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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学术年谱(上)作者:刘锋杰 李春红 阅读次数:

刘再复学术年谱(上)

                 

刘锋杰  李春红

 

刘再复,1941年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刘林乡高山村(原名亭头村)一个半农半知识的家庭。因祖辈一贯务农,故自称“农家子”。但其父刘博渊从小聪慧,自学至高中程度,会写古体诗还曾兼任过厦门《江声报》记者。其母亲叶锦芳出身于华侨,后随父亲叶清琪从印尼归国就读,毕业于泉州培元中学,能写一手好字与书信,对子弟教育极严。刘再复受母亲影响很大,对其母亲也格外敬重,并写了《慈母颂》、《慈母祭》、《最后的道德痴人》、《母亲的驳难》等文歌吟母亲。

1948年,其父得盲肠炎而亡,其母(仅二十六周岁)携带七岁的刘再复及两个弟弟(刘尊献、刘贤贤),从厦门搬回刘再复父亲的故乡刘林高山村。同年刘再复进入高山小学。

高山小学因背靠高盖山而得名。此山因唐代诗人欧阳詹(755-800)曾在山中白云室读书并有其母之墓而名扬周遭。欧阳詹出生于晋江县,外婆家则在高盖山麓。他是福建第一个中进士的士人,与韩愈同科。官至国子监四门助教。他的《欧阳行周集》,由韩愈作序。韩曰:“闽越人举进士,由詹开始。” (参见《诗山书院志》,清戴凤仪)《全唐诗》编存欧阳詹诗为1卷,80首。刘再复的乡亲因此而自豪,称其乡地灵人杰,“古有欧阳詹,今有刘再复。”

坐落于高盖山下的高山小学,有一制度,凡期末考试全班第一名的学生,下学期可免学费。“母亲给我的要求是非读第一不可。有一学期的期中考试考得了第二名,我不仅自己痛哭,还被母亲用竹枝狠狠打了一顿。”[①]为了让刘再复上中学,也为了全家能活下去,刘再复的母亲将刘贤贤半送半卖给同乡一位菲律宾华侨,这更加刺激刘再复发奋读书,“我读小学六年,创造了六年全是第一个到校的记录”。[②]

 

1953年,十二岁。进入成功中学读初中。成功中学创立于一九二二年。学校因纪念抗清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而得名。(郑成功系南安石井人)。刘再复在此学校结识了现在的妻子陈菲亚,(其父陈英烈在成功中学里担任生物学教师)。因品学兼优,刘再复曾任该校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并在最后一个学期,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毕业后被保送(免考)进入国光中学就读高中。

 

1956年,十五岁。进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创办的国光中学。刘再复的舅父叶重青、舅母吕惠芳就在该校担任生物老师。刘再复入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在全校的征文比赛中获得高中部的第一名。国光中学是著名的华侨中学,刘再复的同学有许多来自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侨生。学校因资金丰厚,拥有整整一座大楼的图书馆。刘再复沉浸其中,假期图书馆馆长(教师)更是把钥匙交给刘再复,使他在高中阶段就博览群书,特别是阅读了泰戈尔、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尤其是熟读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代表作,为日后的文学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刘再复在散文《命运之赐》(收入《漫步高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文中写道:“一座拥有万卷书的图书馆;一份折磨我又启示我的死亡名单,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就是我的命运。”死亡名单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平静书桌,指的是美国;图书馆指的是国光中学。二〇一三年国光中学七十周年校庆时,学校图书馆创建了“刘再复图书室”,刘再复为图书室题字:“我从这里出发”。

国光中学除了拥有丰富的图书之外,每个周末还放映一场中外电影。刘再复在高中阶段就观赏了《童年》、《人间》、《我的大学》(高尔基)、《朱丽叶与罗密欧》、《奥赛罗》、《第十二夜》(莎士比亚)、《偷自行车的人》(意大利)、《爱的权利》(埃及),《流浪者》(印度)、《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苏联)等近百部电影,扩大了眼界。

 

1959年,十八岁。高中毕业考入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中文系。除了免除学费之外,每个月领取13元人民币的助学金。交了伙食费11元之后,唯有2元钱可作购买纸笔和其他零用。因生活格外窘迫,秋天下霜时还光着脚丫或只穿屐。刘再复大学读书期间,又遭逢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粮食短缺,刘再复也备受“饥饿的煎熬”,得水肿病。他不仅担任团支部书记,工作积极,而且用功学习,成绩优异,郑朝宗先生教授的《西洋文学史》课程二百多个学生中得五分的只有两人,刘再复是其中之一。而由彭柏山先生教授的《写作实习》课,他则担任“课代表”,被彭老师所器重。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就读四年,刘再复曾担任由鲁迅创办的刊物《鼓浪》的主编,并在《厦门日报》上开始发表诗文和评论。一九六三年,刘再复大学毕业时,被评为厦门大学校级优秀毕业生,全校仅有六位。王亚南校长亲自授予他用毛笔字书写的奖状。关于厦门大学期间的学习与收获,刘再复在二〇一一年参加纪念厦门大学创办九十周年的活动,于中文系里演讲自述道:

回望我的人生之旅,我觉得是国光中学给了我文学的兴趣,而厦门大学中文系则给了我文学的信仰。我常铭记彭柏山老师对我说的话:“你选择了文学,就像当年我选择了战争。那是信仰,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牺牲!”出国之后,我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读到他在给年轻读者的一封信中说:对于文学,光有兴趣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信仰。彭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话启迪了我:为了文学,什么都可以不要,权力、财富、功名、荣华富贵,一切都可以抛却。厦门大学中文系老师给我的综合教育,总效果是让我确立了对于文学的信仰,也就是对于心灵的信仰。走出校门之后,我的方向已经认定。我明白,文学是美妙的,但文学又是残酷的,它会把一个人的生命全部吸干。但因为有信仰,我认定了,我愿意让文学吸干最后一滴心血,像蚕那样抽出最后一缕丝,“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了信仰之后,我才了解李商隐这一诗句的全部意义。

 

1963年,二十二岁。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主办的《新建设》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了两个多月,处理若干批判周谷城“无差别境界”的论文,并以编辑身份首次访问了朱光潜、冯友兰等老学者。是年十月,根据当时国务院规定,中央机关工作的毕业生要下乡劳动锻炼,和各个研究所的毕业生89名去山东烟台附近的黄县白马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专门干重活,当牛拉了田园,还学会推小车送三百斤公粮到四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被评为劳动模范。“在山东一年吃大葱,吃大白菜,我长高了,体重也从八十六斤增加到九十六斤。”对于这段生活,刘再复自我调侃说:“我每次体力劳动,都被评为标兵模范,而每次脑力劳动则总是被批评批判,是不是选错了路?”(参见《岁月三叹》)

 

1964年,二十三岁。去江西丰城县参加“四清”运动。

 

1966年,二十五岁。六月初,从江西“四清”运动前线回到北京,卷入文化大革命,“之后便目瞪口呆地看到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罗瑞卿、陆定一、周扬以及社会科学院的侯外庐、孙冶方、钱钟书等一个个好端端的革命家与学者,个个变成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害人虫、爬虫、蛆虫和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③]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我‘丧魂失魄’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断地读大字报、写大字报,不断地批判‘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从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到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前领导人,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写了多少荒唐文字”。[④]

 

1967年,二十六岁。一月与陈菲亚在北京结婚。当年11月长女剑梅诞生。(刘剑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1969年,二十八岁。发表《关键在放下架子》(《中国青年》1969年第22期),讲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如何根据毛泽东思想指导放下知识分子架子获得贫农马大爷、马大娘认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摆架子到放架子,是从不爱他们到热爱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我们下乡参加工作,对群众的态度是个关键,是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

 

1970年到1972年,在河南息县、明港等五七干校改造三年。干校期间,除了体力劳动之外,还按照工、军宣队的规定,熟读了六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和经典批判主义》。

 

1975年,三十四岁。

三月,发表《鲁迅论孔孟之道是科学的死敌》(与金秋鹏等合写,《中国科学》1975年第2期),受制于整个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对儒家提出过于严厉批评,指出一小撮儒家是“科学上的昏虫”,孔孟之道是“科学发展的巨大阻力”,孔孟之徒具有“尊孔复古崇洋媚外的双重性格”,“上智下愚是对自然科学史的大颠倒”。

七月,参与《思想战线》杂志筹备,是五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关于《思想战线》一事,刘再复在“胡绳纪事”一文中叙述道:

……那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刚刚重新走上政治舞台(197412月毛泽东发表“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讲话)。而胡绳也随之进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原来的一批党内主要笔杆子如胡乔木、邓力群又被重用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刚解放的干部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组成(王仲方为秘书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胡乔木、胡绳选中了原《新建设》这批人马,说要以《新建设》的班底为基础,办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刊物,但名字要改为《思想战线》,主编由林修德担任,主编之下组成一个五人筹办小组,根据时行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竟然成了“青”的成员。筹办这个刊物是件大事,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要办的一个与《红旗》叫阵的理论性刊物,一个与极左思潮唱反的思想阵地。名为林修德主编,真正的领导者是胡乔木和胡绳。胡乔木给林修德所作的一切指示,林修德立即传达给筹备组,一九九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作了检查,我才知道邓小平确实要办一个能执行自己路线的刊物。胡乔木只是出主意,并未到过编辑部,而胡绳则亲临《思想战线》的最前线,当我按照林修德的意见拟出创刊号的目录与约稿名单后,他来到了编辑部,对着我们的筹备小组发表他的看法。他说,创刊号应当把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请来亮相,登他们的文章。目录的选题不错,但一流的作者太少。我仗着年轻,就问,目录上的约稿名单已有任继愈、唐弢等,您觉得还应当约请谁,没想到他立即就回答说:请钱钟书、何其芳、李泽厚嘛!他还指示我们:关于批“水浒”的讨论,可以组织不同意见的文章,但要在学术的层面上讨论。听了胡绳的指示,第二天我就去找何其芳、李泽厚约稿(钱先生由另一位筹委去约请,我忘了是谁)。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胡绳,也由此因缘,我第一次找到了何其芳与李泽厚。(我还把胡绳的讲话告诉李泽厚,李听了很高兴)这之后,胡绳又来了多次,每次都是对已送来的稿件发表意见。因为有这一上下级共同工作的机会,我才认真地观赏了自己昔日的偶像,觉得他实在和蔼可亲,谦和而能决断。也许因为积淀于身上的亲切感,我竟然向他要了住处地址和电话,而他竟然给了我,说李泽厚到过我家,你可以问他。可是,没想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就来临,办《思想战线》成了邓小平翻案的一项罪证。我是刊物的筹备委员,本就有问题,而更直接地被抓住“把柄”的是与林英兄(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组的研究员,当时被借用来协助办刊物)到福建组稿时大讲北京缅怀周总理的情况。福建为此派了五个人来北京调查,把林修德吓得够呛。当时我又仗着年轻,就告诉林修德,关于《思想战线》的事,特别是诸位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一个标点也不会“交代”。也许因为这段时间的表现好,所以“四人帮”一垮,我便特别受到器重,被通知和一些军队干部进驻《红旗》杂志工作,参加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与社论,每天都忙到深夜两点,也每天都在深夜里饱食了一顿豆浆油条后才去睡觉。那段日子真美……(引自《师友纪事》,北京三联,2011年版)

 

1976年,三十五岁。

发表《鲁迅论“无名氏”》(与许怀中、孙腾芳合写,《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指出鲁迅重视劳动人民(无名氏)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发表《学习鲁迅,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张琢合写,《考古》1976年第5期),指出鲁迅能自觉将“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纳入革命的轨道”,因此要学习鲁迅,在考据、研究考古学领域应“首先着眼于解决那些与现实阶级斗争息息相关的关键性问题”。发表鲁迅与自然科学的系列文章:《鲁迅和自然科学》(与金秋鹏、汪子春合写,《中国科学》1976年第3期)、《鲁迅与生物进化论》(《科学通讯》1976年第7期)。是年出版论文集《鲁迅和自然科学》(与金秋鹏、汪子春合著,科学出版社,1976年10月),包括《鲁迅科学思想概述》、《鲁迅早期的自然科学思想》、《鲁迅论镭的发现》、《鲁迅的地质学著作》、《鲁迅与生物进化论》、《鲁迅对中医认识的发展和对儒医的批判》等。论说之外,还有《说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三篇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译文(译成白话文)。此书于一九七九年推出第二版。书前有周建人的代序,题为《鲁迅与自然科学》。

 

1977年,三十六岁。

年初,起草关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初稿。五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获中央批准成立。刘再复时为邓力群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成员,写有许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另外还参加《红旗》杂志社工作,助写社论批判“四人帮”。

发表《鲁迅对文艺唯心论的批判》(《文史哲》1977年第4期,后收入《横眉集》),指出鲁迅反对文艺唯心论,强调文艺创作不能“以意为之”,脱离生活实际,人工制造典型注定要失败,“有出息的作家应当无条件地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去熟悉一切人、分析一切人”,“吸收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特征”。文章还批判了“四人帮”的唯心论文艺观,思考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发表《究竟哪个是春天的赞歌——赞<枯水逢春>兼评<春苗>》(与杨志杰合写,《人民电影》1977年第8期,后收入《横眉集》),通过对两部电影的比较,得出前者是对党的礼赞,后者是“四人帮”在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煽动人们对党产生仇恨”。发表《斥阴谋文艺论》(与郅捷合写,《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9日),指出阴谋文艺是“‘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直接产物”,是“典型的反党文艺”、阴谋文艺,“‘四人帮’运用它们窃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一面扮演牧师的角色,一面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因而只有“送走阴谋文艺这个凶恶的瘟神”,才能迎来文艺的春天。

十一月,小女刘莲出生。(刘莲,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硕士,IBM跨国公司高级工程师)

 

1978年,三十七岁。

调入文学研究所,入所前入党,第二年转正。刘自述道:原因是“‘四人帮’被打倒以后,确实高兴。国家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像打倒‘四人帮’那样让我高兴得那么真诚,那么热烈,那么久,所以想入党”。[⑤]

散文诗《理想篇(青春赠语)》(《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歌颂理想对于青年的重要性:“一个失去理想的青年,就像失却彩屏的凤凰——没有生命花,没有青春蕊。”散文诗《真理篇》(《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是受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启发后写下的诗篇,“实践是最严正的母亲。真理在她伟大的母亲腹中诞生,又受到无私的检验”,“岁月的大河是严峻的,它淘尽了一切无价值的泥沙,而把金子留下。真理的金子,镶嵌在人民的心坎上,永远不会脱落”。这一时期的散文诗已经慢慢摆脱意识形态话语,开始了独立思考。《评“四人帮”对〈海霞〉的围剿》(与杨志杰合写,《人民电影》1978年第2-3期,后收入《横眉集》)为“四人帮”加诸电影《海霞》的种种不公“翻案”。

六月,发表《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与四个现代化——揭露“四人帮”对文艺工农兵方向的一个重大篡改》(与杨志杰合写,《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提出“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被“四人帮”篡改成文艺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认为文艺“归根结底,是为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一结论强调文艺为“根本利益”服务,开始超越简单、狭隘的文学工具论的思维方式。

九月,出版《横眉集》(与杨志杰合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内收文章除上文提到的还包括:《阴谋文艺的始末》、《阴谋文艺的理论支柱——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 ”论》、《“初澜”批判》、《鲁迅对“求全责备”的批判》、《评“四人帮”的“红学”》、《围绕评论〈水浒〉展开的尖锐斗争》等。“虽然是那个时代的激烈语言,但热情确实饱满高涨,国家的新生,让我高兴极了”。[⑥]这本集子愤怒讨伐 “四人帮”,刘再复用自己的笔抒写着属于时代思潮所要求而发出的声音,多年以后提到,依然热情不减,记忆犹新:“七十年代末,当我面对电视屏幕观看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受审并听到她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时候,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觉得非常‘痛快!’照理我是应当‘痛快’的。对于‘四人帮’的极左行为,我真是痛恨,所以从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七年,我日夜地写作批判他们的文章,这些文章散发于各大报刊,最后竟集成一本十万多字的书。”[⑦]

发表《华章一页贯古今(学习毛泽东史诗<贺新郎·读史>)》(与宋家钰合写,《红旗》1978年第10期),将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以及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批判相联系。

 

1979,三十八岁。

一月,发表《封建主义在文艺领域里的复辟——论“四人帮”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封建性》(《学术月刊》1979年第1期),指出“四人帮”文艺思想的封建性主要体现在:封建等级观念和英雄史观结合、封建家长制和“文字狱”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突出的封建禁欲主义。散文诗《惜时篇》(《革命接班人》1979年第2期)强调“宁愿做坚守时间的‘吝啬鬼’,也不做任意挥霍时间的‘慷慨家’”,珍惜时间反映了刘再复全力以赴进行学术研究的主体积极性。

三月,发表散文组诗《江畔的沉思》(《榕树文学丛刊(第1辑)》第278—28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包括《珍珠》、《大波》、《砥柱》、《漩涡》、《电站的音乐》、《波纹》,以直抒胸臆手法抒发“小我”对祖国的热爱:“祖国的江河多么可爱。我愿做一颗小小的石子,沉在深深的江底,沐浴着大地血脉的暖流”。(《珍珠》)

三月,发表《论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的“悲剧结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否定“四人帮”“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牺牲”的文艺观念,指出这是封建文学“大团圆”结局的翻版,并从“悲剧艺术所具备的特殊的艺术感染力”以及文学实践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存在产生悲剧英雄的现实基础。论文探讨了悲剧感染力、悲剧的表现写法、典型创造的理解以及鲁迅对红楼梦续书中“团圆主义”等问题,隐约可见刘再复一九八〇年代《性格组合论》的某些理论雏形。

