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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沧海的思想者

——对话刘再复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成都、香港、美国

 

谈文学与文化

 

人物周刊:《双典批判》最想批判的是什么?

刘再复:“双典”指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关于《水浒传》,我批判两大命题:一个是“造反有理”;一个是“欲望有罪”,(也可以说是“生活有罪”)。不是说,造反都没有理。而是说,造反不可以不择手段。我批判的是“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合理”的公式。我觉得“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我不相信卑劣的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目的。也不相信野蛮的手段可以抵达文明的目标。甘地、托尔斯泰,最重视手段,所以才主张“非暴力”、“勿以恶抗恶”。《水浒传》里,为了逼卢俊义上山造反,不惜用阴谋诡计弄得他家破人亡。武松血洗鸳鸯楼,杀了十几个无辜,连丫鬟都不放过。在“造反有理”的心态下,李逵还把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半。

“造反有理”是英雄观的问题,“欲望有罪”是妇女观的问题。在《水浒传》里,妇女不是人,可以随便凌辱,随便屠杀。《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部小说写了三个婚外恋的女子。曹雪芹把潘金莲(秦可卿)送入天堂,《金瓶梅》把潘金莲送入人间;《水浒传》则把潘金莲打入地狱。你说哪个符合人性?

作者(施耐庵)的文化心理,有大男子主义病态。专制至少可分为专制制度、专制人格、专制语言、专制氛围等四个层面。中国男人,多数都有专制人格,心里都有一个李逵或武松,很可怕。但已进入潜意识,专制起来也心安理得。

很多反专制制度的人也有专制人格,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反对专制暴君,可是一旦他当了皇帝也是暴君。“文革”中,领袖说,娃娃们要造反。他不知道娃娃们心里也有一个李逵,一个武松。一造反就“横扫一切”、“砸烂一切”。

告别革命包括多个层面,从历史的层面,是要告别暴力手段。从心理层面说,则要告别暴力心态,告别专制人格,告别李逵武松那样“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的专横脾气。

《三国演义》我也不喜欢。这部中国的心机大全,玩的全是生存技巧、政治技巧。(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玩的全是“生存策略、”政治策略“)谁最会玩,谁的成功率就最高。中国人丢失正直、诚实,《三国演义》要负很大的责任。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现在是“返回古典”,如何返回?

刘再复:李泽厚先生和我在完成《告别革命》的对话之后,提出“返回古典”的思路,意思是:人文科学的发展道路,未必是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返回古典。返回古典只是一种口号,文艺复兴的时候,返回希腊就是返回古典。

返回古典实际上还是返回到“人”,返回现代“人”的价值与尊严。从“古典”中吸取现代“人”的资源。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纪,又是一个机器统治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教育学的世纪,即重新建构优秀人性的世纪。中国古代传统里有许多建构优秀人性的资源。“返回古典”不是复古,不是对传统的盲目屈从,更不是借传统的名义否定“五四”,否定“个人的权利”。“五四”的历史功绩是发现“个人”。返回古典,也是为了让“个人”更优秀、更灿烂。

 

人物周刊:怎么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刘再复:我已离政治很远。我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止”于关心,绝不诉诸行动。做人应 “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的是政治。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更不是政治的事业。心灵的事业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就是不求现实功利。合目的性,是指符合人类生存延续这一总目的。

文学与政治,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政治,包括民主政治,也改变不了政治的基本性质是权力角逐与利益平衡。而文学却远离这种性质。一个作家诗人,总想充当政治家,总想充当救世主或正义化身,这其实是走火入魔。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注脚。这是一种现代蒙昧。我也曾是一个蒙昧者,只是后来觉悟了。文学当然可以表现政治,但文学中的政治是人性化的政治,审美化的政治。人性原则大于政治原则。

 

人物周刊:如何成为一个好作家?

