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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学术年谱(下)作者:刘锋杰 李春红 阅读次数:

刘再复学术年谱(下)

 

刘锋杰 李春红

 

2009年,六十八岁。

一月,发表《五千里恒河的游思》(《读书》2009年第1期,后收入《大观心得》),是关于杜欣欣《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书评,指出恒河在这部散文集中的重要地位,恒河“是全书的切入口与主旨意象”,“是作者追寻的灵魂,又是全书结构中的精神之核”,是“书魂”、“书的诗意源泉”。

二月,发表《<红楼梦>与西方哲学》(《书屋》2009年第2期),从宏观角度比较《红楼梦》哲学与西方一些哲学派别与哲学家思想的区别联系。文章分为:第一部分提出《红楼梦》的哲学方式和解读《红楼梦》阅读方式属于耶路撒冷知识类型的“悟证”(对对象的把握方式是无需逻辑中介的直接把握),但在精神内涵上,《红楼梦》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有巨大差别:前者是“无”的哲学,后者是“有”的哲学;前者倡导的是“人间之情”,后者倡导的是“圣爱”;二者都有罪感,前者是歉疚感,后者是原罪感;前者正视苦难,希冀摆脱,后者以苦为乐,拥抱苦难。第二部分指出《红楼梦》从哲学角度看与叔本华悲观主义相通。第三部分提出曹雪芹和尼采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大解构者,前者解构儒家道统,后者解构理性哲学,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尼采提倡权力意志,而曹雪芹反抗权力意志。第四部分提出曹雪芹与斯宾诺莎、歌德的泛神论思想相通,在《红楼梦》中贯彻“泛神论的宇宙观、哲学观”。第五部分提出《红楼梦》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自然人性化”、“人性的自然化”的哲学内涵。第六部分比较曹雪芹与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区别,提出前者有对生与爱的眷恋,是“伤感主义哲学”,而后者是“绝情主义哲学”。

三月,发表《教育、美育与人的生命质量——在“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退思日上的演讲》(《今日教育》2009年第3期),首先指出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生存技能”,而是提高“生命质量”——“使人了解生存的意义与人生的根本,从而确立人的灵魂维度”。其次强调智育、体育、德育、美育对人的培养各有功用,有这些教育才能培养“完全的人”。另外,教材的选用对教育目的的实现至关重要,教材需要丰富与多样,要具备真、善、美这些基本钙质。

四月,发表《禅性与文学的本性——与高行健对话录》(《书屋》2009年第4期),这次对谈进行于二〇〇五年二月法国普罗旺斯大学高行健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探讨高行健现代戏曲《八月雪》中慧能形象,提出“慧能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悟性抵达不可说之处,抵达事物的本体,抵达理性难以抵达的心灵深处”,“把禅彻底内心化”,“把外在的求佛、求法、求救变成内在的自觉,变成清醒的意识”。将慧能的禅性推及文学,强调作家“既然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体存在”,“不能为他人的认可而写作”,“重要的是自身内在真实而自由的声音”所以,作家不能执着于文学的民族性,要追求普世性写作。

五月,发表《病理学启蒙的反思——与李欧梵的对话》(《万象》2009年第5期,收入《共鉴“五四”》第三篇)

六月,出版《共鉴“五四”——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共论“五四”》(香港三联书店),主要收集刘再复从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九年间关于“五四”的论文和谈话录,分为六篇:第一篇“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提纲;第二篇“五四”启蒙课题答问纪要——答北京鲁迅博物馆姜异新博士问;第三篇病理学启蒙的反思——与李欧梵的对话;第四篇“五四”核心理念及其历史语境;第五篇胡绳近代史著批评提纲——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五篇,国内尚未发表过。此文刘再复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与胡绳商榷。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近代史书,把近代史描写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排除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的历史。这是把中国近代双线的历史(暴力革命与建设现代文明)变成单线的历史,即丢掉“建构现代文明”的历史。因此,此书便成立片面与残缺的史籍。第六篇关于个人主义与新文学的思考(节选自《告别革命》第34辑)

七月,出版《红楼哲学笔记》(北京三联书店),分为内篇:三百则《红楼梦》哲学阅读笔记;外篇:一部分《红楼梦》哲学补述,主要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研究《红楼梦》;另外一部分是对《红楼梦》澄明五境(幻境、空境、诗境、乡境、止境)的研究。

出版《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北京三联书店),与《人论二十五种》写法类似,只不过这本书将选定的解说对象限定在《红楼梦》中,目的是“用作者的命名和小说中提到的通名,对《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再作一番描述和评论,并借新的视角说些新话”(《红楼人三十种解读·自序》)。三十种人包括:梦中人、富贵闲人、槛外人、卤人、可人、冷人、通人、玉人、泪人、痴人、正人、真人、乖人、怯人、愚人、能干人、玻璃人、明白人、颖悟人、知音人、冷眼人、伶俐人、糊涂人、读书人、滥情人、嫌隙人、尴尬人、势利人、小人、废人、浊人。三联总编李昕认为,《红楼人三十种解读》是刘再复红楼诸著中可读性最强的一本书。

八月,发表《“五四“的语言实验及其流变史略》(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4期),从语言变革角度反思“新文学运动”,将其视为“能指”的革命:“一场变化语言形式的实验运动”,指出“五四”打破“文”与“言”的界限,倡导“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的合一,以“把语言交还给社会大多数的老百姓”,着眼于“大众的社会权利”,慈悲且伟大。但是,这场语言形式的改革不能改变语言的媚俗流向,“文学语言降低为现实语言”,“‘意义’‘消解了语言形式’”。新时期作家面对之前文学俗话留下的后遗症,不得不“重新进行语言实验与文体实验”, 进行了三次“反俗化”的语言实验,“形式不断内化,不断能指化”,变成“形式对意义世界的消解”,走向另一种极端。

十月,出版《红楼四书》[①]函套本(北京三联书店)。基于《红楼梦》及其研究在中国学界经久不衰的影响,刘再复的《红楼梦》研究一经出版,引发了学界众多关注。持肯定意见的论者欣赏其在《红楼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独特解读态度(不为学术为生存)、开阔的视野(中西理论融合)及新颖的解读方式(悟证)等。[②]亦有学者对刘再复在人物形象分析(尤其是贾宝玉“绝对的善”)、崇“红楼”贬“三国”、“水浒”及美学思想归纳方面提出质疑。[③]

十一月,发表《钱锺书先生纪事》(《东方早报》20091115日第3版),这是刘再复在钱锺书去世十年即二〇〇八年写下的纪念文字。作者与钱锺书结识多年,文章揭示了钱锺书的丰富性:“我接触的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因为把社会看的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发出“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的警语。“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刘再复指出钱锺书的《管锥篇》的文体选择也是防范之心的表现,“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由于“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这样的钱锺书是大家所不了解的——尖刻的冷人。但刘再复还指出:“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正如郑朝宗先生所言“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对学术尊重(对“显学”冷静)、拒绝个人崇拜(对办《钱锺书研究》刊物 生气)、对后生宽厚(支持刘再复一九八〇年代在学术上的探索)。

发表《存在的“最后家园”——对谈录》(《读书》2009年第11期),这是二〇〇六年秋在美国科罗拉多州Boulder与李泽厚探讨“语言是存在家园”这一流行命题,提出二十一世纪应该扬弃这一命题,认为“历史和心理”是最后的实在。

十二月,发表《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读书》2009年第12期),解读四大名著,指出《红楼梦》与《西游记》属原形文化,是“民族的原汁原质文化”、“民族的本真本然的文化”,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则属于伪形文化,是“丧失本真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提出“不仅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会产生变动力,而且民族内部的沧桑苦难,尤其是战争的苦难和政治的变动”都会导致文化发生伪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方面是中国英雄文化的伪形”(破坏性的英雄),“另一方面是中国女性文化的伪形”(蔑视、仇视、杀戮女性)。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的《双典批判》的理论基础,刘再复借鉴斯宾格勒的“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概念,一方面肯定了《红楼梦》、《西游记》、《山海经》等所代表的“原形文化”的正价值,一方面批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伪形文化”的负面性,新颖的文化批判视角确实为重新审视这些古典名著带来不同以往的解读可能,“刘再复对‘双典’在文化层面上的质疑和批判,无疑是全面而深刻的。他继承了五四以来诸多学者的碎片性思考,并对之进行了系统化和深刻化,使我们从真正的现代意识上认识到了‘双典’在传奇化得叙事艺术中所隐含的重大文化问题”。[④]但是也有论者怀疑刘再复套用“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作为文化批判的切入口是否可行,指出“他以一种解释学的态度来重新定义了伪形的概念,并借用这个概念来指认中国文化内部发生着如同世界各原形文化之间发生的那些文化伪形现象”,即使要谈文化原形“也得在一定的限度内谈论”,“谈论我们已经有过的全部文化而不能仅仅谈论我们想谈论的文化的某一方面”。[⑤]

