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讲 文学与人生-《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论著专版-再复迷网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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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讲    文学与人生

 

今天要讲的题目特别大,但又很重要,上世纪三十年代,吴宓教授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开讲课程,题目就是“文学与人生”。一九九三年,清华大学又出版了这本书。由钱钟书先生题签书名。在这本书中,吴宓教授说:

 

人生是一个舞台,有各种人物,各随其性格之不同扮演角色。忍受痛苦。任何一个无名的小家庭或社会集团,与整个世界舞台和整个历史景观一样,都展示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在他们的行动中,有着相同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对“小”的研究与对“大”的研究有着同样的兴趣;而对一于“小”的理解,也要求与对于“大”的理解具有相同的心智能力。在这一意义上,小说是具体而微的人生。而小说又高于历史(因为小说更具有普遍性,更有代表性)。“太虚幻境”及“名利场”的意义即在于此。  

 

《文学与人生》的附录里又有一篇周辅成教授(北大哲学系)的文章(吴宓教授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周教授在文章概说了吴宓先生的思想。吴先生认为,在我们所处的“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想世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想世界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之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周教授还概说了吴先生的人生价值观,他说:

 

吴先生为了说明人生或生活在价值论上的意义,他又把他的“万物品级表”简化为三层世界(three levels or orders of Being),即天(God)、人(Man)、物(Nature):在天,有天理;在人,有人情;在物,为物象。人在天与物之中,可有向上向下的趋向,这就是价值的根源。也可因对天、人、物三者态度之不同,而发生三种不同价值。

原来,天或天理,是以全爱、至爱为特点,作为普遍的文化,盛行于欧洲中世纪及印度等国,如耶稣教、佛教,是专重“一”或天的表现。人或人情,注重等差之爱、偏爱,仁智双用,如在希腊罗马与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重道德,这是“一”与“多”兼用的表现。至于物或物象,无爱(亦无不爱)可言,重视它的结果,产生了科学与自然主义;有成绩,亦不是全无价值,不过不如前二者多而已。至少,它为价值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是特重“多”的表现。

吴先生这种三层价值论,和印度区分天堂( Paradise)、净土(Purgatory)、地狱(Hell)三部确有不同,但同中国过去所谓“天地人三才”,却有些相似。不过吴先生的天人物是从西方的价值论推衍出去的,直接来源,恐怕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道主义者斐微斯(JI,.Vives1492  1540)的著名著作《关于人的寓言》(A  Fableabout Man)。其中要义是:“人有兽性,但更重要的是具有理性和上帝的不朽性。”人就在这两种性质中徘徊上下,升降。这很像是吴先生的“人是一多并在”的见解。

 

从吴宓先生自身的讲述和周辅成教授的阐释,可以看到吴宓先生关于“文学与人生”的三个基本观点:

1)人生作为世界舞台,它展示着各种人物、各种角色的各种命运,人生是多样的,文学也是多样的。人生千姿万态,文学也千姿万态。

2)文学不仅呈现现实世界,而且可以通过理想超越世界。文学使人生多了一个安顿之处,使心灵多了一个存放之所。

3)人生有“大”、“小”之分。文学对两者都有兴趣。问题不在于表现大人生还是小人生,而在于作家用什么态度与方式去表现,并表现出其中的意义。

 

(二)人生千姿万态

 

吴教授与周教授讲的都不错,我一面加以引申一面也讲讲自己的观点。人生的确像舞台,的确千姿万态。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到地球来一回的经历。有人说,到“地球”来一回,就像到“地狱”来一回,经受的全是苦难,这种说法与佛教所说的“苦海无边”相通。有的人则说,到地球来一回,不过是把地球当作大球一样,踢踢球,玩玩球,游玩人生,戏弄人生。也有的人说,到地球来一回就像做一场梦,人生如梦,人生如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不仅千姿万态,而且千奇百怪。人生说不尽也写不尽。要我用最简单的话说,便是人生乃是人性加生活。人性是人生的深层;生活是人生的表层。人类到处都在生活。人类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不同的人性,所以呈现在表层的生活,也就五花八门。就已有的文学而言,我们看到作家笔下的人生就有无数类别。有伟大的人生,也有渺小的人生;有辉煌的人生,也有惨淡的人生;有壮丽的人生,也有卑微的人生;有平常性的人生,也有传奇性的人生,等等,这是常见的说法。还可以换些角度和语言说,例如可以说人生有圣贤人生,也有盗贼人生,有英雄人生也有(   )的人生。有神性人生也有鬼性人生。有狮虎人生,也有鸡犬人生。还可以换另一种语言说,有大写的人生,有小写的人生;有劳力者人生,有劳心者人生;有奴役者人生,有被奴役者人生,等等,根本说不尽写不尽。