刘再复:这几乎无法回答。是否好作家,完全取决于作家自己。或者说,完全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天分和后来不屈不饶的试验和努力。先天的聪慧与后天的拼搏都需要。当然,我也可以回答你,好作家最重要的是要终生处在“文学状态”当中。我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状态中人,一类是状态外人。状态中人,就是无外在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是“精神呆子”。状态外人,则是“功夫在诗外”的“聪明人”,也就是老在世俗世界里下功夫的“文艺巧人”。文学命定非功利、非集团、非主义、非市场,作家应当永远处于此种状态之中。

 

谈国内的“第一人生”

 

人物周刊:“文革”结束了,“文革”思维似乎仍然没有结束。

刘再复:中国历来的政治都是“替罪羊政治”。所有的罪责都由几个替罪羊担负着,这种“替罪羊政治”产生的负面效果,便是不能从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比如“文革”,那是我们中国人共同创造的一个错误时代。“四人帮”当然有罪,但我们每个人也有责任。我们都进入了“共犯结构”。我提“忏悔意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承担一份责任。是良知责任,不是法律责任。有忏悔意识,才能进步,才不会让“文革”的大悲剧重演。现在“文革”在政治层面上结束了,但在思想层面、语言层面还没有结束。有些人还在使用语言暴力。还热衷于搞山头、拉派别,还相信“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

 

人物周刊:“文革”中你有批判过谁吗?

刘再复:“文革”开始的那几天,我批判过何其芳,这件事我总是念念不忘,现在还觉得欠了债。我当时是受了组织的委派去批判他的人性论,其实,人性论是我最喜欢的文学理念,而且何其芳又是我衷心热爱的诗人,批判他完全违背自己的心愿,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不可忘记。1975年,我在《思想战线》杂志工作时,向何其芳约稿,对他说起这件事,他说,这件事情早过去了,我根本不记得,不要提了。他对我很好,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一直念念不忘。我无意当中也进入共犯结构,在历史的错误中有我的责任。“文革”不仅是“四人帮”几个人造成的,而且也是我们共同关系的结果。“文革”是我们上上下下共同创造的一个错误时代。

 

人物周刊:很多学者有了行政职务之后,往往学术上就没有进步了。

刘再复:对于学者作家而言,行政工作不是长久之计。我的心思全在学术和文学里,我天生喜欢文学,不喜欢政治,这种喜爱是生理性的,很神秘,很顽固。当了研究所所长后,我还写了“论文学的主体性”,学术上也有所前进,但这是“挣扎”出来的,在深夜“熬”出来的,很难,很特殊。

 

人物周刊:一个文人,怎么跟这个复杂的社会相处?

刘再复:什么叫做社会?社会就是三教九流。或者说,社会乃是三教九流的总和,当然复杂。我做人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在复杂的社会当中,尽可能纯化自己。我很喜欢嵇康的座右铭:外不殊俗,内不失正。身处社会中,不要太特殊,不要摆架子,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但内心则要有自己的心灵原则,良知底线,这样,世俗社会再复杂,也就没什么可怕了。

 

人物周刊:假设你没有出国,一直在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你觉得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刘再复:一种可能是选择急流勇退。可是我没有急流勇退的自由,就像当初担任所长,我并不愿意,找了很多人说不当,但钱锺书先生说“你必须当,我会帮助你。”梅益(院党委书记)也说,你必须当。我最后才不得不当。

如果没有发生那场风波,我相信我会当更高的干部。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曾经代表文化部找我谈话,说“文化部的副部长有好几个人选,你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听了之后不是高兴,而是恐惧。我是多么不适合当官。我说,王老师,你要帮帮忙,你一定要说“再复不合适”,“再复自己也不愿意做”。然后,我立即找梅益(院党委书记)说,如果组织部来找您,请帮我说“再复不合适”。我当时急得不得了,都想逃跑了。梅益先生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我特别尊敬的社会科学院领导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做行政工作?

