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序跋》第一辑-《八方序跋》-《刘再复散文精编》-选本专版-再复迷网
《八方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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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序跋


 

第一辑


 

我们热爱何其芳同志

——何其芳纪念集《衷心感谢他》序

 

我们的老所长何其芳同志,诞生于—九—二年二月五日,逝世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今年是他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周年。文学研究所为了表达对于自己的创业者和心灵导师的热爱之情,编辑了这个纪念集,以献祭于他高洁的灵魂之前。

 这部纪念集,把我们所爱戴的巴金同志所写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放在卷首,并以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巴老对人的评价是正直的,他的文章的题目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情感。这部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支燃烧的蜡烛,所有的怀念的烛泪与光波都是从心灵的深处涌流出来与放射出来的。

    我们的怀念确实是“衷心”的。这种怀念是内心的渴求。即使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编辑纪念集,人们也会怀念他的,人们心中的憎恨之情不爆发是—种痛苦,而热爱之情不表达也是—种痛苦。这部集子所记录的正是我们不能不表达的热爱之情。

    我是一九七七年何其芳同志逝世之后才到文学所的。住所内的十年,尤其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这两年,我深深地感受到文学所同仁对老所长的爱。尽管在二、三百人的研究单位内,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与学术见解,但有—点是共同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衷心地缅怀何其芳所长,都感到这位富有诗人气质的所长时时亲切地、憨厚地和自己在一起,时时和蔼地活在自己的心中和活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

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敬服他是很自然的。我自己也就是一个从无知到衷心敬服他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狂潮的影响,我曾经批判过他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用可笑的、愚蠢的“红卫兵”语言,声讨过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常记起这件荒唐事。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的时候,我的思路已有很大的改变,并感到何其芳同志的可敬可爱之处。那时,为了和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唱点对台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决定办《思想战线》,我是筹备小组的成员,负责文学组的工作,于是。我就去请何其芳撰稿。一见到他,我就说,其芳同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一次会上发言,批判过您,您还记得这些荒唐事吗?他很诚恳地说:年轻时谁都荒唐过,但大半是过于单纯的荒唐。其芳同志大约是为了安慰我,很快就像谈心似地和我谈起他的苦恼,说他现在脑子不太好,思维常常会突然中断,就像钟表里的弦,忽然不灵了,想说一件事却突然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抱着一个热水瓶去打水,到了门口,停住了,忘记自己要到哪儿去。他像一个老朋友似地说:我想做许多事,还要学德文,这个脑子不管用了。听他诉说心事,我觉得自己和他之间已靠得很近很近。

尽管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非常恶劣,尽管他身体并不好,但是,只要有一点隙缝,他就要挣扎,就要去寻找隙缝外的光明。因此,他爽快地答应要写一篇谈论《水浒传》的文章,他说,毛主席对《水浒传》发表了意见之后,有一种全盘否定《水浒传》的潮流,我不赞成。毛主席尽管指出《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并没有全盘否定这部古典名著,我们作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更不应当否定这部著作。他说,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肯定《水浒传》是不对的。我国称得上第一流的古典长篇小说,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五部,轻易否定哪一部都不行,我不能跟着社会潮流跑。他讲这番话时情绪很激动,也很诚挚。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去向他索稿,他一见到我就兴高采烈地说,我最近天天都写得很晚,一天大约是三千字的速度,而且大胆地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越过一个险峰又一个险峰。讲道这里时,他非常兴奋,并问我,林修德同志(《思想战线》主编)敢发吗?他当时情绪很高,并把他写好的一篇大约有两万字的论文交给我,可惜,由于当时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思想战线》夭折了,其芳同志的这篇论文也未得到发表。但是,其芳同志当时写作这篇文章的精神状态却是我永远难忘的。他确实在“反潮流”,他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水浒传》,自己独立地科学地对待这部名著,他明明知道当时坚持自己的见解是危险的,随时都可以被扣上反对“最高指示”的帽子,但是,科学的良知使他忠实于自己的见解和正确地对待自己祖国的文学遗产,他既批评这种遗产中某些封建性的观念,又勇敢地确认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他决不背叛科学的信念。

这件事,使我感受到一个非常耿直的何其芳同志,一个带着憨劲的、执著于真理的何其芳同志。今天想起这件事,就想起何其芳同志那种为《水浒传》辩护的着急的样子。这种痴憨的样子至今仍然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何其芳同志这种固执地追求某种信念的憨劲,也许正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科学工作者需要敏捷的智慧,但不需要随风转向的机灵,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确实更需要“傻子”,而不需要“聪明人”。在风风雨雨的人文环境中生活的研究者,常常想起何其芳同志的这种憨劲,真可以感悟到很多重要的道理。

