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讲 文学与道德-《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论著专版-再复迷网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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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文学与道德

 

(一)

 

今天我们要讲文学的另一个重大关系,即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要讲清这一关系,没深想,觉得容易,一深想,却很难。

首先,我们应把这堂课的三个基本概念弄明白。第一个是伦理;第二个是道德;第三个是文学。道德本是伦理学中的一个主要概念,但也可以把两者作个区分,即把伦理视作行为规范,讲的是外在的制度,在中国通常被称作“公德”即社会性道德。而“道德”相对于伦理,主要是指个人内在的良知责任和心灵准则,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内修的私德。文学与“伦理”和“道德”关系非常密切,但它既不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也不是内在的心灵原则。而其深层内涵又离不开这两者。文学可以描写道德故事、伦理故事,可以描写反伦理反道德或不道德的故事,例如可以写土匪嫖客,男盗女娼。也就是说,文学没有什么题材的禁区。六七十年代,大陆批判“黑八论”,其中有一项叫做“反题材决定论”。先不说这是何等专制,就文学而言,批判者完全不懂得文学。其实,文学作为最自由的精神领域,它什么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作为自己的题材,只是作家必须守持自己的一种对人类负责和对历史负责的基本伦理态度,一种良知底线,即可以书写男盗女娼,但不可诲淫诲盗;可以书写三教九流,但自己不可无耻下流。困难的是,作家既要保持绝对的向善的伦理态度,又不可以在作品中设置伦理法庭,也不可变成道德说教,解决好这个矛盾,才能产生好作家。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重心。

 

(二)文学可“以美储善”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文学可“以美储善”,即可“文以载道”、“诗以载德”。

以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为例。它的第一首诗(国风·周南),即几乎人人可以默诵的《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首诗本是君子向淑女求爱之诗。可是《诗序》特别说明:“《关睢》,后妃之德也。”又说:“《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无伤善之心焉。”后来朱熹在《集传》中又证:“周之文王,生又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现代有评注《诗经》者,认定“关睢”与“后妃之德”无关,我们可作参考。但从诗序到朱熹集注均认为与德有关。我们且不作争论,但要肯定一点,诗确实可以载德,文学可以包含巨大的道德意蕴。

 

   道德化入文学的关键点

 

如果说,《诗集》与朱熹在解释“关睢”为“后妃之德”还有点勉强。那么,重温一下托尔斯泰的《复活》,就会觉得道德在文学中可以表现得非常真,非常美,非常动人。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里说,《复活》可视为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那时他已七十岁,他注视着世界,注视着生活,也面对过去的错误。小说的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个35岁的贵族,女主人公玛丝洛娃是个妓女。罗曼·罗兰说,《复活》的作者在主人公35岁的身体中纳入一个格格不入的七十老翁的灵魂。这个35岁的贵族陪审员,在法庭上面对着一个十年前曾被他奸污过的妓女。这个妓女原是聂赫留道夫的姑妈(庄园主)的养女兼奴婢。十年前,他25岁的时候,奸污了她然后又把她遗弃,从而造成她走投无路而成为妓女。十年后,这个妓女被指控谋财害命,被送入牢房接受审判。在法庭上,两人巧遇,聂赫留道夫面对当年被自己毁掉的玛丝洛娃,良心受到极大的刺激,他真诚地忏悔,决心为她伸冤,并准备和她结婚。他的内心进行了两个自我的对话,这个“新我”决心要通过悔过进行自救即自我完善。他在日记上写道:

 

两年不写日记,我曾以为决不再做这种儿戏。但这不是儿戏,乃是和自己谈话,和活在每个人心中的真正神圣的自我谈话。这个“我”一向睡觉,我没有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法庭上的非常事件唤醒了他,我是那里的陪审员。我在被告席上看见了她,被我骗的卡邱莎,穿着囚服,由于奇怪的误会和我的错失,她被判了做惩役。我刚去看过检察官和监狱。他们不许我见她,但为了见到她,我决定了去做一切,在她面前忏悔,消除我的罪过,即使是结婚也行。主呵,帮助我吧。

 

聂赫留道夫真诚地竭尽全力营救玛丝洛娃,但她还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判后他又毅然陪她到流放地。玛丝洛娃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而复活了做人的尊严,但拒绝聂的求婚而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婚,而聂舍弃一切财产,皈依宗教,也完成了灵魂的复活。实际上,两个主人公都经历了一场道德的复活。

托尔斯泰通过这部作品书写道德的复活与凯旋,这是一部伟大的道德文章。但是,我们只会感到整部作品布满人性的诗意与神性的诗意,不会感到它在进行道德说教,这里的关键是作者已把“道德”化作自己的血液即自身最真诚的情感,然后再诉诸文字。鲁迅先生曾说,从竹管里倒出来的都是水,从脉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关键是作者这个人,即这个创作主体,他的道德感,不是他的理念,而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他的情感。这样,“道德”就像“盐”化入水中,化入血中,读者看不见,但又能品尝出味道来,即能感受到其伟大的道德情操,这样,作品就成功了。既然要从事文学,那就必须具有最高尚、最高洁、最高贵的道德情操,但是,又不能陷入道德说教。在此矛盾中该怎么办?托尔斯泰就为我们作出榜样。

 

(三)俄罗斯文学为什么更深邃

 