刘再复:这是我的天性决定的。我生性喜欢自由。我一直记得我的卓越老乡、伟大启蒙家严复的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而行政工作却会剥夺我个人的自由。而且还会逼迫我去敷衍,去应付“人际关系”,去学会“世故”。世故对人性的腐蚀是很厉害的。这一切都会让我非常痛苦。连坐小车,我都觉得痛苦。我坐的车是上海牌,最差的车,但是这也让我感到很不安,我每次坐车都让司机把窗帘放下来。做行政工作,哪怕当再大的官,都是世俗角色。世俗角色可以赢得许多世俗利益。而这些世俗利益又会腐蚀我的“本真角色”。我的本真角色只有一个,那就是独立的思想者。当然也可以说,只是文学写作者。

 

人物周刊:你是作协的成员吗?

刘再复:是。八八年那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还选我当了作协的理事,可我没有参加开会。钱锺书、李泽厚也被选为理事,他们也没有参加作代会。是不是作协成员或理事,并不重要。一个莎士比亚或一个托尔斯泰,比一打“作协”更有分量。

 

人物周刊:钱锺书先生的理由是什么?

刘再复:钱先生并不把“作协”看得很重要。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确实不喜欢参与任何世俗活动。他告诉我,以前讲究“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对的。现在讲究“力量就是知识”,则不好。他不相信组织机构的力量。

 

人物周刊:许多人开始怀念80年代,你会怀念吗?

刘再复:80年代值得怀念,是因为它拥有广阔的思想自由空间。经历过80年代和没有经历过80年代是不同的。但80年代有它的局限,一种新思潮进来,还来不及深思熟虑的,就赶紧去迎接另一种新思潮。因为闷得太久,门一下子打开,就拼命吸收,没有从容的时间去消化,去建构。我个人一直往前走,觉得现在的自己,比八十年代走得更远了。

 

谈故人

 

人物周刊:钱锺书先生似乎很少跟人接触,你印象中的他是怎样的?

刘再复:钱钟书先生是一个大学问家,但不是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知识的稀有宝库。其丰富性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人不懂英文和其他洋文,无法和他比;而后人虽懂外文,但其中国文化素养却无法企及。然而,钱先生宝库中缺少“大问题意识”,也没有思想体系。所以最好不要说他是“思想家”。钱先生把社会看得很复杂,甚至看得很险恶,所以他就筑一道墙,跟社会拉开距离。他从来不到我们研究所里来,也几乎不参加会议。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写的《管锥编》,就像个堡垒,密不透风。魔鬼绝对抓不住。不过,我虽崇敬他,但一直无法接受他的这种防范哲学。

 

人物周刊:钱锺书先生对你挂名《钱锺书研究》编委很不高兴?

刘再复:确实很不高兴。他对我一直都是非常关心。可是有一天他叫我立即到他家,电话里的声音异常着急,路上我就惴惴不安。见到他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再复啊,你怎么也去凑热闹!他说没有这本东西(指《钱钟书研究》)我还坐得住,有了这本东西,我就坐不住了。他说你赶紧拿掉你的编委名字。我辩护说,他们是好意的。他说,不行,你立即去拿掉。钱先生对此一点也不含糊。他的名字不让他人利用。他把社会看得很险恶。

 

人物周刊:你出国之后跟钱锺书先生有联系吗?

