看?

6)作家的艺术表现当然很重要,但是他在公共领域的表现也很重要,当下中国在公共领域文学知识分子几乎是缺席的,他们要么失声,要么表现出对公共事务认知的幼稚。这难道不是更为严重的缺陷吗?

 

答:对莫言的批评需要具有两个前提:第一,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以作品面对世界的人,所以首先要阅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极为丰富,仅小说就有11部长篇,30部中篇,80多部短篇。只要通读莫言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不仅具有宏大叙事的才能,而且具有深广的作家良心。他的良心在千百万个汉字中呻吟着,跳动着,磅礴着,这颗良心包涵着最真挚的大悲悯,也包涵着中国人民整整一百年的苦难史、挣扎史、歌哭史。如果真的进入莫言的小说世界,真的读了莫言的作品,就会说,有这些作品就够了,不能要求太多了。而且还会说,这些作品的精神总量和艺术总量绝对不在加缪、萨特、福克纳、马尔克斯之下。

第二个前提是对莫言的批评应是文学批评,即对莫言进行审美判断,而不应对莫言设置政治法庭、道德法庭、社会法庭等等。一个杰出作家,他通过作品表现个人的大关怀、大悲悯就可以了。我们不能要求他也要同时充当“精神领袖”、“正义化身”、“人民代言人”和“救世主”等等。更不能要求他在公共事务中充当“包青天”、“海瑞”和“公共知识分子”等角色。要允许作家作为艺术主体(本真角色)表现出勇敢正直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现实主体(世俗角色)表现出懦弱的一面。例如,对于伟大的诗人歌德,我们只要拜读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及《浮士德》,欣赏他的天才就够了。大可不必去计较他当过魏玛公国的臣子,以及其到了八十多岁还在谈恋爱等俗事俗行。恩格斯批评歌德在现实社会中常表现出“庸人”的一面,这其实很正常。进入创作时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与伟大心灵,那才是真正的歌德。天才的弱点是可以忽略的。

 

7)看到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翻译所做的观察,他说“对于莫言和葛浩文来说,没有葛浩文的大量翻译,没有他的公开赞扬,就没有20121210日他热爱的中国作家被宣布获得诺奖时他的狂喜。葛浩文之所以独一无二,除了他美国文学翻译家的身份外,也离不开他个人的出版眼光。他对作家及其作品倾注了极度的热诚,对一位中国作家该取得的成就和未竟的原因都有认知,他需要一位合作者,能帮看他删减、提炼、编辑,重写的人。葛浩文团队制造了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到、并获得了诺奖的莫言文学作品。假如莫言作品只有日文译本或德文译本,即使它们译得跟葛浩文的译本一样好,莫言也不会战功的,因为这两种语言都不具世界性。这个问题有点长。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答:外语翻译对于中国文学文本在世界的传播,其功当然不可抹煞。但是这两者之间,最后的“实在”(决定因素)还是文学文本,而非外语翻译。葛浩文翻译了十几位中国作家的30多部作品,绝大多数都未进入瑞典学院的视野。而他没有翻译的高行健却第一个获奖。葛浩文先生真诚地热爱莫言,努力翻译莫言,但仅仅靠他的英译,也不一定能获奖。我相信莫言作品所以能打动瑞典学院院士们,还借助于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而归根结蒂,是莫言本身的作品太杰出,太动人。我特别尊敬葛浩文教授对中国文学的真诚之心,并在回答《金融时报》时正式对他作出高度评价;但也不同意把莫言的成功归结为老葛的翻译,老葛也不会同意歪曲性的解说。

 

8)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当然显示出某种难以避免的局限,这也让我们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基本态度,您多年游学欧美,就您的所见,欧美对中国文学是否存有误读?西方是在怎样的语境下看待中国文学?当然我们知道就文学是影响力而言。所谓西方其实也是很小的圈子,可能仅仅是西方的汉学圈子,是选样吗?

 

答:西方(主要是指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确实主要是西方汉学圈子的批评,这个圈子很小,能称上是“汉学家”的更是屈指可数。很小圈子里的人又不是三头六臂,其力量非常有限。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其力量也非常有限。一个文学批评机构要面对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这几乎不可能。他们之所以让人敬佩,乃是这些评审主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和他们献身于文学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把握世界文学的真实与中国文学的真实。中国当代文学那么丰富,那么复杂,我早已被吓得逃之夭夭,“返回古典”了。连我们这种中国批评者都跟踪不上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怎能要求西方学者跟上这种步伐呢?这种“跟不上”,就决定了批评者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独断、武断、主观、片面,顾此失彼。仅仅高行健,他的作品就不仅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有十八个剧本,还有诗集与论说集。我曾为他的七部作品集作过序文,深知要读懂读透他的全部著述并非易事,所以我对不认真读高行健又妄评高行健就非常反感。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还得靠中国自己的批评家。西方文学批评机构的批评意见,我们要倾听,但不要迷信。

 

9)现在也是一个批评缺席的时代,在1980年代文学批评或思想批评风潮迭起,现在有建树又有思想锋芒的批评已经少见。以您看问题在哪里?

