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文学与政治-《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论著专版-再复迷网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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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文学与政治

 

(一)文学性质与政治性质根本不同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许多人讲过也是最难讲清的题目,但是非讲不可。

谈起这个题目,中国的老师、作家总是想起鲁迅先生著名的文章(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选入《集外集》,写于一九二七年),总是记起他的著名的话:“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也就是说,政治(炮)才真的有实用价值,文学却是“无用”的,当不了炮弹与刀枪。

关于这个题目,我们在第二、第三讲中也初步涉略,讲到文学与政治总是发生冲突,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总是走“歧路”(不同的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两者的根本性质本来就不同。政治,包括时髦的民主政治,也不能改变政治的基本性质,这就是权力的角逐与利益的平衡。文学则是超功利的事业。它的天性本就远离权力的角逐,也远离现实利益的各种交易。如果用康德的公式来说明,文学属于“无目的合目的性”。所谓“无目的”,是指无确定的目的,尤其是无确定的权力与财富的功利目的。所谓“合目的性”,是指超越确定目的的最广泛的合乎人类生存延续的带有目的性质的宏观指向。政治家强调确定目的,调动一切手段为此目的服务,而文学家则不愿意俯就这种确定目的。它不能只关注一党一派,而必须关注全人间、全人类;它不能只关注现存的秩序,而必须关注人类的前途与未来;它不能只关注法律责任,还必须关注良知责任;它不能只维护“现有的生活”,还必须呼唤“应有的生活”。文学所有这一切目的,都不是暂时的,狭隘的,实用的小目的,而是长远的、广阔的、普遍的“人类延续”的大目的。所以大目的与小目的总是要发生冲突,而且是永恒的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所写的“宗教大法官寓言”,正是揭示这种冲突。我们可以把寓言中大法官视为政治化身,视为小目的的实施者,又可以把基督视为文学的象征,大目的的守持者。他们相遇时的故事意义深远,值得我们领会一百遍,值得我们思考一辈子。

现在我把《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关于大寓言的解读摘录一小段给同学们看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揭示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悖论而著称,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也正是这个意思。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借二哥伊凡之口给读者讲了一个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其含义之深刻尤胜过许多思想著作。寓言说的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尔地方,一位年近九十的红衣主教为了要在人间建成天国,疯狂地迫害异端,以“无比壮观的烈焰,烧死凶恶的邪教徒”。正当他扫清障碍,为了上帝的荣耀,架起火堆,烧死上百个异端的时候,耶稣降临了。耶稣来到宗教裁判所烧死异教徒的广场,人们纷纷把他围住,他向人群伸出了双手,为他们祝福。还在塞维尔大教堂前的台阶上,帮瞎子治好了眼睛,扶瘸子起来走路,让入殓的小女孩复活。这位红衣主教大法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脸上笼罩了一层阴影,眼睛射出了凶光。他带了神圣的卫队走过来,把耶稣抓起来,关在牢房里。老百姓吓得给耶稣磕头,他也默默地给老百姓祝福。到了半夜,宗教大法官亲自提着灯,独自一人走进了监狱,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大法官在门口停下脚步,久久地,仔细打量犯人的脸,然后走到跟前把灯放在桌上,对他说:“真是你吗?是你吗?”他没有听到回答,便赶紧补充了一句:“别回答,保持沉默。你又能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也没有权利给自己说过的话再增添什么新内容。你为什么妨碍我们?你是来妨碍我们的,这你自己也清楚。但是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不想知道你真的是他或者仅仅像他,但我明天就要审判你,并且把你作为最凶恶的异教徒活活烧死。明天只要我一招呼,今天吻你脚的那些人就会跑过来往你的火堆上添加柴火,这你知道吗?是的,你也许知道。”他在沉思中补充了一句,专注的目光始终也没有离开囚犯。