四月,发表《鲁迅对沙俄霸权主义的揭露和对普希金的批评》(《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第286—3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指出鲁迅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以反对沙皇剥削的立场来介绍俄罗斯文学,鲁迅根据普希金对沙皇的态度,或予以赞扬,或予以批评。对波兰、匈牙利这些遭受沙俄压迫国家的诗人加以热烈礼赞。

五月,发表《鲁迅在五四时期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斗争》(与林非、曾普合写,《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提出鲁迅在“五四”时期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工作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将反封建的“吃人”作为争取“民主”的前提,把“科学”作为“解放思想、摧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

六月,发表《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与楼肇明合写,《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反驳尹旭的“新诗歌革命方向应当是在民歌与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观点,指出新诗的发展不能抛开“‘五四’以来新诗的宝贵基础和传统,而仅仅把民歌与古典诗歌作为自己的基础和传统”,强调诗人郭小川、贺敬之的成功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提倡“各种不同诗体,同一诗体的不同形式尽可能百花竟放,不拘一格”。

九月,发表散文诗《虚怀与求实(青春赠语)》(《中国青年》1979年第9期),写到:“气吞万里的海洋,何等浩瀚壮阔!但它总是那么谦虚,始终把自己放得很低,因而能容纳百川的河流,吸收环球的雪语……”。出版散文诗集《雨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分为党颂、人民礼赞、生的伟大、奋斗之歌、虚怀与求实、友谊和爱情的宝石、惜时篇等。在这本散文集中,民族话语、阶级话语远大于个人话语,抒情主体多为人民代言,如“酷热和干旱,创造着自然界的沙漠;封建和专制,创造着精神的沙漠。”[⑧]只有少数篇目属于自我抒怀。一九八八年《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出版(华夏出版社),几乎收录了刘再复1988年之前的全部散文诗,唯独这本《雨丝集》中的散文诗只收录了很少几首,足见作者的不满意。刘再复承认“这个集子比较天真,单纯,充满着参与社会人生的热情。但是,这个时期,我的文学观念仍处于浑浑噩噩之中,心灵尚未解放,因此,写出来的东西,仍然未能摆脱原来的思想模式和艺术模式,理念大于形象,形象又不够丰富”。[⑨]

十月,发表《斥阴谋文艺》(与郅捷合写,《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痛批“四人帮”的阴谋文艺,认为“不消除阴谋文艺的污泥浊水,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繁荣,不扑灭阴谋文艺的毒焰,我们党的文艺事业就难以兴旺发达”。

 

1980年,三十九岁。

八月,发表《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学术月刊》1980年第8期),将鲁迅的“趋时文学”概念分为“时代文学”和“趋时文学”,前者指“立足于时代前列的战阵中并反映时代精神的前驱性”的文学,后者指“为配合‘中心任务’硬写的时髦题材、从外部特征上给作品的政治倾向贴上时髦标签、随意附会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作品,认为时代文学“具有将来意义、长久价值,而庸俗性趋时文学,则丧失时代与长久的双重意义”。

十月,发表《读鲁迅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与金秋鹏合写,《中国科技史料(第二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第57—64页,1980年),指出鲁迅写作《科学史教篇》基于“救国首先要救人,要改变祖国人民麻木的精神状态”,还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自然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促进作用、自然科学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正确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十一月,发表《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人民日报》1981年1月2日部分转载),有感于“我们的艺术批评从政治观念出发,把政治标准变成唯一的标准,用政治价值观念简单地代替真善美价值观念的综合,用对艺术的政治鉴定(甚至是政治审判)来代替对艺术的全面审美判断”这一现象,受鲁迅关于批评家从属于一定圈子(美的圈、真实的圈、前进的圈)观点的启发,提倡艺术批评的美学标准应当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真实标准,以估量艺术品是否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具备某种程度的可供认识社会的认识价值。二是社会功利标准,以检验艺术品是否具备有益于人类前进的使用价值。三是美感标准,以检验艺术是否具备形象性、情感性、独创性等美感特征”。这篇论文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一部分。此文在1984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首届青年科学论文奖。推荐人季羡林、王瑶、周振甫、金维诺、郭预衡分别写了热情的推荐语。王瑶写道:《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一文,就文艺作品的真善美的统一论,不仅符合文艺本身的规律,对纠正文艺批评中各种片面的倾向也有现实意义。论点鲜明,论证过程亦属谨严,文中多援引鲁迅著作为据,就学术界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来说,亦有新的进展。(四月三日)

 

1981年,四十岁。

四月,发表《<春潮在望>(节录)》(《诗探索》1981年第3期),点评白桦的政治抒情诗《春潮在望》,提出这首诗歌内容充实、诗情诚恳、深沉。

六月,出版《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台湾明镜出版社再版),“此书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出版于一九八一年。虽说还没有完全摆脱流行的意识形态阴影,……但毕竟是学术的出发点,因此我‘不悔少作’”。[⑩]《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是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献礼的书,在这本专著中,刘再复以“真、善、美合一”来概括鲁迅的美学思想,认为鲁迅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功利性、欣赏性三者的合一。从此,刘再复开始摆脱极左思想影响,这本专著已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属性。但刘再复在设定鲁迅伟大的前提下用尽一切方法来加以证明,难以发现鲁迅思想的丰富与复杂一面,关于鲁迅的描述,也没有找到一新耳目的概括方式,缺乏更大的思想穿透力。但此书的写作直接启发刘再复后来撰写《性格组合论》,证明了刘再复思想的增长,如他所说:“我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有一节论述鲁迅关于性格真实的思想,这可作研究的起点。鲁迅美学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反对把好人写得完全好、把坏人写得完全坏这种传统格局。……我所写的《性格组合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鲁迅这一美学思想在理论上的升华。”[11]

温儒敏《勇于探索的著作》、张梦阳《评刘再复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许怀中《鲁迅研究的新探索——评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从肯定角度评价了刘再复的成就。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后,鲁迅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刘著的相关弱点也更加明显,陈燕谷、靳大成认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还存在着对鲁迅评价的理念化倾向,书中响着一个时代的声音,它决定着全书的逻辑主调。犹如刚从噩梦中醒来的婴儿,语言能力还未能完全恢复。刘再复结结巴巴地努力用习得的语汇传达他个人但更主要是时代公认的对鲁迅精神的理解。上一个时代的历史情绪间接地、迂回地影响着他的思考,好像有一只潜在的、更为有力的大手握住了他的笔杆。”“读《论稿》让人感到刘再复思想拐杖的陈旧、不合用,他不是用马克思这一最宝贵的活的灵魂作为指导他研究的理论方法,而是借用或者简直就是搬运现成的命题、公式和概念体系,以当时流行的观点为蓝本来分割鲁迅的有机的文艺观整体,把鲁迅的文艺美学思想写成了马列文艺思想的注释性的辅导材料。”[12]汪晖认为: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主体性理论”就是从他对鲁迅美学思想的理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3] 在八十年代,王富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汪晖从“反抗绝望”的角度来研究鲁迅,提示了鲁迅思想的更加深刻与丰富复杂的一面。

六月,发表《对于鲁迅“少读中国书”意见的理解》(与张琢合写,《读书》1981年11期),认为鲁迅“是在激发青年改革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广阔意义上主张青年少读中国书”的,一些论者对鲁迅意见的误解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时代和环境”。

八月,发表《鲁迅和绘画艺术的写实主义》(《浙江学刊》1981年第4期),指出鲁迅的贡献在于“坚定引导美术走向写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认为鲁迅美学观的根本点在于艺术之美应当是写实的而非“写意”的、纯象征的。《讽刺艺术美的生命界限——鲁迅关于讽刺艺术的美学见解》(《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强调鲁迅将讽刺看着喜剧的支流,它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达到对美的肯定。认为鲁迅强调创作讽刺艺术要遵守两大原则,一是严格遵守“真实”规律,运用“夸张”时“要合情合理,不可过分,一定不能离开生活真实的制约”,运用讽刺时需要把“愉悦性与严肃性”相结合,即“在喜剧的愉悦中放入严肃的悲剧因素,从而深化喜剧所批判的社会内容,并增强喜剧的诗意美”。二是讽刺需要“含有内在的热情、拯救的善意,以及作家的期待和理想”,排除这二个方面,讽刺就变成“冷嘲”。《文学“民族性”的二元性与流动性——关于鲁迅民族性观念的思考》(《学术月刊》1981年第8期)指出鲁迅提出艺术的民族性(即民族个性)具有二元性,是矛盾的统一体,民族文学艺术的进步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一条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刘再复提出了自己对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的理解:“只有当作品的民族独创性能够引起其它民族的心灵的共鸣,为作品中所反映的普遍问题而焦虑和关切,甚至息息相关,这样的艺术才能进入世界性的艺术范围”。刘再复的这一看法与其后来评价高行健与莫言时相一致。《主体感受在取材中的支配作用与神魔题材的人间性》(《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详细分析鲁迅的题材观,认为“不是题材决定作品的成败,而是驾驭题材的主体思想情感、审美感受力、艺术表现力决定作品的成败”,“作家表现神魔题材、鬼物题材的成功仍然离不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主体感受对于任何题材的选择与表现都同样起着支配作用”。《你是普通的花》(《诗刊》1981年第8期)点评郭风散文诗集《你是普通的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带着浓烈乡土气息的非常美丽的自然世界”。