十二月,发表《题外有真义》(《书屋》2009年第12期),与李泽厚就老庄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区别、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历史研究法、“反二分法”与“后现代主义”话题展开对话。李泽厚指出:老庄哲学与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静观性”的,而后者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士兵哲学”。沟口雄三提倡在研究近代史的态度和方法上,应该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不把外来因素当成主因,刘再复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近代史最根本的动因还是外来刺激,因为外来刺激,才打破中国历史的内部循环”。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刘再复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解构理性,而是需要理性。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反二分法”,认为它与老子的“大制不割”、慧能的“不二法门”有相通处。发表《“提倡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是危险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对谈》(《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曾发表于1997720日《中国时报》)

出版《李泽厚美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分为主篇、副篇、附录三部分,称李泽厚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主篇分为两部分:一是一九九一年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李欧梵教授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讲稿《李泽厚与中国现代美的历程》(已收入《告别革命》,一是写于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九年间,对李泽厚美学的整体研究,指出李泽厚美学具有“原创性、体系性、通观性的特点”,“他的美学兼有哲学家美学与艺术家美学的双重意蕴”,总体而言,“是属于拥有哲学——历史纵深度的哲学家美学”。副篇主要是一九九六年、二〇〇六年、二〇〇八年刘再复与李泽厚就美学、哲学、历史、艺术等展开的对谈。附录主要是二〇〇八年李泽厚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以及二〇〇二年李泽厚在香港关于美学的一次演讲。白烨高度评价了刘再复对李泽厚美学的诠释:“刘再复的论析是概要的、判断是自信的、命名是精当的、态度是坚定的”,“这一切,不仅因为他对李泽厚美学烂熟于胸和了然于心,还在于他本身也是超越了文学的单一范畴,在人文、社会科学诸方面通识中西,融通古今,具有着与李泽厚相匹配、相近似的学养与才识。大家识大师,慧眼知慧心,这才是事情的关键之所在”。[⑥]

 

2010年,六十九岁。

一月,出版散文集《大观心得》(《漂流手记》第十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这是漂流系列散文的最后一卷)共分为四辑。第一辑主要包括《钱锺书纪事》、《谁是最可怜的人》、《美国的意味——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等;第二辑包括《慈母祭》、《二零零五年的浪迹》、《第三旅程启示》等;第三辑为《共悟人间》的续篇,与刘剑梅探讨香港文化、美国文化、语言等问题;原是父女为《亚洲周刊》所写的专栏文章。第四辑主要是为友朋及自己新出或再版的书写的序。

发表《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展望——对谈录》(《读书》2010年第1期),与李泽厚反思二十世纪哲学展望二十一世纪文学、哲学,对二十世纪把哲学最终归结为语言表述表示质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哲学、文学要经历否定之否定,重回对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这乃是文学与哲学的根本,如果否定这一根本,“其结果只会把文学本身可能潜在的博大性和深广内涵全取消”。

二月,在香港三联书店《红楼四书》发布会上发表《让“红学”回归文学与哲学》的演讲。演讲中,刘再复再次说明,他是《红楼梦》阅读写作,是为了“把《红楼梦》研究从考古学、历史学、政治意识形态学那里拉回到文学。此项工作可称作‘文学归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研究“法门”。他说:   

为了把《红楼梦》研究的重心从考古学、历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学拉回到文学与哲学,我借助禅宗,打破了“法执”,即打破研究方法上的已有格式,用悟证取代考证、实证与论证,淡化逻辑“法门”,强化直觉、直观的方式,用庄子(直觉)代替惠施(逻辑)。这样,在方法上首先赢得了一种解放,避免陷入封闭的概念系统中。在“红楼四书”中,我写了类似我国诗话、词话的六百则悟语(《红楼梦悟》中三百则,《红楼哲学笔记》中也有三百则)。这些悟语,明心见性,没有思辨过程,但力求击中要害,也力求每则都有文眼文心,不落入空谈。写作悟语时,我常常处于“至乐”状态。“至乐”是庄子使用的概念,这是形而上快乐——抵达某种精神高度或深度之后的快乐,不是世俗之乐。这种快乐类似佛教所说的“佛喜”。佛喜、道喜、形而上感悟之喜,都是有所发现的快乐。有了“至乐”,生命状态就大不相同,连吃饭睡觉走路,感觉也不同。

二月,发表《孙中山评说》(《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与李泽厚品评历史人物孙中山,一方面否定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之路,一方面敬佩孙中山爱革命不爱权利的革命人格,并肯定孙中山重视经济。发表《社会性“造反有理”批判——<水浒传>小逻辑质疑》(《书屋》2010年第2期;摘自《双典批判》第一章),指出“造反有理”、“欲望有罪”是蕴含在《水浒传》中的两大基本命题,“社会性造反”(反社会)与“政治性造反”(反政权)是小说中的两大造反类型。文章并不笼统否定宋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合理性,而是批判《水浒传》中“所显示的暴力崇拜和造反旗号下的反人性的黑暗手段”,并对社会性造反中的几种造反模式中体现的“抢劫有理”、“杀戮无罪”等“伪形文化”提出质疑。发表《抹黑对手——〈三国演义〉的历史伪形》(《读书》2010年第2期),指出《三国演义》作者站在拥刘灭曹的政治立场上,对包括曹操、周瑜、王莽等人物进行“抹黑”,让这些历史人物“伪形”化。

三月,发表《<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渤海大学学报》20102月),指出《红楼梦》持“‘空空’、‘无无’的最高哲学境界”,“主要哲学精神是看破红尘的色空观念”,“是一种以禅为主轴的兼容中国各家哲学的跨哲学”。发表《审美判断和艺术感觉——与李泽厚谈美学》(《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文章系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的一部分。刘再复就李泽厚美学中的一些问题与其展开讨论:儒家哲学的“情本体”特性、儒家深层结构中蕴含的“一个世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美观二重性等。发表《见证胡风冤案: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文史参考》2010年第6期),评价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指出“对胡风案的错误处理,曾经深刻伤害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使这种品格经历了历史性的危机”。发表《人类文学的凯旋曲——万之<凯旋曲>跋》(《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赞扬万之(陈迈平)在《凯旋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描绘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其人其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和写作中下的真功夫,“我佩服万之,他描写的不是‘一个’奇人,而是分布在地球各个角落挥洒不同文字文体的‘一群’奇人,而每个人的特别处都勾勒得如此明晰,真下功夫了。阅读功夫、研究功夫、比较功夫、思索功夫、写作功夫,全都投下了”。发表《历史的见证与人性的见证——读李彦的长篇小说<红浮萍>》(《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这是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李彦自叙体小说《红浮萍》中文版所作的序,赞扬作家“以轻驭重”的写作手法及“如实呈现历史真实时的自然汹涌的情感力量”所带来的震撼阅读体验。发表《中国第一小提琴手——<李泽厚美学概论>自序》(《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述说这本著作的成书过程及对亦师亦友的李泽厚的研究态度,“对他的评价,则是面对真理的讲述,只能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重要的是学术的严肃性,该说的就说,既不必在乎他人的评说,也不必在乎论述对象的意见。”

四月,发表《历史悲歌歌一曲》(《全国新书目》2010年第7期),介绍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发表《鲁迅的初婚》(《全国新书目》2010年第7期),摘录鲁迅第一次婚姻这一章节,推荐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3月再版的《鲁迅传》。

四月十六日,参加台湾大学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作题为《文学的自救——文学自性质毁灭与再生》的发言。

六月七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作《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演讲》。二〇一〇年六月五日至七日,刘再复在林建法陪同下到常熟参观并做讲座,讲座由丁晓原教授主持,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刘锋杰教授参与活动。演讲将李泽厚哲学分为六大板块:一、纯粹哲学——“人类如何可能”是“李泽厚哲学体系中最纯粹的哲学问题”;二、历史哲学——李泽厚历史本体论“扬弃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这套理念,强调人类历史发展中改善工具的实践活动才是最关键的历史内容”;三、伦理哲学——重心在于“探究个体内在道德性质的差异”;四、政治哲学——区分中西不同政治理念,“西方文化的政治理念是追求正义,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是追求和谐”;五、文化哲学——用“一个世界”与“两个世界”区分中西文化,用“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特点;六、美学哲学——“说明审美高于宗教的理由和说明如何以审美代宗教”。(《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部分转载)

六月九日,在安徽铜陵三中做《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的演讲,在香港岭南大学和四川大学做过同一话题的演讲。借鉴康德对于天才产生于文学艺术领域及天才须有原创性和典范性两个基本特征的观点,将天才分为两大类型:“先天性天才”和“后天勤奋型天才”,前者如莫扎特,后者如米开朗基罗,然不论那种天才往往发生不为世人所知、不被世俗所容的悲剧,提议要理解天才,保护天才。