刘再复:1989年8月,我到了芝加哥大学,立即打电话给他,他女儿钱瑗接的电话。钱瑗问我,要不要和父亲说话。我说不必,只要告诉他,我已安全抵达美国了。钱瑗立即去告诉钱先生,并立即传达钱先生的话。她说,我爸爸要特别告诉你几句话,希望你在海外一定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这个东西,不是我钱某能搞的,也不是你再复能搞的。1990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社长兼总编陈松龄先生也告诉我,他和刘文良(副社长)到钱先生的书房里,一坐下来,钱先生就问,你们知道再复的情况吗?要是见到,请告诉他,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搞的。2002年,在香港,钱先生的好友奕贵明兄告诉我,“钱先生一直都很关心你,临终前还念着你。”

 

人物周刊:你以前写过一篇散文《背着曹雪芹和聂绀弩浪迹天涯》,聂绀弩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

刘再复:聂绀弩和我是忘年之交。反胡风时,他是“胡风分子”,反右派时,他是“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时,他对江青有微词,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晚年住在北京劲松区,就在我家边上。聂绀弩对我来说,是座人格的巅峰。我认为做人比作文更难更重要。他的人生提示我,在很艰难的时代里,我们应该怎样做人。他很不简单,任何艰难的命运都无法把他击倒。他最爱的是《红楼梦》临终之前发高烧要进医院,不肯去,他太太找到我说,再复,你帮劝劝。我去劝说时,他说,如果让我把《贾宝玉论》写完,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送到阎王殿也行。

聂绀弩的生命充满诗意,对自己的得失恩怨成败全不在乎,完全超越了这些东西。《红楼梦》是一座灯塔,灯塔一照,什么作品的优劣都很清楚。同样的,聂绀弩也是灯塔,他灯塔一照,很多人和事都很清楚了。

 

人物周刊:聂绀弩先生给你留下了很重要的东西?

刘再复:九箱线装书,他一生的积累。还有在牢房里写的字,太宝贵了。但他给我留下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正直人格。无论如何怎么打压,都打不弯他的脊梁。

 

人物周刊:现在那些书有没有问题?

刘再复:原先保存在北京那个被没收的房子里,据说被端到地下室了。2008年我到北京,房产处的干部告诉我,我的书籍已放在16层的一间房里。此次他们还比较客气。

 

人物周刊:上次回北京也没有去查一下?

刘再复:没有,没有时间处理这件事。

 

人物周刊:你在北京的家当初被抄是怎么回事?

刘再复:出国之后,我的房子让给我的一个学生和他的家人先住下,他怕意外,还上了锁。但九四年锁被撬开,房产局的人破门而入,我的二十几箱书,还有很多手稿,全部被搬到地下室去。在海外,我曾发表声明,谴责这一强占行为。

 

人物周刊:现在你在北京的房子算是没了?

刘再复:没了。现在北京已没有我的“立足之所”了。这件事倒是真的伤过我的民族情感。但还是摧毁不了我的爱国之心。

 

人物周刊:这套房子应该还给你才是。

刘再复:我没有被处分过,而且我有中国护照和房产证、工作证。照理房子应当归还我才是。过一些时候,看看他们怎么办吧。我当时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房子里面有三样很重要的东西,你们要负责任,别给我丢了。第一是聂绀弩把一生积累的九箱线装书全部送给我,还有他在牢里写的字。第二是马思聪的手稿,马思聪的外孙是我的女婿。他爸妈到香港去的时候,以为我这边最安全,把马思聪的许多手稿放在我家里。第三,周扬晚年对我很信赖,让我为他起草了五次报告,其中有两份报告,他亲自改动了很多遍,还有很多中央领导人的批示,这些本来应该送给国家档案馆的,但是周扬对我说,“你要为我晚年作证,我晚年是反对极左的。”这三样东西放在我家里,我必须对它负责。

 

人物周刊:这个事情后来怎样了?

