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讲 文学与文化-《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论著专版-再复迷网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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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讲    文学与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今天本来想讲文学与社会,后来觉得这对关系别人讲得太多了,便选择讲述文学与文化。

首先又碰到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化?许多书籍都在定义文化,但总是定义不清。我们不走这条路,不想把文化“本质化”。因为“文化”二字已被滥用,其外延与内涵都被扩张得难以说明。例如一讲起文化,就会想到是指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文化”与“文明”有什么不同?现在多数人倾向于说“文明”更侧重物质工艺(技术)层面,后者侧重于精神层面,可是,这又与词源的内涵相反。文化的英文是Cnlture,本是“农业”的意思,讲的恰恰是物质;而文明Civelisation,本来恰恰是城邦,让人想到的是希腊城邦精神。文化还有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分,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之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分,即使只限定于精神文化,也还有大精神文化与小精神文化。小精神文化,每天都离不开,即每天我们都会唱点歌,跳点舞,说点幽默;大精神文化如宗教文学,如人文科学,又可分门别类。仅说人文就有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因此,要给这么丰富的内容作个统一的囊括一切的定义实在太难。鉴于此,对文化只能作了大体的把握,所以我便把文化界定为区别于动物的由人类创造的意义系统。不同种族、不同地域所创造的意义系统,都有相通处,也有很大的差别。每一种大文化相通,都不是十全十美,都有它的长处与短处。如果短处发展到极端、发展得太过分,它就会走向灭亡。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文化(也被称为大文明),如巴比伦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古埃及及法老文化、东印度文化都已灭亡。我国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却延续数千年而未灭亡,这是为什么?许多学者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个儒家思想核心;有人说,因为中国有统一的文字,有统一的度量衡,有统一的行政帝国,说的都对,都说出了一部分原因,但归根结蒂是中华文化与现世生活比较贴近,也就是比较合情理。不仅有西方的“合理”,还有自己的“合情”。今天是文学课,不是文化课,不能再往“文化”的深处走去了,我们只能抓住这两者的关系,再继续讲述。要明瞭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必须认识三个要点:

1)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

首先应当明瞭: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概念大于文学概念。也就是说,文化的内涵大于文学的内涵,文学只属于精神文化中的人文部分,而且只是人文的一部分。“人文”通常是指哲学、历史、文学。但文学只代表人文的广度,历史才代表人文的深度,哲学则代表人文的高度。在人文科学中,历史是基础。离开历史就谈不上人文学问。文学虽然只是人文的一部分,但它又是文化中最生动最富有情感与情趣的部分,它也是文化体系中最贴近生活,最贴近人性,因此,也是最敏感的部分。“春江水暖鸭先知”,文学就是先知型的“鸭子”,它往往最敏锐地感受春暖秋凉,人情起落。有人说诗人最接近疯子,这也道破部分真理,因为诗人最敏感,它能最早捕捉住天上人间的全新气息。

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固定的关系,两者常常是互动的,其中既有互补,也有冲突。文学既从文化中得到营养,也常常反抗文化,下边,分头讲一下两者的互补互动。

 

2)不同大文化下的文学差异。

 

从二十世纪初期至今一百年,中国学人与作家常常谈论中西文学的差异以致形成中西文学的比较学科。但要真正了解中西文学的差别,就不能不正视中西文化的区别,只有在中西文化区别的语境中,我们才能看清许多根本性的文学现象。例如,可以断然地说,但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出现在西方,只能出现在天主教与东正教这种大宗教的语境里,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反之,《红楼梦》只能出现在中国,特别是出现在佛教已经降临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在西方。无论是欧美还是俄罗斯都不可能出现曹雪芹。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西方的文化是上帝文化、天主文化,中国文化是没有上帝的天道文化。西方文化是两个世界(人世界与神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肉世界与灵世界)的文化,中国只是一个世界(人世界)即现实世界此岸世界的文化。因为中国只信现世世界,不相信人死后可以进入天堂,所以就把死看得很重,就出现许多生离死别的诗文,挽歌也就特别发达。与西方文学相比,我们会发现中国感慨人生无常的作品特别多,抒发离愁别绪的诗词也特别动人。