 

答:现在的“文学批评”是否缺席?我真的不太清楚。但说文学批评的思想锋芒不如八十年代,我倒是相信。因为八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思想相当自由的年代。有表述的自由,才有思想的光彩(锋芒)。我一再说,批评要精彩,批评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胆” ,二是“识”。两者缺一不可。好批评者的“胆”应表现为敢于面对作品的真实说话,不怕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不怕得罪作家和不怕得罪权力中心。但是批评者即使有胆,出版家也不一定有胆。进而言之,批评家与出版家均有胆,上头还有审查机构。在这种状况下,真批评很难产生。

                                            

                                             文学史与政治

 

13)每个国家或每个族群都会有自己的文学史,由谁来撰写文学史,呈现的文学气象是迥异的。比如在夏志清先生文学史中,张爱玲和沈从文被提到很高的位置,而此前被生流意识形态接纳和推崇的作家——比如以茅盾、老舍、郭沫若代表的“革命”文学被降到低处,您以为这其中存有偏差么?

14)就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贡献而言,您心目中的价值排序是怎样的?

 

答:文学史撰写也是一种文学批评。你说文学史由谁撰写,呈现的文学气象是很不同的,的确如此。文学史撰写者也是批评主体,文学史的面貌是由批评主体决定的。最近我在科大人文学部讲课,把批评主体分为五类,即政府批评、机构批评、大众批评、批评家批评和时间(历史)批评。文学史有“钦定文学史”和“官定文学史”(政府批评),有“社(出版社)定文学史”和“校定文学史”(机构批评),也有文学研究者的“自定文学史”。最后这种文学史算是行内批评,可是行内也有真内行与假内行之分,有“眼光如炬”与“眼光如豆”之分。较好的个人写作的文学史能扫除“官定文学史”的偏见,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史在”的真实,例如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也有其局限,夏先生开掘张爱玲与沈从文,还以崇高的地位,这是很对的,但贬抑鲁迅则不妥。无论如何,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文学批评应当超越政治标准。以往的“文学史”贬斥甚至开除张爱玲、沈从文,这不对;现在如果刻意贬斥茅盾、老舍、郭沫若等也不对。然而,我要说,茅盾、老舍、郭沫若还有曹禺等现代作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确实都经历了一次悲剧性的大倒退,其作品和评论都没有真价值。对此展开批评,并非恶意,乃是面对事实,总结文学实践经验。对于现代作家,我心目中有自己的价值排序,但此时还不想在无法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宣示。

 

15)从20世纪到今天,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一直紧贴,20104月,我们在台湾参加华文文学高峰论坛,马英九先生有个演讲很有意味,他的大意说“不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而是政治要为文学服务。”这个语序的变换呈现出新的文学态度。这是值得赞许的。您以为呢?

 

答:政治与文学,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两者过于“紧贴”,绝非好事。作家从政,更不是好事。各种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改变不了政治的基本性质乃是权力的角逐与利益的平衡。也就是说,政治是充分功利化的事业,而文学恰恰是超功利的心灵事业。文学创作在呈现社会生活的时候,也可以呈现政治生活。然而,这也要用超越的眼光来审视与呈现社会功利活动,呈现时不应当带入“政治倾向”,更不可以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把文学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肯定会导致文学的消亡;但也无须要求政治为文学服务,一旦“服务”,就可能导致“干预”。我主张政治不要干预文学,也主张文学不要干预政治。要求“文学介入政治”或要求“文学干预生活”都会损害文学。相比之下,马英九提出“政治要为文学服务”当然比“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路好一些,至少,这种态度是值得赞许的。然而,作家最宝贵的品格是“独立不移”,不需要任何政治为其“服务”,不需要“他者”过分的“关心”。

 

16)最后问一个文学之外的话题。就是在九十年代,您与李泽厚先生做过一个哲学对话《告别革命》,现在您还认同当时的思想么?期望听到您直接而简洁的回答。

  

答:迄今为止,李泽厚先生和我都认为二十年前我们提出的“告别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对的。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香港天地图书推出第六、第七版,我们坚持“一字不改”,仍然坚信改良的方式比暴力革命的方式好。“你活我也活”的和谐哲学比“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好,更比“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学好。我在《双典批判》中批评“造反有理”的旗号,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唯有非暴力的文明手段才可能达到崇高的目的。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标。这本是托尔斯泰、甘地的信念,我追随而已。

 

17)您现在还经常与李泽厚先生见面么?还会与高行健先生见面么?