刘再复:后来一位对外友协的领导人找到了金庸,说我们知道刘再复是你的朋友,请你转告刘再复说,这个事情不是中央的决定,是社科院个别人干的。为了我们的国家,应淡化这件事。金庸传达后,我听进去了,就不再纠缠。

 

谈海外的“第二人生”

 

人物周刊:你在芝加哥大学结识了邹谠教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刘再复:邹谠先生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很有学问,很受尊敬。他是国民党元老邹鲁先生的儿子,邹鲁是国民党初期的“大笔杆子”,曾著写过“中国国民党党史”。邹谠算是国民党的“高干子弟”,但他却同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直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一个很正直很有成就的政治学专家。他有许多学生,台湾的连战也是他的学生。他和他太太卢懿庄教授都很喜欢我,老俩口常听我的课。周末还常常自己开个车,请我和我太太去希腊馆子等处吃饭。他很理性,对胡耀邦评价特别高,担任北大的客座教授时,他曾和胡耀邦谈了一整天。我到科罗拉多大学后还常与他联系有一天,那是他住院的前夕,打电话给我说:再复你有空吗?我怕此次住进医院再也出不来了,你现在把纸和笔拿来,我要跟你谈一两个小时,你记下来。他跟我说了几点,第一是他的政治学的基本理念;第二是他对他几个学生的基本看法;第三是他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

 

人物周刊:这相当于政治遗嘱啊?

刘再复:是的。他讲中美关系讲得很生动,他比较了两个国家的长处和短处,说中国有中国文化的长处,美国有美国文化的长处,但是有一条,文化的宽容精神我们是不如美国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讲了一百句话,假如你在美国,九十九句讲错了,只有一句是对的,没有关系,他们会吸收这一句对的,不追究那九十九句错的。而中国正好相反,你说了九十九句对的,他们不计其功,而说了一句错的,则会被抓住不放。“文革”就是这样,不宽容。这是他去世前给我说的。他去世后,芝加哥大学郑重地给他下了半旗致哀。芝加哥大学有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许多获奖者去世,都没有降半旗。

 

人物周刊:你当初选择出国,现在回头看,你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么?

刘再复:绝对正确。因为我出国时已经48岁了,最缺的是时间,最重要的就是抓住所剩下的时间,我不能再耽误了。我的思想已经成熟,需要表述、需要反省的东西很多,只有到海外去,才能赢得“自由时间”。出国后我赢得三个价值无量的东西,一是“自由时间”;二是“自由表述”;三是“完整人格”。除了自由时间外,就是自由表述。思想的自由对我来说是最高价值。广阔的天地就在思想自由之中。如果我不出国,哪有《漂流手记》?哪有《红楼四书》?哪有《双典批判》?哪有《告别革命》?但出国的“好处”,不仅是“写书”,更重要的还是“做人”。到国外,我赢得时间反省自己。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当“启蒙者”,最重要的还是“自我启蒙”,从种种“蒙昧”中走出来。走到哪里?走向完整的人格。

我不喜欢表态,不喜欢装模作样,这样的人格不完整。本来我是不会敷衍的,当所长之后就学会敷衍了,跟不喜欢的人敷衍,到海外就不必了。在海外至少可以保持一种完整的人格。许多老乡替我惋惜,说要不是那场“风波”,你肯定当“大官”了。我笑着回答:你们不知道,我是那场“风波”的得益者,我得到了最宝贵的“自由时间”与“自由表达”,而且意识到必须争取人格的完整。这才是最高价值。

 

人物周刊:怎么看当年和你一块儿去往海外的人?

刘再复:到海外的人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思乡忧国者;还有一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超越这两种。我不愿意当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不同政见”会固化自己的思维和广泛的兴趣,特别是会固化审美趣味,把文学变成“不同政见”的图解与注脚。文学比“政见”丰富得多。我也不愿意仅仅当个思乡者。故乡故国我会永远热爱,但我既热爱故乡,又超越故乡。只想当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我既从中国的政治框架里抽身出来,也从美国的政治框架里抽身出来,所以能用一种更中立更自由的心态和眼光来看中国看世界。

 

人物周刊:在海外看中国是怎样的?

