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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像化崇拜”到“理性化崇拜”作者:古大勇 阅读次数:

 

   从“偶像化崇拜”到“理性化崇拜”


——论刘再复的鲁迅研究(1976-2011年)


古大勇

 

                     序言

 

刘再复曾经说:“我把48岁之前(1989年之前)的人生,视为第一人生,把这之后到海外的人生视为第二人生。” (1)刘再复“第一人生”的学术成就可以用“鲁迅研究‘三书’”和“刘氏三论” (2)来概括,“三书”指《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1989年刘再复离开故土来到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二人生”,他把学术中心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但经常在一些对话录、访谈录、演讲和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都涉及到对鲁迅的独特思考和研究,这些内容集中汇编在2011年出版的《鲁迅论》一书中。从他1976年出版的《鲁迅与自然科学》(合著),到2011年产生的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其间已经走过了35年。这35年他经历了两次沧海桑田的“人生”,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也发生巨大变化,他的“第二人生”“鲁迅观”较“第一人生”有所变化,但也有基本不变之处,就是对鲁迅的“崇拜”之情绝对没有变。无论他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无论在北京,还是在科罗拉多,35年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就是对鲁迅的“崇拜”之情。但“崇拜”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已由“第一人生”的单向度“偶像化崇拜”转变为“第二人生”的对话式“理性化崇拜”。

 

一、“第一人生”(1976-1989):特定时代制约下的“偶像化崇拜”

 

刘再复与金秋鹏、汪子春合著的《鲁迅与自然科学》出版于1976年,很多篇章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虽一方面不可避免地留下诸多“文革”的时代烙印,但另一方面也能让读者详细了解鲁迅与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则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冻”时期,呈现出一些打破时代禁锢的思想特征,如《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高度评价鲁迅所提出的以真、善、美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并以与之相对应的艺术真实、社会功利和美感特征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来取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之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尺,这在当时看来,无疑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文学从政治阴影下走出来,摆脱政治的奴役和镣铐,获得自身的独立性。正如张梦阳指出该著的意义“不仅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从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发展史的视角阐释了鲁迅美学思想的特征、内涵及其历史地位,最主要的是以鲁迅的美学思想为武器对笼罩中国文坛达数十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冲决与深刻的批判,刘再复的这一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 (3)刘再复与林非合著的《鲁迅传》则用诗意葱茏的文字和激情洋溢的笔调,生动叙写了鲁迅战斗性的光辉一生,有助于读者了解“鲁迅的人格、思想、情怀、艺术和学识”。 (4)张梦阳认为《鲁迅传》的基本特色是“素朴而又高峻”, (5)所谓“素朴”“主要是指一种学风、文风,或者说是‘史德’,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拔高,也不遮掩,不附加任何外来的主观成分”。 (6)所谓“高峻”,就是站在时代的理论高峰上,从总体上去俯视和鸟瞰鲁迅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以高屋建瓴之势去观察和审视鲁迅的作品和史实,由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中引出科学的结论”。(7)

   肯定了刘再复“鲁迅研究‘三书’”的贡献,自然不必讳言其时代性局限。“鲁迅研究‘三书’”一个最明显的弱点就是它的“神化”倾向或“偶像化崇拜”倾向。对鲁迅“偶像化崇拜”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在研究过程中,竭力论证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最完美伟大的,是至高无上、不可挑战、不可超越的思想和文学宝库。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绪篇“鲁迅美学思想概说”中,为了论证“鲁迅美学思想在我国近代美学史上的地位”,他回顾了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到朱光潜等近代美学家的美学,在鲁迅的坐标上,刘再复认为他们的美学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真、善、美的某种分离”等“若干弱点”,最终证明鲁迅的美学思想是最伟大的:“了解一下软弱的我国资产阶级美学创始时刈裂真善美两极的弱点,把握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个理论代表所奠定的我国近代美学传统的基本内容,以及我国传统文学观的弊病,我们将能更科学地估量鲁迅美学思想的价值和它在我国近现代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鲁迅是我国资产阶级美学的科学批判者,又是我国无产阶级美学的卓越奠基人,他是我国新美学的真正的开山人。” (8)为了论证鲁迅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观在世界美学史的卓越地位,刘再复将鲁迅与美学史上其他美学家的悲剧观本质进行比较。在刘再复看来,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观不如鲁迅的悲剧观“更能说明悲剧的本质”;(9)而黑格尔的悲剧观不如鲁迅的悲剧观“表现出正视现实的更强烈的战斗意义”;(10)较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悲剧观,鲁迅的悲剧观“有他的杰出之处”。(11)11比较完了外国美学家,刘再复再比较中国美学家,最早把悲剧这一美学范畴从西方引进中国的是王国维,自然首先要比较的就是王国维,“与王国维相比,鲁迅悲剧观显著的优点是:正视悲剧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12)“鲁迅把团圆主义看成为国民性的弱点,这比王国维的悲剧论就深刻得多”; (13)而胡适的悲剧观,“带有改良主义的弱点”。 (14)通过以上纵横中外美学史的比较,刘再复得出结论,鲁迅“对悲剧本质的认识,在马克思悲剧理论传入之前,是我国美学领域里对悲剧最科学的认识”。(15)

