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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学术年谱(中)作者:李春红 刘锋杰 阅读次数:

刘再复学术年谱(中)

 

李春红  刘锋杰

 

1988年,四十七岁。

一月,发表一组散文诗《灵魂的家园》(《诗刊》1988年第1期),包括《乡恋》、《思想者——观赏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灵魂的家园——题我的散文诗》、《梦之死》、《迷雾的海燕》。

二月七日,发表散文诗《我对命运这样说》(外五章)(《人民日报》),强调命运强大,但应坚定不屈,“我相信她是强大的,但我也并不软弱。我相信我可以成为她的主宰,即使主宰不了,也决不甘心作她的奴仆”。

三月,发表《他献给世界以温暖的情思——<刘湛秋散文诗>序》(《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后收入《论中国文学》),描述刘湛秋散文诗的变化,认为他的散文诗“善于在描绘中透露着思想”,“语言富有力度和弹性,有一种流动的音乐感”。发表《我国近现代批判理性的成长》(与林岗合写,《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1期),指出“五四”时期批判理性的成熟并非突然而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孕育阶段。它至少在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就有了萌芽,中间在清代一度沉寂,后来又在晚清期间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展,而‘五四’则是这一长久积累的爆发。”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等对传统政体和政治风格的批判各有特点,但反省带有“泛道德主义”色彩,在观察分析问题时“偏向道德伦理的判断而缺少冷静的探讨”。洋务思想的反省来源于“一系列失败的震动,并且仅仅把失败看成暂时性技术劣势的结果”,其最大弊端在于“既切割了自己的传统,又切割了西洋文化”。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思想界提出人的自我更新命题。“五四”批判理性走向成熟,反省“进入观念思想更新的层次,进入人的重新塑造所要求的精神世界全面更新的层次”。这篇论文后收入《传统与中国人》第二章。发表《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为即将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所作的序言》(《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后收入《论中国文学》),肯定新时期作家个性的解放,对新时期文学流向进行概括,分别为:现实主义流向(以古华、李国文、张洁、刘心武、张炜等为代表)、现代主义流向(以舒婷、北岛、杨炼等为代表)、审美流向(以林斤谰、汪曾祺、阿城等为代表)。发表《<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序》(《语文建设》1988年第5期),这是为于根元、刘一玲的著作所作的序,肯定他们从语言学角度将王蒙小说作为新的语言范例来予以分析,显示了新时期语言学批评的拓展。

出版《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与林岗合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主要包括:批判理性的成长、礼治秩序和主奴根性、解脱之道与阿Q精神、传统伦理学与私人本位性格、教化政治与面子问题等。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刘再复和林岗一道致力于国民性批判,思考“人的现代化”这一命题,这本著作是阶段性的成果。国民性批判主题在《传统与中国人》(北京三联书店,19885月)中有更全面的展示。

四月,发表《赤诚的诗人,严谨的学者》(《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为纪念何其芳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周年而作,有为何其芳“平反”的目的,揭示了何其芳精神:热爱文学艺术、献身于文学艺术研究事业;崇仰真理、追求真理,勇于探索;辛勤劳动、认真严谨。发表《传统道德的困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与林岗合写,《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第3期,后收入《传统与中国人》第五章《道德的阴影》),提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困境在于其在实际生活中堕落为生存技巧,造成冷漠、自私、虚伪的国民性格,传统的“修身”、“恕道”的伦理精义同礼制秩序配合,成就了“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泛道德主义,具有强烈的空想特质,把改造社会、增进人生的重任寄托于道德重整。于是,腐败——道德重整——越腐败形成恶性循环,认为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打破这一困境,“并且用人道主义的理想补充血缘色彩浓厚的古老道德”。

五月,出版《传统与中国人》(与林岗合写,北京三联书店),分为七章:(一)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二)批判理性的成长;(三)礼治秩序与主奴根性;(四)寻求解脱的代价;(五)道德的阴影;(六)天朝心态;(七)附录:鲁迅与中国文化。刘再复后来指出:“传统文化对人要求太多,而求之太多的结果就是做不到(丧失主体),做不到还要做(强作主体),形成对人性腐蚀得最厉害的虚伪性格。”“但是现在我觉得当年对于传统文化的正价值思考得不够,总是处于徘徊之中。”[①]夏中义认为:要感谢此书“系统描述了‘国魂’的各个层面与层面间的结构性关联,这无疑为我们继续挖掘,全面体认与准确评价鲁迅为首的‘五四’先驱对双重性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影响,提供了结实的起点。”[②]

发表《中国传统文化与“阿Q模式”》(与林岗合写)(《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提出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及其内含的精神胜利法折射了国民“阿Q式对待生存挑战的态度和方式”,“任何外部对自我的利与不利的刺激,实际上只不过是自我心象的幻影”,以致可以心安理得对付生存挑战,而“在中国影响深远的老庄式的人生观和后来传入的佛教哲学”对“阿Q模式”的形成“功不可没”。此文略有修改收入《传统与中国人》第四章《寻求接解脱的代价》。

六月,发表《“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现代化》(与林岗合写,《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转载部分内容),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逼迫中国人自我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提出审判父辈文化的自我认识结论——这既有别于古代思想家又有别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思路,然反省中存在不少缺陷,表现在:审视传统文化自虐自贱心理严重、文化精英创造的实绩不够丰厚、群众基础薄弱,先锋色彩浓厚、救亡的实际要求压倒形而上的启蒙思考。此论略有修改收入《传统与中国人》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

发表《自尊心的理性重现吕俊华<自尊论>读后》(《读书》1988年第12期),介绍吕俊华即将出版的新书《自尊论》,肯定此书“填补我国学术领域里的空白”以及“对过去在极左思潮泛滥下蔑视人、贬抑人的状况所作的深刻的反思”。

七月十六日,响应中央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刘再复、朱寨、乐黛云、严家炎、樊骏、王富仁等参加了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刘再复指出:胡风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更好的人文环境”。七月十六日,响应中央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策划召开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此会的意图在于说明,胡风不仅应在政治层面上平反,而且应在文艺思想层面上平反。座谈会邀请了朱赛、乐黛云、严家炎、樊骏、王信、缪俊杰、王富仁等学者和胡风的子女张晓山、张晓风参加。会议由编辑部主任王信主持。刘再复首先发表讲话,他指出:胡风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更好的人文环境”。这次座谈会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许多新闻机构与报刊如中新社、《文汇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都作了报道。七月十七日,《文汇报》记者陈可雄报道说:

 

给胡风的文艺思想以科学的重新评价,并汲取他的真知灼见,这是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今天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上发表的看法。

刘再复说,胡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诗人。早年他自觉、坚定地追随鲁迅,积极倡导左翼文艺运动,很早就觉悟到以“拉普”为代表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恶劣影响;解放后,他为了继续探求真理,直至上书中央。胡风具有独立意识,曾提出了许多很少误解和曲折,始终坚持自己的特殊追求,以致造成人生的极大痛苦。

刘再复说,胡风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仅就其心理影响来说,至少影响了我国两代作家、也影响了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他分析了粗暴对待胡风以及这一事件在我国当代文学界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认为它使我们也进一步确信:文学多元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一种正常的文学环境,应当是多种声音共存的环境,不能把作家的声音机械地、极端地只分为革命的或反叛的。

 

七月,发表《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结构》(《群言》1988年第7期),强调完成国家改革工程,需要良好的人文条件,需要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结构,因为它曾经导致“政策变形”、人与人“关系变质”、“心理变态”。此文是本年三月刘再复在全国政协与人大全会(人民大会堂)的发言。《人民日报》曾发表部分内容。《群言》则全文刊登。

