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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办得好

——在《香港文学》创办3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陶然兄让我参加今天的盛会。我既是《香港文学》的读者,又是《香港文学》的一个作者(尽管不是最好的读者与作者),理应来庆贺。但让我讲话,答应后,却有点后悔,因为觉得似乎可说的话很多,但又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只好即兴讲两点:一是评价一下《香港文学》;二是传达一下与高行健、莫言在秋冬季节相逢时所谈的的一些思想。

我想用文学评论员也可以说是文学思想者职业化的语言对陶然兄主编的《香港文学》做个评价。我要郑重地说:《香港文学》办得非常好!现在刊物太多,许多刊物可有可无,但《香港文学》绝对有它存在的价值。它必须存在,它的存在不仅给香港增添了许多文气与诗意,而且,这个刊物的文学风采还辐射到大陆、台湾、东南亚各国。我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都感受到了《香港文学》的影响,觉得《香港文学》牵动着东南亚许多作家诗人的心灵。我还要讲点自身的体验。十四年前,陶然兄接手主编时,先是请我写一篇谈高行健的文章,后来又悬搁了。我为此很不高兴,并在《经典的命运》一文中予以批评。在此之后,陶然兄却仍然尊重我,不仅发表了我许多文章,还作了专辑,可见陶然兄具有两样宝贵品格:一是文化情怀,二是文学见识。我一再说,20世纪中国,欠缺的其实不是文化知识,而是文化情怀,即能容纳百家、容纳批评、容纳不同立场的胸怀。陶然兄因为具有这种情怀,所以《香港文学》才办得这么好。

高行健在十月间到香港两个星期,除了在科技大学和我一起作了对谈之外,还到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作了两场演讲。在科大,我们对谈的题目是“要什么样的文学”,在港大,我们对谈的题目是“美的颓败与文艺的复兴”。除了公开演讲之外,我们私下还作了六、七次关于文学的对话,以后我会把它整理出来。而莫言到香港只有三天,他首先在公开大学发表了“幻觉现实主义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还和我作了一个小时的对谈。之后,又到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并作了讲演。他们俩位因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常辛苦,我既仰慕他们又可怜他们。我说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出现了一个“文化节”,但也调侃他们,觉得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像动物园那么热闹,人们都想观赏一下聪慧绝顶的稀有生物。

