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讲 文学与宗教-《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论著专版-再复迷网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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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文学与宗教

 

这一讲,我们要从“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视角,来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在精神内涵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个角度才是中西文化比较也是中西文学比较最根本的角度。

 

(一)文学与宗教的共同点

 

首先,我们还是要超越中西而看看文学与宗教的基本异同点。先说共同点。我认为,共同点有四个方面:

1)文学与宗教都是心灵,都是情感,或者说,都是心灵与情感的存在形式。周作人很早就讲述过这个问题。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的《艺术与生活》集子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出版)一文中说,基督教讲爱,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上帝住在爱里面,主张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圣经》就是“爱经”。宗教以爱为出发点和归宿,没有爱,就没有宗教。爱也是文学的出发点,没有爱就没有文学。理性主义者会质疑:哪有那么多的爱。在理性领域里,确实没有那么多,但在宗教与文学领域里,则很多很多,多得泛滥,所以才产生浪漫主义,产生拜伦。我们可给周作人作点补充的是,虽然都是爱,但基督教讲的是圣爱,即上帝之爱,并认定这是一切爱的源泉,而文学所讲的爱虽也有圣爱(尤其是西方文学),但更多的是人间爱,即情爱、父爱、母爱、友爱等。文学讲爱,宗教则强调慈悲。慈悲包含着爱,但又不同于爱。慈悲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而爱则往往是自私的,嫉妒的,排他的。爱与慈悲并不相等。伟大的文学家都向上帝靠近,也讲慈悲之心,也同情世俗眼中的所谓“恶人”。

文学与宗教都是心灵,都是情感,所以两者就很接近。作家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信教,即不必有宗教信仰,但一定要有宗教情怀、宗教心灵,用中国的民间语言说,便是一定要有菩萨心肠。我们常听到“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争论。其实,说“上帝不存在”与说“上帝存在”都对。两者是一对悖论。说“上帝不存在”,对,因为你无法用逻辑和经验证明上帝的存在;说“上帝存在”,也对,因为只要把上帝视为心灵,视为情感,它就存在。

第二个共同点是文学与宗教都否定人性的弱点,即人性中中的傲慢、偏见、嫉妒、虚伪等。两者确实都向往真、善、美,否定与“真善美”相反的人性弱点。但文学虽然也否定,但却努力呈现人性的真实。它不仅呈现人性的优点,也呈现人性的弱点。宗教往往谴责人性的欲望,但文学却承认欲望的权利并以中性的态度描写欲望。

第三,文学与宗教追求的都是启迪性真理,不是实在性真理。唯有科学才追求实在性真理。实在性真理仰仗的是逻辑与经验。而文学与宗教则往往反逻辑,尤其是宗教,它更是崇尚先验。

第四,文学与宗教都具有超越性,宗教不仅超越现实经验,而且超越现实人性而进入神性。没有神性,便不是宗教。禅宗其实是无神论者(没有基督教那种人格神),但承认有神性。文学则往往通过想象超越现实时空而进入无限自由时空。因此,文学与宗教实际上都在追求一种高于现实境界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有时被命名为宇宙境界,有时被命名为天地境界,有时被命名“澄明境界”,有时被命名为“审美境界”。

 

(二)文学与宗教的不同点

 

    文学与宗教毕竟不同。其不同点,非常明显地表现为三个方面,这是通常人们都能认识到的,也不会有太多争论,这三点是:

第一,文学讲人性本体论,宗教讲神性本体论。或者说,文学讲人主体,宗教讲神主体。文学的主角是人,宗教的主角则是神;人有缺陷,神则是完美的,比如基督、天使。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准基督”,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基督,因为他有人的缺点,是一个世俗世界的花花公子。莫言的《红高粱》里的英雄,同时又是土匪,“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第二,宗教走向信仰,文学则走向审美。所以文学只有形象而没有偶像更没有偶像崇拜。第三,宗教有宗教仪式,文学有审美形式。为什么中国没有典型的宗教呢?很大程度是宗教仪式的缺失。儒家不完全是宗教,顶多算半哲学半宗教,因为它缺少宗教仪式。康有为想建立一个孔教会,展开各种仪式,想要把儒家宗教化。文学不讲究仪式,但一定要有审美形式,因此,我说文学的三大要素是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

以上三个异点,容易看到,但还有两个人们可能忽略或看不到的重要不同点:

1)文学只讲“旅行”,不讲“到达”。这是弗吉尼亚·沃尔芙说过的话。这是文学的真理。文学只描述过程,它不像宗教那样,总是在叩问终极究竟即终极真理。宗教总要指明“彼岸”、“结果”、“涅槃”、“天堂”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闭性的完成。而文学则永远是个未完成,永远都在“旅行”中,即永远都在过程中。高行健的《灵山》所以是文学的灵山,就因为它永远找不到,永远无法抵达。重要的是寻找过程和此过程中的心理心情心绪等等。而宗教则一定要说明“灵山”是什么?灵山在哪里?灵山上的诸神是谁?总之,宗教重终极,重天国、重归宿,而文学则是重旅行、重人间、重过程。文学只知道通向伟大,并不知道伟大在哪里,所以,文学比宗教更具开放性,即更多情感的出口。

2)文学不重“到达”,但重视表达。因此,文学与宗教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宗教重觉悟,文学重表达。宗教可视为教育学,总是教人如何悟道,如何觉悟,如何找到心灵最后的依托,即心灵最后的存放之所、归宿之所。各种宗教都有觉悟与皈依的确定性。而文学没有确定性,它所描述的人性是暂时的,流动的,瞬间的。所以宗教只告诉你应当相信什么,依靠什么,心灵应当交给谁,这就是觉悟。一旦觉悟,便是到达,便是目的,它不要求描述,即不要求诉诸文字。一旦诉诸文字,反而失去神秘。禅宗为了让人守持神秘体验,甚至要求信徒不立文字。而文学则一定要描述,要呈现,要诉诸语言文字。

3)宗教一般不要展示主体的清晰形象。上帝是什么样?至今我们还是模糊。基督是什么样?画中的基督各种各样,我们也只能作模糊选择。伊斯兰教的真主阿拉,其形象更是朦胧。佛教中的“如来”也是各种各样,没有一个确定的可以明晰展示的形象,从根本上说,神的形象不可描述,而文学则要展现明晰的形象。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带有意象性、具象性。

 

(三) 文学与宗教的分分合合

 