九月,发表《诗应当表现诗人对时代的感受——鲁迅诗学习札记》(《诗刊》1981年第9期),阐释鲁迅的“诗人真切地表现‘我’对时代的感受”这一观点。

九月十七日——二十五日,北京召开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刘再复提交《鲁迅美学思想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位置及其发展轮廓》(《鲁迅研究年刊》(1981),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认为鲁迅的美学观“从理论上扭转了我国近现代初期美学片面性的极端,吸取其中有益成分,从而确立了真善美统一的审美方向,即综合认识价值、社会功利价值、美感价值为艺术统一机体的审美方向”。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陈云、华国锋等,首都各界代表及外国朋友共6000多人出席纪念大会”。[14]会议由邓颖超主持,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周扬在会上作长篇报告《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报告由刘再复、张琢起草,张梦阳协助。在此之前,刘再复还受陈荒煤的委托,为周扬起草了《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也因为这一文章得到周扬的赞赏,所以之后刘再复多次为周扬起草重要报告与纪念文章。

十月,发表《鲁迅悲剧观探索》(《学术研究》1981年第10期),提出鲁迅对于中国悲剧艺术的贡献不仅进行了概念界定,更重要的是“把大胆否定与破坏社会邪恶的真实性,看作是悲剧的基础与悲剧深度的前提”,“把粉饰和虚伪看成是最大的悲剧之敌”,批判了传统文化中的虚假“十景病”。认为鲁迅推崇的是平常人、平常事、没有传奇色彩的“平常社会悲剧”,并从社会去寻找悲剧之源,“不是把人的生物性欲望看成悲剧之源,而是把‘政治原因的杀戮’——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摧残看成是根本的悲剧原因”。《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一文盛赞鲁迅杂感文学的文体价值:“他的十六部杂文集,结束了杂感作为散文支脉的隶属地位和两栖于散文与政论之间的历史,成为一种与纯文学散文并驾齐驱的另一种独立的文体”,指出鲁迅杂感的美学价值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浮雕感的中国“社会相”类型形象,其中主要是“奴才相”和“流氓相”,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对鲁迅“社会相”的研究与概括,影响了刘再复随后进行的中国社会“众生相”的分析描述。《白雪之歌(节录)》(《诗探索》1981年第1期)点评《白雪之歌》,认为这首诗通过“白雪所象征的我国青年一代的纯洁与良知生长、死灭、再生的过程,感人地反映我国三十年来社会现实和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二月,出版《鲁迅传》(与林非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为读者描绘了传主的一生:脱离旧家庭——接受新思想——忧国忧民——救国、报国,突出鲁迅作为战士硬汉的一面而较少涉及鲁迅作为个体存在的内在丰富性与复杂性。王瑶指出:“对鲁迅一生各个阶段的思想、活动、著述,仍嫌照顾过全,以至使人感觉独语某些能够充分表现鲁迅的人格、精神、思想感情及其性格特征的地方,还不够十分突出。”[15]本书的“后记”声明:“这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八章,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由刘再复执笔。第九章至第十四章,第二十章由林非执笔各自完成初稿之后,又再一起商量,对整部稿子作了修订。

 

1982年,四十一岁。

一月十三日,发表《笔分五彩写风云——评蒋和森的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人民日报》),指出这部历史小说取材上重视历史真实,人物塑造上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语言多姿多彩。

二月二十七日,发表散文诗《生命的金字塔》(《人民日报》),提出人生中“生命的金字塔”与自然界中自然美的崇高对象一样可以给人带来崇高感。

五月十八日,发表散文诗《我爱我温柔的土地(外二题)》(《人民日报》),讴歌祖国、故土,“我爱我生活着的祖国的土地,被长江和黄河甘美的乳汁润泽得更加温柔的土地。这里有过洪水,但也有制服洪水、疏通河道的大禹;这里有过专制的王冠,但也有撕毁王冠的一代代英雄豪杰;这里有过鸦片,但也有焚烧鸦片的冲天的大火;这里有过吃人的宴席,但也有推倒这筵席的大群的猛士”。

六月,发表《从炼狱中升华了的灵魂——彭柏山同志和<战争与人民>》(《读书》1982年12期),刘再复评价这部战争题材小说克服了同类题材“记住沙场、忽略社会”,“记住炮火、忽略心灵”的弱点,是“一部真正的军人小说,有军人的风格与气派”。这一评价体现了新时期文学批评注重强调表现人的内心活动的评论倾向越来越鲜明。

七月七日,发表《初春的脚步,艰辛而豪迈——看话剧<初春>》(《人民日报》),评价邹维之话剧《初春》“主题尖锐”、“思想有锋芒”,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但缺乏大气魄,震撼力不足。

九月,发表散文诗《我辜负过那一片草地》(《上海文学》1982年第9期),后收入《刘再复散文诗合集》

 

1983年,四十二岁。

三月四日,《散文诗的特性》(《人民日报》)一文概括散文诗的特点“是一种比诗‘实’一些,‘自由’一些,而比散文‘虚’一些、‘凝练’一些的文体”。这也是刘再复对于自己散文诗的一种认知。从八二年到八四年,刘再复处于散文诗创作的高潮,其代表作《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慈母颂》、《爱恩斯坦礼赞》等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三月八日,发表《深切动人的奋斗者之歌——影片<人到中年>观后》(《人民日报》),剖析电影成功原因是“通过逼真的银幕形象,……深切地表现了我们祖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志向心灵以及他们的奋斗和悲欢,并提醒我们民族,要重视自己的这一部分儿女,爱护这一部分儿女”。

四月,发表《诗人思维结构的新组合——读邵燕祥的六首抒情长诗》(《读书》1983年第6期),评论邵燕祥六首抒情长诗《我是谁》、《不要废墟》、《长城》、《走遍大地》、《北京与历史》、《与英雄碑论英雄》,认为标志着诗人思维结构的变化,诗人在诗的内容的排列组合上注入“历史”元素,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历史。发表散文诗《王国维之死》(《诗刊》1983年第3期),认为“在书本上驳斥着陈旧,在现实中恐惧着新生”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王国维自杀,是关于王国维之死的深度心理解读。

五月,发表《古老题材的新发现,读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内涵和心理内涵>》(《读书》1983年第9期),对吕俊华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对阿Q精神胜利法多方面剖析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吕俊华解决了阿Q研究中的“尖端”问题,突破将阿Q作为“典型”形象研究的苑囿,用心理学补偿机制、自我意识、变态心理等理论,把阿Q形象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出版散文诗集《深海的追寻》(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分为:(一)“奔驰的生命”,包括《深海的追寻》、《长动不息的摇篮》、《伟丽的存在是永恒的》等;(二)“我来自静幽幽的山庄”,包括《灯心草》、《我爱我的温柔的土地》等;(三)“生命的金字塔”,包括《生命的金字塔》、《心灵的法庭》等。

六月十八日,发表散文诗《我爱萧萧风雨后》(《人民日报》),表达经历文革迎来重生的喜悦:“风雨后有许多潺潺的流动,默默的更新,滔滔的排除。有许多青的滋生,紫的萌动,黄的壮大。有许多衰老的枯枝重新展开她的嫩绿的梦,有许多花朵复活了自己的火焰。有许多种子在地下从沉睡中醒来,悄悄开始倾诉她对大地的爱。还有许多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奇迹带着遍身的大辉煌依然崛起,决不仅是横在半空中的彩虹”。

七月,出版散文诗集《告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包括《告别》、《假如我设置一个地狱》、《在失去青山绿水的地方》、《我迷恋着灯光》、《故乡啊,请你原谅》等四十八篇。

八月二十三日,发表《血在,生命总要向前流动——杨度赞》(《人民日报》),赞扬近代史上先后投入截然对立派别的政治家杨度,“曾经是那么陈旧的人物,著名的开倒车的君子,在那幕惨淡经营的复活皇冠冕旒的闹剧中,充当过人所共知的角色”,“你用诚实扬弃了书生的迂腐,赶上了时代风云壮阔的大迁移。也用诚实再造了生命,再造了比死灰复燃还要明亮、还要动人心扉的历史:从拥袁复辟到共产党人的历史”。刘再复是从政治上的对与错来评价杨度的。

九月,发表《关于王国维自沉原因的答辩》(《读书》1983年第9期),针对江世祥对其在《王国维之死》提及的王国维死因的不同意见进行反驳,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十月,发表散文诗《他的思想象星体在空中运行——爱因斯坦礼赞》(《当代》1983年第5期),这篇散文诗篇幅较长,共分为十三个部分,盛赞爱因斯坦伟大人格及其在科学上对人类的贡献。

