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传统与中国人》-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文学-再复迷网
《传统与中国人》
第一章 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作者:刘再复 林岗 阅读次数:
 

第一章 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

 

 

 

第一节时代的逼迫:中华自我认识的开始

 

我们原来计划共同著写一部《近代中国自我认识史》,但是,进入研究之后,才充分意识到工程的繁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选择“五四”时期这个断面,带评论性地展示这个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兼顾这之前近代思想家们的见解,然后渗入我们的批评。我们先以这部论述性的著作,与读者们作一次思想的交流,至于作“史”的愿望,只好留待以后了。

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在达之前,我国尚没有科学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史。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民族才开始逐步结束自我陶醉的盲目状态,开始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落后面和黑暗面,而认真地反省并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 

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而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反省自己的黑暗面就更不容易,尤其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的古文明系统的民族,那就加倍地艰难。如果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巨大地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鸦片战争对于我国的确是一种地震,在这次战争中,我国是正义者,但又是失败者。巨大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并迫使我们的民族不得不考虑失败的原因。但是,思考失败的原因并不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反省,更不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性弱点会进行全面的理性的批判和认识。那么,为什么鸦片战争之后,会导致我们的民族的自省和理性批判呢?这里确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1)鸦片战争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又给中华民族带来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参照系。

 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中心意识还占据着我们民族的头脑。因此,我国还不可能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在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问题上,日本比我们谦虚。他们对待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中空”感觉,即觉得他们的文化是由中国传入,因此没有那么强烈的自大情绪,也没有那么沉重的负担,而善于摹仿和学习异族的先进文化。但我国对于自己则有一种“中心”感觉,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利马窦给明朝皇帝献出世界地图之前,我国当时还不知道地球有东半球和西半球,那时,我们的地图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认定世界只是一个中国和它周围的一些弹丸小国。直到清末,一些朝廷皇臣对世界还是一无所知。鲁迅先生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讽刺当时的一些官僚:“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1]清末的大学士,义和团的幕后发动者徐桐竟“连算术也斥之为洋鬼子的学问”,鲁迅说“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家,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2]总之,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因此,我们的民族并不了解世界,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可以观照自己的世界性的参照系统。

鸦片战争之后,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张开眼睛看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观照的时代镜子,也就是获得了自我观照的文化条件。具备了这种条件,中华民族就在新的层面上开始认识自己。由于自己是被西方列强打败的,因此,我们民族的眼睛开始注意的是西方。而对于只有一水之隔的近邻日本并未注意。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惊动正在烦恼中的中华民族。当时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徐继畲所著的《瀛环志略》等研究世界地理的名著,还以为日本只是由长崎、萨峒马(萨摩)、对马三岛所组成的国家。直到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侵略我国台湾,清廷朝野才引为震惊,从此才开始注意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尽管他们开始只把明治维新看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不予肯定,但最终他们还是认识到这次维新的不平常的意义,包括洋务派李鸿章也不得不赞赏。这样,中华民族又从东方获得了另一个自我认识的参照系。多一个参照系,就多一个面对自己、认识自己的镜子。由于有了西方列强和近邻日本作为镜子,我国的自我形象就显示得很清楚,我们民族终于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又认识到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参照过程,是一种正视世界、正视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它必须克服自身巨大的心理障碍,因此,参照过程是一个很艰难又很痛苦的过程(关于认识历程,第二章中将有评述)。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是找到民族的痛苦点。当时的文化先驱者,作为我们民族的先进文化代表,他们正视和承受这种痛苦,并勇敢地面对自己曾经陶醉过的文化建筑,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我审判,以谋求超越自身,以争取自己的父母之邦成为自立于世界的崭新的强大存在物。总之,鸦片战争之后,在一个巨大的镜子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已发现:中国并不是强国,自己并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中央大国”。(发现自己不是强国,这是我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个重大发现)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应当摈弃世界中心意识,应当面对自己民族的弱点进行反省,应当正视自己已经落后,应当改造自身,自强自救,以免被世界所淘汰。因此,民族意识随着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挫折反而高扬起来了。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认为: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参见《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一概括是正确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不再带着“中央大国”的心理去争取万国来朝,而是回缩到本民族的范围内,争取本民族在世界竞争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思维的基点,已从世界转向民族。