八月,出版《论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书中除了之前发表过的《鲁迅在五四时期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斗争》、从炼狱中升华了的灵魂——彭柏山同志和<战争与人民>》、《诗人思维结构的新组合——读邵燕祥的六首抒情长诗》、《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和它们在我国文学中的命运》等文章,还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条及其写作札记,《“五四”文化运动与中国人的觉悟》、《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以及对胡适、郭沫若、巴金、俞平伯、老舍、聂绀弩、张天翼、赵树理、何其芳、刘心武、王蒙、蔡仪、姚雪垠等的评价文章。

九月,出版《刘再复集——寻找与呼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收录刘再复一九八〇年代在文学理论、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文学批评以及散文诗创作方面的代表作。出版散文诗集《人间·慈母·爱》(人民日报出版社),收录一九八七年创作的长篇散文诗《寻找的悲歌》,另有五十篇,辑为“我和命运”、“爱与故土”、“梦和现实”、“人和历史”,包括《大海,永远的奔流》、《又读沧海》、《慈母颂》、《死之梦》、《灵魂的复活》、《灵魂的家园》等。

秋,《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一文获全国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征文评奖一等奖(全国参加征文比赛的论文共一千篇左右,其中二十二篇获一等奖。文学方面获一等奖仅两篇。),钱锺书特致函祝贺,用“有目共赏”评价这篇论文。

十月,出版《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北京华夏出版社),诗集由好友张宏儒作序。收录刘再复之前出版的《告别》、《深海的追寻》、《太阳·土地·人》、《寻找的悲歌》、《人间·慈母·爱》的全部作品及《雨丝集》的部分作品。发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人的不同认识》(与林岗合写,《人文杂志》1988年第5期),指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将人分为“敢于追求自身价值的完善的人和以道德教条与权威来谋私利的丑恶的人”,而“五四”时期以“整体的眼光看人,尤其把民族看做整体”,强调“个人的差异性”。发表《<浮躁>的成功之点》(《瞭望周刊》1988年第50期),评价贾平凹这篇获得“飞马”奖的小说,认为作品“在改革的纷繁世态中审视和摄取人们的文化心态特征,富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发表《从传统到现代化》(与林岗合写,《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8年第5期),提出“中国社会在古典时期形成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上述非个性非主体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它同现代所要求的个性主体性价值观根本上是冲突”,因而决定中国走向现代化不采取“古典的复兴”的形式而采取“被现代化”形式,同时“开放与现代化同步进行”。发表《<刘再复散文诗合集>自序》、《我的文学小传》(《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概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一九八〇年代初到一九八八年的学术、创作成果。

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强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人民日报》),这是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会”上的发言摘要,指出“现代文学的创造性研究,重要的是打破统一的审视尺度,充分发挥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和学者主体性”,现代文学研究者不但需要有深刻的历史观,还要有深刻的文化观。

十二月十日,接受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参加颁奖仪式,“这是头一次邀请一个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作家来参加发奖仪式的全过程,包括国王宴会”。[③]关于被邀请赴瑞典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刘再复叙述道:

……一九八八年秋天,我接到马悦然教授和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十二月十日举行的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马悦然告诉我,这是瑞典文学院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最好是穿中国服装,不要穿西装。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缺少的正是西装,古古板板的汉装则有好几套。此次我所以没有谦让,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非作家,而瑞典文学院请我也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邀请其他作家容易有过敏的反应,而邀请我反而自然一些。不过,当时我曾想过,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家,倘若有人获奖,还算光荣,而去看人家领奖,这有什么好玩的?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消失因为我爱瑞典这个国家,想到瑞典,就想起托马斯·曼的话:“南欧气息意味着丰富的感官、积极进取的思想以及奔放的艺术热情;而北欧则代表敏感的心灵、根深柢固的资产阶级感情和亲切温馨的人性。”我应当去感受一下北欧的心灵与人性,而且也好奇:一个偏安地球北角的人口只有八百万的国家,怎么能够如此洞察世界文化风云,怎么能如此紧密地跟踪人类精英天才创造的步伐?怎么能年年都作出那种令人惊叹又令人争论不休的判断?应当去看看,去开开服界。好奇心总是我的行为的驱动力。       

……参加了这次颁奖仪式之后,一种使命感开始在我心中觉醒:我应当履行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好好推荐祖国的几位诗人与

作家。不管是谁,不管他们是身处大陆还是身处台湾或香港,只要他们确实高擎着人类光明的火炬,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业绩,我都应当做他们的马前卒,为他们摇旗呐喊……

   在此次访问瑞典中,刘再复还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传统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并把高行健的《灵山》手稿带回北京打印,亲自校阅,完成后交请瑞典驻华领事馆转给马悦然教授开始翻译(译于台湾联经中文版出版之前)。

 

1989,四十八岁。

一月,发表《献给春节的心灵报告》(《瞭望周刊》1989年第1期),一九八九年春节到来之际,献给朋友、祖国的新春问候。

接受《人民日报》记者李辉采访,谈参与一九八八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感受,所形成的《思想与社会——刘再复瑞典归来谈诺贝尔奖》一文载《人民日报》(198923日、4日)。敬佩瑞典人用“最庄严、最隆重的形式肯定科学家、作家的精神追求”,提倡社会要“尊重思想者们独立的心灵、创造性的心灵”,同时思想者也需要关怀社会、关怀人类命运。

二月二十五日,发表《自尊,人类心灵的伟大杠杆——推荐<自尊论>》(《人民日报》),指出吕俊华《自尊论》的动人之处在于“作者站在与读者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充分尊重人类的心灵,充分尊重青年的心灵,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把人的尊严看得比死亡更重”,因而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用知识构架的书,不如说是用良知写成的书”。

三月,正式发表《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这篇获奖文章定稿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文章指出:一九八〇年代我国文学批评界的文体革命主要通过改变文学批评的语言符号系统和改变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批评的基本思路等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配合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重新审视旧文艺理论体系的有关命题”;第二阶段“引进西方文学批评思潮和方法,以寻求文艺理论的新突破”;第三阶段“尝试建构新的文艺理论框架和文艺新学科系统”。到芝加哥大学参与李欧梵主持的“中国文化反省”项目,对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哲学上的心物二元对立、历史上的革命动力等进行理性重评。

三月二十一日,发表《中华自有风骨在》(《人民日报》),为《范曾画集》作序,指出范曾绘画艺术的成功在于“突破国民思想的平均数,决不媚俗,而以独立的精神,开掘人类内心的骄傲,硬是步入前人未至的境界”。

四月二十五日,发表《两次历史性的突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的“现代文化意识”》(《人民日报》,原文题目为《“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指出“五四”后知识分子丧失启蒙精神成为“被启蒙”对象是由于社会运动中心的转移(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现实条件的不足(缺少强大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群体基础),这一现象到新时期才有所改变,重新确立“现代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恢复主体地位,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创造又进入以个性为基础的多元竞赛的时代”。

五月,发表《文化批判的意义》(《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2期),与王干就一九八〇年代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区别、批判精神对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文化批判在文明发展过程的必然性、文化批判的尺度展开探讨。发表《古代诗人的当代知音——蔡厚示老师<诗词拾翠>序》(《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2期),为大学老师蔡厚示古诗鉴赏集作序。发表《<古船>之谜和我的思考》(《当代》1989年第2期),认为张炜的这部小说是“弥漫着宗教气氛的具有原罪感”的文学,这种罪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新的开端”。

三、四、五月间,应中美学术交流协会,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大学)作学术演讲。

六月,发表《个人·文学·当代中国的回答》(《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与《人民日报》记者就自己的人生经历、家庭婚姻、近代历史、文革等方面展开不连贯的对话。

八月奔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在李欧梵主持的“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两年。其间作过多次学术讲座,包括“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

 

1990年,四十九岁。

十月,参加美国杜克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旅美学会首届年会并做《告别诸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世纪末”的挣扎》的发言,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三大致命弱点:缺乏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非“借贷”的范畴概念体系,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并指出比“偷窃”、“借贷”更严重的是思维方式上的独断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面临“从他人的阴影下和独断论的阴影下”的双重挣扎。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体表现为:“回归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努力”、“回归文学本体(回归本文)的努力”、“回归精神家园的努力”。[④]