十月二十二日,发表《天鹅》(《人民日报》),为即将(11月18日)发行的万维生设计的天鹅邮票配诗:“颤动的翅膀鼓起一片片浪花,是风中飞来的仙子在这里稍稍地沐浴吧!那样典雅,沐浴时还穿着雪白的羽衣”。

十二月二日,发表《摇篮》(外二章)(《人民日报》),包括《摇篮》、《开放在小河边的微笑——怀念我的小学老师》。《摇篮》用象征爱和温暖的“摇篮”的拥有、失去和失而复得勾勒个人及国家的一段历史。《开放在小河边的微笑》怀念献身乡村教育的年轻女教师,“把生命最美丽的部分,撒在我故乡的丘丘壑壑里”。

 

1984年,四十三岁。

一月,出版散文诗集《太阳·土地·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共四辑:(一)太阳,包括《地上有着无数太阳》、《我爱萧萧风雨后》、《读沧海》等;(二)土地,包括《我是山野的孩子》、《开放在小河边的微笑》、《榕树、生命进行曲》等;(三)人,包括《王国维之死》、《辜鸿铭的辫子》、《他依旧弹着七弦琴》等;(四)京华赋,包括《长城赋》、《圆明园的残迹》、《卢沟魂》等。

三月,发表《读沧海》(《人民文学》1984年第2期),这是刘再复一九八〇年代散文诗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融激情、才情、诗情为一炉。“我带着千里奔波的饥渴,带着长岁月久久思慕的饥渴,读着浪花,读着波光,读着迷朦的烟涛,读着从天外滚滚而来的蓝色的文字,发出雷一样响声的白色的标点。我敞开胸襟,呼吸着海香很浓的风,开始领略书本里汹涌的内容,澎湃的情思,伟大而深邃的哲理。”散文诗中还写到:“一种曾经背叛过我自己但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复归了,而另一种我曾想摆脱而无法摆脱的东西消失了。”这是指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蜕变,走向个体的自由与独立。

三月,发表《<蔡元培的学术思想>序》(《读书》1984年第6期),这是为聂振斌《蔡元培的学术思想》一书所作序言,赞其“不讳言蔡元培的弱点、也不掩盖他的光辉”,实事求是评价蔡元培的政治观、哲学观、教育观、伦理观特别是美学观。发表《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1期),将鲁迅成功的个人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历史认识深刻、具有超强的韧性精神、具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可贵的雄伟人格、冲破中国传统思想并能建立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方法。

四月,发表《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读<论阿Q性格系统>》(《读书》1984年第7期)。林兴宅在一九八四年初将系统理论引入阿Q形象分析,发表了《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刘再复对林兴宅的这一大胆尝试给予肯定并撰文回应。刘再复在此期间撰写的性格组合论与林兴宅的阿Q性格分析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代表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文艺学方法论的批评成就。

六月,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指出“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世界上许多伟大文学作品创造具有高级审美意义典型时的成功的美学基础”。刘再复将之称为“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极强的美学原理”,并认为这一原理“对思考我国文学的现在和未来,都有很大意义”,“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文学理论上未能充分重视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而是用政治学原理来要求文学作品,用政治的价值观念来代替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念,从而放弃性格丰富性的价值尺度,造成人物形象性格的贫血症”。文章产生强烈反响,对这一原理的探讨成为一九八四年文论界的一件盛事。《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争鸣》来稿综述,随后《文艺争鸣》、《飞天》、《作品与争鸣》、《青年评论家》等杂志相继刊登争鸣文章或综述,《人民日报》、《福州晚报》、《大众日报》等报刊也发表相关消息或文摘。基于这一原理引起巨大反响,刘再复不得不出面解惑,在《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问答》(《读书》1984年11期)中,对“二重组合原理”的命名、适用性及其是否存在公式化倾向做出进一步阐释。在相关讨论如火如荼之际,刘再复在“性格论”的思考上走向纵深,发表系列论文《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论悲喜剧性格的二重组合——兼谈崇高与滑稽》(《文艺研究》1984年第6期)、《性格对照三种方式和它们在我国文学中的命运》(《学习与思考》1984年第6期),为著作《性格组合论》早日出版笔耕不辍。“到了一九八四年,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突破。意识到大环境变了,时代给我一个生命重新获得意义的可能,应该抓住这个用苦难换来的瞬间,赶快做,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觉,我先放下鲁迅,转向文学理论。反映论、典型论,这套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理论造成中国文学的困境太久了,必须提出质疑。……我决心要把苏联那套反映论模式推到,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学说。《性格组合论》明显带着这一年代的学术特点:面对精神大困惑提出问题,进入问题,具有历史的针对性。”[16]

二〇〇九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性格组合论》时,刘再复夫子自道:

20世纪80年代前期写作《性格组合论》,首先确有历史针对性,即与写作的历史语境有关。当时的文坛普遍把人看得太简单。对于英雄的塑造,则流行一种畸形的完美主义,而在学院里,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又被解释得过于“本质主义”。本质化也是简单化。《性格组合论》虽是理论,但不是空头文章,就因为它是有所指向、有所质疑而发的。然而,此书又不仅是针对性,它还追求一点长久性,这里贯穿于全书之中的是关于人与人性的思考。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实先生读《性格组合论》,特别注意其中的“性欲论”。他注意到此书不仅是文学理论之一,而且是一本关于人与人性的书。竹内实先生非常严谨,他几乎把所有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不同意见文章都加以搜集并作了提要,放人他的大著《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中(中文译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一版,译者程麻)。竹内实先生的关注点没有错,我确实希望自己通过《性格组合论》能够更深地进人人性的深渊。我在高中时代选择了文学道路之后,就认定文学确实是人学,就决定要叩问“人”这个星空蓝天下最大的谜。古希腊哲学把“认识你自己”当做第一哲学命题,这正是把人之谜作为第一命题。文学比哲学更深地进人人的内心,这个内心是个无比广阔、无比丰富、无比神秘的情志存在,它广阔、丰富、神秘到难以言说,所以我姑且称它为内宇宙。在《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的自序中,我就明说:“我们身外是这么一个神秘的浩茫无际的宇宙,而我们身内不也有一具难以认识穷尽的、充满着血的蒸气的第二宇宙吗?”我还特别引用俄国著名思想与批评家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他说:  “对莎士比亚来说,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宇宙,他用天才而有力的画笔描绘出了这个宇宙。”(注释见《性格组合论·自序》)关于人的内心乃是另一种平行四边形宇宙的论点曾受到批评,但在海外期间我却发现西方当代学人也在讲述“内心——内宇宙”,仿佛在回应我的性格丰富性理念。法国的埃德加·莫林在《地球,祖国》一书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具有众多潜在性格,每种心理都会分泌出大量幻觉、梦想和念头。从出世到死亡,每个人都在经历一场奥不可测的悲剧。这剧中充满痛苦、享乐、欢笑、哭泣、沮丧、荣华与悲惨的呼喊。每个人身上都有长处、弱点、不足和缺陷。每个人都具备情爱、献身、仇恨、埋怨、复仇和原谅的能力。承认这一点便是承认人类的特性。生物、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多重统一性就是人类特性的原则。[17]

 

    我常暗自感慨,此生能长久地生活在文学的领域中,真是太幸运了。同为我们平常认多了一片太空,一片星辰,多了一分观赏不尽、思索不尽的宇宙。

 

七月二十七日,发表《大河,永远的奔流》(《人民日报》),赞扬奔流不息的大河、大江,奔流不息的奋斗人生。“日月悠悠,关山叠叠,岸上一切山崩地裂的生死兴亡,水中一切龙盘虎踞的怪石险滩,都未能阻止你的滔滔东去,浩浩前行”。“我相信世间许多广博的胸襟、雄伟的人生,就是壮阔的奔流”。刘再复对大江大河冲决一切的赞美,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喻指。

十月,在武汉参加学术会议的刘再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所在单位民主投票当选为文学所所长,一百八十多人投票,获得一百三十多票,“我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与任命毫无准备,感到有点意外,一时显得犹豫不决,有些不知所措。”[18]在一九八五年所长的就职典礼上,他提出“学术自由、学术个性、学术尊严、学术美德”十六字领导方针,“努力开辟一个以学术为主导的研究所格局”。[19]刘再复的“十六字方针”可谓一九八〇年代重返学术自由的一份勇敢追求与大胆实践,是蔡元培当年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的当代赓续与重新出发。