说人生多样,很对?但说一生归一也对。因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平民百姓,三教九流,最后都要抵达同一终点,这就是坟墓。不管死亡之前人生如何千差万别,但最后都要化为灰烬,变成骷髅,这是一样的因为人意识到终有一死,人生有限,所以才发明了文学、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精神门类。这些精神门类,包括文学,就是人类为了让自己的人生得到生存延续发展,让心灵生命比肉体生命更长久。

因为人生多彩多姿,所以人类要求文学也多种多样。写传奇性的人生,如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大仲马写《基督山恩仇记》、施耐庵写《水浒传》等,会有许多人喜爱;而如契诃夫写小人物,《金瓶梅》写小女子,即写平常性人生,也会有许多人喜欢。人生那么丰富,那么纷繁,怎可以要求作家一律要写高大全的英雄,一律要写“阶级斗争”的人生呢?

 

(二)文学与人生三大悲剧

 

人生太多样、人生太丰富,仅是人生内涵就说不尽,再加上文学就更丰富、更说不尽。我读过“基督教人生观”的书,也读过“佛教人生观”的书。在中国,儒家讲人生,道家讲人生,墨家讲人生,名家讲人生,都各有系统。20世纪之后,仅我国学界,讲人生的书籍就难以计数。梁漱溟先生讲“人生三大路向”即宗教人生、道德人生、艺术人生,足够我们传授几天。所以我今天只是借着吴宓先生的话题,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讲述“文学与人生”的核心内容,首先我要讲人生的三大悲剧。李泽厚先生在《历史本体论》里概说了人生具有三大悲剧:一是自然悲剧;二是人为悲剧;三是个人悲剧。他说得很简明,你们可能忽略了。所以我得阐释一下。

所谓自然悲剧,乃是佛教所发现的生老病死这种悲剧。“生、老、病、死”这四个字,天网恢恢,谁也跑不掉。哪怕你是帝王将相,哪怕你是总统元首,也跑不掉。《红楼梦》里,妙玉宣称她最喜欢范成大的诗句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地位再高,权力再大,财富再多,门庭再显赫,最终还是得走进坟墓(土馒头),这不是悲剧吗?人一生下来,一方面走向成年,一方面(放远一点看)其实也在走向死亡。在死之前的人生过程,哪一个能逃离疾病?哪一个能逃离衰老?人努力学习努力积累而走上成熟,可是最成熟的时候也是最接近死亡的时候,这不是悲剧是什么?

仅仅人的衰老就会造成很大悲剧,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写主人公曾经那么辉煌,然而,一旦衰老,连女儿们都要抛弃他。多少绝世美人,年青时曾被英雄豪杰追恋追逐,一旦苍老色衰,则被抛到墙角。这种悲哀,产生了多少动人诗篇!

自然悲剧之外是人为悲剧。此种悲剧往往比自然悲剧更可怕。我和我的中国同龄人,经历的人为悲剧是“阶级斗争”旗帜下“政治运动”,这种运动,钱钟书先生称作“口戕口”的运动。表现是口戕口,内则心戕心,实际上是人戕人,“文化大革命”就是“人为大悲剧”。人为悲剧中最严重的是战争。二十世纪人类竟进行了两次世界性战争,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死亡体验,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如果说,自然悲剧中最严重的事件是瘟疫,那么,人为悲剧中最严重的事件则是战争。加缪的名著《鼠疫》,写的是瘟疫;荷马的《伊里亚特》写的是战争。战争和爱情一样,成了文学的基本母题。荷马史诗之后,写战争的经典作品有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屈力奥特佩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和《第五屠场》、《二十二条军规》等。我国当代文学的前半期(1949-1979),其主流作品几乎都在写战争,《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保卫延安》《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等。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有讴歌战争的,有反对战争的,有不分正义与非正义的。八十年代里,我国的新一代作家,其对战争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莫言所写的《红高粱》,陈忠实所写的《白鹿原》,其基调已不同以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单纯写战争,而是写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人生、人性、人情等等。我国古代诗词是有许多书写战争的,如杜甫、岑参辛弃疾等,展现的多半是战争时代人民的苦难。