……

宗教大法官没有那么自信,再一次央求他手下的囚犯(耶稣)不要来妨碍他们的事业,他对耶酥说,你没有必要来,至少暂时没有必要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笔下留情,没有让宗教大法官处死他的囚犯,而是让囚犯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吻了一下,就出门走了。毫无疑问,这个寓言讲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良心的悖论,人类的生活就是处在这样的悖论之中。宗教大法官象征的是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就像柏拉图“理想国”里洞明世事追求至善的“哲人王”一样,不同的是宗教大法官的形象具有更多历史实践的痕迹,……耶稣作为囚犯的形象,象征的则是人类的良知。它是非功利的,它的力量和软弱都在于它存在于人心之内。耶稣作为囚犯的形象出现,那是很好的隐喻:它是被囚禁的。它不像宗教大法官那样,握有生杀大权,有卫队和随从。但权力虽然能够囚禁他,却不能征服他。良知虽然不能解决面包问题,但它能够裁决理性及其实践的人类功利性活动是不是走偏了方向,是不是背离了良知。宗教大法官一句话:你是真的吗?你不要来妨碍我们的事业。这话说尽了人类功利活动和非功利活动的悖论。两者依据相对立的原则,依据相对立的价值取向而共存于人类之中。

 

政治,为了维持现存的秩序,它必须使用监牢、锁链、刀枪、篝火等等,这有它的理由;而文学为了维护人类良心和每一个生命体的尊严与权利,它必须超越监牢、锁链、刀枪、篝火等等,这也有它的理由。于是,两者便形成悖论,也形成冲突。

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带有普遍性,即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才会发生政治权力对文学作品的禁锢,才会有文学家的逃亡与流亡。我们熟悉的伟大作家但丁、易卜生、乔伊斯等,都是流亡作家。他们都为政治所不容。所以我们不能幻想一劳永逸地化解冲突。但是,我们作为文学的爱好者或职业者,必须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中的几个基本常识。

 

(二)    文学内涵大于政治内涵

 

这些基本常识最主要的是三条:

1)文学内涵大于政治内涵;

2)人道原则高于政治原则;

3)艺术标准先于政治标准;

我们说文学可以“挫万物于笔端”。这万物包括天上星辰,地上禽兽;空中日月,海上船舶;也包括云际神灵,山间草木等等,三天也说不完。我们说文学应当呈现生命,而生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他们既有社会生活,也有阴私生活,既有意识,也有潜意识,文学面对的潜意识,比政治面对的意识不知要广阔多少倍?用弗洛伊德的话,意识不过是浮上水面的那点冰山的尖顶,尖顶下边那才是数以估量的“大冰块”(潜意识)。

我们说文学要表现人性的真实,而这人性是如何渊深,如何神秘,如何变幻无穷,政治能管得了吗?如果回到最传统的说法,文学可以反映生活。而这生活,就像何其芳的诗所云:“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芳芳,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文学既然可以反映生活,当然也可反映政治生活。然而,政治生活只是人类各种生活的一部分,何况,文学是最自由的,它可以表现政治生活,也可以表现非政治生活,甚至可以逃离政治,沉湎于山水田园之中,表现和政治毫无关系的生活。《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不仅远离政治,甚至远离社会,但他在孤岛上也在生活,文学表现它,也可成为经典性作品。正是从上述这些意义上说,文学的内涵大于政治的内涵。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号筒与注脚,首先是毁了文学的广阔天地。

 

(三)人道原则大于政治原则

 

刚才我们讲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就可明白,基督守持的是慈悲原则、人道原则,大法官守持的是世俗原则,政治原则。在政治原则下,反宗教的异端必须处予火烧,必须处予死刑,而在人道原则下,他们具有挑择不同信仰的权利,他们是无罪的。奥地利的德语作家茨威格所作的“异端的权利”,凭借的正是基督的立场和人道原则,这也正是文学原则。在茨威格的笔下,人道原则高于政治原则,生命权利原则高于政治权力原则。