十月二十七日,参加由作协、《经济日报社》、《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等在北京联合召开的题为“文学如何适应经济改革新形势”座谈会并发言,首先说明经济发展和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提出不能经济改革开始了,“就要求作家都直接写经济改革题材”,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工作者必须努力摆脱一切因袭的重担,使观念相应转变过来”,“改变左倾的力量和讲话的思维方式”。作家李凖、作协代表何镇邦、《文学评论》编辑部代表陈骏涛等参加会议并发言,部分发言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上,题为《文学如何适应经济改革新形势——文学界经济界部分同志座谈会发言摘要》。刘再复关于“文学工作者”概念的运用,体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沿用这个延安时期开始使用的概念,说明刘再复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概念的政治内涵的稳固性,另一方面,试图说明文学创作与经济工作等当前工作的区别,其实提示了“文学工作者”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这表明,摆脱一种具体观点较为容易,但若摆脱一种思维习惯则要艰难得多。

十二月,发表《思维方式与开放性眼光》(《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对传统单线思维方式提出反思,提倡用开放性的眼光接受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多维结构”,“既包含再现的、认识的因素,也包含表现的、情感意志的因素”。将文学性质的阐释与情感结合在一起,是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文学审美论的核心内涵之一。

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研究个性的追求和思维成果的吸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较早思考“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刘再复欣赏刘大杰的“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处处可见史家自己在说话,在评点”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希望现代文学史研究要有“研究的个性”,要以新的文学史视角——解释性视角、审美性视角、接受性视角、心理性视角等研究文学史,在方法上,则“尽可能吸收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种思维成果”,呼吁打破社会学视角的撰史传统。发表《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和它们在我国文学中的命运》(《学习与思考》1984年第6期),论述文学作品中性格的“外部对照”、“表里对照”和“内部对照”三种方式及其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史,指出文艺创作中人物塑造的长处及缺陷。

 

1985年,四十四岁。

五月,继续思考“性格论”,发表《两极心理对位效应和文学的人性深度——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心理依据的探讨》(《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借鉴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鲁道夫·安海姆等心理学研究成果,说明“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内在机制”,由现实人性格中矛盾的二重组合推及作品中人物形象性格存在的二重组合及其带给读者的“心理对位效应”(共鸣),并探讨文学形象获得鉴赏者强烈的心理对位效应的途径。文学性格的心理学分析,加深了对于人性的认识。

积极关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动向。在《读书》(1985年)连发两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的长文,指出一九八〇年代初以来文学研究方法的四大趋向:“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由单一、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学等多种角度考察文学”,“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由孤立分析单个作家、作品或单个命题,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文学研究不仅吸收西方文论的精华而且吸收其它学科的养料。论文列举李泽厚、张隆溪、张黎、王长俊、吕俊华、金开诚、鲁枢元、陈文虎、蓝哲仁、林兴宅、夏中义、吴亮、黄子平等人观点,认为他们大力倡导文学批评方法变革,推动了这四种趋向的发展。此文摘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十二月,刘再复建构文学主体理论,有意识地引导文论界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消除反映论的影响,为文学批评开拓更大空间。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试图从哲学基点上改变整个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用主体论取代反映论。”[20]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五年末的一枚重型炸弹,在一九八六年论争还未结束的时候,红旗杂志社和海峡出版社就分别出版了《文学主体性论争集》和《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两本书,搜集了相关论争的代表性文章,可见当时论争十分激烈。

关于文学主体论的理论指向,刘再复作了如此表白:

二十八年前,即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之间,我在理论上试超越现实主体,发表了《论文学主体性》。这篇论文的理论重心,就是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性。我的文章具有较强的历史针对性,或者说具有了较强的历史具体性。在我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文学界普遍没有把现实政治与文学创作这两件事分开,相应地,也没有把作家的现实身份与进入创作时的艺术身份分开。实际上,每个作家都具有双重角色和双重主体身份:一种是世俗角色即现实主体,(例如党员、部长、革命战士等),另一种是本真角色即艺术主体(例如诗人、作家、戏剧家等)。在政治现实层面上,你是党员,当然应当讲党性;可是一旦你进入文学创作,则必须讲人性、个性、创造性,也就是说,当进入文学创作时,作家就超越了现实主体,也超越了现实中的党性、纪律性等。我提出这种理念,自然就对流行的“文学党性原则”构成挑战。所以论文发表后引起很大的争论,受到很多批评。我欢迎批评,但政治上纲的批评使我无法继续讲清这个问题的各个层面。倘若给我充分讲述的自由,我至少还得讲述主体性之外的“主体间性”(外在关系)和内部主体间性(内在主体的语际关系),而且还得讲述超越性的其他层面。……文学主体性就是要充分展示艺术主体的本质属性,即个性、我性、自性等等。总之,实现文学主体性,就是实现他人不可重复、他人不可替代的个性,就是与党派性、大众性、群体性、世俗性而进入审美殿堂。(《超越:文学的第二天性》,香港《明报月刊》20145月号)

文学主体论的争论划分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如陈涌指出,提倡文学主体论“不是枝节问题,也不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21]陈涌的批评沿用了路线斗争的思路,让人联想到“文革”语汇,有置刘再复等人于理论死地的火药味。很多人反感这种夸大其词,“与陈涌商榷”的文章几乎都突出了这一点。程代熙则从精神与实践关系的角度,对于刘再复特别强调精神主体的地位这一认识知路向提出异议,强调精神必然受物质的支配,以此证明刘再复的片面性。在程代熙的文章中,只要是历史上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他都给予了否定,认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2]敏泽虽然承认文学主体论有一定的“救偏”作用,分析了文中主要术语的逻辑困难,但还是回到物质决定精神的认知思路上,强调文学主体论中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为本”思想的根本冲突,依然是从所谓的政治正确上来加以评价。而杨炳则提高了评价中的政治分贝,从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立论,复述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观点,比程代熙、敏泽更加简单化。一派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如何西来认为,提倡文学的主体性,虽然是一种“矫枉”,但没有“过正”,只要不忘人是实践的主体、创造历史的主体,就不会导致唯心主义。事实证明,刘再复至今的文艺观,都是与唯心主义相去甚远的。[23]王春元反对简单地用物质决定精神去看文化创造问题,认为文学作为文化的生产超出了简单与直接地反映政治经济的范围,间接支持了刘再复的主体论。[24]杨春时充分肯定刘再复的观点,甚至比刘再复更加“离经叛道”,不但提出了文艺的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还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寻求相关理论依据,强调充分的主体性和超越性是文艺的本质特征。杨春时是一九八〇年代通过文学主体论大胆提倡文学审美论的学者之一,坚信“文艺作品渗透着那个时代、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文艺的本质和价值不在于此,而在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25]

一九八〇年代的这次讨论不仅引起了香港《大公报》的注意,而且受到国外文学理论界的关注。日本东京大学文学系教授丸山升,曾发起学术座谈会,就《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的主体性》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江山幸子、藤重典子、家藤彻还分别发表了《读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与﹤论文学主体性﹥》、《谈刘再复》、《关于刘再复的“二重组合原理的感想”》[26]。围绕刘再复的性格说和主体论文学观的讨论,是在没有大的政治外力干预下进行的,并且使得刘再复及其文论思想成为“刘再复文论现象”,与此时形成的“李泽厚思想现象”一起,深刻影响了一九八〇年代的文论与美学发展。薛雯、刘锋杰高度评价了文学主体论的贡献:“从新时期以来,否定‘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形成了第一次的去政治化论述;接着的是文学主体论论争中的去政治化论述,这由刘再复引发。比较而言,否定工具论中所运用的理论并没有什么新的特色,它主要是用文学的审美特性去反对文学的过度政治化,这样的话题,早在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四〇年代,就已经充分展开过。所以,为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新的理论起点,提供更为充分的理由,成为进一步的理论目标。这个追求借助于李泽厚所提出的哲学主体论,再经刘再复演化为文学主体论,引发了新一轮的去政治化论争,完成了理论的初步建构与实践……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27]

是年刘再复还发表了多篇文章:三月,发表《杂谈精神界的生态平衡》(《读书》1985年第4期,1985年6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提倡“尊重作家、尊重作品、尊重作家的独特追求”,希望批评家尊重精神领域的生态平衡,率先引进生态学观点观察文学界的精神活动。五月,发表《关于小说进化历史轮廓的一般描述》(《小说评论》1985年第2期),将小说文体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1)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2)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3)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的展示阶段”。发表《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读书》1985年第9期),梳理、评价刘心武从《班主任》到《钟鼓楼》的小说创作。

十月,发表散文诗《慈母颂》(《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

十一月十八日,发表《文学批评需要赤诚》(《人民日报》,后收入《论中国文学》),这是为批评家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所作的序,一方面痛感文学批评中一度缺少的赤诚,一方面赞扬何西来文学批评中所具有的执着和赤诚。

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我喜爱苦恋乡土的歌》(《人民日报》),是为《绿的歌——福建散文作家作品选介》(任凤生主编,厦门:鹭江出版社,1985年)所作的序,提出成功的乡土文学总是“进入乡土,而又超越乡土”。“进入乡土,才能激发赤子的恋情”,超越乡土,“才能与整个人类的心灵相通”。

是年出版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书名由钱钟书先生题署。

 