 

1991年,五十岁。

九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Plaza Hotel与李欧梵一起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陷阱:两极思维的陷阱、“主义”的陷阱、“集团”的陷阱及陷阱外的上海都市文学。谈话具体内容收录于《思想者十八题》6586页,这一谈话内容还收录在《放逐诸神》215236页。

九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参加东京大学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刘再复发表题为《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发言,认为自己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前的鲁迅研究存在三大问题:(一)“鲁迅的偶像化:丢失与鲁迅的对话能力和提出质疑的能力”,(二)受“瞿秋白‘两段论’模式的影响:忽视鲁迅的“内在悖论”,(三)“‘三家’整合观念的影响:拔高鲁迅‘革命家’形象,缺乏对鲁迅本质化界定的警惕”。[⑤]

为了邀请刘再复参加东京大学纪念鲁迅的研究会,日本学界丸山昇、伊藤虎丸、尾上兼英等学者,作了极大的努力。受其感动,刘再复写了《丸山与伊藤》一文向他们致意。文章的最后一段说:

    丸山升和伊藤虎丸是我和文学研究所的老朋友,我们所的刊物发表过伊藤教授《鲁迅和终末论》和丸山升教授的研究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论文。在丸山升先生的主持下,《鲁迅全集》被译成日文,工程浩浩,真使我们佩服。他们俩人的年纪大约都比我大十岁左右,而且都是名教授,但很奇怪,我很喜欢和他们交谈,而且也喜欢和他们开玩笑。尽管他们的中国话讲得不算流利,但我们的玩笑却玩得很开心,这大约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天真的书卷气和认真劲。我以往生活的环境太多革命气与政治气,所以就喜欢有书卷气和认真劲的朋友。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丸山升是日本的老共产党员,但没有半点党气,我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也喜欢随便些,不喜欢党气,所以老被认为是自由化份子。这回到了东京,伊藤虎丸才告诉我,丸山升是日本共产党内公认的一个很直率、很纯洁的共产党员,他常常对共产党提出非常尖锐甚至非常尖刻的批评,但谁都相信他有一种很纯洁的愿望和期待,决不忍心整他。政治集团也有不忍之心,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伊藤虎丸则是一个基督教徒,爱心中不渗半点假。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基督教徒,但他们却是很好的朋友,还合作编撰《中国文学词典》。伊藤虎丸说,这就因为他们的内心有一种东西是相通的,他们都拒绝暴力,而且都崇仰中国的革命文学与革命文化,这种文学与文化是他们年青时代的梦。……

回美国后,我就给伊藤教授打电话,他已累得病倒了。而丸山升教授在早一个星期就病了。我深深地感到不安,我知道,这回他们的病,大半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们太累了,但他们毕竟用全部真诚证明了日本学者的良知与尊严,比起那些喊着鲁迅之名而与鲁迅精神相去万里的各种人物,他们真是高尚多了。我相信,唯有这种高尚,鲁迅的亡灵才有微笑。

 

1992年,五十一岁。

夏,接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和马悦然的邀请,担任“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客座教授一年。[⑥]

夏,在美国Boulder寓所与李欧梵从“轻与重”角度讨论文学,指出中国很多作品写得太重,重到担心文学容易变成“通俗的政治小说”。(《思想者十八题》4464页)

出版杂文集《人论二十五种》(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中文书,又是刘再复出国后写的第二本书。此书批判性比较强,直指“人的荒谬”和“人的病态”,“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众生相,但也波及人类的普遍弱点”,“描述的主要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丑”,目的是要“以自己审丑的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们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愿他们与种种病态人格保持精神距离,让自己人生具有别一种境界”(《人论二十五种·自序》)。作者用少有的幽默笔调为读者描绘了二十五种人:傀儡人、套中人、犬儒人、点头人、媚俗人、肉人、猛人、末人、轻人、酸人、阉人、忍人、伥人、妄人、阴人、巧人、屠人、畜人、馋人、俭人、痴人、怪人、逸人、分裂人、隙缝人。李泽厚称这是刘再复“最有特色的一本书”。

 

1993年,五十二岁。

出版《漂流手记》(第一卷)(香港天地图书),收集的散文大多创作于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间,曾发表在台湾的《新地》、《广场》及《中时晚报》和香港的《今天》、《九十年代》及《明报月刊》上。内容包括:对往事的回忆与批评如《遥远的狼嚎》、《麻雀和知识分子》、《“战士”的苦恼》、《“小儿态”种种》、《搞错了时代的忆苦思甜》等,海外生活的感悟如《孤独的领悟》、《“身无彩凤双飞翼”的悲哀》、《生命的空缺》、《峡谷之子》等,部分学术随笔如《我喜欢傻大姐》、《贾宝玉性情》、《王熙凤兼得三才》、《阿Q蒙混过关的艺术》、《阿Q为什么爱讲大话》等。李欧梵称漂流系列散文是刘再复的“心灵自传”,刘再复称这一阶段的散文写作是“自救”,为了“摆脱深不可测的时间的深渊与空间的深渊”。[⑦]

五月,参加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召开的“国家、社会、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由刘再复、罗多弼(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陈迈平三人共同策划组织。刘再复给会议提供的论文是:《文学对国家的放逐》。

 

1994年,五十三岁。

出版《放逐诸神——文论提纲和文学史重评》(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论重构”和“史重构”。“论重构”就是“对以往的反映论为基点的文学理论系统进行重构”;“史重构”就是“对以往被颂扬的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系统进行理性重读和理论重评”(《后记》)。著作分五部分:(一)当代文学历程概况(主要包括建国以来四十年文学的发展轮廓、中国当代诗文中的“新台阁体”、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中的讴歌文学与挽歌文学);(二)“重写文学史”的思考(“重写文学史”的神话与现实、文学史悖论、当代文化范畴内的历史重构);(三)现代文学史重评(重评茅盾、丁玲、浩然、姚雪垠的代表作、与李欧梵共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陷阱、鲁迅研究自我批判、“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和回归;(四)文学诸论提纲(中国当代文论的世纪末挣扎、再论文学主体性、一九八〇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五)新文学历史情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变迁。

出版散文集《远游岁月》(第二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李欧梵在为《漂流手记》系列第二卷作序时高度评价了刘再复漂流系列散文的价值“以散文的形式完成了她的心灵上的忏悔,‘主体性’十分明确”,这是一种“‘自省’的文体,它不把自我固定在历史的大范畴中,而是把‘自我’从过去的历史阴影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漂流’的正面意义”。[⑧]

八月,在吉隆坡参加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举办的“中华文化迈向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大陆小说文本中文化观念的变迁》。

八月七日,在吉隆坡明阁酒店接受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记者方路采访,采访内容以《文学对国家的放逐》为题载《星洲日报》(1995519日),后收入《思想者十八题》,采访涉及作家情感本体的价值、刘再复本人创作基调的转变、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等。

十二月,发表《无罪之罪和历史共业——与梁燕城的对谈录》(加拿大《文化中国》199412月号,收入《思想者十八题》),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文化中国》总编辑梁燕城就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普通原则和绝对原则、主体论和情际关系的宇宙、宗教情怀与忏悔意识、无罪之罪和历史共业等话题展开对谈。

 