刘再复“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对王国维文艺观的截然不同的评价,最为耐人寻味。诚如上文所说,在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时,刘再复对王国维的悲剧观不以为然。但刘再复在其“第二人生”写作《红楼四书》的时候,对王国维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其《<红楼梦>评论》中所体现的悲剧观却大加赞誉,认为“近百年来,对《红楼梦》悲剧领悟得最深最透彻的是王国维”。 (16)在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时,刘再复对王国维的“超功利”文学观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悲观的,消极的”; (17)但他在20多年后写作《红楼四书》中,对王国维的“超功利”文学观的评价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说,“文学事业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但它具有广义的功利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不追求具体的、短暂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延续、提升的‘功利’,这便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是王国维所说的‘无用之用’。” (18)他提出超功利的“文学自性”概念,也与王国维的文学观精神相通。“文学自性”的“对立项是文学之外的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新闻性、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市场性、集团性等”。 (19)《红楼四书》中,频频出现赞誉王国维的词句,如“先知型的中国人文天才”、 (20)“王国维的天才”、(21)“王国维作为一个天才”, (22)与其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时对王国维的态度具有霄壤之别。

对鲁迅“偶像化崇拜”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在研究过程中,缺乏与鲁迅对话和对鲁迅进行质疑的能力,全部接受鲁迅所提出的命题,将鲁迅的话视为绝对真理,并以这种绝对真理作为裁判标准,去评价鲁迅的同时代人和事。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的有关章节中,涉及到鲁迅对主张“人性论”的梁实秋、“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和杨邨人、主张“性灵论”的林语堂和主张“静穆论”的朱光潜的论争,但是刘再复在评判这些已经被历史尘封的学术公案时,都是站在鲁迅当年的立场,认同鲁迅的批判,承认鲁迅观点的绝对正确性,而没能做到返回历史情境,从学理的立场对之进行辩证反思和公正评价。如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批评左联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一文予以严正驳斥。刘再复却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批评了胡秋原的观点。但时过20年之后,“第二人生”的刘再复却站到了胡秋原的立场,提出“文学的自性”观, (23)主张文学不能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外在他性的工具。

   “两段论也是刘再复“第一人生”鲁迅研究模式的特点,即受到瞿秋白“两段论的影响,认为鲁迅的思想发展有一个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走向马克思主义质的飞跃过程。这种思维模式在“鲁迅研究《三书》”中随处可见。如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中,刘再复认为,在对待中医学上,前期鲁迅“还不能用唯物辩证法加以分析,区分其中的精华和糟粕”, (24)而“当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改变了这种看法,他用辩证唯物论的科学方法,对中医作出了正确的科学的评价”。(25)鲁迅早期自然科学论文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思想“不是系统的”,只有到了他生活的后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鲁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上升到完全科学的水平”。 (26)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刘再复认为鲁迅美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为”、从早期唯心主义到后期历史唯物主义美学高度的不断前进的过程,“最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光辉归宿,建立了自己科学的美学观”。 (27)《鲁迅传》事实上也是按照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来叙写鲁迅的一生的。

