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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共识网》网友问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答《共识网》网友问

 


  

1、横玉箫  #我要问学者#

   再复先生您好!我读过您的很多访谈。非常感佩您的勤勉努力,为中国文学批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看您从福建小山村一路走到今天,真是不容易。我读到您讲青少年时代饥饿体验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想请问先生,在今天这样一个阶层固化的时代,农村里的穷孩子如果想象您一样踏实做学术,还有出路吗?做学术是不是一定要良好的经济基础做前提?

 

答:我原先也是“农村里的穷孩子”,幸而从初中到大学,都有助学金支持。初三每月3元(人民币);高中每月5.5元;大学每月13元。为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尽管我对“教育”有许多批评,但还是衷心希望我国的教育部门能承继这个支持穷学生读书的好传统,不要把这个传统“改革”掉。你问“出路”的问题,我的回答非常决断,那就是“有”!前提是“踏实用功”,而不是“经济基础”。关于“出路”,价值观不同看法也会不同。有的以“出人头地”为出路,有的以“荣华富贵”为出路。我们当然要扬弃这些世俗的出路观念,而以“诗意栖居”和“精神价值创造”为出路。这个意义上的出路,并不取决于环境,即不取决于生活的外部条件。正像自由,我认为自由的赢得,不能等待外部自由条件的到来(如上帝的恩赐或权力中心的恩赐),而是取决于自己。即自己觉悟到自由才有自由。同样,也只有意识到“出路”就在自己的身上才有“出路”。一切都取决于自己,包括出路。读中学的时候,“安徒生童话”中的一句话给我以极大的启迪(启迪了一辈子),童话说:“只要你是天鹅蛋,就是生在养鸡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告诉我:关键是你自身(是否天鹅蛋),而不是环境(养鸡场)。中学课本里有鲁迅的《故乡》,大家都会背诵鲁迅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提醒我们: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可是,我不满足鲁迅所言,自己对鲁迅的话悄悄作了补充。至今我还常对自己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固然可成为路,但即使走的人不多,甚至没有人走过,我也要独自踏出一条路”。这一直是我内心的绝对命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都以“自己踏出一条路”为人生宗旨。许多朋友都说我是“心理的强者”,所谓“强”,就是认定: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包括决定自己的出路与前程。即使处境像庄子那样,只能以编草鞋为生,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落入“地下室”与“西伯利亚,我也要顽强地阅读、思索和写作。说我是“心理的强者”,不如说我是“信念的强者”。出路就在磐石般的信念中。

 

2、百度   #我要问学者#

<告别革命>第八版问世感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历史在悲剧中前行。所谓悲剧性,就是历史的前行一定要付出代价,或伦理代价,或道德代价,或文化代价,或感情代价。”就此观点可否举些例子?比如伦理代价?感情代价?就现阶段社会的发展代价体现在哪?房地产?腐败?股市?

3、穷理正心  #我要问学者#

非常同意李泽厚先生的“吃饭哲学”。对于“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却有些不解。能否举个例子说明改革开放的“悲剧性”在哪里?

 

    答:两个问题意思相近,我一起回答。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是中国的“百年之裂变”、“千年之裂变”,这是伟大的壮举。但又带有巨大的悲剧性。悲剧性在哪里?现在的中国,一方面繁荣富强,阔步前行;另一方面则是“贪污”横行,“腐败”横行,“八卦”横行(包括妄言、谎言、谣言等),“赌场”横行(包括彩票、买卖官衔)、“潜规则横行”(丧失做事做人原则)。这“另一方面”,全是悲剧。