1995年,五十四岁。

出版与李泽厚的长篇对话集《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书中收集了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四年底二人同住美国科罗拉多州boulder时的对谈,包括六部分:第一辑:历史追思(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革命与改良、理性与激情、希望与凶险等宏观问题);第二辑:人物评说(评价历史人物毛泽东、孙中山、康有为、袁世凯、蒋介石等人);第三辑:理论思考(探讨历史形成的二律背反及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第四辑:哲学漫谈(探讨“吃饭哲学”,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学案,展望二十一世纪哲学否定到否定之否定哲学走向等);第五辑:文学评议(评论鲁迅、周作人、老舍、郭沫若、冰心、茅盾、丁玲、王朔等作家,探讨哲学智慧、艺术感觉对作家的重要性,强调文学对 “知识——权利”结构的拒绝及政治统帅文化带来的危害);第六辑:附论(收录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414日)上的《文学与艺术的情思》对话录,一篇是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李欧梵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1991年)的讲稿《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历程》)。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巨大,尤其是第一辑中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讨论引起激烈争论[⑨],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 “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却很少有人对这里所探讨的“革命”的真正内涵做冷静分析。基于由“告别革命”这一话题引起的纷争,刘再复曾撰文做出回应,提出“研究应超越意识形态”、“革命只是部分历史”等观点,坚持了自己的看法。[⑩]

尽管这之后又多次再版,至二〇一一年已印七版(此外还有台湾麦田版,韩国的首尔版以及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全书连载),但李泽厚与刘再复坚持在所有的新版中对原书一字不改(除了错别字),严格保持原对话的“本来面目”。不过新版欧诺个也补充了一些新的对话和相关资料。二〇〇四年香港“天地图书”的第五版中,还收入著名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邹谠先生写给李泽厚与刘再复的长信(一万二千字,关于《告别革命》的读后评说),并作为书的序言(邹先生生前允诺)。这位堪称“政治学权威”在信中说,《告别革命》是他在19951996年二十四个月中读到的三部最受启发的书之一。其中有一部是赫赫有名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另一部是Keohane and Verba的《社会研究设计》。邹教授对《告别革命》“极度欣赏”,并诚恳地比较身处美国与身处中国的学者在认知“中国问题”时的区别。他说:

 

你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分析,以及贯通全书的思想系统,引起我深沉的思索。因为我的著作除《美国在华之失败》之外,都是隔“洋”观火之作,粗线条的素描,没有身历其境的经验,而你们的著作是不仅是学术之探索,并且是心灵上的反应。你们两位都是早熟的天才,我是苦学磨练出来的学生,四十之后方有成名之作,七十左右开始重新整理思想体系,你们思索写作以建国以后之情况为主要对象,而我的亲身经验是三十、四十年代的 革命时期,你们是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家,视野广阔,思索深透,我是政治学者,我的训练是钻研个案与具体史实,并以此为专业,但是却偏要突破学究的框框,去探讨政治的重大意义和历史的深远问题。我的观点,判断与理论,虽然是苦思冥想的结果,但是因为空间,时间的障碍与限制,我并没有完全的把握。然而我们的背景、经历、专业与天分虽然大相径庭,但是对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历史观、价值观等的看法有一些完全一就另有一些殊途同归,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判断有一些看重点不同,可以相辅相成,不同意见之处的多半是提法的差异,不是基本的矛盾。还有一两点你们有明确的理论和观点,我则未能完全下结论,但是你们最基本的论述与历史事实的分析我在将来修改与写作我的论文中,可以充分应用和发挥。因此,我仔细研读大作后,我常喜悦与兴奋,觉得我的“远距离”的观察,大胆的立论还不致完全错误。

……一般人说的中国思想混乱,其实这个情况正是学术建设最好的机会,而学术建设转过来就是现在最需要的促进国家社会文化进步的事业。我们应当在各种不同的“主义”当中,找到你们所提到的共识,学术建设是找到共识的一个基础。我欣赏American Liberalism(美国的自由主义)就是因为他提出了为何在各种不同互相冲突的“主义”,世界观,各种宗教之中,寻找一个Overlapping cognition(互相重迭的共识)的问题,一个多元主义的国家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

特别是在香港天地的第六版序言中,他更是郑重答辩:

我们在《告别革命》中并不否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历史必由之路。封于孙中山先生,我们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人格”,但也不认为他选择暴力革命方式具有历史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康、粱和立宪派的维新之路也并非就是历史的“死胡同”。尽管我们敬重孙中山但我们又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必重复孙中山的道路,而且希望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将是一个“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饿”的世纪。革命这是辛亥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主题。李泽厚先生和我讨论这一主题并通过《告别革命》一书表达一种期待:期待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内容应当有一次历史性的“主题转换”,中华民族的生活重心应从革命转换为改革,从暴力转换为维新,从战争转换为建设,从“你死我活”转换为“你活我亦活”我们期待:“革命”这一大理念在新世纪只是一种学术讨论的“话题”,不再是历史实践的“主题”,时代的基调、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能从“阶级斗争”(二十世纪基调)转向“阶级调和”,那将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幸运。

 “改良”并非投降,它同样需要各种必要的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决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改良”比“革命”更艰难、更复杂,也更需要坚韧不拨的韧性。

 

1996年,五十五岁。

再版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7年,五十六岁。

出版散文集《西寻故乡》(漂流手记第三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这是刘再复漂流手记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由余英时作序从这部集子开始,刘再复的漂流手记逐渐摆脱传统的乡愁模式,直接叩问“故乡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我在叩问中告别了‘乡愁’的模式和族群的土地观念,而寻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漂泊六年》)集子中的主要文章:《西寻故乡》、《占有孤独》、《永远的文化纪念碑》、《周扬的伤感》、《共一冰冷的钥匙》、《四代“卫卫”的故事》等,无论是对故土的怀念,还是对文化的观照,眼界更开阔,思考更沉静。

七月二十日,发表《民族主义又再起——与李泽厚的对话》(《中国时报》,收入《思想者十八题》,《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以《“提倡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是危险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对谈》为题刊登),指出:“中国本来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到了今天,受西方学术影响和战争的失败冲击,才形成‘民族——国家’意识,但对何谓民族、何谓国家,一直含混不清。”“民族主义概念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特定的历史时间中和特定的意义上才能起积极作用。若是越过有限的时间和特定意义而加以普遍化,形成一种国家的普遍原则,就很危险”。这对当代中国日益泛滥的狭隘民族主义具有针砭作用。

 

1998年,五十七岁。

与葛浩文教授一起主持以科罗拉多大东亚系名义召开的学“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主题发言。此会有来自八个国家的四十多名学者。国内前来参加研讨的有严家炎、陈平原、李陀、钱理群、汪晖、吴亮、徐岱、蔡翔、靳大成、陈墨等学者。与会的女性学者与作家有刘禾、孟悦、虹影、田晓菲、沈双、刘剑梅、坚尼、符平等。金庸和他的夫人也前来参加。和林岗商定用三年时间完成《罪与文学》,各执笔一半。

九月,发表《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高度评价金庸“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刘再复认为“书写出来的现代文学史有太多的扭曲和偏见”,未能公正评价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99年,五十八岁。

出版《独语天涯》(漂流手记第四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这部散文从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目的是“想用另一种散文形式,说说自己想说还没说的话,尤其是说说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一些新的感悟”(《独语天涯·后记》),共一千零一则,分为十七个不同主题:独语自序、果园里的游思、山海经的领悟、两个自我关于故乡的对话、《红楼梦》阅读、“我是谁”的叩问、自嘲书、自白书、童心说、写给思想者与童心作家的致敬语、写给二十世纪的咒语、写给时间与友人的备忘录、人性论、死亡杂感、思想者复调、书斋话题、天涯寄语。从一九九九年一月开始,香港《明报月刊》连续选载这些“不连贯”的隽永小文。