高行健与莫言两人分别在香港大学和公开大学的晚宴酒会上发表了他们对香港文学的看法,因为没有媒体记者参与,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他们两位不约而同,都对香港印象很好,而且衷心赞赏香港文学的成就。高行健说,香港的灯光这么灿烂,城市这么繁荣,巴黎简直无法与之相比。他甚至说,香港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性的文学艺术之都,完全具有成为文学重镇的可能。可惜他没有充分论证,不知道他为什么对香港这样有信心。而莫言则说,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他完全不赞成。他看到的是一片又一片绿洲。在十二月三日的晚宴上,他面对六、七十名嘉宾郑重地说,香港出了许多好作家甚至是大作家,他讲了几个作家的名字,这就是金庸、刘以鬯、西西、黄碧云和董启章。他说,在华人世界里,凡有水井处,就有金庸的小说,这不简单。我今天想接着说,香港文学出了金庸这样一个伟大作家,就不可轻视。最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看金庸》的专门研究金庸的双月文学刊物,第一期刚刚问世,我作为刊物的顾问,写信祝贺,信中我再次对金庸作了评价。我说,不管人们对金庸的评价有多少差异,但金庸有两点成就是无可争辩的:第一,金庸在华文世界里拥有最大读者群,换句话说,金庸拥有最大的读者覆盖面;第二,“金庸”二字已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无论是在东方的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处,或在西方的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度,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只要一提起金庸,大家就有共同的语言,就可以从金庸说开去,就会有一番亲切而热烈的讨论。一个作家,抵达这样的境地很不容易。这不是个人的狂妄与书斋式的评价可以抹煞得了的。妄语妄说动摇不了金庸这一伟大的文学存在。金庸在香港思索、写作、创造,就在香港这个海岛上高高地站立起来。我们不能否认金庸,只能期望香港文学多出一些金庸式的里程碑似的大作家,多出一些像金庸一样的“天才个案”。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话题:听莫言谈金庸。现在我讲第二个话题:和高行健谈文学。此次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和高等研究院把高行健请来,使我赢得一个星期的时间和行健日夜交谈文学,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收获。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两次紧急住院,即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现在精神很好,正在准备今年(2015年)比利时的国家级大画展,包括高行健的回顾展与《潜意识》专题展。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的思想仍然极为活泼,他刚在台湾出版的《自由与文学》一书(我为此书作了序言),展示的是当代世界最清醒、最深刻的文学观。可惜大陆的文学朋友看不到,太可惜了!这次我们在香港相逢并展开对话,在私下谈得更深入,更真切。如果要详尽传达他的讲话内容,恐怕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今天我只能用几分钟时间报告两个信息。一是高行健首次使用“打破现代蒙昧”这个意念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陷入现代蒙昧乃是一种政治蒙昧。而这种蒙昧是双向的,它即表现为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顺从又表现为文学干预政治和改造世界的妄念。无论是政治介入文学还是文学介入政治,都是一种蒙昧。高行健认为,二十世纪影响文学的有两个巨大的怪物,一是政治,二是市场。文学唯一的出路是丢开这两个负累,独立不移,自立不同,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左也不媚右,既不媚东也不媚西,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古也不媚今。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高行健谈话的第二个重心指出对于作家来说,只有一个真命题,这就是面对人的存在,面对实实在在的人,面对人性的真实与人类生存处境的真实。其他的,诸如说什么作家懂不懂外文,诸如讨论高行健是中国作家还是法国作家,诸如讨论某某是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甚至讨论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还是革命现实主义,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反现代性,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一切对于作家来说,统统没有意义,统统都是假命题。热衷于“现代性”概念,正是一种新教条,也是一种新的现代蒙昧。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他很同意,并且说,我们没有时间再次迷失了。

第三点:与莫言说作家的“大悲悯”。此次我和莫言在公开大学作了一次对谈。在引言中我揭示了莫言成功的三个密码,即(1)大地的滋养;(2)上帝心灵与魔鬼手法相结合的“神魔写作”;(3)鲸鱼风格与鲸鱼气象。“引言”已发表,今天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别看莫言一副农家子弟的模样,他实际上很有思想。在中国文学界里,他是唯一的高举“大悲悯”心灵的作家。他在多年前所写的一篇“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此文后来被他选作长篇系列的代序)就特别解释了什么叫做“大悲悯”。他说,大悲悯不同于恻隐之心,不同于小悲悯。大悲悯乃是既同情“好人”,又同情“坏人”,这当然是指世俗定义下的好人与恶人。大悲悯的第二个意思是说既要同情他人,也要同情自己,因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归根结蒂,都是可怜人。此次我们在香港相逢,第一个晚上我就对他说,我们明天对谈,我会请你再解说一下“大悲悯”,他说,很好,我觉得文学面对的是“人”,人都有局限性,好人坏人都有局限性,都不完美。我说,人性那么丰富复杂,世界那么丰富复杂,真不能用“好”,“坏”这种简单化的概念去描述。其实,对于世俗社会上所界定的所谓坏人,我们主要也是否定其“坏事”,并不是要消灭和吃掉这个“人”。对“事”的是非当然要有判断,但对“人”则先行“理解”为好。理解在先,判断在后,这也许正是作家的“厚道”。莫言天生有这种厚道,天生有这样大悲悯的心灵,所以他才获得成功。对于莫言这种天才,其弱点是可以忽略的,我们不能要求莫言因为得了一个大奖就得充当“大众模范”,“人民代言人”,或者充当“持不同政见者”,充当“社会正义”化身。我们要允许莫言像歌德那样,在当伟大诗人的同时,也在魏玛公国里谋生谋事,既担当作家这一本真角色,也担当一般人的世俗角色。中国实在太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古代的叶公,见真龙来,赶紧跑掉,现代叶公则大有进化,“真龙”来了,他们不仅不跑,而且举起“正义”旗帜,舞起棍棒,大打出手,企图一举消灭真龙,总是要表明自己比真龙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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