六月,发表《双典阅读笔记》(《散文选刊》2010年第6期),是十七则《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阅读心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读来有趣。……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人性,最普通、最基本、最要紧的人性。”(第四则)“《红楼梦》给中国人提供了心灵体系,而《三国演义》却提供权术体系”。(第十五则)发表《<三国演义>批判——权谋、权术与人性》(《书屋》2010年第6期),指出这是一部“心术、心机、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各路人物在私心驱使下热衷于玩弄各种权术:刘备玩弄儒术,满口仁义道德,谋取私利;曹操操纵法术,借刀杀人;曹氏王朝覆灭的关键是未识破司马懿隐藏颇深的阴阳术;将女人视为政治砝码的美人术。文章对刘备儒术和司马懿阴阳术的论述分别被《领导文萃》2010年第17期、18期转载。

七月,出版《双典批判——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北京三联书店),分为两部分:上部《水浒传》批判,下部《三国演义》批判。上部五章分别是:社会性“造反有理”批判、政治性“造反有理”批判、“欲望有罪”潜命题批判、屠杀快感的两大现象、《水浒传》中的地狱之光。下部五章分别是:中国权术的大全、“义”的变质、智慧的变质、历史的变质、美的变质。

七月三十一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受华东师范大学黄平的采访,采访内容以“回望八十年代”为题刊登在《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5期上。采访内容涉及刘再复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前后经过、一九八〇年代的为学为政、对一九八〇年代的重估、《告别革命》等。

八月,发表《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全国新书目》2010年第8期),是《李泽厚美学概论》的自序。发表《论文学的超越视角》(《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从柏拉图对文学的两大指控即缺乏教育和道德功用与缺乏认识作用谈起,反思文学应该超越教育、认识的功利视角;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反思文学的超越性在于用良知监管裁决人类理性活动的对错。文学是人道的、个人的。发表《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沉浮》(《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和李泽厚探讨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的缺失,“五四”个人主义观念的勃兴及其不足——只解决个人主义的前提:“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独立”,提出健康的个人主义既不是自我的无限膨胀或无限萎缩,而是“除了意识到个人独立人格的重要,还意识到人类的存在是相关的,绝对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发表《关于文学与思想的答问——刘再复采访录》(《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与《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就读书的基本经验、治学路径、文学性、中国文学弱点、文学边缘化、《罪与文学》中的忏悔意识等展开对谈。发表《灵魂的对话与小说的深度(《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指出:“一部有深度的小说必定有作家人生的独到的发现,而这种发现又离不开对人的心灵的洞察。”分析夏目簌石小说《心》所表现的道德心与自立性的冲突、海因西里·伯尔小说《列车正点到达》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有罪和无罪的追问,证明“对人的内心宇宙的冲突的发现造就了小说的不朽价值”。(原为《罪与文学》第四章)

九月,发表《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与林岗合写《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根据虚构故事的叙述者对情节事件的解释类型,将小说叙事视角分为“世俗视角”和“超越视角”,中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世俗视角”,“因果报应的思想模式几乎垄断了中国古代小说面对虚构事件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写作,“作者在写作中逃避责任,让叙述归结为一个具体的现世功利目标”。(原为《罪与文学》第六章)

十月,发表《历史的变质——政治斗争三原则的源头》(《读书文摘》2010年第10期,文章节选自《双典批判》第九章),指出文革中政治斗争的三原则(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结成死党、抹黑对手)古已有之,《三国演义》中诸政治集团都在践行着三原则。发表《海德格尔激情》(《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讲述与李泽厚同游美国Arches国家公园的一次冒险体验。发表《“红楼”的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关于<红楼梦>的最新对话》(《华文文学》2010年第5),这篇父女对话进行于《共悟红楼》出版(香港三联2008年,北京三联2009年)后,主要就四方面展开讨论:贾宝玉的“神性”、悟“空”何以产生力量、真俗二谛的中道互补结构、对高鹗续书的评价,第三方面尤为精彩。刘再复认为《红楼梦》的精神结构为“儒道互补”结构,“全书浸满中道智慧”,并区分了“中道”和“中庸”:“中庸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在表层上与中道精神相通,这就是不走极端,主张凡事应恰到好处,但是中庸以中和为目的,为长行之道,它往往不得不牺牲某些原则而‘和稀泥’。中道则无须牺牲原则,它超越冲突的两边,立足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俯视两端,理解冲突双方的理由,用悲悯的无量博大眼睛看待双方,努力寻找其可以相同的灵犀”。发表《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这是《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一书的前言部分,包括对李泽厚哲学思想的整体评价、《告别革命》一书的成书过程,和李泽厚对话的缘起、目的等。

十一月,发表《我与李泽厚——灵魂的共振》(《学习博览》2010年第11期,摘自刘再复20106月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演讲),略述和李泽厚生活、学术上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发表《出神入化的美人术》(《领导文萃》2010年第21期,摘自2010年《书屋》第6期《<三国演义>批判——权谋、权术、人性》),论述《三国演义》中大规模广泛使用的美人计。发表《关于教育的两次对话》(《东吴学术》2010年第3期),记录自己与李泽厚在1994年与2004年就教育展开的两次对话,主要围绕二十一世纪教育的重心为对话焦点,强调“二十一世纪应当是教育学世纪,也就是说应当重新确立‘意义’,不能像二十世纪一味否定意义、解构意义。通过教育,重新培养健康的人性,便是重新确立意义”,“二十一世纪应把人文教育作为教育的重心、教育的前提。教育当然也应当要有知识教育,但应以人文教育为前提”。发表《刘再复新论五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这是刘再复2009年底到20103月间的部分文学研究成果,包括:一、让“红学”回归文学与哲学。二、文学自性的毁灭与再生[⑦]——指出五四时期文学自性的觉醒与毁灭,文革时期文学自性的毁灭,新时期文学自性的再生与新的困境,提出文学自救和提升之路——学养的提升、趣味的提升、灵魂质量的提升;三、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通过天才复杂定义及康德对天才的定义、天才的两大类型、天才的悲剧的论述,提倡保护天才;四、汉语写作中的天才异象——概说高行健成就(扎根中国文化却又超越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立足文学创作,但在戏剧、绘画、电影、艺术理论等领域均有成就;思想先锋);五、阅读薛忆沩小说时的狂喜。

出版《人文十三部》(中信出版社),节选其二〇一〇年之前主要是一九九〇年代以来十三本著作的部分内容汇编成册,分别是《罪与文学》、《现代文学诸子论》、《放逐诸神》、《“共鉴”五四》、《鲁迅论》、《李泽厚美学概论》、《思想者十八题》、《大观心得》、《双典批判》、《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十三种人解读》、《红楼哲学笔记》。

十二月,发表《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梁归智<周汝昌传>序》(《书屋》2010年第12期),肯定周汝昌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开拓性成就即“总成考证,超越考证”,赞其为“中国第一文学天才的旷世知音”;肯定周汝昌私淑弟子梁归智《周汝昌传》的成就——“不仅写出周先生这个‘学者’,而且写出周先生这个‘人’、这颗‘心灵’”。发表《爱怨交织的往事——胡绳纪事》(摘自《师友纪事》《读书》2010年第12期),回忆文革后与胡绳的一段爱怨交织的往事,勾勒文革后学术界思想解放道路上乍暖还寒的症候。发表《十年辛苦不寻常——高行健获奖十周年感言》(《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讲述好友高行健在获得二〇〇〇年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十年里,在艺术领域里不断追求,在“戏剧电影的研究和实验”方面有剧作:《八月雪》(2002年)、《叩问死亡》(2003年)、《夜间行歌》(2010年),电影:《侧影或影子》(2006年)、短片《洪荒之后》(2008年);在“美学和文学理论探索”方面有《论戏剧》(2010年);在绘画方面“十年来举办近六十次画展,出版了二十多本画册”。发表《走出二十世纪——高行健<创作论>序》(《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指出“孤独,从当下个人出发”是高行健的立身态度和写作态度,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拒绝做潮流中人、风气中人、市场中人”,“以孤岛般的独处从个人出发,不仅没有主义,而且没有世俗的社会‘归属’:无党无派,没有团体、没有山头,甚至没有祖国”。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沉浸在文学艺术殿堂,对文艺进行独特的“开掘与阐释”。这是刘再复接受《华文文学》约稿,主持“高行健专辑”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有关高行健的很多论述都在这个杂志发表。发表《<高行健研究丛书>总序》(《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这是刘再复与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主席为《高行健研究丛书》所作的序言,指出出版丛书的三大理由:一、高行健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更重要是其在小说、戏剧、绘画、电影、美学和思想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越;二、高行健作品既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形式上也变化多端;三、高行健作品和思想既传承又超越传统,具有普世价值。发表《高行健近十年著作年表及获奖项目》(《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整理了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〇年间高行健著作及所获奖项,展示高行健在文学、喜剧、绘画等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区获得的认可。发表《当代文学中的天才异象》(《华文文学》2010年第6期,又发《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2011年,七十岁。