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带悲剧性。因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得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开始分化。分化即悲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允许欲望先燃烧起来。“欲望”,乃是人类身内的魔鬼。邓小平的历史功劳,首先是打开中国的“潘多拉魔盒”,把魔鬼(欲望)释放出来,使中国变成一个“有动力”的国家。有动力才有大发展。(先前的“抓革命、促生产”乃是假动力)。“恶”可以成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从历史主义角度上说,释放欲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伦理主义上说,这是打破“平均”,是让“魔鬼”出笼,是给“恶”提供机会。果然,魔鬼一旦出笼,它就按照自己的逻辑进入历史平台。它用金钱抓住所有人的神经,用权力腐蚀所有人的“原则”,用“股票”这种现代鸦片吸引所有人的胃口。(一谈“股票”就兴奋,就亢奋)欲望还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共和国的“价值天宫”,把原来的价值观搅得一片混乱。让人们一说起钱势权势就眉开眼笑,一说起学问真理就愁眉苦脸。尽管我对“魔鬼”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谷俊山、徐才厚等喝血的生物出现时,还是目瞪口呆。他们如此疯狂,已越过悲剧变成荒诞剧。我们明知“魔鬼”厉害,但又不能不释放它。因为,魔鬼又确实带给你“动力”,带给你“激情”,带给你“发展”。你不发展,就成弱国,就得挨打。《告别革命》中讲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就讲这些道理,就讲发展肯定要带来“腐败”,而“腐败”又恰恰是历史车轮的“润滑剂”。这种困境便是悲剧性困境。要从困境中走出来,不能去消灭“欲望”,宋儒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是行不通的。只能承认人的欲望权利即承认欲望的合法性。但是,又不能让魔鬼(欲望)泛滥横行,那该怎么办?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动破脑筋,终于想到一个办法,这就是“用欲望制衡欲望”,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文科学公式。除了“制衡”,别无他路。制衡包括政治制衡(三权分立等)、经济制衡(反垄断等)、文化制衡(言论监督等)。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解决“制衡”问题。

 

4、杨军 #我要问学者#

吃饭哲学很对,老百姓肯定懂,但是吃饱以后怎么过渡到第二阶段?好像不是说只要吃饱了人就自然要自由的,现在人都是犬儒的,有解吗?

 

答:前年(2013年),我和李泽厚先生共同为友人章小东(原《收获》杂志主编章靳以之女)的长篇小说《吃饭》作序。在序文中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并用鲜明的语言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活着当然还要追求“意义”,追求“自由”,追求“诗意栖居”(诗意地活着)等等。我们在序中还说,人长了一张嘴,不光是为了“吃饭”,还要“说话”。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最可行的是两项:一是“党内民主”;二是“增加言论自由度”(即多些说话的权利)。

 

5、杨一宇   #我要问学者#

刘老师认为中国和世界都经不起大折腾,可西方国家经过二战的大折腾,很快弥补了裂痕和创伤,携手共进了。可中国不要说和日本,就是本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大折腾后,左右两派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为什么?有文化上的原因吗?还是一股脑地是体制的原因?

 

答:我说的“大折腾”,是指“大革命”,包括近年来“阿拉伯之春”式的大革命。现在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都在经历“大折腾”后的大麻烦。光是折腾后产生的“难民”,就足以让西欧一些发达国家手足无措。更不用说这些折腾国家的国内惨状了。中国的国内问题确实不少,但美国的社会问题就何尝不多?问题永远都会有,甚至成堆,但解决的办法,从宏观上说,还是改革(小折腾)比革命(大折腾)好。所以我不希望中国和世界发生戏剧性的变动(革命战争、世界战争)。我天生厌恶一切血腥的游戏,不管这些戏剧打着什么旗号。西方二战的大折腾,留下“两个阵营”的对峙,至今还布满重新燃烧的危机。乌克兰的火药桶,一点就着。美国的南北战争,至今还有伤痕。中国更是如此,国共两党的大折腾,“文革”两条路线的大折腾,到现在还是“仇恨未了”。“血”的阴影是最难抹掉的,最好是不要流血,我认为,各国领袖的第一使命应是避免战争,避免血腥的戏剧性大变动。各国的民族性确有差别,例如美国这个国家,天真而讲实用主义,它不太记仇,和越南打得死去活来,现在只要有利可图,很快就会言归于好。而中国却老于“世故”,善于记仇,所以一旦大折腾,更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所以我在香港首届两岸论坛上特别提出一种期待,希望21世纪的中国,能成为“没有内战、没有革命、没有饥饿”的世纪。中国“牢记仇恨”、势不两立的弱点,除了制度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原因。

 

6、声光影  #我要问学者#

我想请教刘老师的是,历史进程往往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社会到了一定的阶段,例如晚清那样的时期,是要像康梁那样改良还是像孙文那样革命?一旦到了晚清那样的积重难返,像康梁那样改良恐无良效,而如孙文那样的革命,就成了大折腾。按照《告别革命》的思路,刘老师认为,当前我们这个社会,能通过小的折腾或者改良,避免质变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吗?