对于外国文学,我们既爱莎士比亚,也爱托尔斯泰。从整体上说,我们既爱欧美文学,也爱俄罗斯文学。但就个人的阅读兴趣与阅读经验而言,我感到俄罗斯文学更深邃,更深刻,更值得沉浸其中。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俄罗斯文学最彻底地扬弃“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理念而最真诚地拥抱人间的苦难。所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从果戈里到契诃夫,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灵魂都被人间的苦难所抓住。也就是说,他们都拥有最高的道德感,拥有最高的良心感。《复活》为什么如此感人,也正是呈现了作者(托尔斯泰)最彻底的良知责任。主人公身为贵族,但为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他可以抛弃一切,包括抛弃财产、名声、地位,甚至可以在妓女裙下跪。在他心目中,道德高于一切。这是欧美文学中看不到的。

与我国文学相比,俄罗斯文学中的道德感也往往表现得更为深厚。《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其心灵也是被人间的苦难所抓住,他最后的选择是出走,即逃离苦难去寻找自由自在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他选择的是重新回到大地,热烈地拥抱大地的苦难,即和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们一起承受苦难。在俄罗斯东正教的观念里,唯有拥抱苦难才能向天堂靠近,因此,苦便是乐,愈是痛苦,愈是快乐。在这种观念里,实际上包含着深邃的责任意识。俄罗斯文学因为拥有这种传统,所以根本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格格不入。

 

    离开人便没有善恶之分

 

讲到这里,请同学们注意两种不同的“道德”。一种“道德”是超越时空甚至超越伦理制度而带永恒性的道德,这是宗教性道德,例如诚实、勇敢、无私、正直、同情心等;还有一种是受伦理制度制约即不同制度、习俗、规范之下的道德,即社会性道德。这部分道德的内涵带有相对性。例如在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中,一夫多妻是合道德的,在中国则不合道德。在中国清代也因有一妻一妾的婚姻制度,所以男人拥有小妾是正常的,今天,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纳妾则被视为不道德。因此,道德判断不仅有时代性,而且有朝代性。但文学却不仅超越朝代,而且超越时代。它只注重人性,所以对某种制度下的“反道德”行为就可能会从人性的角度上给予同情,甚至给予讴歌。也就是说,作家在文学中不刻意展示善恶,只是描写活生生的人与人性。没有人,也就无所谓善恶。另一方面,作家主体也只是一个人,而不是包公。作家既不能充当政治上的大法官,也不能当道德上的包青天。包青天铁面无私,不苟言笑,内心充满道德义愤。他审判中了状元而抛弃妻子的陈世美,并非政治审判而是道德审判。这种作品不能进入人性深层,因为其文本重心并不是揭示陈世美人性的困境,而是表现包青天的道德勇气,即敢于面对皇亲国戚而维护伦理原则。因此,这个剧本尽管广受老百姓欢迎,(迎合老百姓的伦理需要),但并不算好的文学作品(戏剧文本)。在作品中设置道德法庭,这是过去我国很多作家所犯的错误,认为作品要除恶扬善,殊不知这是对文学很肤浅的认识。比如过去的八个样板戏,好人站一边,坏人站一边,再设计一个情节将坏人揪出来。我将这种写法称作“世俗因缘法”。

    在“世俗因缘法”之下,文学作品就会设置残酷的道德法庭。例如,同样是一个婚外恋的女子潘金莲,在《金瓶梅》里,她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人,无善无恶,作者只描写她,呈现她,并不谴责她,审判她。《金瓶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长处恰恰在于不设道德法庭。而在《水浒传》中,这个潘金莲,则是万恶之首。施耐庵让英雄武松来杀她,并把她的五脏六腑挖出来祭奠武大郎的“亡灵。《水浒传》这部小说,从思想指向而言,是英雄主义、大男子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结合。其英雄的第一代表李逵,有两个最大特点:一是嗜杀,二是不近女色。因他不为女色所动,所以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连宋江都低他一头。李逵生性暴躁,滥杀无辜,他借宿四柳村狄太公家时,理直气壮地将一对正在热恋的青年男女残忍剁杀,支撑他的正是道德法庭。而武松残杀曾经爱恋过自己的嫂子潘金莲这一行为。小说作者的描写笔调又完全是赞颂的。潘金莲是个不幸的女子,她逃离一次黑暗的婚姻之后,又无奈下嫁给矮小的武大郎,在人性上再次被扭曲。这种在情感上被严重伤害的女子,通过婚外恋的方式寻求慰藉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水浒传》把她推入罪恶的深渊,然后由武松的大刀对她执行最残酷的道德审判与之相比,《金瓶梅》也写潘金莲,但它严守写实的原则,以中性的态度呈现这个多情“淫荡”女子。《金瓶梅》不愧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高明之处,就是不设道德法庭,只写人性的原生态;或者说,只呈现人性的真实,不作道德的判断,这才是文学的真笔法。《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也是婚外恋的女子,她与公公贾珍的情爱,从道德上说,简直已达到乱伦的程度。但曹雪芹不仅不谴责,不批判,反而把她塑造得极美,极可爱,以“兼美”称之,即兼有黛玉的伤感之美和宝钗的端庄之美,还有妙玉的超脱之美,探春的干练之美。秦可卿逝世时,曹雪芹更让她享有最高的哀荣。可是我们知道,秦可卿是一个“潘金莲”式的人物。这种人在焦大(贾府的奴才兼道德家)的眼里当然是淫妇,不干不净。所以他才大骂贾府除了两个石狮子之外,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但是,曹雪芹没有落入焦大的水平。只让焦大表现一下自己的道德义愤,而不把这种义愤当作小说的基调更不设置道德法庭。曹雪芹完全超越了世间因缘法,而用审美的法度来看秦可卿。这才是真文学。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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