 

答:我此刻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和高等研究院客座。明年一月再返回美国。李泽厚今年夏天曾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学,近日已返回美国。如果都在美国,我们就会经常见面,一起散步、游泳、交谈。反正转个弯,走三、五分钟就到他家了。我很喜欢提问题,喜欢倾听他的讲述。与高行健则用长途电话交谈,尤其是在美国,交谈非常方便。我也喜欢听他讲述。十月份他将到香港科技大学,我们还会一起交谈对话,共同面对科大的师生讲述“要什么样的文学”。此后还会到香港大学作一场对话。

 

18)您现在的生活和学术状态是怎样的?长年在海外旅居和游学,这样的生活是您满意的么 ?

 

答:我现在的生活不能算“积极生活”(即有行动的生活),只能算“宁静生活”与“沉思生活”,但仍酷爱体力劳动,我在美国几乎每天都在割草、浇菜、流一身大汗,状态甚好。我对自己最为满意的是, 20多年前我抓住一个历史时机,从繁忙的社会事务中抽身,抽离了原先的生活框架,并很快地进入深邃的精神生活。我其实是一个“历史风波”的得益者,不仅从此赢得自由时间和自由表述,而且赢得完整人格与完整思路。

谢谢你的采访。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

香港 清水湾

 

 

 

附:

顾彬:刘再复为何对我发动文革?

 

新京报 09-21 07:56 2评论

 

【摘要】刘再复50年代大学毕业,90年代初离开中国,他受的教育有很深重的文革文化痕迹。毛泽东的炮打用的是军事语言,军事语言定了文革语言的基调,就是斗争、批判、骂人。

作者:王姝蕲

“80年代重要的文学家批评我,用的都是文革时候的语言。这是为什么?

2014920日,由《三联生活周刊》主办的思想·广场文化节上,沃尔夫冈·顾彬这样问欧阳江河。他所指的文学家是刘再复,事件起源于20138月香港《明报月刊》刊登顾彬的演说词《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刘再复撰写七千余字长文《驳顾彬》,批评顾彬有文革作风。而顾彬认为,刘再复的驳斥文章恰恰使用的是文革语言。

纳粹语言与文革语言

沃尔夫冈·顾彬与欧阳江河本次对谈的题目是《受伤的汉语》,发给观众的论坛手册上有这样的题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必须重新学习德语。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原来思想丰富的德文变成有用的德文,它就丢掉了它的美。基本上德国作家帮助德国人回复他们的母语。文化大革命也利用了中文来得到它的目的,它宣传的是一种错的意识状态,在中国也是作家想修改这个现象。

关于德国纳粹语言和中国文革语言的共同性,顾彬回忆道,“1945年以后的西德受到思想教育,使用德语必须非常小心,如果我们无意识用词,马上会被批判。这种语言习惯至今仍在延续,顾彬以一位当代德国诗人为例,诗人在五年之前出版了新诗集,用的都是纳粹时代的语言。对比中国,顾彬想知道中国文革语言为什么会留下来,以及刘再复为何要使用文革语言批评他。

军事斗争奠定文革语言基调

欧阳江河认为,刘再复不是用文化交流的方式看待顾彬的工作,而是使用了媒体意识形态。

究其原因,欧阳江河指出,刘再复50年代大学毕业,90年代初离开中国,他受的教育有很深重的文革文化痕迹。文革语言起源于批判,毛泽东在中国当代文言文和旧白话转型成新白话文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也犯了很大的过失。他的文革语言炮打用的是军事语言(编者按:《炮打司令部》是19668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军事语言定了文革语言的基调,就是斗争、批判、骂人,把你一只脚踩下去,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所有这些语言最深处的隐喻是来自斗争,而不是和平。刘再复那一批人只要在批评时,语言语法的那种紧迫感、严重性、语气立即回到了文革时期。

当代商业语言继续伤害汉语

欧阳江河认为文革语言对汉语的伤害甚至是犯罪,必须加以清除。这种伤害到了当代,又进入到商业广告语言、媒体语言、网络语言等等行话的混合,这些影响有时赋予我们语言一种更有活力,更灵活,更当代的特质。但如果我们完全听凭其他元素对汉语的引领,有时会走向反面,产生副作用,而且我们自己都认识不到。

人物简介:

沃尔夫冈·顾彬,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翻译家、诗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学和思想史,曾给出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等犀利评论。2013年获德国最高荣誉的翻译大奖——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

欧阳江河,著名朦胧派诗人、文化批评家、乐评家,代表作有《玻璃工厂》《悬棺》《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咖啡馆》等,善用诗歌对世事进行理性思辨。

刘再复,中国当代著名人文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红学家、自由主义者。著有《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高行健论》《莫言了不起》等近八十余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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