其芳同志能够成为一个诗人,得益于他的热情的天性。他的内心始终像一团火,而且主张不仅要自己燃烧,还主张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他是一个从里到外都是很热的人。而他的学术上的成就,则得益于他的这股执意追求的“憨劲”,正是这股憨劲,使他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支配着整个文化领域的时候,有力量超越这种观念,提出“典型共名”说。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成为一种公理和公律的时候,当对这种观念有所异议便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提出“典型共名”说,实在是充满着书卷气和“傻气”的,然而,正是这种书卷气和“傻气”,使他成功。在河南明港的“五·七”干校进行“锻炼”时,我曾听到他介绍自己养猪的经验。当我听到他说自己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的时候,虽然感到某种伤感,但是我终于知道,其芳同志的书卷气和“傻劲”是注入到他的一切人生领域的。他的憨,他的书生意气,完全是他的天性。在科学研究中,他很难背叛自己的天性。由于何其芳同志在“诗”的领域和“论”的领域中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性格,这就是他的天真、单纯、耿直、热烈,因此,他的诗和论文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论文具有诗的情境,诗的文采,如《论<红楼梦>》,可以说是诗的论文,论文的诗。但是,它毕竟是论文,因此,我们又可感到文中注入了深沉的理性和精辟的思索,在诗的文采和情境中可以见到冷静的分析,正是这样,何其芳的学术论文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科学性也很强,他的论文的写法,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师法。

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他的精神,他的人品、诗品、文品,在所里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几年来,我从许多孜孜不倦读书写作的同志身上,感到其芳同志的精神在他们心灵中生下了根,积淀成某种他们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优秀品行。何其芳同志的精神,他的执著,他的憨厚,他的耿直,他的热情,他的同志之爱与文学之爱,简直成了文学所的一种无形的性格传统。何其芳同志赢得了文学所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深深的热爱,这种爱在他逝世之后并没有死,而是发展得极为深邃。我确信这种爱是永存的。

我常常听到所内德同志在惋惜,象何其芳同志这么强壮的身体,如果不是过分疲劳,如果不是多种精神重担的压迫,他是不会仅仅活到六十五岁的。他的人生因他的勤劳精神变得辉煌,也因他的勤劳精神变得短促。他想做许多事而来不及做,这些事,作为他的后人,作为爱他的人和被他所爱的人,是需要用同样的勤劳精神去实现的,去完成的,去告慰他的光辉的灵魂的。

 

 

 

 

历史悲歌歌一曲

     ——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序

 

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它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

八十年代,胡风问题经历了三次平反:一九八〇年撤销“反革命集团”案;一九八六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今年六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

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象当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的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但是胡风的一切,对于知识分子毕竟是很重要的,对胡风进行理性重评,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波澜。八十年代中,有的知识分子,早已想到自己的良知责任,例如巴金所写的《怀念胡风》,就襟怀担白地承认自己良知上欠了胡风的债,他写怀念的文章,是为了还债而写的。这种文章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它仍然具有道义力量面对自己良知上的缺陷,并有道义力量来弥补这种缺陷。可惜的是,却有真正欠了债的“战士”,并没有打算还账,而且觉得他们永远正确,无可忏悔。当然,从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是震惊,而是不能思考:为什么胡风的问题会变得那么尖锐,那么“你死我活”?为什么一个作家对文艺问题坦率地发表些意见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冤狱?三、四十年来,不说别的,仅仅胡风问题,不知道耗费掉我们民族多少精神能量,也不知道耗费了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多少精神能量!经历过内耗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两代人,常常感到心灵上疲倦,不就是精神能量几乎被耗尽了吗?除了无谓的精神浪费之外,对胡风的错误处理,还深刻的伤害了知识分子对立思考的品格,使这种品格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危机。胡风问题在法律上解放了,但受到胡风问题震惊的心灵并不是一下子能够随之解放的,我国知识分子对立思考的品格也不是立即能够恢复它的光辉和活力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病态心理自然也不是可以立即治愈的。我们可以尽可能不往后看,但历史既然付出重大代价并造成精神创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索回代价,治好创伤,以使我们的心灵安静一些,健康一些。