一月,出版《人性诸相》(北京三联书店),收录了各著作中关于人性、人相的篇章,加以重新编排,分为六大类:人相、禽相、阿Q相、心相、众生相、时相。出版《师友纪事》(北京三联书店),收录漂流手记系列中有关师友的篇章,涉及人物有学界的、政界的亦有普通百姓,刘再复用文字记下他们的人性光芒。

发表《制度偏公 权术偏私》(《杂文月刊》(选刊本)2011年第1期,节选自《双典批判》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指出《三国演义》所写的时代,表面上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中国的权术那么发达,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计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发表散文诗《苍穹的呼唤》(《语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3期),表达出国后回到日常、回到书桌、自由思索的豁达与感动,“意识到自己立于地球上,意识到身处无边大宇宙系统中最美丽的地点,意识到在这个稀有大地上还有无数生命壮观尚未欣赏,就足以使我们热爱生活”。

二月,发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与林岗合写,《东吴学术》2011年第1期),摘自《罪与文学》第九章,中信出版社,2011年),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在审美内涵上的缺陷和局限,认为从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后起,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主导,作家只能用世俗的视角与现实对话,“作家的想象空间和文学内涵就只剩下‘国家、社会、历史’一维,文学变成单维文学”,缺乏“叩问人类存在意义”的本体维度、“叩问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超验世界”的本真维度、“叩问生命野性”的本然维度,三种维度中“本真维度”失落最彻底。《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转载了部分内容。

三月,发表《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与李泽厚探讨鲁迅高于时贤、影响后世的关键在于其“提倡启蒙、超越启蒙”的深刻,“不是长久地‘彷徨无地’,而是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人间”。发表《最后一缕丝——追忆聂绀弩》(《人物》2011年第3期,摘自《师友纪事》北京三联2011年),追忆聂绀弩的人格魅力、学术精神:“他既不懂得掩盖才能的锋芒,也不懂得掩盖良知的锋芒”。对自己的影响:“他生前以深挚的爱和深邃的思想,在我身上注入了他的一部分灵魂,每次想到他的名字,我就在心中增添一些洁净的阳光并抹掉一些无价值的阴影”。

出版讲演集《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刘再复讲演集》(人民日报出版社),收录刘再复一九八七年到二〇一〇年间的重要演讲,包括一九八七年在巴黎对中国留学生的演讲《知识分子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命运》、一九八八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的演讲《传统与中国当代文学》、一九九四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演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变迁》、一九九四年在马来西亚“中华文化迈向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小说文本中的理念变迁》、一九九六年在台湾联合报系的演讲《中国现代三大意识的觉醒》、一九九八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召开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演讲《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二〇〇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华文文学”的演讲《风骨·性情·慧悟》、二〇〇一年在澳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吟赏国际研究会”的演讲《返回古典》、二〇〇二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演讲《欲望的权利与欲望的制衡》、二〇〇二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民族主义讲座”会上的演讲《走出“民族主义》、二〇〇三年在“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退思日”上的演讲《教育、美育与人的生命质量》、二〇〇四年在哈佛大学李欧梵退休仪式上的演讲《人文世界的精神漫游者》、二〇〇四年在深圳“世界杰出华人会议”的演讲《用大观的眼睛看香港》、二〇〇五年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东海大学中文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等处的演讲《我的六经》、二〇〇五年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演讲《中国“尚文”历史传统》、二〇〇五年在香港北京大学校友会上的演讲《伟大的内心律令》、二〇〇七年在《明报月刊》创办四十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再论“第三话语空间”》、二〇〇八年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美国的意味》、二〇一〇年在香港三联书店《红楼四书》发布会的演讲《让“红学”回归文学与哲学》、二〇一〇年在香港岭南大学、四川大学、安徽铜陵三中的演讲《文学艺术中的天才现象》、二〇一〇年在台北“华文文学高峰会”上的演讲《文学的自救》、二〇一〇年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的演讲《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

四月,发表《上帝、警察与记者》(《杂文月刊》(选刊版)2011年第4期),指出美国这个欲望充分释放的国家能够自由而有序靠的是完善的法律、自由的新闻系统和宗教情操,即警察、记者和上帝这三样东西的调节,而中国恰恰缺乏的是这三样。发表《清华,你应是鹰的摇篮》(《看历史》2011年第4期),为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写下祝福,回顾了二十世纪二〇、三〇年代清华的辉煌:“形而上的最高水平和最先进的学术眼光、学术方法全在清华”,痛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清华人文维度的忽缺,欣喜一九八〇年代清华有识之士恢复人文传统的努力,希冀在新世纪里能有更好的未来。发表《想念你,樊骏好兄长》(《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这是为纪念文学研究所同事兼好友樊骏写下的追思文字,盛赞其高尚无私的品格——“他尊重每个人的政治选择与存在方式,没有任何排他性”,“他本是一个清高的近乎‘洁癖’的‘己’,偏偏对‘群’具有最真挚的关怀,……完全献身于文学所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感恩在文学所工作的几年中樊骏对其工作和学术的支持,感激出国后对他默默的帮助。这是一篇忆友的美文,更是一篇重要的文学史料,通过对樊骏的回忆,人们可了解一九八〇年代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学术活动背后的花絮,弥足珍贵。发表《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关于“国学现代意义”的答卷》(《华文文学》2011年第2期),这是为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国学高峰论坛”所作的“命题作文”,指出国学要实现现代意义必须“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即“肯定和吸收普世价值又不就范某一既定的西方范式”,“开拓我国古典资源又拒绝被固定为某一现有的中国模式”,“创造一套立足于现代中国生存发展需要的社会形式”。

五月,发表《穿过历史长廊的心灵之旅》(《法制资讯》2011年第5期),为《独语天涯——1001夜不连贯的思索》(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的书摘,其中一篇写漂泊旅程中灵魂的“惊觉”:“我不再欠债。我已从沉重的阶级债务和民族债务中解脱。这是生命的大解脱。……此后我还会有关怀,然而,我已还原为我自己,我的生命内核,将从此只放射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

出版《鲁迅论》(刘剑梅选编,北京:中信出版社),收集刘再复从一九八〇年代到二〇一一年间有关鲁迅的重要论著(节选)、对话、讲演。其中一九八〇年代主要包括:《论性格真实——<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节选》、《鲁迅的悲剧观念》、《鲁迅杂文中的“社会相类型》、《鲁迅与中外文化》、《<孔乙己>的美学力量》以及和林岗在《传统与中国人》中对鲁迅的论述。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主要包括:与李泽厚、林岗关于鲁迅的对话、《鲁迅研究自我批判——在东京大学“鲁迅和异文化接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论鲁迅状态》、《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与悲剧——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新加坡实验戏剧学院的演讲》、《鲁迅的复仇情结与复仇意象——重读<铸剑>》、《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类型——鲁迅与高行健》、《朱正新著<鲁迅传>港版序》、《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中国——刘再复访谈录》。

五月二十八日,参加韩国汉阳大学高行健戏剧节并发表题为《高氏思想纲要——高行健给人类世界带来什么新鲜的思想》学术报告(讲稿发表在《华文文学》2012年第3期),从十个方面概述高行健思想:(一)艺术性思想家;(二)“没有主义”:彻底打破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遮蔽;(三)“冷文学”:不屈从政治也不干预政治;(四)告别乌托邦神话:世界难以改造;(五)“真实”乃是文学的终极判断;(六)“回归脆弱人”理念;(七)尊重宗教但不走向宗教;(八)放下“现代性”新教条;(九)以人类学眼光驾驭中国文化;(十)新思维带来艺术原创性。

 

Cambna Press congratulates Liu Zaifu and Shu Yunzhong on the recent outstanding review by China Review Internutional on Reflection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he book by the famous literary and culture critic,Liu Zaifu, was published originally in Chinese, and this muchanticipated English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Shu Yunzhong The foreword is by Gao Xingjian, recipient of the 2000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find out what Gao Xingjian has to savabout this Cambria Press publication

 

The joumal praises the book for being "a delightful, fascinating, and enlightening reading of CacXueqin`s eighteenth-century masterpiece,Honglcu meng... extremely engagmg and stimulating ...the author's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references may well broaden bis  readers' perspective and will be helpful to English read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review  also commends it because "the translator has also done a good job by using lucid and pithy language to translate some extremely complicated concepts and expressions "