八月,发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作为曾经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并对二十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文论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刘再复思考这一宏大命题再恰当不过。文章第一、第二部分回顾了他和诺贝尔奖的渊源、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文学院的机构设置、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规则。第三部分通过诺贝尔文学奖历史的回顾,说明虽然不能否定这一奖项的国际性,但在整个二十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重心偏向欧洲、美国的事实。第四部分揭示诺贝尔文学奖错过诸多伟大作家如托尔斯泰、易卜生、斯特林堡、乔伊斯等,对于米兰·昆德拉未能获奖表示遗憾。第五部分指出执行评审工作的瑞典文学院正视自己的局限,承认由于“评价原则的偏差和掌握评价原则的困难,使诺贝尔文学奖产生了一些明显的缺陷”,此外,还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作品的出版与作家的逝世只隔很短的时间或者代表作是在逝世后才出版,有的实力主要体现在未出版的诗文中”。第六部分回顾曾经与诺贝尔文学奖有缘却错过的中国作家如鲁迅、沈从文、李劼人、张爱玲等。第七部分介绍以马悦然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知音对中国大陆作家作品的翻译、传播工作,盛赞马悦然等人在译介沈从文、北岛、高行健、李锐、莫言等作品上的卓越贡献。第八部分讲述台湾和香港的作家作品一度被瑞典文学院所忽视。第九、十部分讨论中国作家缺席诺贝尔文学的原因:一、语言障碍;二、自身原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思路及生态大环境阻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第十一部分,批评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批评、文学史不能为海外评论家、翻译家提供恰当的参照。结尾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充满信心:“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二十世纪,绝不属于二十一世纪”。事实证明,刘再复的预言在高行健、莫言获奖中实现了。

十月,发表《独语天涯》(《天涯》1999年第5期),选录“漂流手记”系列第四卷《独语天涯》部分内容,以感悟方式表达孤独时的思索,摘录部分:“漂流之夜,没有圆月,没有星斗,于幽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因为独语,我感到肉眼看不见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百种草叶与万种花卉就在身边,远古与今天的思想者就在身边”。“我看到的自己也是孤单的身影,偊偊独行在宏观的历史大道与微观的现实羊肠小路上,独语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随时无依无傍,无着无落,却与滔滔大浪共赴生命之旅,在莽莽苍苍的大宇宙中,与神秘的永恒之声遥遥呼应。尽管独行独语,却拥有四面八方,古往今来,身内身外”。刘再复仍然在抒写漂泊者的心态。

 

2000年,五十九岁。

五月,发表《救援我心魄的几个故事》(《读书》2000年第5期,选自散文集《漫步高原》),回忆歌德、福楼拜、茨威格、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钟爱文学、献身文学的人对于自己从事文学事业的激励作用,“不管明天的时间隧道中横亘着多少莽原荒丘,有他们的名字与我同在,我的人生之旅也许可以超越沉沦”。

六月,接受诗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幸谦采访,就一九八〇年代、文革经验、漂泊文学等话题展开对话。

十一月,出版《论高行健状态》(香港明报出版社),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二〇〇〇年写于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后的文章和访谈,包括《论高行健状态》、《最有活力的灵魂》、《新世界瑞典文学院的第一篇杰作》、《高行健小说新文体的创造》、《答<文学世纪>颜纯钩、舒非问》;第二辑是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九年间研究高行健的文章,包括《高行健与实验戏剧》、《<山海经传>序》、《高行健与文学的复调时代》、《<车站>与存在意义的叩问》、《<一个人的圣经>跋》、《<灵山>与高行健》、《中国文学曙光何处?》;第三辑是对中国文学百年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思考。

十二月,发表《两地书写的快乐》(《读书》2000年第12期),是《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的序言,讲述这本书的缘起:一对钟爱文学的父女用书信的方式平等、快乐地交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转载部分。

出版散文集《漫步高原》(漂流手记第五卷,香港天地图书),集中的文章大多创作于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共一百六十篇,大部分是为香港《明报》和台湾《中国时报》写的专栏文章。共分为八辑。第一辑包括《小城的守望者》、《独行者》、《救援我心魂的几个文学故事》等;第二辑包括《冰心:二十世纪中国的爱神》、《钱锺书先生的嘱托》等;第三辑包括《虚构中国与解构中国》、《没有酸气的萨义德》、《欧梵风格》等;第四辑包括《从忏悔意识说起》、《重写中国近代史的期待——简答胡绳先生》等;第五辑包括《中国的原始智慧》、《八十年代颂》、《冷战意识形态》等;第六辑包括《死亡教育》、《死亡记忆》、《地狱的层次》等;第七辑包括《香港社会文化批判的命运》、《香港心态》等;第八辑主要是为《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再版写的后记及为别人著作写的序。

出版散文集《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漂流手记第六卷,香港天地图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简体版),收录刘再复及大女儿刘剑梅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〇年间就“文化”、“文学”、“人生”等展开的漫谈。有形而上的思索,亦有形而下的生活琐碎,融学术、亲情、人情为一炉,令人想起影响深远的《傅雷家书》。不同的是这本书中的父与女是一对人格对等的朋友,没有代沟,只有平等的交流。这本书标志着刘再复写作态度的一种转变,“从与剑梅共著《共悟人间》开始,我的写作便不再以社会批判为出发点”。[11]此书被评为香港“二〇〇二年十本好书”。

 

2001年,六十岁。

《罪与文学》脱稿。《罪与文学》共分十三章,包括:(1)忏悔、良知与深层人性;(2)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3)文学的超越视角;(4)灵魂的对话与小说的深度;(5)忏悔意识与中国思想、文学传统的局限;(6)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7)《红楼梦》与共犯结构;(8)新文化运动中的忏悔意识;(9)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10)二十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11)革命文学理论的话语和实际;(12)作家在时代压力下的写作;(13)文学与灵魂的自救。全书的后记以“十年磨一剑“为题,说明他们两人”十年辛苦不寻常“,此书系他们精心研写的力作。二〇一二年,即香港出版十年后,他们又在《中国文化》(总第35期)上发表了《论汉传佛教的忏悔与罪意识——从佛教诸忏法到禅宗的无相忏悔》的论文,补正了《罪与文学》原版中的某些论点(原版认为中国文化无忏悔意识),使该书更为严谨。此书的国内版已于二〇一〇年由北京中信出版社推出。

一月十六日,在香港城市大学欢迎马悦然教授讲座会上作题为《为方块字鞠躬尽瘁的文学大师》的欢迎辞。

一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城市大学欢迎高行健演讲会上作题为《独立不移的文学中人》的致辞。

二月九日,发表《灯火一点明,黑暗就消失了》(《圆切线》200110月版,收入《思想者十八题》),与新加坡《圆切线》杂志柯思仁等就知识分子“夹缝人”状态、“放逐国家”的文学立场、二十一世纪文明与文化的冲突、民主、知识分子的经济功能、知识分子不参与式思考状态等展开对话。

三月,参加台北“华文文学高峰会”,做《文学的自救》的演讲,提出保持“真我”(自性),不为他性所掌握的自救之路“首先应当确认自身的有限性,它只能为自身开辟道路,不可能为他者开辟道路,特别不能为任何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开辟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有一个文学自性觉醒时期,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阶级性取代文学自性,新时期迎来文学自性的再生但也带来新的困境——商业潮流的冲击。

四月,发表《论语言暴力——“语言暴力”现象批评提纲》(《明报周刊》20104月号,收入《思想者十八题》),主要论述语言暴力的发生与发展、语言暴力主要形式、语言暴力的静态与动态、语言暴力的破坏性功能。

发表《<红楼梦>阅读》(《小说界》2001年第3期),文章摘录自《独语天涯》(漂流手记第四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共四十六片段,记录悟读红楼的心得。此处摘录一段:“存在是暂时的,人生的华宴是暂时的。圆满与荣耀在时间的长河中留居片刻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仅仅是片刻。……曹雪芹在朦胧中大约发现了时间深处的黑暗内核,这一内核有如宇宙远方的黑洞,它会吞噬一切”。

九月,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新加坡实验戏剧学院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与悲剧》演讲。指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个奇迹”——“精神内涵深广”、文字成熟独特,但鲁迅又是个悲剧——“鲁迅生前是个独立不移的知识分子,以改造中国人为使命,但是死后却不断被中国人所改造,所涂抹,被纳入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与轨道之中”,[12]强调要对鲁迅启蒙所具有的深刻性及鲁迅自己的一些观念做出理性的评价。