我们指出刘再复“第一人生”的鲁迅研究中所存在的“偶像化崇拜”的缺陷,但却不能因此而苛责它,刘再复“第一人生”的鲁迅研究的缺陷与其说是他个人的缺陷,毋宁说是整个时代的缺陷,是那一时代全体鲁迅研究者的宿命。刘再复“第一人生”的鲁迅研究成果产生于1976年至1985年之间。那么,该时段处于一个怎样的学术生态环境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这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文学上的相对自由。但尽管“解放思想”成为当时的改革方向,可解放程度依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983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涉及到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的问题,遭到了胡乔木等人的反对和批评,在中共高层领导的支持下,正式展开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在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但影响了整个80年代前半段的文学艺术界,同时也影响了80年代前半段的学术界。置于这样的学术生态下,刘再复的鲁迅研究难免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上文提到刘再复鲁迅研究中存在一个“两段论”思维模式的弊端,事实上这个弊端也不是刘再复一人所独有,而是同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张梦阳说,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其实只有1%“谈出些真见”,“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已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的(两段论)模式中重复啊!”(28)由此,我们怎可以独独苛责刘再复呢?

 

二、“第二人生”(1989-2011):中西文化视野下的对话式“理性化崇拜”

    

1989年之后,刘再复定居海外。这种海外游历背景能使他获得一种较其“第一人生”更为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背景,也令他能站在一个更为开阔的高度来重新观照鲁迅。但是,纵观刘再复“第二人生”的有关鲁迅的研究和论述内容,你会发现,刘再复并没有用西方时髦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法来解构鲁迅,他对鲁迅的态度仍然是崇拜,但却是一种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崇拜。

(一)、毫无保留的“崇拜”表达

刘再复在“第二人生”中频频表达对鲁迅的崇拜之情。首先,刘再复在世纪之交的两场“学案”中采取了“力挺”鲁迅的姿态。200010,香港岭南大学召开了“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夏志清在发言中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应在鲁迅之上,而刘再复则认为鲁迅“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更准确地说,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深广度相比,不是存在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诃夫与普宁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普宁的距离”。 (29)1999年,白先勇在《五四与世纪末文学观察》的演讲中,认为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张爱玲,评价的标准是因为她的文字艺术最美,刘再复批评这种以“文字艺术”为文学评论标准的观点,提出以“文学的精神内涵”作为文学价值评判的“最后依据之一”,(30)认为鲁迅作品的精神内涵比张爱玲的高得多,“即使就其文字艺术而言,鲁迅的文字也比张爱玲更漂亮,更多彩,更有成就”。 (31)

其次,刘再复同时在其他多篇文章中、多个场合中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鲁迅的“崇拜”之情。他认为鲁迅“无与伦比”,(32)“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 (33)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话文的文学金字塔”;(34) “鲁迅的文学创造是个奇迹。不必说全部著作,仅仅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一部散文集(《野草》),就足以卓绝千古。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其精神内涵的深广,让研究者开掘不尽。而他的文字之成熟和独特更是令人惊讶”;(35)35鲁迅的杂文是“真文学,我们应当高度评价这种天才的文体创作”; (36)“他不仅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艺术水准,而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 (37)“不能不承认,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其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水平,无人可以企及。更重要的是,他的影响太大,恐怕超过契诃夫对俄国的影响”。(38)……诸如以上的赞誉文字在他的论著中频频出现。

(二)、建立在学理基础上的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反思和批评

在对鲁迅的“崇拜”之情下,刘再复自然也就对鲁迅的文学和思想成就作出整体性的定位。但是,这种“崇拜”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既有对鲁迅整体上的崇拜,也有对鲁迅的冷静反思和理性批判。这种冷静反思和理性批判首先体现在他对自己“第一人生”的鲁迅研究进行学理反省,在其《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他认为自己“第一人生”鲁迅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即“鲁迅的偶像化:丢失与鲁迅的对话能力和提出质疑的能力”、“瞿秋白‘两段论’模式的影响:忽视鲁迅的‘内在悖论’”、“‘三家’整合观念的影响,拔高鲁迅‘革命家’形象,缺乏对鲁迅本质化界定的警惕”。 (39)这种冷静反思和理性批判其次体现在刘再复能在肯定鲁迅整体成就的基础上,对鲁迅的部分思想进行质疑和反思,对鲁迅的部分文学作品进行辩证分析。