 

最近《中国研究书评》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楼梦悟》的优秀书评。Cambria出版社为此向刘再复和Shu Yunzhong表示祝贺。著名文学和文化评论家刘再复所著的这本书原是用中文发表的。Shu Yunzhong教授翻译了期待已久的英文版。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写了前言。(请查阅高行健对这次Cambria出版社发行此书的所见)。

《中国研究书评》杂志称赞此书是对曹雪芹十八世纪的名著《红楼梦》的“有趣,迷人,启发性的解读,极富吸引力,并促人深思。作者穿越文化的比较和参照,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英语读者很有帮助。”书评还称赞“译者也成功地用简明精辟的语言翻译了一些极其复杂的慨念和表述。”

六月,在上海图书馆作《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的演讲(广告刊登的题目为“红楼梦的哲学阅读”)。刘再复在演讲中说,他理解的存在论是寻找“成为自己的可能性”的哲学,即通过挑择成为自己的哲学。

用存在论的视角给《红楼梦》人物作些分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主要人物作出两大类划分,也可以更细致地作更多类别的划分。

如果作两大类划分,那么,《红楼梦》的人物,一类是“拥有自己”或“意识到自己”;一类则是“没有自己”或“从未意识到自己”。小说中的贾宝玉与甄宝玉,长相一模一样,可是贾宝玉见了甄宝玉之后大失所望,觉得眼前这个甄宝玉只能发出一套“立功立德”的“酸论”,心灵和自己相去十万八千里。而甄宝玉见到贾宝玉,却全然不知道眼前的“贾宝玉”才是本真本然的自己.只一味劝诫贾宝玉“浪子回头”。这真是“纵使相逢应不识”(苏东坡语),也难怪海德格尔要感慨:人类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贾宝玉与甄宝玉这段相逢的故事,乃是一个守持“本真自我”的存在者与一个失去本真自我的存在者相遇的故事,甄宝玉不认识贾宝玉正是本真的自己,但贾宝玉却知道甄宝玉远离了自己。,《红楼梦》里的贾政、北静王等,其实都是甄宝玉,但都丢失了自己而不自知。秦钟作为贾宝玉的少年好友,临终之前向阎王告假来会宝玉,对贾宝玉也发了一通类似甄宝玉的“忠告”,说明他最后还是丢失了本真的自己。可见,守持本真之自我并不是简单的事。

 把《红楼梦》人物作两大类划分之后,还可以更具体化一些,以作更细的分类,至少可以归纳出下列重要的类别:

 (l)意识到自己又敢于成为自己但最后还是不能实现自己。如贾宝玉、林黛玉、妙玉。

(2)意识到自己却不敢成为自己,甚至扑灭了自已,如薛宝钗。

(3)想成为自己却被社会所扑灭(不是自我扑灭,而是被他者所扑灭),如晴雯、鸳鸯、香菱等。鸳鸯、尤三姐虽是自杀,其实也是被社会所扑灭。

 (4)完全未意识到自己,如袭人等。

 (5)本想成为自己,却在面对社会时立即扑灭自己(社会与自我对自己的双重扑灭)。如贾雨村。

 (6)被道统本质化而丧失自己,也从未拥有自己,如贾政。   

(7)被社会所物化而变质为人类与自我的“异己”,如薛蟠、贾赦、贾琏、贾蓉等。

 (8)本有自己,却被他者同化而丧失了自己,如王夫人等。

 (9)本可成为自己,但因过分膨胀自己最后消灭了自己,如王熙风。

 (10)被社会剥夺了自己仍争取成为自己,但最后也消灭了自己,如秦可卿。

六月,发表《论点头人》(《领导文萃》2011年第11期),这是刘再复《人论二十五种》的一篇,指出“随风便倒”、“君言亦大好”的一般点头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当得很是“艰难与辛酸”,即使是那些身为领导的点头人也有大苦衷,头点得是否恰到好处关系到种种利益,但不管怎样,点头人“比起那些不随便点头、着意保持头颅之尊严的人,还是安宁幸福得多,所以点头人还是不断繁殖”。发表《千年吃人相》(《杂文月刊》(选刊版)2011年第6期,摘自《人性诸相》北京三联2010年),指出中国历史上某些时代、某些地区确实存在事实的吃人现象,另外古代宗法制扼杀人的尊严价值这是另外一种“吃人”。思考为何到“五四”才形成对吃人现象的规模性批判——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的失败,使爱国知识分子“正视和批判一个畸形年代里所发生的悲剧现象,正是为了使这种悲剧不再发生”。

八月,发表《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华文文学》2011年第4期),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为是年台湾联合报系和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举办的“革命主体”对话会所做的演讲,重提“告别革命”的含义和提出这一主张的目的。革命“指以群众暴力等激进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要“告别以大规模的流血斗争推翻政权的”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也要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目的“希望通过告别,能在新旧世纪之交时,放下二十世纪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点的包袱”。本篇演讲稿着重讨论《告别革命》的思想背景,认为中国从一九世纪末到一九三〇年代,经历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识的觉醒,“第一次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三次觉醒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面貌和命运”。

九月,发表《彷徨无地的诗人及其梦的破碎——原甸小说<探索三部曲>序》(《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为新加坡诗人原甸的探索三部曲《活祭》、《奉献》、《重轭》(作家出版社,2011年)所作的序,高度评价了原甸小说的成就:“如实地写出自己的经历和时代”,“而且还写作自己对时代的感受与评价”,“在评价中,他以诗人的坦率,撕破各种假面具,尤其是撕碎各种‘俘虏’过他的大概念与大谎言,从而使作品带上深厚的哲学意蕴”。

十月,参加德国爱尔兰根大学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论,发表《高行健的自由原理》的演讲(发言稿发表于《华文文学》2012年第3期),解读高行健的思想深度。刘再复指出,高行健的自由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一个人圣经中》的“自由自在。这自由也不在身外,其实就在你身上,就在于你自己是否意识到,知不知道使用。自由是一个眼神,一种语调,眼神和语调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你并非一无所有。……自由短暂即逝,你的眼神,你那语调的那一瞬间,都来自内心的一种态度,你要捕捉的就是这瞬间即逝的自由。所以诉诸语言,恰恰是要把这自由加以确认,哪怕写下的文字不能永存。……自由不是赐予的,也买不来,自由是你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意识,……神圣或霸权,这自由都承受不了,你也不要也要不到。……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你心中。……自由不理会他人,不必由他人认可,超越他人的制约才能赢得,表述的自由同样如此。”

十一月,发表《周扬纪事》(《读书文摘》2011年第11期),作者和周扬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有过近距离接触,因文字思想而结缘。刘再复认为周扬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史上的一个领袖人物”,“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执行者,确实整过人,打击过敢于直言的作家,但是,当他自己也经历过不幸,经历过贴着革命标签的文字狱之后,又确实有所彻悟,确实有负疚之心。”“他晚年不断落泪,不断伤感,不断对着继续左倾的喧哗发出叹息”,“他真诚地认识到自己参与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需要记取教训、需要忏悔、需要感到心灵不安的时代”。刘再复记述自己与周扬的交往,不是因为周扬曾经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看到一种历史沧桑的痛苦与严峻,一种人性的挣扎与复活,一种难以死亡的良知责任感,一种负载着时代错误与灵魂困境的眼泪与伤感”。发表《杨健民<艺术感觉论>再版序》(《福建艺术》2011年第6期),这本书一九八九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二〇一二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再版,刘再复一九八五年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以后,建立“新学科研究室”,组织编辑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这个工作于一九八九年中断。杨健民的这本书入选建设丛书,可见本书学术分量,刘再复赞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少见的高质量的理论著作”。发表《“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酒国><受活><兄弟>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刘再复将莫言、阎连科、余华三人的小说放在一起的理由有三:一、这三个人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作品数量多,质量高,不重复;二、这三部小说有共同主题——“中国急速城市化之后,城市中所发生的人性变态和道德沦丧”;三、类似的文本策略——“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

十二月,发表《高行健对戏剧的开创性贡献》(《华文文学》2011年第6期),指出高行健在戏剧上的开创性贡献:(一)在中国创造第一个荒诞剧《车站》;(二)在人类戏剧史上第一次创造出“内心状态戏”;(三)通过“人称转换”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四)创造演员表演的三重性。

 

2012年,七十一岁。

一月美国纽约Cambria press出版《双典批判》英译本。译者美国纽约皇后大学Shu Yunzhong教授。(中文名舒允中教授)

这是刘再复的第二部英文译本。第一部为《红楼梦悟》,出版于2008年。出版社与译者与《双典批判》相同。这一年刘再复收到Cambria出版社的祝贺信。信的全文如下:

一月,发表《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读书》2012年第1期),这是刘再复为在韩国召开的“多元社会中的自我与他者”讨论会提交的“命题作文”,指出在多元时代里,应“既确认自我——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又确认自我——个体生命的有限性”。

三月,发表《上海,助我思想飞扬的上海》(《小说界》2012年第2期),此文为纪念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而作,回忆和该社的文缘,感谢郝铭鉴、谢泉铭、高国平、梅朵、徐启华等人对他文学创作、理论探索的帮助。发表《<红楼梦>哲学要点》(《东吴学术》2012年第1期,又载《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这是二〇一一年四月四日刘再复在厦门大学建校九十周年“走进大师”系列讲座上的演讲,从“大观视角、心灵本体、中道智慧、灵魂悖论、澄明之境”等五方面讲述《红楼梦》五大哲学要点。

三月二十五日,发表《欧洲游思》(《东方早报》2012325P03版)记述在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的游思。

四月四日,为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论坛作“红楼梦哲学要点”的演讲。演讲会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主持,由校长朱崇实致欢迎词。刘再复在演讲中讲述了他对《红楼梦》的基本认识和《红楼梦》的五个哲学要点,即“大观视角”、“心灵本体”、“中道智慧”、“灵魂悖论”和“澄明之境”。刘再复在讲到“心灵本体”时说:

《红楼梦》告诉我们,最后的实在是心灵,心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叫做心灵本体论。《红楼梦》不讲政治本体、历史本体、上帝本体,只讲心灵本体。《红楼梦》是一部大心学,是王阳明大心学之后最伟大的一部心学。当然跟王阳明心学不同,王阳明心学诉诸思辨,诉诸概念,曹雪芹的心学则诉诸意象,诉诸形象,但都是心学,《红楼梦》最后的部分(第一百一十七回),有个非常重要的结尾,具有深刻哲学意味与心学意味的形而上结尾。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不否定高鹗的续书,不完全否定。尽管从境界上说,高鹗的后四十回不如前八十回,有很多问题。但也有它的长处,最重要的是突显了心灵本体。最后要结束时,贾宝玉快出家了,有天他身上带的玉丢掉了,他的妻子薛宝钗还有袭人两个慌张得不得了,到处找。宝玉笑她们说:“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这是一句话,另一句是:“我已经有了心了,还要那玉何用!”这是惊天动地的宣言。心比所有的物质都重要,也比玉重要。心才是根本。台湾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特别欣赏后四十回,恐怕正是因为他感受到其中的心学意味。《红楼梦》和王阳明的概念性心学不同,它诉诸形象,塑造了一个主人公贾宝玉,他是心灵的象征,心灵的载体。贾宝玉这颗赤子之心,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学里面最纯最真的心灵,太纯太美了。

 

五月,发表《震撼人心的诗歌“危言”——读陈原的诗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2年第5期),评论诗人陈原的诗论《诗人已经变成了诗歌的敌人》,赞扬其对诗人变质的发现,认为二十世纪诗歌式微的原因主要在于诗人“普遍缺少思想,从而未能对人类的生存困境作出诗的回应”;“诗人们普遍庸俗化,从而未能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

发表《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关于人生“反向努力”的思索》(《读书》2012年第5期),刘再复将他出国后的生活视为“第二人生”,区别于此前的“第一人生”,指出海外生活让他获得“自由时间”、“自由表达”和“完整人格”,与此相应,心灵走向则是“反向努力”——“向后方、向童年、向童心、向质朴”努力,而这种“反向意识”的获得是“体验的结果,是读书的结果”并且通过个人的生命状态和文学研究呈现。

六月,发表《现代庄子的坎坷与凯旋——<庄子的现代命运>中文版序》,这是刘再复为大女儿刘剑梅新作《庄子的现代命运》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所做序言,提出如下表扬:(一)“抓住庄子‘重个体、重自由’特点,认定庄子的存在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作家的幸运。而庄子的现代命运实际上也正是‘个人自由’、‘个性飞扬’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二)“对庄子命运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描述”,“庄子的现代命运史折射的正是个体自由精神的命运史”;(三)“对每个现代作家学者的庄子评述作出再评述”时“敢于叩问,敢于质疑”;(四)对包括鲁迅、郭沫若、汪曾祺等在内的现代作家的评价既重视语言,又重视语境。

发表《儿童节与高考——再说“童年的长度”》(《今日教育》2012年第6期),漫谈生存竞争对孩子童年长度的压缩,提出对孩子的教育应把“培养全面的优秀人性”作为第一要义,111111111111111然后才是职业技能的传授。发表《周汝昌: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旷世知音》(《中国图书商报》201265日第014版),盛赞周汝昌对曹雪芹文学第一天才历史地位的确证,肯定周汝昌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一)发现《红楼梦》四项伟大:“思想情感之伟大、学识广博之伟大、气味品格之伟大、才情诗境之伟大”;(二)对《红楼梦》的考证是“总成考证、超越考证”。发表《高氏思想纲要——高行健给人类世界提供了什么新鲜的思想》(《华文文学》2012年第3期),具体内容上文提及,此处略。发表《高行健的自由原理》(《华文文学》2012年第3),具体内容上文提及,此处略。

七月,发表《贵族精神的失落》(《上海采风》2012年第7期),将贵族精神视为自尊、自律、自明,与其对立的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指出贵族精神不是贵族的专利,这一精神的失落与深层文化(诚实、正直、尊重生命个体等)的失落有关。发表《<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读书》2012年第7期)

八月,发表《我们不再受骗了》(《杂文月刊》(文摘版)2012年第8期),引用鲁迅用过的题目来指出说假话、做假人的伪道德一直存在。

九月,发表《刘再复的散文诗(两组)》(《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9期),选登了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散文诗“灵魂的家园”六首散文诗中的三首《思想者》《黑洞》、《迷误的海燕》以及《独语天涯》(漂流手记第四卷)中的七、八、十、十一、十五则。发表《小国有道亦有谋》(《青年博览》2012年第18期),评价位于奥地利和瑞士夹缝之中、面积一百六十平方公里、不到四万人的富裕小国列支敦士登。发表《人类的集体变质》(《杂文月刊》(文摘版本)2012年第9期),批判“神经被金钱抓住”这一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九月二十日,发表《布满历史的悲喜歌哭》(《深圳特区报》),为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10月)作的序,指出这本著作的价值“不仅展示了梁启超个人的历史,而且展示了中国‘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补救了胡绳近代史的缺陷”,在历史的展示中,“不仅有丰富翔实的史料、有冷静公正的史实、有对历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还有布满全书叙述中的‘历史肌理’,即历史血肉和历史的悲喜歌哭”。

十月,《随心集》在北京出版(北京三联,责任编辑朱竟梅)本书为二〇一一年应各方邀请访问国内多座城市及游历海内外诸大学的演讲、采访及反思文字的结集。自序题为《从“作文”时代到“随心”时代》。发表《献身于美学王国的东方求道者——<王世德文艺审美学文集>总序》(《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回忆一九八〇年代与王世德先生的学术交流,欣赏王世德对学术的执着——“王世德先生乃是一个献身于美学王国的至真至诚的东方求道者”,特别赞扬王世德在《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研究》、《审美学》等著作中所下的功夫。

发表《我的散文散记——<刘再复散文精编>作者后记》(《华文文学》2012年第5期)。刘再复在海外的漂流系列散文共出10卷,只有部分内容散见于报刊杂志。从2010年秋开始,北京三联书店策划出版刘再复的散文系列,将原来大致按照时间排序的漂流手记重新排列组合,以文体分类,按照“人物散文”、“人相杂文”、“文化随笔”、“世界游记”、“情思小品”、“会友序跋”、“诗意悟语”、“两地书信”等类别出版,这篇后记谈的是散文的书写心得及主要内容。

发表《胆识兼备 方为境界——庄园<女性主义专题研究>序》(《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为《华文文学》副主编庄园《女性主义专题研究》所写的序,刘再复从行为文本(语言)和书面文本(语言)两方面评价庄园其人其文,指出庄园文字中蕴含“真诚、胆魄、见解”,指出她的文字语言和行为语言具有同样风格:“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吞吞吐吐的奴隶痕迹,没有迎合权贵与权威的市侩气息”。

出版《教育论语》(与刘剑梅合写,福建教育出版社),分为七部分:父女关于教育的对话、刘再复关于教育的演讲、刘再复关于教育话题接受的访谈与对话、刘再复撰写的关于教育的散文与杂文、刘再复缅怀老师的文章、刘再复撰写的歌颂老师的散文诗、刘再复为刘剑梅《庄子的现代命运》及《狂欢的女神》两本著作所作的序。