鲁迅先生说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不想再读第二遍了。他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知道其开掘灵魂的深。但他自己无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把握人与世界,无法那样写作。他明白两种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横在他与陀氏之间。鲁迅先生说的好,中国君临的是礼,而俄国君临的是神。一方是礼教,一方是宗教。鲁迅不可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赞美苦难,拥抱苦难。他恰恰要唤醒中国人走出苦难,决不可以“认命”,也绝不可以“安贫乐道”。我在《红楼四书》里把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阿廖沙作了比较。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和他们的选择正是两种大文化的结果。贾宝玉最后离家出走,逃离苦难;而阿廖沙则走向大地,与他人一切拥抱人间苦难。这里固然是个人的选择,但更为重要的是两种大文化下的抉择。

 

3)文学往往是文化变革的动因。

 

    刚才讲到文学受到大文化影响与制约的一面,但文学还有非常主动积极的一面。这是文学又往往是文化变革的动力即文学推动文化发展的一面。大家知道,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乃是新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批判以孔家店为标志的旧道德、伪道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场文化大变动的第一小提琴手正是文学,它发端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的两篇号角式的文章,一篇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一篇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这之后,又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除了文学论之外,还有鲁迅等一批作家进行一场用白话文写作的语言试验。鲁迅用白话文成功地写了新小说《狂人日记》等,胡适用白话文尝试写作新诗。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一批诗人作家,既是新文学的先锋,又是新文化的先锋。他们从文学入手,把文学当作提倡新文化的动力。以鲁迅先生为例,他成功写出了精彩的白话小说。这些新小说的精神内涵又带有思想性与启蒙性。它涉及到妇女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国民性问题,这一切都是大文化问题。但这些文化问题不是通过历史、哲学、宗教来表述,而是通过文学来突破。所以完全可以说,是新文学推动了新文化。

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发生在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大变革的运动,是人从宗教神权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运动的先锋是文学与艺术,艺术的代表人物是米该朗其罗、达芬奇与拉斐尔,文学的代表人物则是但丁。但丁以他的《神曲》强有力地冲破神的权威,他把当时的主教也送入地狱,这是何等了不起。

 

(二)文学中的文化冲突

 

    文学与文化关系中有一项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文学作品常常展示不同文化取向的冲突。这种冲突形成文学重大精神内涵。最常见的是旧传统观念与新时代观念的冲突。许多作品书写父与子的矛盾,父子在“代沟”的背后便是新旧文化的冲突。无论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还是巴金的《家》、《春》、《秋》,还是《红楼梦》中的贾政与贾宝玉,其父子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个性的差异或财富分配的矛盾,而是两代人不同文化取向的矛盾。我在《红楼四书》中作了分析,说贾政乃是贾府中的孔夫子,他代表的是儒家文化,其文化取向是重伦理,重秩序,重教化;贾宝玉则是贾府里的庄子,他体现的庄禅文化,其心灵蕴含的是重自由、重自然、重个体的理念。与此相应,《红楼梦》中钗与黛的冲突也与父子冲突的内涵相似。宝钗是儒家文化的生命晶体,心灵方向与贾政相通;黛玉是庄禅文化的生命极品,心灵方向与贾宝玉相通,所以宝钗只能作为宝玉的妻子,黛玉则可作为宝玉的知音。《红楼梦》中的其他女性,也都折射中国的某种文化,例如,王熙凤折射的是法家文化;史湘云折射的是名士文化;袭人折射的是道统文化,晴雯折射的是异端文化;我说的是“折射”,不是“载体”,也不是“号筒”。如果把她们写成某种文化的符号或文化理念的号筒,那就失败了。《红楼梦》的成功在于写出每个女子的个性,又写出了她们的性情都映射着某种文化光辉,因此,既生动又深邃。

我很喜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喜爱的原因除了纳博科夫塑造这个少女形象极有个性从而给美国文学作了一个巨大的补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部作品所折射的巨大文化象征意蕴。其男主人公亨伯特,几乎是个老人,但他还保留着某种天真与激情,他死死地追恋十二岁的少女洛丽塔。这个形象可视为欧洲所残存的浪漫主义文化。而那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女,却一点也不天真,她世故,老练,满肚子是功利算计。这个形象可视为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的象征。我在《纳博科夫的大寓言》散文中如此写道:

 

读《洛丽塔》时我读得有点“惊心动魄”。也许是残存的儒家道德心理在作祟,面对一个成年学者与十二岁少女的恋爱故事,总觉得有点“离谱”。读完后,有朋友问:什么感觉?我回答说:这是一个美国小女巫的故事,相当可怕的故事。阅读几年后,大约是感受美国与感受欧洲愈来愈深,竟发现了纳博科夫的天才之处,即发现《洛丽塔》是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象征性极强的伟大寓言。小说的男主角,文本的自白者、死囚亨伯特,原是流亡欧洲的俄国学者,一个中年男人,当他应聘到美国任教时迷恋上年仅十二岁的少女、房东的女儿洛丽塔(原名多拉)。为了赢得接触洛丽塔的机会,他娶了房东太太。这之后,房东太太因车祸突然死亡,他就带着洛丽塔从东部到西部一路游荡,并得到洛丽塔。但是,这个美国少女,不仅任性反复无常,而且很有心计,她利用亨伯特的恐惧心理而逃出他的纠缠。亨伯特在洛丽塔逃亡后仍然一片痴情地寻找,三年后终于在一间破旧的木板房里找到她,可是此时的洛丽塔已失去少女的光彩,亨伯特在爱恨交加中开枪杀死了洛丽塔的丈夫,他自己也被判入死牢,演成一场悲剧。反复阅读之后,我终于读出这个亨伯特,既是欧洲学者,其实也正是欧洲文化的象征。他虽然老了,但仍然有理想,有激情,有传统的浪漫气息。他的恋少女癖,与其说是生理病症,不如说是追求生命之美的理想。小说的故事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年长的欧洲学者尚有天真与浪漫,而象征着美国这一新生国家的少女洛丽塔却功利得不得了,实用得不得了,物质欲望也强烈得不得了。她既没有托尔斯泰笔下那位娜塔莎的天真,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的浪漫,甚至也没有福楼拜《包法利夫人》里那个爱玛的女子气息,更没有林黛玉的真情真性。她简直比亨伯特还苍老。

 

(三)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

 

文学与文化还有一重深刻的矛盾,是文化价值指向与文学形成的矛盾,说得更白一点,乃是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即精神内涵很有问题,但文学形式却很有审美价值。例如日本的现当代文学中,我们都知道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有名气,但比他们两个拥有更大创作气魄、也更有艺术价值、堪称大作家的却是三岛由纪夫,但他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守持的文化理念是武士道,即暴力性质的大和民族主义精神,这与诺贝尔的和平“理想”不相符,也与多数中国人与多数日本人的价值观不相符。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写得很精彩,很有魅力,我很喜欢阅读,但读的时候总是提防着中毒,我知道其中蕴含着很浓烈的文化毒素。前几年我写作《双典批判》,对我国的两部小说经典《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进行批判。在序文中,我就声明,此书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化批判。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说,我仍然承认双典还是文学经典,能把一百〇八个英雄写成一百〇八种性格,这很了不起。能塑造出诸葛亮、曹操、刘备这种典型性格,也很了不起。中国人喜欢读这两部小说并不奇怪,这除了中国本身有“水浒气”与“三国气”(国民性基础)外,还因为小说本身确有艺术魅力。但是,这两部小说蕴含着破坏世道人心的文化剧毒。《水浒传》宣扬的是无论使用手段包括最黑暗卑鄙的手段进行“造反”都是“合理”的,无端地把4岁小婴儿(小衙内)砍成两段也合理,《三国演义》则鼓吹只要维护正统皇权,也可以任意烧杀,使尽一切阴谋诡计。所有的骗局都合理。谁伪装得最好,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这些思路都是文化。其文化价值观就隐藏于小说的叙述中。因为这两部小说艺术性高,所以其毒素便散布得很广,读者又被它的艺术魅力所征服,结果就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小说中的文化观念,于是日常生活行为中,不惜如李逵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头砍去”,也不惜为了事业成功的目的,脸皮像刘备那么厚,心像曹操那么黑,以“厚黑”代替“诚实”,完全摧毁人际交往中的道德原则。“双典”告诉我们,“最好看”的文学作品并非最好的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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