第一,对鲁迅革命观的反思和质疑。刘再复认为,“鲁迅的先破后立的思路是值得质疑的”; (40)“鲁迅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命题是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教训是革命不彻底,即不能痛打落水狗。因此,今后的出路应当用另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代替这场不彻底的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处于不断革命和不断加剧革命的过程,是一场革命比一场革命更加彻底的过程,也是革命的后遗症不断加深加重不断暴烈化的过程。这种现象,就是鲁迅看到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恶性循环现象,可惜他没有看到这种循环正是起源于本来就蕴涵着“彻底”的暴力革命方式。” (41)

刘再复对鲁迅革命观的反思是与他在海外后提出的“告别革命”观的大背景分不开的。1995年,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对20世纪中国革命文化进行反思。其主要立场是,并不否认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20世纪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也不认为革命是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历史必由之路,不认为选择暴力革命方式具有历史的普遍性与绝对性;期待21世纪的中国将实现时代性的“主题转换”,生活重心从革命转换为改革,从暴力转换为维新,从战争转换为建设。同时,他们认为“革命与改良”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生存选择的共同性根本问题”,“世界充满矛盾冲突,生存竞争非常激烈,人类是选择暴力决斗的办法还是选择协商妥协的办法?是采取单向的‘我上你下’、‘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在当今世界的历史语境下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无法回避。” (42)可以说,刘再复对鲁迅革命观的质疑与他的“告别革命”观一脉相承。对于“革命与改良”的评价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本文无力与此,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刘再复对鲁迅的思想已经有了积极的反思和大胆的质疑,纵使反思和质疑的结果也许你不一定同意。

第二,对鲁迅“一个也不宽恕”和“复仇”观念的质疑刘再复认为,鲁迅“主张复仇与‘党同伐异’,临终时还宣布‘一个也不宽恕’。这一切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以理解,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形态也可理解,然而,一旦诉诸社会,就显得不够‘宽容’,过于激愤。鲁迅的复仇情结,是一种非理性情绪。它一进入社会,甚至被上升为普遍理性原则,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43) “文化大革命中,鲁迅被推上至高无上的神坛地位,并以他的‘痛打落水狗’作为一种基本口号,这正是当时的激进革命者企图把复仇情绪社会化与合法化”。 (44)

刘再复在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评判一切人事和社会行为时,都能坚守人道主义底线。刘再复在西方生活多年,虽没有皈依基督教,但对于基督教的“博爱”和“宽恕”等教义原则却相当认同。当鲁迅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45)的时候,《新约》中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 (46)这句话在阶级斗争的社会乃至当下中国社会中,也很难被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但在刘再复看来:“博爱就是这样,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正是爱的不屈和高贵,它根本没有对敌意和邪恶的顺受。博爱在对峙中激起的内心反抗和蔑视,甚至比以牙还牙强千万倍。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子,与以牙还牙不同的是,博爱的原则以爱心和自我牺牲来化解邪恶的敌意。” (47)正是在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爱”之教义的标准下,刘再复对鲁迅的“复仇”观作出了质疑。

第三,指出鲁迅作品缺乏“陀氏灵魂法庭”。刘再复认为,“鲁迅已走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灵魂的门口,可惜他没有走进去。他只是自己设置了一个叩问民族劣根性的精神法庭,而没有设置另一个叩问个体灵魂的陀氏法庭。所以,阿Q只能视为中华民族古旧灵魂——集体无意识的图腾,而不能视为个体生命的图景,在阿Q身上,没有明显的灵魂的对话与论辩。鲁迅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灵魂法庭门前站住,然后退出,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有它先天的弱点,和最伟大的文学相比终究存在隔膜。” (48)