十一月,发表《童心百说》(《视野》2012年第11期),提出虽“身生命”无可奈何老去,但“心生命”可以一直年轻。

十二月,发表《从纽伦堡到柏林》(《杂文选刊》2012年第12期),记录到德国纽伯伦和柏林见到与纳粹相关历史遗迹的感想。发表《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华文文学》2012年第6期),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莫言获得二〇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听闻此消息的刘再复写下此文表示祝贺。这里用“再说”,是因为早在二〇〇〇年刘再复就曾写过《黄土地上的奇迹》(载《明报》2000330日)来评价莫言的创作。从一九九七年到二〇一二年间,刘再复写过五篇文章评论莫言的创作,另三篇是:《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明报》1997917日)、《赤子莫言》(《明报月刊》2000年第4期)、《“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酒国〉、〈受活〉、〈兄弟〉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刘再复在这些文章中无一例外地给予莫言以高度评价:“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汽”。“我喜欢莫言,正是因为他至今仍像个孩子,仍生活在长满红高粱的儿童共和国里。这一共和国的公民是拒绝一切面具和包装的”。“莫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造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显现出罕见的批判性力度”。(《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转载)

发表《刘再复谈莫言》(《华文文学》2012年第6期),这是在香港科技大学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的访谈录。访谈主要涉及对莫言获奖的评价、中国作家作品在瑞典的翻译、刘再复和莫言的交往等。发表《倾听末日的警告》(《东方早报》20121228日第B09版),针对二〇一二年末风行的世界末日说提出看法,认为玛雅人从“物质—自然”层面宣告地球的毁灭是骗局,但从哲学层面,世界确实布满“末日景象”,地球正变成“精神荒原”,人类变得“肉人化”。

十二月,出版《世界游思》(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槛外评说》(北京三联书店)。

本年度《双典批判》韩文译本《共悟人间》韩文译本相继出版,这之前韩国已出版了《告别革命》、《人论二十五种》、《传统与中国人》、《面壁沉思录》的韩文译本。

 

2013年,七十二岁。

一月六日,发表《薛忆沩与写作的又一种“可能”》(《晶报》),指出作家的哲理小说《遗弃》是“一部探索‘自己’如何成为可能的充满存在思辨的作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奇观”。

一月,发表《莫言的鲸鱼状态》(《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刘再复在一九九五年给莫言的通信中提出希望莫言能“成为文学海洋里的鲸鱼”,莫言后来在文章中回应说做不了鲸鱼,但“牢记鲸鱼的精神”,刘再复把莫言的“鲸鱼精神”阐释为“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提升,不停地靠近自己目标,不理会他人的攻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二月,发表《八方序跋》(北京三联书店),这是“刘再复散文精编”的第六卷:序跋合集。主要包括为作家、学人著述所作的序、为自己的作品所作的自序和后记、他人为刘再复著述所写的序等。部分已经发表,大部分散见于之前的各类著述。

发表《高行健莫言风格比较论》(《华文文学》2013年第1期),这是刘再复与刘剑梅的“共悟”,比较了二人风格上的差异:莫言善于讲故事,高行健小说即使有故事也是故事附属于思想;莫言是“热文学”(“热烈拥抱社会现实,热烈拥抱社会是非”),高行健是“冷文学”(“不干预社会生活,它只冷观社会,见证人性”);莫言作品体现“酒神”精神(偏于感性),高行健作品体现“日神”精神(偏于理性);莫言作品属于“雅俗共赏”文学,“更广泛地体现本土(中国)大众与小众的综合趣味”,高行健作品属于高雅文学,更多体现了“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李欧梵语)。

发表《从纽伦堡到柏林》(《杂文月刊》(文摘版)2013年第2期),批判建造“围墙”的愚蠢:“如果筑墙者聪明,他们应当给围墙内的人民多一点自由与幸福。自由、幸福等普世要素才能构成温馨的磁场,才能让人热爱所在地的生活而不去作突围的冒险。伤痕累累的历史所期待的是不要继续东西对峙,是不要再发生血腥战争,是不要让人类再作大规模的死亡体验。”

三月,发表《莫言了不起之种种》(《长江文艺》2013年第3期),用“文学英雄郭靖”、“带上花纹的大鲸鱼”、“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评价莫言的创作。

三月至四月,发表《贾宝玉论》(上)(《读书》2013年第3期、第4期,又发《华文文学》2013年第6期),认为从儒的视角看, 宝玉是拒绝表层儒(君臣秩序)而服膺深层儒(亲情)的“赤子”;从道的视角说,他是不为物役也不役物,逍遥自在的“真人”;从释的视角说,却可以用一个字表述,这就是“心”字,此文专讲“释之宝玉”。

出版《莫言了不起》(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分为四部分:第一辑:刘再复在莫言获奖之前撰写的五篇研究文章(《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赤子莫言》、《黄土地上的奇迹》、《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第二辑:写于莫言获奖后的三篇文章(《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莫言的震撼性启迪》、《莫言的鲸鱼状态》;第三辑:报刊采访(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亚洲周刊》、《金融时报》记者采访);附录(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及获奖致辞)。

五月,发表《莫言的震撼与启迪——从李欧梵的<人文六讲>谈起》(《读书》2013年第5期),指出莫言的小说不仅把“讲故事者、教师和魅惑者”三种角色打通,而且把“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打通,并且还实现了李欧梵所谓的“想象视野”、“现实幅度”、“叙事技巧”的“三通”。

发表《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省思》(《中国教育报》201356日,《基础教育论坛》2013年第11期转载),提出“价值理性第一位”的教育理念。

发表《人类的集体变质》(《文苑》经典美文2013年第5期,另载《杂文月刊》(文摘版)2013年第7期),抨击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代物质主义现象。

六月,广东旅游出版社再版刘再复四种散文诗集:《深海的追寻》、《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寻找的悲歌》,并首次推出海外散文诗集《又读沧海》,至此,刘再复的散文诗集已连“雨花”、“人民文学”、“福建教育”、“安徽文艺”、“北京三联”“华夏”等八家出版社出版过。发表《“知识赤子”的磨难》(《东方早报》2013616A03版),这是为大学老师黄炳辉《浮生剪影透心灵》所作的序,感慨“一个真诚地热爱共和国并与共和国相依为命的知识赤子”,却“难以脱逃共和国早期的种种人为磨难”,认为作者“用做学问的诚实与严谨,如实记录历史,从而使得他的这部自叙传既有散文的文学价值,又有史传的历史价值”。

发表《“骷髅”的领悟》(《杂文月刊》(文摘版)2013年第6期)。此文士《漂流手记》第二卷《远游岁月》中的一篇。《远游岁月》出版于1994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与李泽厚一起发表《文学政治一元论批判》、《哲学智慧和艺术感觉》、《政治压顶的浮躁文化》、《中国现代诸作家论》(《华文文学》20133期)。《文学政治一元论批判》认为近百年“是政治压倒一切,也压倒文学”,主张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文学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恰恰是它大于政治,大于各种主义,它能完成政治、主义不能完成的事。”刘再复并揭示了当年提倡文学主体性就是要区别文学与政治:“在现实层面上,作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可以加入政治集团,但是在艺术层面上,也就是参与文学活动时,应当是超越主体,不应当以政治集团之成员的资格参与文学,而应当以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参加,以艺术主体的资格参加,这样,他才能与现实事件保持距离,以超越的态度对事件进行反思、观照,此时,作家确实需要有高高在上的日神精神与品尝事件的酒神精神。”这是对当代文学政治化思潮的一种回应。《哲学智慧和艺术感觉》强调哲学可以强化文学的思想内涵与表现力,但是文学仍然具有自身的超越性,刘再复指出:“文学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比哲学更具体,更多重,它用形象、意象、想象和自身的特殊语言表达这种关怀。文学语言扬弃现实语言包括某些哲学语言的抽象性,把现实语言转化生成为文学语言,但是哲学关于人的命运的宏观思索和抽象思考能帮助文学家扩展自己的想象空间,更深地理解和领悟宇宙人生,从而使自己在关怀人的命运时不再陷入世俗性的功利之中,而是把这种关怀展示为终极关怀。”《政治压顶的浮躁文化》讨论中现当代文论的命运,《中国现代诸作家论》讨论现代作家的不同思想特点与艺术风格,推崇鲁迅。

发表《吃饭小说与吃饭哲学》(《读书》2013年第6期),评论章小东小说《吃饭》的精神内涵在于“有意无意中捕捉到了人类的终极本体”。

七月,发表《故事的极致与故事的消解——〈高行健莫言比较论〉续篇( 提纲)》(《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再论莫言与高行健的区别:(一)高行健是个全方位进行精神价值创造的全才作家,莫言则是突出的小说家,即以小说为创造形式的突显型作家。(二)高行健和莫言的作品都有普适价值,但高行健更自觉地进行普适性写作,莫言的作品则更富有“本土性”特征。(三)莫言极善于讲故事而高行健则刻意消解故事。