在坐的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读过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九三年》,这部经典最让人难忘的正是体现了人道原则大于革命政治原则。小说描写的是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故事。这一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还在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小说写的是在此背景下,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军镇压旺岱地区保皇党煽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故事情节非常“政治”。保皇、叛乱的一方,其领袖是老贵族朗特纳克,革命一方即巴黎革命军公安委员会派出的军队,其首领又是朗特纳克的侄子郭文。郭文率领的革命军追剿叛军大获全胜,在攻克最后的一个堡垒时,发现朗特纳克从暗道里逃出,正当要脱险的时刻,朗特纳克听到农妇呼唤孩子的叫声和孩子陷入火中的惨状,便回到堡垒的楼上救出那个孩子,而他也因此被革命军所俘虏。第二天,他本该处死,但郭文认为朗特纳克是因救孩子而被捕,处死这个人不会给革命带来荣誉,于是放走了他。最后革命军组织判郭文死罪,在临刑前,郭文开枪自杀。雨果通过这部小说表现一个主题,即“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也就是人道原则高于政治原则的思想。雨果这种思想,当然不是政治真理,但它却是文学真理。

我国二十世纪的广义革命文学,其根本问题,不是写了政治生活,而是用“政治的原则高于人道原则”的理念把握政治生活,所以让自己的作品失去了人道光辉。我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中批评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认为这两部小说犯的正是这种错误。我非常喜欢赵树理,也给他的独到的农民文学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在描写李家庄农民斗地主的时候,他让农民把地主的胳膊连同衣服一起撕下,惨不能睹。当时的县长曾对此发过微词,可是赵树理立即让贫农先锋反驳说,想起他过去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这算什么?这等于说,撕胳膊有理,革命原则大于人道原则。

 

(四)文学标准先于政治标准

 

广义革命文学除了因为用革命(政治)原则压倒人道原则而失去光泽之外,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标准之上。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个原则主宰了大陆文学半个多世纪。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断定,这个批评公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在特定的历史瞬间,即国家处于战争时期或民族处于危亡时期,国家要求作家把国家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此要求文学,这是无可厚非的。我国三十年代,鲁迅和“四条汉子”争论是要提倡“国防文学”还是提倡“民族战争时期的民族大众文学”,其实双方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文学家们如果还强调“幽默”、“闲适”这些艺术准则,“化凶残为一笑”,只能让人反感,其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感人。

我特别欣赏美国早期的伟大思想家(曾任总统)杰弗逊说的一句话。他说:“一旦被迫进入战争,那么,我们就必须为保卫国家放下不同的意见。”意思是说,在战争(民族危亡)时期,国家原则(政治原则)就高于其他原则,也高于文学艺术原则。我英文不好,只翻译杰弗逊的二十一条语录以警示自己,这段话是其中的一条。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不可把战争时期的政治原则普遍化。在通常的情况下,“政治原则第一”并没有优先权。以文学艺术而言,在通常的情况下,首先却必须考察它是否具有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而不是“打击敌人”的政治价值。因此,我们首先要反对政治一元论,从而把文学与政治严格区分;其次要反对政治第一论,把文学标准放在考察文学价值的第一位置上。

这里我们还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战争时期,文学创作虽然可能要多考虑政治利益(不管是拥护战争还是反对战争),但是,在这种时期进行文学创作,仍然要遵循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就是我们前边已讲述的“人性真实”、“生存真实”、“心灵困局”等等。例如前苏联的小说《第四十一》,曾被我们批判为修正主义作品,其实,这是政治判断而非文学判断。一个女红军战士(神枪手,已打中四十个白匪),和一个未被打中但被俘虏的军官,在押送途中,被暴风雨吹到一个孤岛上。世界只剩下这一对孤零零的男女在一处生活,在篝火边上取暖,于是产生了恋情。最后,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白军舰艇,白匪军官迎了过去,此时,女红军战士举起枪,把他打死在沙滩上。对于这部作品,如果用政治标准去衡量,会说它是宣扬“阶级调和”、“敌我调和”,但如果用艺术标准去看,则会认为它反映了人性的真实,也反映了战争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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