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鲁迅已经是一位具有一定灵魂深度的作家,但是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等外国作家相比,鲁迅的不足就展现出来了:鲁迅的作品没有一个拷问个体灵魂的“陀氏法庭”,缺乏震撼人心的灵魂对话和论辩。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有三种灵魂声音的相互对话,其一是法官所代表的维护现存秩序的世俗声音,其二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发出的质疑现存制度的正义性的声音,其三是索尼雅所发出的代表基督良知的声音,正是这三种声音之间的互相辩论和对话,显示了陀氏作品“灵魂的深”,而这样的特征是鲁迅小说所缺乏的。但是,“陀氏灵魂法庭”的缺失,与其说是鲁迅个人创作的局限,毋宁说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限,因为类似陀氏那样具有“灵魂的深”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绝少见到。其产生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现代文学过多地承担了“启蒙”与“救亡”的社会重任,而无暇顾及表现个体的内在灵魂。其二,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而不是‘神’”。 (49)也就是说鲁迅的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一个基督教的背景。

第四,对作为“反传统”的“五四”标志的鲁迅的反思。刘再复的《共鉴五四》一书对五四进行集中的反思,自然包括鲁迅在内。“重评五四”或“反思五四”思潮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海外的林毓生、余英时等为代表,他们对鲁迅等五四启蒙者“兴师问罪”,进行“清算”,将之视为断裂传统文化的“历史罪人”。但刘再复与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他对五四的批评和反思是建立在整体肯定五四历史贡献的基础上的,认为“五四了不起”,“反孔了不起”, (50)在此基础上,再辩证指出鲁迅等“五四”先驱的时代局限:“五四启蒙者对待孔子儒学缺乏理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文化浪漫气息。其缺少理性,一是没有区分儒家原典和儒家世间法 ( 制度模式、行为模式 ) ;二是没有区分儒家的表层结构 ( 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 和深层结构 ( 情感态度等 ) ”,“便笼统地对孔夫子和儒家系统采取一律打倒的态度,这显然太片面,太激烈,也太‘革命’”。(51) 可是看出,刘再复对鲁迅等“五四”先驱的评价较之林毓生、余英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辩证客观。另外,刘再复指出鲁迅等“五四”先驱“对于视野之内的尼采,又缺少批判,尤其是对尼采的‘超人’理念对于文学艺术的负面影响,更是缺乏批判”,(52)也是比较有见地的观点。

第五,指出鲁迅“病理学启蒙”的弊端。刘再复认为:“看待社会文化,有两种眼光:一种是生理学眼光,一种是病理学眼光,病理学眼光着眼于揭发、批判、破坏、疗治;生理学眼光着眼于生长、营养、建设……鲁迅的小说主要是揭露病态社会的不幸。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完全是病理学的眼光。” (53)鲁迅“只是个病理学医生,并非生理学医生,他没有给中国的生长和发展开出任何药方”。(54)

“病理学启蒙”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胡适还是鲁迅”论争思潮中就已经涉及到,在鲁迅和胡适的整体评价上,出现了“扬鲁抑胡”和“扬胡抑鲁”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拥胡派”和“拥鲁派”之间发生的那场硝烟弥漫的“鏖战”,至今仍令人难忘。诚然,在“胡适还是鲁迅”的论争思潮中,也不乏有学者从学理层面对鲁迅和胡适的思想进行辩证批评,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拥胡派”也提出了鲁迅“病理学启蒙”的不足,与刘再复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前者从总体上却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误区,一定要在鲁迅和胡适之间一比高低,一决雌雄,“拥胡派”因此对鲁迅评价过低。刘再复没有如此偏狭化立场,他既一针见血指出鲁迅“病理学启蒙”的弊端,但并不因此妨碍对鲁迅整体上的崇高评价,他对胡适也有一分为二的评价。 (55)

第六,对涉鲁“公案”的重新评价。刘再复认为,“他(鲁迅)的精神状态也确实带给他一些坏脾气,他对中国社会坏的方面看得太深太透,把有些好人也看坏了。例如,他对梅兰芳的批评,近乎把梅兰芳看成‘妖’。他称顾頡刚先生为‘鸟头先生’,也把这位认真的学问家视为‘怪物’,他对李四光、梁实秋、施蛰存等的批评都过头了。” (56)对于涉鲁“公案”,刘再复在“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对之的评价迥然不同,前者第一部分已有论述。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无力对梅兰芳、顾頡刚、李四光等人的历史成就作出综合评价。但就刘再复的上述立场而言,可以看出他已经摆脱了“第一人生”的“神化鲁迅”思维,不再视鲁迅为绝对真理的化身,不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而是以一种客观多元化的价值标准来科学公正地评价鲁迅和其他历史人物了。