 

答:告别革命(暴力革命),避免暴力革命,只是我们的一种希望,一种期待,一种甘地、托尔斯泰式的愿望。但是,托尔斯泰表达了“非暴力”、“勿以恶抗恶”的愿望之后,即他去世之后的几年里(1917年)就发生了十月革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像晚清那样破烂的时侯,人们是不会理睬我们的“告别革命”理念的。但我认为,我国的当下社会不是晚清,它虽有不少社会问题,但还是可以通过改良(小折腾)来解决。邓小平改革的时候,也曾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但他还是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我和李泽厚先生一样,对于中国的未来还是抱着“谨慎的乐观”态度,寄希望于改革,不轻言“绝望”,也不愿意看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戏剧性大变动。

 

7Brian  #我要问学者#

我个人觉得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困难,经济达成共识比较容易,而政治搞不好就会无序,低效,经济我们搞了30多年已经令人瞩目,但政治最终还是在人,人的价值观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请问刘老师,您赞同只要顶层设计好,即使地方自治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展不够,也能做好政治改革吗?

 

    答: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不容易,李泽厚先生说经济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难,大概是指“实施”经济改革可能更复杂、更麻烦。凡是大改革,都有“发动”、“实施”、“调节”等几个阶段。李先生说的应是“实施”阶段。我国的政治改革尚未“发动”,一旦发动,实施起来的确并不太难。倒如一旦宣布解开党禁,明天可能就会有一千个政党注册;一旦宣布解开“报禁”,明天也可能有一千家报刊注册。政治改革困难之处在于“发动”。这当然很费“思量”。“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可行吗?多党制可行吗?一旦想通,颁布即可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下决心也很难,甚至比下“经济改革”的决心还难。我倒是比较赞成政治改革不一定要等待“顶层设计好”,也可以考虑先在基层发展一些自生长、自组织的能力,包括公民社会、私立学校、局部直选等等。总之,政治改革在一个大国里进行,重要的是多做试验,不要迷信一声政令便会通盘改观。而经济改革,真的是麻烦复杂极了。每一项改革都关系到每一个个人的前程,每一个家庭的饭碗,每一个乡村与工厂的兴衰。当然,我在这里只能是“纸上谈兵”,并无确实方案。

 

8、朱天恩  #我要问学者#

“革命”的哲学意义是什么?

 

答:关于“革命”的哲学意义,我以前讲过两次。一次是使用“易经”的语言。按照郑玄(郑康成)的阐释,《易经》包括“三易”,即“简易、变易、不易”。易即变化。革命的哲学意义便是“变易”。但它不是“简易”,即不是从简到繁的渐进与量变,而是“突进”、“跃进”、“质变”、“裂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喜欢讲“大跃进”,喜欢讲“飞跃”、“质变”,其实都是讲革命哲学。而改良则讲“量变”,讲“演变”,讲“渐进”,讲“一点一滴的累积”。“告别革命”包括告别“大跃进”、“大变动”等激进高调。在革命思潮覆盖下,我们过去只讲“变易”,不讲“不易”,这也是片面的。其实,天地万物之中,有些是永恒不易的真理,那些基本的人生诉求就不可变更。例如《易经》所讲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我和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吃饭哲学”,都是不易之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种族,都不能改变这些基本道理。即使革命,也是要让人活,不是要让人死。(这是鲁迅说过的话)。除了使用《易经》的语言,我还用自己的意象语言作过表述。我认为,当下世界有三种哲学正在进行较量。一是“斗争哲学”,即“你死我活”的哲学;二是“和谐哲学”,即“你活我也活”哲学;三是“死亡哲学”,即“你死我也死”哲学。第三种哲学立足于“与汝偕亡”、“同归于尽”等激进情绪。传统的革命哲学是“斗争哲学”,当下的革命哲学则更多使用“死亡哲学”,所以自杀炸弹、自杀飞机、自杀军队就特别盛行。《告别革命》选择的是“和谐哲学”,既告别“斗争哲学”,也告别“死亡哲学”。所以反对一切颜色的恐怖主义。无论是白色恐怖、黑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我们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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