发表《从热爱文学到信仰文学》(《华文文学》2013年第4期),这是刘再复为沈志佳所编《刘再复文学选集》所作的序,其中回忆了彭柏山对于终身从事文学研究的引导作用。

发表《混沌儿的赞歌——<贾宝玉论续篇>》(《读书》2013年第7期),从“道”视角解读贾宝玉形象中所具有的“真人”、“混沌”内涵。

发表《说不尽的莫言——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陈晓勤问》(《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就莫言的获奖、莫言作品、与莫言的交往等话题接受陈晓勤访问。

九月,与林岗一起发表《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3年第9),认为柏拉图对诗的指控,不是错在局部论证,而是错在总的前提:“如果他设计的‘理想国’是不值得追求的,那么诗就有了它的立足之地。换言之,无论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良知,还是我们对自然以及人类历史的了解,都不会支持一个只知理念、不知感情,只知功利、不知诗意的‘理想国’模式。”

发表《人生悟语》三十八则(《读书》2013年第9期)。发表《四星高照,何处人文》(《东方早报》2013930日),批判物质主义,倡导人文精神,再次强调二十一世纪应当是“教育学的世纪”,应当从中小学教育抓起,培植人文之根。

十月,发表《驳顾彬》(《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又发《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打破二十多年的沉默参与辩论,认为顾彬是“一位欧洲愤青”,反驳他的“垃圾论”,为莫言与高行健的文学成就辩护。文末把文学评论者分为四类:靠脑子生活、靠心灵生活、靠鼻子生存、靠牙齿生活。这是刘再复难得一见的火气之作,因为他遇上了自己极不喜欢的对象。

发表《世界困局与文学出路的清晰认知——高行健〈文学与自由〉序》(《华文文学》20135期),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如果不是读柏拉图,那我就会身处‘洞穴’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鲁迅,那我就会身处‘铁屋’之中而不自知。如果我不是读高行健,那就会身处‘自我地狱’之中而不自知。”认为高行健的“睿智”表现在三个方面:世界难以改造(但可以理解)、时代可以超越、文艺可以复兴。

发表《岁月三叹》(《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强调放下改造世界的宏大责任,倡导“阅世”的重要。声言自己已从“易世”情怀变为“阅世”情怀。

发表散文诗《山顶》(《散文诗世界》2013年第10期),同期配发陈志泽的赏析文章。

十一月,返回故乡南安县参加母校国光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并作了“我的文学道路”和“我的教育理念”两场演讲。

十二月,发表《期待时代大思路的转变——在韩国“世界作家节”庆典上的发言》(《华文文学》2013年第6期),主张反思二十世纪,也主张反思二十一世纪,反对工具理性,倡导人文精神。希望人类不要重复二十世纪的各种灾难性悲剧,“我们所期待的时代转变,恰恰是希望二十一世纪能够成为没有大战争、大革命即没有巨大死亡体验的世纪。” 此文时十月一日在韩国世界作家节上的主题发言,上一届作家节的赴会中国作家的是莫言。

 

2014年,七十三岁。

一月,参与由程金武、徐兆寿主持的《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笔谈),认为雷达是新中国第三代文学评论的杰出者。

一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童心百说》。本书策划人郑纳新。此书以《独语天涯》中的“童心说”和“写给童心作家的敬语”为基础重新整合编辑成书。刘再复晚年“反向努力”觉醒,选择“往回走”(向童年方向走)的复归之路,视“复归婴儿”为人生的凯旋。所以在自序中说:“《童心百说》正是我复归的心声”。

一月,香港《明报月刊》开始连载《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刘再复讲述,潘淑阳整理)第一讲题为“开设文学课程的理由”。至九月,已刊登了第二讲“什么是文学”;第三讲“什么不是文学”;第四讲“文学的第一天性”;第五讲“文学的第二天性”;第六讲“去三腔与除旧套”;第七讲“文学的‘心灵’要素”;第八讲“文学的‘想象力’要素”;第九讲“文学的‘审美形式’要素” 。刘再复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数十年,《文学常识》又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虽名为“常识”,却对流行的文学观有很大的突破。

三月,出版《贾宝玉论》。出版者为北京三联书店体系中新开启的“生活书店”。责任编辑朱竞梅(她是《双典批判》和《随心集》的责任编辑。此书扉页题辞是:“此书敬祭给我时时缅怀的心灵导师聂绀弩的伟大亡灵”。书的主干部分三篇,上篇:《心灵与婴儿宇宙——用佛家文化视角看宝玉》中篇:《浑沌儿的赞歌——用道家文化视角看宝玉》下篇:《逆子、孝子、浪子、赤子——用儒家文化视角看宝玉》)

 

四月《刘再复散文精编》最后一卷《审美笔记》出版,“精编”系列由当代文学批评家、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主持(叶鸿基协助),由现任三联副总编郑勇担任责任编辑。“精编”包括下列十卷:卷一《师友纪事》 (2011);卷二《人性诸相》(2011);卷三《世界逰思》(2012);卷四《槛外评说》(2012);卷五《漂流心绪》(2012);卷六《八方序跋》(2013);卷七《两地书写》(2013);卷八《天涯悟语》(2013);卷九《散文诗华》(2013);卷十《审美笔记》(2014)。三联书店作为传统悠久的人文书店,出过许多名家的学生文集,但推出如此规模是散文系列,还属首次。“精编”可视为刘再复散文写作的一次总结。刘再复本人页重视此系列,他为每一卷都写了一则“作者后记”,与“编者后记”相映成趣。“散文精编”十卷吸收了海外书写的“漂流手记”十卷的成果,悬搁某些暂时不适宜在国内发表的篇章,但它又纳入刘再复在出国之前在国内发表的一些散文,此套“精编”,基本上按“题材”(即散文样式)分类分集,其类别包括:人物纪事、世相杂文、文化随笔以及游记、小品、序跋、书信、笔记、随想录、散文诗等,其中还有一卷称作“悟语”,这是刘再复在海外的散文形式创造,这种形式,类似随想录,但更凝练,融合学识、思想、文采于一炉。刘在海外二十五年,共写了两千多则悟语,包括《独语天涯》一千零一则,《面壁沉思录》五百则,《红楼悟语》六百则,《双典批判》一百则。“精编”第八卷《天涯悟语》只选《红楼》与《双典》之外的悟语。“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不仅是刘再复个人散文创作的实绩,也是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一大实绩。

四月——八月,先后接受《大连晚报》、《博客天下》、《重庆青年报》、《深圳商报》专访的题目为《重写文学史的梦想与困局》。

 

七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刘再复为著名作家阎连科中短篇小说选集的序文:《世界文学森林里的奇花果》。同月,阎连科的中短篇小说(香港版)由香港大山出版社出版。刘再复在序言中说

可用一个“奇”字概说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明报月刊》七号的封面,也以“阎连科获奖小说的奇气”(刘再复)面世。

 

九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刘再复的《三个历史性的“马思聪时刻”》。所谓三个时刻,包括第一时刻:痛快的时刻;第二时刻:痛心的时刻;第三时刻:痛哭的时刻。刘再复

的女婿黄刚(刘剑梅的丈夫)系马思聪的外孙,所以成了“亲家”。也因此缘份,刘再复与马思聪夫人王慕理在九十年代经常通电话谈心,也了解马思聪的一些生平故事。

 

 

 

 

 



[①] “红楼四书”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从二00六年到二00九年陆续在北京和香港三联出版,200910月,以“红楼四书”函套出版。

[②] 古大勇:《“红学”别一境界的开拓——论刘再复“第二人生”的<红楼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梁归智:《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李以建:《刘再复的“悟法”批评话语——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研究的一种范例》,《东吴学术》2013年第2期;王世德:《刘再复开启了红学研究的新阶段——对“红楼四书”的审美感悟》,《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5期。

[③] 孙伟科:《红学与红楼美学——评“红楼四书”中的美学思想》,《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辑。

[④] 洪治纲:《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形与变形——读刘再复新著<双典批判>》,《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

[⑤] 高利民:《文化原形论批判——兼与刘再复商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⑥] 白烨:《文论大家眼中的美学大师——读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

[⑦] 刘再复所谓的“文学自性”涵盖主体性,但二者有区别,主体性是哲学概念,对立项是客体性,主体性需要在主客对立的语境下才能显示意义。而自体性没有主客之分,在文学写作中,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客体的作品,都体现文学自性,文学自性对立项是文学之外的一切它性(政治性、新闻性、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市场性、集团性等)。因而文学自性的回归与再生,“从作家本体意义说,是真我的回归;从客体作品说,是文学应当回归文学的初衷,不为它性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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