第七,对鲁迅作品及其他方面的批评。其中有对鲁迅个别小说的批评,如他认为,“鲁迅的小说,不是每一篇都好,除了《肥皂》、《离婚》之外,像《鸭的喜剧》就很一般”; c(57)“如果以《哈姆雷特》为参照系,我们就会觉得,《铸剑》的复仇内涵显得单薄一些”。 (58)也有对鲁迅政治化行为的批评,如他批评鲁迅“宣称文学是政治斗争的一翼”的立场,(59)指出“鲁迅后期接受阶级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不幸”。 (60)而在其“第一人生”,他却认为“鲁迅要求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翼是没有错的”。 (61)

 

结语:刘再复鲁迅观的当下启示意义

 

 从19762011年,鲁迅一直陪伴着刘再复,成为他“精神血脉的一部分”, (62)鲁迅一直是他崇拜的对象,但由“第一人生”的单向度“偶像化崇拜”转变为“第二人生”的对话式“理性化崇拜”。“理性化崇拜”有对研究对象的崇拜,但并不走向神化,崇拜是建立在平等和对话的理性基础上,如刘再复所说,“对于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则从内心深处感到他确实伟大,扬弃圣化与神化的简单态度,他对于我,也更为真实,更为亲切了”。 (63)这种“理性化崇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性的尊重”,他曾说,“我对自身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也包含着对鲁迅的一种更加理性的尊重,这两年多,我在西方学术界的边缘地带生活,才知道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格外尊重,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规定学生必读的三个最重要的学者的书,其中一个就是马克思,但是,他们的尊重是一种理性的尊重,这种超越政治功利的尊重与我们国内那种膜拜很不同,我们是把马克思当作偶像,当作神像,当做不能质疑不能扬弃只能崇拜和全盘接受的思想规范,这样就使马克思变成一个陌生化的神像从而失去亲近感,而对马克思的理性的尊重,却使马克思回复为一个真实的存在。” (64)

刘再复的鲁迅观对当下的鲁迅研究乃至其它研究具有一种启示意义。第一,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崇拜,但要分清是“偶像化崇拜”还是“理性化崇拜”,前者不可取,后者则不应受到非议。第二,理性化崇拜并不等于神化,崇拜是因为研究对象确实伟大。崇拜鲁迅的伟大并非“神化鲁迅”,因为鲁迅的伟大毋庸置疑。第三,需要警惕的是,破除对鲁迅的“偶像化崇拜”,让鲁迅走下“神坛”,并非意味着对鲁迅进行解构式的批评就可以达到目的,如王朔的那种对鲁迅批评和颠覆,并不能让鲁迅走下“神坛”,反而造成了对鲁迅的严重歪曲和误解。破除“神化”鲁迅的研究趋向,当然需要对鲁迅进行批评,但关键看这种批评是否建立在学理基础上。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刘再复学术思想整体研究(1976-2013年)”(项目批准号14YJA751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62) 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 夏中义:《新潮学案》,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3)5)6)7)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2、598、599、600页。

4)4 林非、刘再复:《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

8)9)10)0(11)12) (13)14)15)17)61) 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3、84、84、95、93、96、83、21、321页。

16) 刘再复:《红楼梦悟》,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0页。

18)29)30)31) 刘再复:《文学十八题》,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85、285、286页。

19)23) 刘再复:《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刘再复讲演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20)21)22) 刘再复:《红楼梦哲学笔记》,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2、176 、34页。

24)25)26)27) 刘再复、金秋鹏、汪子春:《鲁迅与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1976 年版,第104-105、105、71、70页。

28)(参看)陈漱渝:《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32)33)34)35)36)37)38)39)40) (41)43)44)54)56)57)58)59)60) (63)63(64)64 刘再复:《鲁迅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5、41-42、5、42、75、4-11、109、 58-59、108、59、36、36、113、66、32、37-38、101、4-5页。

4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6页。

4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46)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47)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48) 刘再复、林岗:《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2004年第8期,第19页。

49)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页。

50) 刘再复:《人文十三步》,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51)52)53)55) 刘再复:《共鉴五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4、21、88-89、8页。

 


 

本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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