十一月五日,发表《鲁迅与胡适比较——与李泽厚的对谈》(《亚洲周刊》2001115日,后收入《思想者十八题》),指出胡适的思想虽不如鲁迅深刻,但主张改良、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整个思路是建设性的,而鲁迅虽有深度,“但因为对中国传统与现实坏的方面看的太透,便产生一种‘无破坏即无新建设’的思路,革命性很强”。


2002年,六十一岁。

四月十一日,在香港科技大学“民族主义讲座”会上作题为《走出“民族主义”》的发言。

五月,出版《罪与文学》(与林岗合写,香港牛津大学出版),“主题虽是探讨忏悔意识,实际上是中西文学比较与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评”。[13]

六月,发表《走出民族主义——与厉建书的对话》(《上海艺术》2002年第6期,收入《思想者十八题》),指出文学不应束缚在“社会、国家、历史”这些维度,更需要“叩问生命存在意义”、“叩问超验世界”、“叩问大自然与生命自然”这三种维度。出版《阅读美国》(漂流手记第七卷,香港明报出版社),共五十五篇,主要记录刘再复二〇〇〇年前后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和游记,收录漂流手记系列前几卷中涉及的关于美国题材的文章,如《杰弗逊的誓词》、《熊国与牦牛国》、《西部牛仔》、《女儿的学校》[14]等。

十月,发表《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寓言》(摘自《罪与文学》第三章第三节,载《读书》2002年第10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寓言的启发,提出“人类的理性及其活动是功利性的,追求的是一个现世的功利目标——面包和秩序”,“人必须有面包才能生存,所以理性及其实践的功利活动就有了它存在的理由”,但其正义性必须由良知裁决。在人类活动领域,文学扮演裁决和监管功利活动是否对错的角色。

十一月,发表《关于文学主体间性的对话》(《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主体性理论上力挺刘再复的杨春时就文学主体间性与刘再复展开的对话。刘再复将主体间性分为外在主体间性和内在主体间性,强调要注意后者,对于文学来说,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出灵魂双音。刘再复还指出东西方主体间性的区别,西方主体间性有个大前提: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区分,神主体高于人主体;而中国只有此岸世界,“人的主体性可以强化到代替神的权威”。

十二月,就“中国文学忏悔意识”接受香港城市大学《校讯》编者陈舒萓采访(载《校讯》第27期,收入《思想者十八题》》

出版《书园思绪——刘再复学术思想精粹》(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由杨春时选编,集中了刘再复一九〇年代到新世纪的主要观点。刘再复在著者序中陈述了对自己的认识:“我却是一个‘未完成’。六、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书卷之外,没有什么学术话语留下;八、九十年代,虽已历经二十年,但总觉得刚刚开始,还未尽兴。出国之后,虽然也继续从事学术,深化了一些思考,但为了抚慰自己的灵魂,却不得不用许多时间写作散文。”杨春明在编者序里高度评价了刘再复:“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思想的变革,是与刘再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八九年移居海外后,再复先生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追求,并且经过痛苦的反思,深化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2003年,六十二岁。

四月,发表《媚俗的改写》(摘自《罪与文学》第十二章第三节,载《天涯》2003年第2期),研究二十世纪代表性作家如郭沫若、曹禺、老舍等人迫于意识形态压力对自己代表作的重编、改写,指出这种改写不仅给读者带来版本的困扰,给作家内心世界带来屈辱感、挫败感,而且伤害了艺术,“表示了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纪对作家写作最粗暴的干涉,也表示了作家的屈服和无可奈何”。

八月,发表《对历史可能性的开发》(《读书》2003年第8期,后以《李劼和历史小说的新突破》为题,收入2004年出版的《现代文学诸子论》),赞扬李劼两部新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将历史作为小说背景,彰显人物活泼的生命,即使是帝王也在小说中“被还原到普通人的生命原始形态里,而不再戴任何面具”。指出李劼的历史小说是对“历史可能性的重新开发”,关注历史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使得“小说在进入历史的时候,获得空前的自由和前所未有的叙述空间,不为任何传统的观念和固有的人物造型所束缚”。

 

2004年,六十三岁。

春,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记者采访,讲述出国前后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谈话具体内容收录在《思想者十八题》中。

五月七日,参加哈佛大学为李欧梵举行的退休庆典仪式,开幕式上刘再复用“最善于自嘲的人”、“两栖狐狸、思维痴人”、“丰富多彩的‘人生盛宴’”、“集修养大成的《上海摩登》”、“一个很好的知识分子”,概括李欧梵的人格、学术、人生。

八月,发表《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与林岗合写,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指出中国文化缺少灵魂叩问的资源,儒家不关注灵魂问题,道家对存在意义的叩问是消极的,这导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缺少灵魂的维度”。“中国的小说,在《红楼梦》之前,也缺乏灵魂的维度”。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觉者对这一根本缺陷已有朦胧意识,但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没有摆脱这一缺陷。

十二月,出版《高行健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集中了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四年间对高行健的研究文章,主要包括:《高行健和他的精神之路》、《<八月雪>:高行健的人格碑石》、《黑色闹剧和普世性写作——<叩问死亡>(中文版)跋》、《论高行健状态》、《论高行健的文化意义》、《高行健与实验戏剧》、《高行健文学的复调时代》、《<车站>与存在意义的叩问》、《阅读<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小说新文体的创造》、《高行健与作家的禅性》、《高行健与灵魂的自救》、《<文学的理由>(中文版)序》、《面向历史的诉说》、《经典的命运》等。刘再复将高行健《彼岸》为代表的“另一种戏剧”的审美特质概括为“内心戏剧”、“心灵剧”或“状态剧”,“把看不见的人性状态展现于舞台”,对国内戏剧研究者颇有启发。[15]

此书由马悦然作序。马悦然在序文中说:“我所钦佩的中文作家朋友中,再复与行健是必然要提到的。为一个钦佩的朋友所写的,阐释另一个钦佩友人之著作的书,撰写一篇序文,不亦乐乎。”又说:“再复的这部大作像一个艺术博物馆的出色导游的解说。他打开一扇大门,引导读者进入高行健文学和戏剧创作的艺术宫殿,以充分地体会和欣赏其中的精神风采和艺术特色。

出版《现代文学诸子论》(牛津大学出版社),收集刘再复对中国现代文学几位代表性作家(鲁迅、巴金、高行健、金庸、张爱玲等)的评论。文章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与悲剧——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鲁迅的复仇情结与复仇意象——重读<铸剑>》、《鲁迅与胡适比较——和李泽厚的对话》、《巴金的意义》、《论高行健的文化意义》、《心灵戏与状态剧——谈高行健〈八月雪〉和〈周末四重奏〉》、《阅读<灵山><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与灵魂的自救》、《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虽然这是一本论文汇编,但收录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具有“文学史重估”的开阔视野和学术价值。旷新年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刘再复通过对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评价而提出九十年代文学史写作问题,确实意味深长。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历史路标作用的书写。因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

出版散文集《沧桑百感》(漂流手记第八卷,香港天地图书),“用叙事抒怀演说”等写作方式记录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四年间的“沧桑”感悟。集子中的文章在《香港作家》、《联合报》、《文学世纪》、《明报月刊》、《明报》等报纸杂志发表,共分七辑:(一)二〇〇四年新作,包括《亡灵的金唱片》、《亲情与才情的双重诗意》等;(二)独家小品,包括《十年漂泊有所思》、《法兰西的启迪》、《这几年,常想念范用老先生》等;(三)心香一束,包括《又想聂老》、《马汉茂和他的中国情结》等;(四)讲稿七篇,包括《独立不移的文学中人》、《高行健与作家的禅性》等;(五)历史情思,包括《可畏而不可信的学术年代》、《论语言暴力》、《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等;(六)才学鉴赏,包括《李泽厚的新五论》、《赤子莫言》、《黄土地的奇迹》等;(七)世事杂感,包括《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消失》、《文学评论中的“胡来”现象》等。