(2)鸦片战争的失败空前地损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挫伤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我们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求得民族心理上的平衡,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重新认识。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的文化心理以巨大的冲击。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关系,唯一重要的事件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但是,中国文化对佛教文化的接受是以和平的方式加以接受的,并且,在和平接受之后,又以自己强大的文化传统把它同化了,或者说中国化了。因此,佛教尽管在中国流行,甚至形成很大的文化势力,但中国本位文化仍然保持强大的优势,更确切地说,是仍然保持着文化心理优势。总之,本位文化仍然是主导型的文化,对于本位文化的优越感仍然毫无动摇。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包括枪炮战舰在内的西方文化,却给中国文化带来空前巨大的冲击。这是佛教文化无法比拟的。中国不可能再以和平的方式和欣然的情感接受西方文化,而且,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国土之后,中国本位文化也很难给予同化,这种文化上的被动状况,加上政治、经济方面的失败,便产生了文化心理的巨大倾斜。这样,中国文化便发生了一次深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自卑感和落后感产生了。为了使民族文化心理获得平衡,为了重新寻找本位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主导位置,中国知识分子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反省。这是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反省。

尽管近代中国文化心理发生巨大转变,唯我独尊的意识和盲目的优越感瓦解了,尽管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本位文化的弱点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但是,反思的开始阶段(直至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反思),仍然是一种顺向性的反思,即仍然是企图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克服缺陷,以谋求传统文化体系在现代世界环境中的自我完善。正是这种反思的基本性质,导致改良派人物梁启超最终无法接受“五四”文化思潮。“五四”文化思潮是更深刻,更彻底的革命思潮,它完成了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二个最重大的发现,即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一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他们发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改革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当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五四”运动对国民性的反省,超越了鸦片战争以来反省的抽象性,开始对国民性的劣根性进行具体地揭露和展示,而且是用现代“人”的标准和尺度来揭示国民性的弱点,迫使我们的民族不得不在价值观念方面和国民性格方面进行全面的更新。

(3)由于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的失败,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因此,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把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导致了文化上以反省民族性弱点为思维中心的忧国思潮。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的各阶层以震撼性的巨大刺激,而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在更大的程度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在这场战争中,庞大的中国不是被西方“列强”所打败,而是被我们向来并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日本所打败,这是极大的民族屈辱。而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是更大的民族屈辱:清政府竟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等大片领土,并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银子。这一民族的奇耻大辱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特别是在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心中,更是引起极大的悲愤和忧思。《马关条约》签订后,康钉为便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目击国耻,忧思愤盈”(上清帝第四书),甚至感到自己“有靦面目,安能与共此大宇”(《中日和约之后》)。这之后,他和梁启超鼓动了广东,湖南的举人上书,紧接着又联合各省公车—千三百余人上折要求拒绝和议,呼吁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维新运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愤情绪,正象谭嗣同.的诗歌所写的:“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3]

这些忧国者是深刻的爱国者。他们的爱国特点与传统的爱国者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爱国不是表现在讴歌祖国的强大与美丽,而是含泪揭露国家的缺陷,即民族灵魂中的弱点,从而激起全民族奋起疗治的注意。这就是说,当时的爱国思潮主要是表现为忧国思潮,由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又进一步瓜分中国,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因此这种带有时代性特征的爱国思潮进一步蔓延。当时带着国家将亡的深切忧思的知识分子“遍天下”,几乎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充满着忧国情怀。关于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爱国者,梁启超这样分析过:“有忧国者,有爱国者,爱国者语忧国者曰:汝昌为好言国民之所短,曰:吾惟忧之故。忧国者语爱国者曰:汝昌为好言国民之所长,曰:吾惟爱之故。忧国之言,使人作愤激之气,爱国之言,使人厉进取之心,此真所长也。忧国之言,使人堕颓放之志。爱国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短也。”[4]又说:“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谁欤踊者,吾歌矣,谁欤和者。”[5]他还指出,忧国也有真假之分,真正的忧国者,应当是自责自望的救国者。他说:“以忧国忧天下者也。如真忧之,则必无办事望人焉,以望诸己而已。必无办事责人焉,以责诸己而已。各有不可诿之责分,各有可得为之权限,愿我士大夫,皆称其责望人之心,以自望自责,则天下事之可为之。”[6]在梁启超看来,真正要救国,要真正地分担民族的忧烦,就应当求诸自己,而不是责备他人。只有这种不推诿责任,而勇于自责自救的爱国者,才是具有忧国精神的切实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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