刘再复:我现在守持的是价值中立的立场,不是哪个党的立场,也不是哪个派的立场,是“真理”的立场,是对中华民族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立场。别人说我是劣马还是好马,这无所谓,重要的不是外界对我的评语,重要的是我内心真实而自由的声音。我觉得,看中国一定要宏观地看才能看清楚。微观地看,到处是问题。但宏观地看,就看到中国这三十多年,确实进步了。中国从乡村时代转变为城市时代,这是千年之裂变。裂变中出现许多问题,但宏观地看,中国确实进步了,强大了。作为中国人,我当然高兴。但中国进入城市化时代是一种“急速城市化”的状态。很匆忙,各种准备都不足,包括思想准备、文化准备、理论准备、道德准备等等,都不足,因此,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贪污腐败,胡作非为等各种现象的出现,都是代价,也都是“准备不足”的表现。

 

人物周刊:平时关心政治吗?

刘再复:歌德说,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用一个小时来关心国家大事,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小时来操心国家大事,一天就去掉两个小时了,我哪有这样的时间?我不上网也不爱看新闻,偶尔翻翻报刊,很多大事件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别人以为我关心政治,完全不对。不过,我很喜欢听一些有思想的朋友作政治分析。但这是好奇好学,不是热衷于政治。对于听到的政治信息,我会自己作判断。不轻易听信他人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普世价值?

刘再复: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成果。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那些基本依据。欧美思想家创造了普世价值,中国的思想家也创造了普世价值。两者的血脉可以打通。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打通中西文化血脉”。不可轻易地批判普世价值,笼统批判就会造成价值观混乱。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梁启超说,如果民族主义一旦狭隘化就会变成民族帝国主义。希特勒就是一个教训,从民族主义走向民族帝国主义,这要警惕。人类的心灵是可以相通的,灵魂是可以相通的。普世价值是可以“拿来”的。

 

谈灵魂与梦

 

人物周刊:出国之后,你开始从性格探究转到灵魂探究,为何有这样的转变?

刘再复:“灵魂”比“性格”更深邃。中国文学注重的是此生此世的现实世界,所以其精神内涵重在乡村情怀。西方文学,特别是像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许多旷野的呼号,即灵魂的呼告。我们缺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写灵魂写得很深的作品。这与中国文化背景有关。中国文化是一个世界的文化,只有此岸世界,没有彼岸世界,只有人的世界,没有神的世界。西方文化是两个世界的文化,此岸与彼岸,人与神,两者分开,人可以接近神,但不能抵达神。中国的灵魂与西方不同。我讲的灵魂是指精神深层之核。

所以思索灵魂维度,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学不要老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滑动,只有进入灵魂的叩问,文学才会拥有思想深度。我和林岗合著《罪与文学》,还有后来我对禅宗的研究,都是属于灵魂的探究。不过,我讲的“灵魂”与西方讲的“灵魂”不同,我指的是文化心理的深层内涵。

 

人物周刊:你说过,自己现在是“逃离政治,逃离大众,逃离自我”。

刘再复:是的,我首先逃离政治,这已经非常明确了。如果参与政治,那就是蒙昧,那就是走火入魔,那就是丧失自己。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有政治内涵。但作家把握这些政治内涵时也是超越政治的。从事文学的人一定不可以从政。这点,我现在非常清醒。

文学乃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与大众并没有什么关系。大众其实不需要真文学,即不需要文学的思想深度与高级审美趣味。他们只需要刺激。文学对于大众来说,只是一种消费。所谓“大众文学”,不过是“市场文学”。文学绝对不可以去要迎合大众。苏格拉底并不是被政府处死的,而是被大众所处死的。大众也不可能理解思想者的独立思索。到现在还是如此。独立思索往往被大众所不容。我说“逃离大众”,是指不要俯就大众,取媚大众。不要像政治那样,一心想拉拢大众,想争取大众的多数票。

再一个就是逃离自我,逃离自我就是禅宗说的打破“我执”,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自我”的问题很多。真正的地狱是自我的地狱。而且是最难冲破的地狱。尼采讲“超人”,其实超人的理念也是一种地狱。我以前讲主体性,重心是张扬自我,那时普遍丧失独立人格,所以必须把自我重新确立起来。可是自我确立以后,我们则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不要自我膨胀,对自我要有个清醒的认识,自我不是大众的领袖,也不是大众的尾巴,更不是大众的救世主,自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常人。把“自我”变成一种浪漫的自我,夸张的自我,其实是一种幼稚病。到海外之后这二十多年里,我对“自我”的认知,有些进步。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自由”?