自然悲剧、人为悲剧带有普遍性,但写出的作品却可以带有个性。这就取决于作家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式去写。同样写二战,伯尔就写出特色来,我在《罪与文学》作了分析,同学们可参考。与自然悲剧、人为悲剧不同。个体悲剧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欲望、命运所形成的悲剧。所以个体悲剧也可称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古希腊的《俄底浦斯王》写的是命运悲剧(难逃杀父娶母的宿命性悲剧);到了莎士比亚,写的几乎是性格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都是性格的悲剧。巴尔扎克的《欧燕妮·葛朗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娜娜》等写的是欲望的悲剧。

 

(三)“为人生而艺术”也受到非议

 

既然文学与人生如此密切,那么,五四时期有些作家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照说就应当得所有人的认同。然而,并不那么简单。五四时期的文学阵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创造社,主张“为自我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派是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是说“文学无目的”,文学本身便是文学的目的,“为人生而艺术”则认为文学应服务于人生。一九二〇年北京的一些作家成立“文学研究会”,办了一个杂志。由郑振铎起草文学研究会章程,由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由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编辑主任。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鲁迅、冰心也属于这一派。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两年,一九二二年,创造社才成立,创造社的骨干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穆木天、叶灵凤、周全平、郑伯奇、蒋光慈等。创造社主张文学无目的,文学本身便是文学的目的“为人生而艺术”便面临着“为艺术而艺术”理念的挑战。一九二三年另有一派崛起,这是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激烈革命作家,他们对“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都不满意,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会所为的人生,乃是“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社会的人生”。这一派乃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后来愈来愈激烈,最后规定文学只能服务于社会其实是政治化的人生,变成了“为政治而艺术”。文学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我们在讲“文学常识”,不是讲“现代文学史”,所以不再多叙述了。但是,与“常识”有关的是在上述三种意见特别是“为社会而艺术”和“为革命而艺术”的思想逐步占上风时,中国又出现了一种影响很大的美学观点,这就是朱光潜先生所提出的两种人生观其实是两种文学艺术观:一种是演戏人生,一种是观戏人生。用他的话说: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一种是“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物在一块玩把戏”;另一种是“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哪儿装腔作势。”(19283月,“谈人生与我”)朱光潜先生于一九二五年出国深造。这之后他发表了著名的给年青学生的十二封信,告诉年青朋友说,人本是世界大舞台里的一个演员,那么,该选择什么角色呢?他主张聪明人应选择后台人生,台下人生,站在台下“旁观喝彩”即可,这就是“超世观世”的人生观与文学观。朱光潜先生不仅受克罗齐的影响,还受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影响(参见《悲剧心理学》中译自序),而自己选择的是日神精神,即冷静(静穆)关照人生的精神。朱先生这种鲜明的审美超脱态度深得寄宿悲剧的沈从文周作人的共鸣,却引起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强烈反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题末定草”一文中批评了朱光潜先生的“静穆”美学观。在三十年代,中国仍然危机重重,民不聊生,可说是“国难当头”。用鲁迅的话说,这个时代是“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怎可以打讲幽默、闲适和“静穆”。七、八十年过去后,我们再看看当时的争论,会觉得鲁迅先生和朱光潜先生都有道理。鲁迅先生是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生态度的人,他不能容忍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语境下,大讲“超脱”,这种精神的确崇高而实际。朱光潜先生讲的是文学的一般性格。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文学家确实不必要去充当时代舞台(尤其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而应当站在台后台下审视人类功利活动及其得失即可。朱光潜先生主张用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也就是用审美的态度从事文学艺术看待这种超越态度,倒是从事文学的作家诗人们的基本态度。

 

(四)文学应给人以力量

 

尽管我对鲁迅先生与朱光潜先生的对立理念皆采取欣赏的态度,但我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还是主张文学应给人生多一点力量,多一点理解与宽容。人生总的说来是充满重负,数千年来人类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奋斗,神经所以不会断裂,文学艺术确实起来调节作用。这种调节,包括慰藉,包括娱乐,但最重要的是包括力量。人生需要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文学能可给人生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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