出版散文集《面壁沉思录》(漂流手记第九卷,香港天地图书),主要创作于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三年,共五百则,与《独语天涯》写法类似,“但自己觉得沉思录更厚实一些。这本书从写作上说,我用心处在于‘立意’与‘文体’,力求每一则都有一点新的意思,在文体上则避免格言式的空洞,力求每篇都言之有物有思想,不失为诗意的思索”。[17]全书分为八个主题:苍穹的呼唤、复归婴儿、历史记忆、天国之恋、生命景观、集体灵魂之伤、浮华批判、心灵事业。此书的韩文版已在首尔出版。

 

2005年,六十四岁。

一月,到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参加高行健国际学术讨论会。

二月,与高行健就四个话题展开对话:《放下政治话语——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思想者十八题》第132页),包括:(一)“慧能的力度”(“慧能把禅彻底内心化了。他的自救原理非常彻底,他不去外部世界寻求救主,寻求力量,而是在自己的身心中唤醒觉悟。”);(二)“认同”的陷阱(提出作家要区别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将“思想的自由、表述的自由”当作最高价值);(三)“走出老题目、老角色”(探讨从事人文科学的作家、学人在新世纪摆脱主义、革命之类的老题目的舒服,重新思考角色定位);(四)“现代基督的困境”(探讨高行健戏剧《夜游神》呈现的现代人的荒诞处境)

四月,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作《中国“尚文”的历史传统》(收入《思想者十八题》)的演讲,围绕“尚文”传统和“尚武”传统的价值判断、从制度、思想、文化心理、宗教原因、自然条件原因等层面考察中国的文治制度的产生与成熟。

五月,发表《我承认自己那时是潮流中人》(《新周刊》20058月号,以《论八十年代》收入《思想者十八题》),接受广州《新周刊》杂志记者采访,就一九八〇年代刘再复“弄潮儿”角色及后来思想的转变等话题展开对话。

五月二十六日,应日本佛教大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吉田富夫教授的邀请,在该校作《从卡夫卡到高行健》演讲报告,指出“高行健从卡夫卡的现代意识出发,又不重复卡夫卡,他继续往前走。而最根本的突破,便是从‘外’走向‘内’,即从外部世界走进内部自我世界。高行健与卡夫卡一样,均有一双冷观的眼睛,但高行健不仅用这双眼睛‘观世界’,而且还用这双眼睛‘观自在’(即观自我)。”[18]

五月二十七日,接受日本《蓝·BLUE》杂志刘燕子采访(谈话内容载《思想者十八题》,就出国后的心路历程、“重写文学史”、“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高行健等话题进行答问。

七月,发表《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读书》2005年第7期),文章完成于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的美国科罗拉多州,作者从宇宙境界层面(“大观”视角)解读《红楼梦》,认为其具有悲剧和荒诞二重审美意蕴,“《红楼梦》不仅把最有价值的诗意生命撕毁给人们看,而且展示一群无价值的灵魂所表演的无价值的人生,这种人生正是一个‘无稽’的喜剧过程”。

秋,到台湾中央大学担任驻校学者与客座教授。

十二月,在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与东海大学中文系作题为《<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演讲,讲稿刊《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006年,六十五岁。

到台湾东海大学担任讲座教授。

五月,受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加加美光的邀请,参加中心的年度学术讨论会。

七月,发表《悟〈红楼梦〉,悟人间事》(香港《明报周刊》2006年第7期,收入《思想者十八题》),就《红楼梦悟》著作接受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采访。发表《论鲁迅状态》(香港《城市文艺》2006年第7期,收入《思想者十八题》),与《城市文艺》编者就鲁迅研究的新思路、鲁迅生命个体的复杂性、鲁迅的“个人主义”、鲁迅精神状态的特殊性、鲁迅改造国民性命题的时效性等话题展开对话。

十月,出版《红楼梦悟》(北京三联书店),书名由范曾题签。全书包括三部分:第一辑《<红楼梦>悟》,一九九五年—二〇〇五年写下的二百零三则“悟读”笔记;第二辑《<红楼梦>论》,探讨《红楼梦》的价值体系、忏悔意识、哲学内涵、性格描述;第三辑《<红楼梦>议》,包括《酸论》、《贾雨村心态》、《贾环执政》、《小议贾政》等篇。

《红楼梦悟》是开辟红楼梦研究新思路的重大尝试。其关键是用“悟”代替“考”与“辩”,即用悟证代替考证与论证。刘再复在《红楼梦悟》的自序中说:

 

以往的《红楼梦》阅读与探索,其实也有悟,脂砚斋的批注,其中论、辨、悟的胚胎都有,历年的论者辨者也都有所悟,然而,把“悟”作为一种基本阅读形态、探讨形态和写作形态,似乎还没有。所以我才冒昧地称“悟’为第三种形态,并给拙著命名为《红楼梦悟》,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作一对应。“悟”与“辨”的区别无须多说,而悟与论的区别则是直觉与理析的不同。实证与逻辑,这一论的主要手段,在悟中被扬弃,即使出现,也只是偶尔为之。悟的方式乃是禅的方式,即明心见性、直逼要害、道破文眼的方式,也可以说是抽离概念、范畴的审美方式。因此,它的阅读不是头脑的阅读,而是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其实,这也与中医的点穴位差不多,一段悟语、悟文,力求点中一个穴位,捕住一个精神之核,至于细部论证,那只能留给他人或自己的论文了。

 

十月十四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接收《南方周末》记者夏榆采访,采访围绕二〇〇六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展开,探讨作家的精神性、知识分子属性及经典作家的特质等问题,指出作家应该“永远站在独立不移的文学立场,独立地面对国家境遇、独立面对社会历史,独立地面对文明世界中的人类生存困境和人性困境,并执着地发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19]

 

二〇〇七年,六十七岁。

六月,出版《思想者十八题》(香港明报出版社),主要收集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四年间的报刊的采访录、答问录以及和朋友的对谈,分为十八个部分:放下政治话语——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经典作家的特质、文学二义——与李泽厚的文学对谈、走出民族主义、告别语言暴力、双向思维与第三空间、人生分野与三项自由、论八十年代、漂泊心态与漂流文学、重新定义故乡、无罪之罪与忏悔文学、《红楼梦》的悟性阅读、中国的“尚文”传统、论鲁迅本色、论高行健状态、从“告别革命”到“返回古典”、文学的内在主体间性、第二人生的心灵报告。

八月,发表《返回古典,就是返回我的“六经”》(《南方周末》200789日第E31版),认为重秩序、重人伦、重教化的四书五经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中国文化整体还应包括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这一脉。他所谓的“返回古典”是返回后者,这一脉的精神体现在“六经”(《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红楼梦》)中,提出《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六祖坛经》发现语言概念是人的另一终极地狱,《道德经》主题是返璞归真,《南华经》反异化,反伪饰,“反对阻碍人们向生命本真靠近的各种理论和理由”,《山海经》是“中国最本真的精神历史和最本真的精神文化”,《红楼梦》是文学圣经,是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

九月,发表《中国出了部奇小说——读阎连科长篇小说<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指出《受活》的主要文本策略是“把荒诞推向极致”,冷静地充满诡异地把“席卷中国的非理性的、撕心裂肺的激情推到喜剧高峰”。

 

2008年,六十七岁。

二月,发表《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关于<红楼梦>女性立场的讨论》,这是与刘剑梅对话集《共悟红楼》里面的一章,父女二人从女性视角探讨《红楼梦》。刘再复肯定曹雪芹发现女子尤其是青春女子的无尽价值,刘剑梅虽肯定曹雪芹作为一个男性的女性主义者的贡献,但认为他“做得不够彻底,只讴歌了‘女儿性’而忽视‘女人性’”,对他将已婚妇女视为“死珠”与“鱼眼睛”表示不满。刘再复认为曹雪芹的净水世界与浑浊世界的划分并非不关注女性整体,而是对前者的坚守,对后者的警惕。