刘再复:我认为“自由”是“自给”的不是“他给”的,即不是上帝和外部力量赐与的,自由的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即觉悟到自由完全取决于自己。有此觉悟才有自由。我们不能等待外部自由条件成熟了才去做事,才去写作。“争取”外部自由条件,这是积极自由。要求给予沉默逍遥的自由,这是消极自由。积极自由重在“争取”,消极自由重在“回避”(也可以说“重在防护”)。在消极自由中,我们可以赢得时间和空间去思索,可以获得形而上的快乐。这不是世俗的快乐,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种快乐,也就是佛教里说的“佛喜”。我只求“消极自由”。当然,有些人为外部自由而奋斗的志士,只要不强迫我上他们的“自由战车”。我也很敬重。

 

人物周刊:你从《红楼梦》中悟到了什么?

刘再复:《红楼梦》的精神内涵非常丰富,我的所感所悟已写了五本书。说来话长。今天我只想对你说《红楼梦》涵盖了西方对“人”的两次发现。西方对“人”的发现通常人们都以为是一次,其实不是一次,是两次。第一次对“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时对“人”的发现,发现人的卓越、人的灿烂、人的了不起。第二次对“人”的发现就是以叔本华、尼采、卡夫卡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的思潮。他们发现相反的命题:人没那么好。他们发现人的脆弱、人的荒诞、人的黑暗。我们现代主义的思潮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叔本华奠定了一个理论:人生注定是悲剧。人并不是上帝所掌握,反而是被魔鬼所掌握,这个魔鬼就是欲望。人们拼命去争夺,满足以后又有更大的欲望,永远没完没了,这就注定是悲剧。这是第二次对“人”的发现。《红楼梦》涵盖两次对“人”的发现。林黛玉、晴雯这些女性表现的是人的精彩。其基调类似西方的第一次“人”的发现。另外一面呢,贾琏、贾蓉、薛蟠等,这些男性泥浊世界的代表都是欲望的化身,人没那么好,人丑陋极了。《红楼梦》把两方面都写到极致,这是它的精神内涵,很深邃。“五四”运动没有把《红楼梦》作为旗帜,很可惜。《红楼梦》是一部人书,应该把这部人书作为旗帜。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中国有怎样的期待?

刘再复:我对未来中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老是去猜想了。现在比较顺其自然,只期待它更强大,期待它更多自由,这是自然情感,不是理性预测。我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走向,认定这是自然的选择,无可非议。此次全球化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殖民化不同。殖民主义是用枪炮推动的,全球化是技术推动的,我们在“告别革命”的开篇就说,无须刻意追逐理想社会,但需要有一点社会理想,人总是要有点梦,要不人生就太苍白了。曹雪芹也做梦,如果真的有个像天仙一样美的林黛玉多好啊,可惜她不不存在,只是梦中人。

    我对未来中国,只期待它“永久的和平”,也就是期待它不要再发生戏剧性的大变动。矛盾、冲突、困难,永远都会有,但最好的办法是民族内部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不要诉诸革命,也不要诉诸内战。

 

人物周刊:你的梦是怎样的?

刘再复:梦是对自己期待,我在精神价值创造世界里,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寻找,寻找什么?当然是寻找思想与文学的新高度。这就是梦。但我的快乐都在寻找的过程中,并不在寻找的终点上。我虽对自己有些期待,但不生活在幻想中,也不制造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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