1986年,四十五岁。

一月二十一日,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会议,这是刘再复担任所长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重要事件。会议向全国各地发出四百多封邀请函。还特别邀请俞平伯、钱锺书、胡绳、刘导生等坐在主席台上,见证此事。刘再复作了主题报告,说明俞先生三个研究贡献;(1)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2)诗词鉴赏和批评方面的贡献;(3)《红楼梦》研究方面的贡献。由于这个会议带有为俞平伯平反的性质,触及敏感学案,会前没有请示中宣部,胡绳很生气,为此批评刘再复,后来胡绳又理解与支持替刘再复写了请示报告,并参加会议。此会得到钱钟书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不仅坐于主席台,会后还鼓励刘再复:会议开得很好。

三月,发表《争鸣家的真诚、尊严与价值》(《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这是为《文艺争鸣》杂志创刊而写的一篇文章,希望它可以摆脱传统“争鸣”中的不良风气,如编者、争鸣者缺乏真诚,却“故作争鸣状”;有些争鸣家缺少正面的学理建树;有些争鸣文章文风不好,打着争鸣幌子打棍子等,希望“争鸣”保持学术的尊严。

四月,发表《艰难的课题——写在<性格组合论>出版之前》(《读书》1986年第1期),叙述“性格论”这一课题的写作心路历程:动因是要纠正“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强调写作灵感来自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论,要打破人物塑造中“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极左格局。感恩朋友及陌生学人的鼓励。艰难处是“不仅需要文学的知识,而且需要非文学的知识”。

四月,发表《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文学”条目初稿>》(《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后收入《论中国文学》),这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头条所写的初稿,实际上是文学卷的总纲。条目为周扬构想,因此署名为周扬、刘再复。初稿在王元化、许觉民主持下写作。写作前曾在北京大学听取宗白华、季羡林、王瑶、吴组缃、李泽厚等人意见。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从西周——明清——五四——新时期不同阶段文学发展的概貌;第二部分论述中国文学的特征,着重从汉语言文字特点及儒道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加以说明。第三部分描述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及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出版后,刘再复写了《对中国文学概貌的集体思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条写作札记》,收入《论中国文学》一书中(《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出版)。此文记录了“首条“写作过程,披露初稿写成后得到钱钟书、周振甫、王运煕、吴小如、樊骏、陈伯海等先生的认真审阅,还得到年青朋友洪永平的协助写作。其中,钱钟书先生还郑重地书写了如下的审阅意见:

对于南宋后期的词,原稿是“南宋后期,词从内容方面渐趋空洞”。钱先生纠正说:“南宋后期爱国精神的词很多,远胜于五代北宋词的内容,不能泛说是渐趋空洞”在描述散文发展轮廓的部分,谈到《尚书》,原稿说:“《尚书》据说原有百篇,上断于尧,下讫于秦。现存部分多有伪作或篡改,所传虞,夏之书都是伪造的。”他又纠正说:“后人追述的,似不能称‘伪造’。一般所称‘伪古文尚书’虞、夏书不全是伪古文。因为‘伪’字用于‘尚书’,有特定含义,能用更妥当的字面为宜,以免引起误解。在叙述先秦诸子散文时,原稿有一段叙述:“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钱先生提出质疑:“何以《孟子》够不上资格为代表?……事实上,《孟子》文章,显然胜于《荀子》,《荀子》不免枯燥无味。”钱先生审阅非常认真细致,连用词造句也不轻易放过。例如,原稿在谈到先秦散文的第二个特点时,说这时期的散文“文章宏丽,辞藻华美而谨严”,他读后纠正说:“谨严不属辞藻范围,似应去‘而’字,谨严前加‘结构’二字,或改为‘逻辑严密’。”

周振甫先生也认真阅读刘再复的原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周先生认为,原稿在叙述宋词时认为。南宋后期词连靳失去了和乐的能力。”他觉得不妥,指出“李情照《沧词》称晏、殴、苏作为‘小歌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可见不和乐的在北宋已有。南宋后期如张炎等也研究乐律。”周先生还纠正了原稿中“游记发轫于唐代”的说法,指出:“游记散文,钱先生《管锥编》1037页称‘袁崧”《宜都记》一节,足供标识’,‘殆在末晋乎’。”原稿中论述汉语言文字的特点时,第一个特点概括为“表意文字”,周先生也觉得不妥,他认为:“ 汉字似以形声字为最多,这里的‘表意文字’,是否改作‘表意立字为主’”。这个意见使第一特点的表述更加严密。关于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思想,原稿认为其实质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文学的指导思想,道是圣人之道,经是圣人之言,”周先生对此提出商讨意见,他写道:“刘勰的《原道》,是按照道来写作,并不是按照孔子思想来写作,他讲的‘自然之道’就不指孔子思想。他的《诸子》认为诸子‘是入道见志之书’。诸子中老子的入道,早于孔子,孔子还要向老子问道:《诸子》称先秦诸子‘越世高谈,日开户牑’,‘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依靠儒家思想来写,‘体势浸弱’了。他在《论说》里赞美‘师心独见’,不照儒家思想来写,像‘叔夜之辨声,太初本无’等等,都不依傍儒家……钱、周老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丰实的文学知识,给刘再复深受教益。

 

 

五月,发表《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读书》1986年第8期),这是《性格组合论》一书导言部分的书摘。一方面说明写作此书的目的:“以微弱的声音呼唤文学的灵魂,寻找文学的轨迹,探求人的真实世界”,“为恢复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而努力”;另一方面参照西方文学史上“人的观念”的变迁对文学变迁的影响与推动,总结中国文学史上由“人的发现”引起的现代文学史的变迁。发表《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系统透视》(与林兴宅合写,《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后收入《论中国文学》。认为: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概念范畴的核心是“杂多统一”,这是对艺术本质的揭示;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分析其系统要素;最后勾画一个多层圆圈,以“喜闻乐见”为中心,说明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欣赏、一以当十、不全之全、不似之似等概念之间的纵向与横向关系。论文接受了现代系统论的科学思维与方法,在推进文学研究的同时,也留有模仿的痕迹。发表《献给俞平伯先生的祝词》(《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这是为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而撰写的祝词,文章回顾了俞平伯先生的学术成长之路并总结了他对新文学的贡献:新文学创作、古代诗歌与词学研究、《红楼梦》研究。

六月,发表《广义情欲论——性格二重组合的心理动力》(《求索》1986年第3期),指出二重组合的内驱力是广义情欲即“从内心深处迸射出来的各种欲求、欲望、情绪、情感的总和”。类似弗洛伊德对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划分,将情欲分为三个层次,认为越是在高层次“情与理的拼搏就更加剧烈”。发表《论性格二重组合的整体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6年第3期),指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既要求作家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又要求作家通过理性调节在性格的“二重组合中保持一种统一的定型,一种决定性格运动方向的主导因素”即“一元化”或整体性,这样的组合即是“常态的二重组合”,而那些性格不能归一的,则是“病态的二重组合”,是“性格的精神病态”。后来作者曾对“归一”的想法提出反思:虽然承认“性格中对立两面均符合充分理由律,但还是不愿意放下‘杂多归一’的观念。这观念使我不能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很高的评价”。[28]

七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性格组合论》,一年内印了6版,发行30多万册,是一九八六年的十大畅销书之一。有关性格的论文不仅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也直接影响了大众。刘再复有关性格组合的演讲,听众踊跃,场场爆满,“我在签字售书时,读者太多,台上的桌子都快挤倒了。主持会议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郝铭鉴先生怕我不安全,把我架走了。”[29]发表散文诗《死之梦》(《人民文学》1986年第7期),描述建构新理论的内在压力、痛苦与思索,坦陈“规劝者有之,嘲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给我施加压力者有之。轻则说笑而已,重则诉诸文字”,[30]让他内忧外患,不堪重负,“我梦见了死。梦见白色的死神,穿着轻盈的羽衣,给我发出死的通知”,“你来了,你知道我太疲倦了,应当结束劳累和困顿,应当让我在仁慈的地母怀里休息了”,“我真高兴,从此我的心灵再也不必负载沉重的世界,不必像一根紧绷的弦,时刻准备弹回突然来袭的响箭,也不必再去理会那些悲剧性的纠缠,闹剧性的判决。”

七月十七日,发表《情不自禁 不得不作》(《人民日报》),提出他的散文创造动机是“本性使然,不得不吐”,散文是个人的“自叙传”,“离开自己的心灵生活和人格表现,就很难有散文的个性”。

九月,发表散文诗《月季颂——献给一九八六年教师节》(《人民教育》1986年第9期),后收入《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发表《科学精神漫笔》(《群言》1986年第9期),指出自己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如科学的实验性、可检验性、去权威性、非终极性等。

   十月。在北京主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义召开的全国性大型学术研讨会:《新时期文学十年》。刘再复在开幕式上作了“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主题报告。关于此次盛会,文学所的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副主任陈骏涛(此会筹备委员、当代文学批评家)在他的文集《这一片人文风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作了如此记载:

……通知发出以后反馈十分强烈,要求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之多,从原议的八十人,到发正式通知的时候,翻了一番到一百六十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报了论文选题的学者、评论家、高校教师和文艺报刊编辑。外加列席人员和工作人员,开幕式那天的到会人数将近三百人,宽敞的国谊宾馆会议厅座无虚席。由于参会人数过多,除大会发言外,我们安排了四个半天的大组会。会议从97日开幕到12日闭幕,会风既热烈活跃,又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会中和会后报刊上都有不少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据“十年会”闭幕不久的一个统计,就有二十多家报刊社、新闻社、电台和电视台向国内外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或刊登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章。不仅文学圈内的人关心它,文学圈外的人也关心它。说这次会议的辐射面宽、震动力大,并非夸大。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翻阅当年那些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的人员名单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次文学界老中青三代精英荟萃的盛会!钱钟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王蒙、唐达成、李泽厚、许觉民、朱寨、刘再复、何西来刘心武、张炯、谢冕、阎纲、徐俊西、范伯群、刘思谦、鲁枢元、晓雪、宋遂良、刘登翰、滕云、盛英、黄泽新、陈丹晨、刘锡诚、吴泰昌、潘凯雄、李子云、周介人、吴亮、王纪人、李陀、吴方、何志云、於可训、王又平、杨义、曾镇南、杨匡汉、张韧、程广林、沈敏特、王愚、余斌、陈孝英、陈思和、王晓明、宋耀良、许子东、李劼、邹平、周政保、朱向前、盛子潮、王锦园、罗强烈、吴彬……从这个远不完整的名单中,也许约看出:与会者大多是学有所成、名副其实的当代学人,其中有些人还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大作家。如今,业已作古者,文学史上有他们的位置;年逾古稀者,人们没有遗忘他们以往曾有过的文学业绩;健在者,无一例外都已进入中老年,除极少数例外,大都依然在文学界或学术界勤奋耕耘,发挥着他们应有的作用。一个学术讨论会,能够集中这么多当代文坛的名家、大腕,实属难得,只能认为,这个学术会议具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

……刘再复在《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长篇发言中,从反思这一角度,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描述:政治性反思——文化性反思——自审性反思。这是一种新的、独特的概括,它有利于人们对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一个较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心理结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会上,对刘再复主体发言中的两个问题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也是这次会议上讨论得最热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一个是自审意识问题。人道主义是刘再复新时期以来反复谈论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他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在“十年会”上,他进一步指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地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对于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很多人都认同刘再复的意见,认为从这个角度概括新时期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针对性,而且为创作和理论设立了战略性的框架。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人道主义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今天面临20世纪所遇到的种种复杂的问题人道主义这个武器是不是显得滞后了?我们现在对人道主义的解释还没有超出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体现不出当今的时代特色和现代意识。对自审或忏悔意识问题,有赞成刘再复意见的,认为自责和自审.是更高层次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包含着自爱和自强之道,不能从消极面去理解;但也有人担心不适当地强调与民族共忏悔,会导致类似宗教式的“原罪”感情,把十年动乱的责任让大家一起来负这不公平。

会议值得提到的插曲不少。这里只提三个插曲。

一个是钱钟书的到会。会议领导小组决定请几位德高望重、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与会,其中有一位是钱钟书先生。我们事前已经估计到,要请动钱先生是很难的,因为不要说是一个学术讨论会,即令是中南海的国宴,钱先生也是难得出山的。这倒并非是外界议论的清高不清高的问题,而是几十年来钱先生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不趋同,不凑热闹。这一次我们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他出席开幕式,在主席台上坐一坐。没想到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们有点喜出望外。从他家出来以后我们还在议论:会不会到开会那天又托辞变卦呢?很有可能,反正做两手准备。但开会那天钱先生不但按时到会,而且没有中途退场,直到开幕式结束。这件事当时对我们鼓舞很大,与会代表也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纷纷传扬。

另一件事是“黑马”刘晓波的冒出。在与会者大都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片肯定和赞扬声中,冒出了一个少为人知的青年刘晓波先是在会中会,接着又在大会上大讲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刘晓波认为,新时期文学十年是充满危机的十年,它并不光辉灿烂,很多作家都在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继续,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拙劣的翻版。刘晓波的意见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他不重视具体分析,把局部夸大为全体,得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他的言论立即得到南方和海外一些媒体的激赏,当年的《深圳青年报》就用大幅标题《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刊登了刘的言论,并称刘为“黑马”,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直至近日,内地有些公开出版物还将刘的言论作为“十年会”上的一个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件提出,似乎在“十年会”上除了刘晓波的发言外,就没有更值得注意的东西了。这实在令人费解!

还有一件事,会上有一位不请自来的郭开(他当年曾因激烈批判《青春之歌》而出名),他在会上的发言中把刘再复的讲话称为“里程碑”,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提并论,并人为地予以拔高,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这引起了会议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刘再复在闭幕式上特别指出,这是极其错误的,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在神圣的科学讲坛上,我们说的话都应该负责任,而不应该是随意性的,更不应该胡说八道。

十一月,出版论文集《文学的反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收录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六年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主要包括:《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论文学的主体性》、《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读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两极心理对位效应和文学的人性深度》、《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等。此书的责任编辑为李昕。后来担任香港三联书店与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编辑。

十二月,发表《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内容提要)》(《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后收入《论中国文学》),指出新时期文学从“工具论”、“反映论单一本质规范”、“绝对化共性观念”等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艺术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从“政治性的反思到文化性的反思”,实现文学人道主义本质的恢复与深化。首次提出新时期文学“谴责有余,忏悔不足”的问题。全文发表于《文汇报》(1986年9月8日和10日),摘要载《人民日报》(1986年9月8日)。

 

1987年,四十六岁。

被任命为国务院全国社会科学基金会文学组负责人和中国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语言所四所学位委员会召集人,胡绳发正式任命书。

春,广东休养半年,出版散文诗《寻找的悲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1月),这对刘再复的散文创作有着特别意义:“首先,《寻找的悲歌》打破传统散文诗短小精悍的抒情表达,在长达5万字的篇幅中将浓烈的抒情与隐性的叙事完美结合。散文诗中的抒情主体,空间上以故土为起点,时间上以生命源头为起点,在寻求意义化生存的道路上,不断开拓生命的维度,表达对理想精神乐土的向往。其次,从这本集子开始刘再复实现了散文诗写作的‘向内转’,不仅关注外宇宙的变化更关注内宇宙(自我灵魂)的焦灼”。[31]

三月,发表《近年来我国文学评论界的三次变革热潮》(《福建论坛》1987年第1期),指出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文论界出现三次变革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热潮:第一次是一九八四开始一九八五年形成的方法论变革热,出现“科学”和“人文”两种不同流向,前者代表是林兴宅,后者是鲁枢元;第二次是由刘再复本人《论文学的主体性》所引导的“价值论”热潮;第三次是“文化热”浪潮。

四月,发表《高度评价立下丰碑的现代优秀作家张天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这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在张天翼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肯定张天翼在讽刺文学方面的贡献,分析他对国民性的解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透视及其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实绩。

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八十年代散文诗一瞥》(《人民日报》),一方面指出一九八〇年代散文诗繁荣的原因:时代原因及散文诗队伍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概括了一九八〇年代散文诗的特点:(一)创作基调由讴歌转向沉思;(二)强调在时代变化中的主体感受;(三)文体进一步解放。(未完待续)

 



[①]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383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②]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39页。

[③] 刘再复:《沧桑百感》,第59页,香港天地图书,2004年。

[④]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41页。

[⑤]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172

[⑥]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20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⑦] 刘再复:《漂流手记——域外散文集》,第13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

[⑧] 刘再复:《雨丝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64页,1979年。

[⑨] 刘再复:《刘再复散文诗合集·自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⑩]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57页。

[11]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49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12] 陈燕谷 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13]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14]《新时期重要会议通览 19781998》,第6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15]王瑶:《谈林非、刘再复“鲁迅传”以及传记文学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16]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17] []埃德加·莫林:《地球,祖国》,51~5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18]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32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19] 刘再复 黄平:《回望八十年代——刘再复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

[20]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25页。

[21] 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杂志1986年第8期。

[22] 程代熙:《对一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述评——与刘再复同志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创刊号)。

[23] 参见何西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之我见》,《文汇报》19851125日是。

[24] 参见王春元:《文学批评和文化心理结构》,《红旗》1986年第14期。

[25] 杨春时:《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兼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26] 参见《日本学者谈刘再复及其理论》,《学术研究参考》,1988年第10期。

[27] 薛雯、刘锋杰《“文学主体论”论争中的“去政治化”策略研究》,《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8]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后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29]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25页。

[30] 刘再复:《钱锺书纪事》,《大观心得》,第89页,香港天地图书,2010年。

[31] 李春红:《背负着故乡游牧——刘再复散文诗中的故乡意象》,《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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