三月,发表《朱正新著<鲁迅传>港版序》(《鲁迅研究月刊》20083月),赞扬朱正能够摆脱以往鲁迅传写作中的脱离真实的写作模式,做到“以‘记’为经脉,以‘信’为魂魄,扬弃先验界定,淡化甚至空化价值判断”来还原鲁迅真实面目,是一本“最可靠、最可信、最可读的鲁迅传记”。

三月、四月、五月,在《领导文萃》杂志(2008年第6789期)共发表《红楼悟语》十八则。摘录几则:《红楼梦》“致力于对生命整体的把握,拒绝对生命进行权力分割与权力运作,拒绝割裂生命‘大制’的任何理由”。(6期)“《桃花扇》执着于时间,执着于一朝一夕之事;《红楼梦》则勾销时间,放逐时间,把生命的血脉与宇宙本体互相连接,把小说的语境推向无限”。(8期)

四月,发表《谁是最可怜的人》(《读书》2008年第4期),指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今天,孔子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编排、任意驱使的”,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最可怜的人,进而指出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捧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分子以利益为准则,对孔子也缺乏应有的尊重。(收入《共鉴五四》第一篇附录)

五月,发表《“天地境界”与神意深渊——关于<红楼梦>第三类宗教的讨论》(选自《共悟红楼》,《书屋》2008年第4期),提出《红楼梦》“有一种类似宗教的大超越境界。它不仅高于家国境界,高于政治境界,而且高于道德境界”,是一种“非典型的另一形态的宗教”,不同于基督教与佛教,但却拥有前者的仁爱与后者的慈悲形成了“第三类宗教”(美的宗教):“有信仰、有崇拜、有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但没有神的赐福与许诺”,“只有个体生命的自明与自救”。

六月三日,首次返回北京(移居海外19年后第一次回北京),六月五日到寄寓北京大学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进行讲演并接受采访。演讲的题目为“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六月,发表《东西方的两种伟大心灵景观——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屋》2008年第6期),在这篇对话里,刘再复父女比较了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心灵景观:“这两颗心灵都是极为敏感,尤其是对于人间苦难都极为敏感。……只是他们一个倾向于拥抱苦难,一个倾向于逃离苦难。这两位天才的眼里都充满眼泪,无论是感激的眼泪还是伤感的眼泪,都是浓浓的大悲悯的爱的眼泪”。

七月,发表《<红楼梦>哲学论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指出《红楼梦》的哲学是直观的、联想的、内觉的悟性哲学(艺术家哲学),其哲学视角是“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境”视角,其基本哲学问题是“必死的事实之后该如何生的问题”,它的“最高哲学境界是‘空空’、‘无无’”,具有自身的哲学主体特色,“是一种以禅为主轴的兼容中国各家哲学的跨哲学”,“兼收各家,又有别于各家,是一个哲学大自在”。

八月八日,《凤凰周刊》的封面,已“奥运时间”为第一大标题,以“刘再复归来”作为第二大标题,报道刘再复回国。本期内发表了周刊记者吴婷对刘再复的采访稿和通讯稿。采访稿题为《又见故国、故都与故人》;通讯稿为《刘再复之自我救赎》。

八月,发表《“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书屋》2008年第8),肯定“五四”的历史功绩,但也指出不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之一是把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思想家以“国”、“群”为目的的核心价值观,拉向“以个体生命即以‘己’、‘我’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观”,但“‘五四’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肯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于是‘浪漫的’、只有情绪而没有理性的个人主义在现实问题面前无法解释个体存在价值的合理性,更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很快走向沉默。“五四”功劳之二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付人类社会现代化潮流的挑战”,“发现中国大文化系统中缺少西方理性文化与逻辑文化”。为了解决两个问题,对于前者用“打倒孔家店”的简化方法,让孔子充当传统文化负面的总代表,对孔子儒学缺乏理性态度;对于后者则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来补充中国文化的阙如,但是集中在“用”的层面,未注重“体”的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文学形式上的革命功不可没,但是在文学内容上的革命则值得反省,主要表现在发生两个重大概念错位:“其一没有分清贵族特权与贵族文学、贵族精神的界限;其二是没有认识到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和流氓痞子精神”。收入《共鉴五四》,题目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提纲》。

九月,发表《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书城》2008年第9期,此篇为《红楼四书》的序),指出无论是漂流系列还是《红楼梦》阅读感悟,写作动机首先是“确认自己,救援自己”,是个体生命的需求;其次才是学术的需求,但不是“缔造学术业绩”而是“追寻学术意境”。

九月至十月,发表《红楼梦哲学笔记》(《领导文萃》杂志2008年第9期、10期),记录《红楼梦》的阅读感悟:“《红楼梦》的总体风格是秀美,不是壮美。作为史诗,便是柔性史诗。……中国文化从老子开始确立的尚柔传统,到了《红楼梦》便发展到了极致”。薛宝钗“虽然世故一些,被视为冷人,但所以会‘任是无情也动人’,就是因为她把儒家深层的美好精神全化入生命之中了。她这个人与儒家文化一样,是一种可质疑的存在,但又是一种推不倒的存在”。后一观点发人深省。

十月,出版《共悟红楼》(香港三联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20091月),这是刘再复与女儿刘剑梅之间的第二本对话集。分别为:《红楼梦》阅读法门——悟证、《红楼梦》精神内涵的思维结构、《红楼梦》的题旨选择、《红楼梦》的女性主义批评、女性的历史视角、通观美学与青春图式、父与子的冲突、两种人生状态、关于第三类宗教的讨论、红楼女性的文化类型、异端与荒诞意识、东西方两大文化景观——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十一月六日,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就“五四”启蒙话题接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姜异新采访(采访内容见《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中国  刘再复访谈录》,《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3期,收入《共鉴“五四”》第二篇《“五四”启蒙课题答问纪要》)。内容涉及对“五四”缺陷的反思,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不同的启蒙思路,清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鲁迅研究的新收获,在美国和中国做汉学研究的区别等。因为很多问题在刘再复其它文章里都有涉及,这里不再复述。刘再复谈到他到国外后的学术思路,其中值得一提是“把宏观视野与微观阅读结合起来,努力寻找一些文史哲可以相通、中西文化血脉可以打通、学问思想生命可以衔接的论题”。刘再复出国后的《红楼梦》悟读,《罪与文学》等都是这一批评自觉的成功践履。(未完待续)

 



[①]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28页。

[②] 夏中义《新潮学案》,第5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③]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146页。

[④] 刘再复:《论高行健状态》,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第210216页。

[⑤] 刘再复:《鲁迅论》,第31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⑦] 刘再复:《漂流手记·后记》,香港天地图书,1993年。

[⑧] 李欧梵:《刘再复的心灵自传——<远游岁月>——<漂流手记>二集序》,李欧梵:《狐狸洞呓语》,第24724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⑨] 曾撰文反对这一命题的文章包括谷方:《驳“告别革命”》论、张海鹏:《“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卢毅:《“告别革命论”评析》、高燕宁:《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兼论“告别革命”论的理论缺陷》、李毅:《“告别革命”论三谬》、吴爱萍:《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兼析“告别革命”论》等。

[⑩] 参见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第377378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

[11]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18页。

[12] 刘再复:《鲁迅论》,第41-4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13] 刘再复 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第58页。

[14] 参见刘再复《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

[15] 施旭升《完全戏剧:丰富中的贫困——从高行健作品看戏剧的文学意义》,胡星亮编:《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第4卷第1期,第1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6]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林建法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3年文学批评》,第30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17] 刘再复《面壁沉思录·后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18] 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第369页。

[19] 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3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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