我们讲文学与宗教的分分合合,也就是它们的分离与结合。原始社会的文学与宗教统一在巫术与祈祷仪式里。“巫”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部份,比西方的“巫”地位更高。它是人与天之间的中介,巫术是人与天对话的形式。人们跳舞唱歌,同时也是求神祈神。艺术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后来,艺术逐渐从仪式中抽离出来,不附属于宗教,这就形成了今天独立的文学艺术。以往人们只欣赏宗教的仪式,后来便形成自己歌唱跳舞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发生。我以前接受的教育与这种说法不同,只承认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人们在辛苦的劳动中发出劳作声音,这种声音慢慢形成节奏,再形成歌。所以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至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宗教起源说”,另一种  “劳动起源说”。当文艺退到宗教的边缘,人们只鉴赏宗教仪式中的歌舞,它就摒弃了功利目的  即求神的内容。文学虽慢慢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但后来又与宗教相互浸透,特别在欧洲。对于这一点,周作人讲得不错,他说欧洲文明的发源是“两希文化”,即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追求“肉”,是“现世”文化;希伯来追求“灵”,属于“永生”文化。两种文化,互相浸透,经过发展,希腊文化从追求人体之美,走向关注人性,再进入人道精神,出现了悲剧和史诗。人道精神体现了基督精神,这是雅典向耶路撒冷汲取的营养的结果。而希伯来文化本来只讲“灵”,但也不断吸收“人”的文化。周作人谈到两点—是上帝用自己的形象塑造人;二是《圣经》中有很多恋爱诗,这些都是人性的诗篇。这就叫做“不同而通”。我为什么把《红楼梦》 称作“文学圣经”?《红楼梦》是我们中国文学第一经典极品,它与西方的《圣经》是同构的,即在大体上结构相同。这种同构首先表现在两部作品都有一个“创世纪”神话。《圣经》中的创世纪神话是上帝造人,《红楼梦》创世纪神话,“上帝”是补天的女娲,女娲补天时有一块多余的石头被扔掉了,这块顽石通灵之后就下凡变成贾宝玉。从哲学上讲创世纪的神话是自然的人化。第二,《圣经》中亚当与夏娃是人类的起源,《红楼梦》也有“亚当”与“夏娃”,即“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  通灵之后,两人下凡展开了一段恋爱故事,因此我说这是“天国之恋”。第三,《圣经》创造了耶稣,《红楼梦》创造了“准耶稣”——贾宝玉,他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也同情一切人。《红楼梦》的考证学很有成就,考证衍生出了“探佚学”。“佚”的意思是“遗失”,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有很多原稿丢失了,探佚学就要考证研究哪些真正属于原作者。周汝昌先生的研究达到了考证的高峰,胡适先生称他是最有才气的弟子。辽宁师范大学的梁归智教授是周汝昌先生的学生,他是探夫学的专家,著有《周汝昌传》,第二版是我作的序。探佚学发现在一篇曹雪芹遗失的文稿中有一个“情榜”,它对主要人物性格有两三言的注明。贾宝玉被界定为“情不情”,林黛玉则是“情情”。第一个“情”是动词,意思是“给予感情”。也就是说,林黛玉只对自己的恋人给予感情,对别人则不给情;贾宝玉很宽厚,对于“不情之人”与“不情之物”也要投以感情,这就是基督的精神。因此,贾宝玉是博爱的,而林黛玉是专爱的。贾宝玉后来不仅“情不情”,而且“善不善”,也就是对“坏人”也给予感情,因为在他心目中没有坏人,比如对要加害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贾环和他的母亲赵姨娘。贾宝玉还“真不真”,连“假人”和“假话”也以真诚的态度相信,他不相信有人会说假话骗他。一次袭人骗宝玉说家人要赎她回去,这可让他急得不得了,马上答应了袭人三个条件;在第三十九回,刘姥姥当着贾母和众姐妹的面,信口编了一个小姑娘雪中抽柴的故事,宝玉信以为真,私下拉住刘姥姥细问女孩的名字,得知叫“茗玉”,在十七岁就己去世。宝玉听后叹息不已,次日一早竟派茗烟去找“茗玉”的祠堂,这当然是找不到的。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坏人”,有“假人”,对人类充满信赖,这就是佛性。贾宝玉“五毒不伤”,和一切人都可以做朋友,像薛蟠这样欲望的化身,他也当作朋友,还经常为薛蟠辩护。我讲过宗教大法官的寓言,贾政可以看作是“大法官”,贾宝玉则是“基督”,贾政应该对宝玉说一句话:真的是你吗?你不应该来扰乱我们的秩序。贾宝玉破坏了父母贵族大家庭的传统,但他不是孙悟空式的破坏,而是带着特别慈悲的心灵,与秩序格格不入。周作人引用俄国作家安德烈夫(Leonid Andre jev)的话,说作家最大的不幸就是比常人多了一份同情心。因为作家会感同身受,他有时比受苦的人还痛苦,比不幸的人还要感到不幸,所以他要宣泄,要呼喊,要写作。第四,《红楼梦》和《圣经》都追求忘我的、天人合一的宗教大境界。宗教不一定是文学,但好的文学一定要带有宗教性。托尔斯泰有本书叫做《艺术论》,他说道,最高的情感必须是宗教情感。一个作家不一定有宗教信仰,但一定要有宗教情怀。宗教讲“圣爱”,作家则要有“大爱”,要有像李后主那样担负人间罪恶的境界,有像基督那样为人类走向十字架的情感。

 

(四)  中西文学的巨大差异

 

西方有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中国却没有。因此,东西文化便由此产生巨大的差别。关于这种差别,李泽厚作了如此概说:西方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文化,即人世界与神世界并立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一个世界的文化,即只有人世界、世俗世界、此岸世界的文化。这种文化差异投射到文学,也使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呈现出几个巨大差别:

1)西方文学多数有宗教背景,那怕是具有反宗教意识的作品,也有宗教背景,即有上帝、基督、教会、神灵、天堂、地狱、天使、魔鬼等背景,因此,其主题与精神内涵常有人与神的冲突,人性与神性的冲突,以及人与魔,神与魔的冲突等等。中国文学中少有这种冲突内涵。

2)在此大背景下喜欢文学作品常有的基调是灵魂呼告,无论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还是法郎士的《泰绮思》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都是灵魂的呼唤。中国文学中却几乎没有灵魂呼告,只有“乡村情怀”,所以许多作品都在抒写离别、思念。西方的挽歌不发达,因为它有一个天堂——彼岸世界可作慰藉,所以亲人死了不必痛苦,而中国没有彼岸世界,所以亲人死了便伤痛不已,因此挽歌也特别多,特别动人。

3)因为灵魂在西方文学中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所以它往往开掘灵魂内部的挣扎与搏斗,这正是鲁迅所说的“灵魂的深”。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之所以能成为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关键就在这里。作品不是描写因果报应,而是描写凶手本身灵魂的挣扎,灵魂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也都是在展示灵魂中的张力场。都有巨大的灵魂深度。

二〇一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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