李辉的《历史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作的正是这种工作。我翻阅了这部书稿后,心情一直沉重。尽管我与胡风毫无瓜葛。胡风在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追随鲁迅(他对鲁迅的追随又是非常自觉的)。他作为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最早发现机械决定论将导致革命文学走入死胡同。照理,他走入新社会后是会很愉快的。但是他却遭到空前的痛苦,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太认真,太执着,太热切了。他对革命总是那么关注,那么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竟然写出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且不说内容如何,能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而且是充满着建设性的意见,这要花费多少心思呵。既有敏锐的“革命文学”的危机感,又有切实的建设革命文学的责任感,这是多么可贵呵。但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却使他遭到不幸。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无论是从知、还是从情、还是从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辉。从“知”上说,他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的命题,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比某些闹腾了一辈子文学而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文学理论家”,实在是高明得多。从“情”来说,他确信,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命题,包含着最深挚的爱和同情。从“意”来说,他的坚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正是一种意志力量所激发的精神。他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理构成显得比我们正常、健康、成熟。我们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倒是需要从胡风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中得到某种启发的。但恰恰是这种心态和性格,反而难以生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能通过对于胡风命运的思考,减少一点蒙昧和幼稚,更自觉地创造一种尊重人和尊重创造性心灵的环境,我们也许会取回一定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辉的《历史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正是提供我们思考的一部很好的历史见证录。

记得布哈林在最后的遗嘱中对他的夫人说过这样的话:“阿纽达,你不要过于悲伤,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要胜利”。真理的胜利是否是一种必然,还当讨论,但是,说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却是很正确很深刻的。历史的错误令人遗憾,但是,敢于面对历史的错误却令人欣慰,我感谢一切敢于面对历史错误的人们,包括着写这份历史报告的作者。

(略有删节)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吕俊华《自尊论》序

 

    1980年我从一位朋友那里,第一次读到吕俊华先生的《论阿Q精神胜利的哲理内涵和心理内涵》和本书试写的两节,一读就爱不释手,觉得他的文章真是不同凡响,除了论文本身的材料丰富和见解精辟给人启迪之外,还感到作者有一颗对人的同情心。他对人间的痛苦有一种特别的敏感,而且充满着悲悯之情。我当时也在呼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但是,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才觉得自己远没有他想得深。五六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年都在等待他这部《自尊论》的问世,经过多年认真的研究。他终于完成了这部自成系统的伦理学著作。今年4月,我见到这部书稿,便一口气读下来,读了一半必须到上海开会,我仍放不下书稿,把沉甸甸的书稿带到上海继续读完。然后,把书稿推荐给郝铭鉴同志。我们都感到这是一部很难得的书。

    自尊之心,人皆有之。自尊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之一。人类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便有了自尊心,这是一切人文科学都可证明的。文学作品则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古今中外那浩如烟海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有哪一部不曾触及到人的这种社会本性呢?文学是人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的。人不但在生前顽强地表现这种本性,甚至还要延续到死后。中国古代贤人对“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的追求,文天祥的有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人们所熟悉的普希金的《我的墓志铭》“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是在心灵上,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不都说明了这一点吗?这告诉我们,死倒不怕,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却不能玷污。追求人的尊严这种人类最美好、最高尚的情操乃是人类最美好、最高尚的社会本性的体现。这是《自尊论》一书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经过反复论证得出的结论。

但在过去很长时期,人的尊严却是个禁区,那时只能谈民族尊严,不能谈个人尊严:只能谈国格,不能谈个人人格。在某些论者的眼里,个人尊严,人格是不存在的。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那还了得,起码是突出个人,贬低集体。好象民族尊严和国格可以脱离个人尊严和人格而独立存在。这虽是荒唐之极,但在过去却是“天经地义”的。更不正常的是,个人迷信的盛行,曾导致一人独尊,甚至一神独尊,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尊严。但这比起“史无前例”的十年来,犹是“小焉者耳”。十年浩劫,则是大规模地、疯狂地践踏、摧毁人的尊严。其所用的手段是非常野蛮的,其所造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它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是永难愈合的,它的恶果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够清除的,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举国上下为两个文明的建设而奋发努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是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来的深刻变化。我们认为尊重人、培养人的尊严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把尊重人、培养人的尊严感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工程或基础工程来看待。

《自尊论》一书在这时问世,不仅具有学术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三十多年来,还未见伦理学有这方面的专著。这本书,填补了我国学术理论领域里的空白,同时也可看作是对过去在极左思潮泛滥下蔑视人、贬抑人的状况所作的深刻的反思,它必将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思考。   

本书从社会性和阶级性这两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自尊的内涵。从自尊的社会性论证中可以看到,人的自尊的需求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需求。这种心理的需求常常大大超过对物质的、生理的需求。“人赖肯定存在,比赖面包更甚”。人无自尊便不成其为人,便活不下去。保有人的尊严是做人的根本条件之一。由此看来,人实在是一种社会心理实体;人的社会存在,实在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存在。人之所以有这种强烈的社会心理需求,乃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群体,从原始公社起,几十万年的生活经验,造成了这样一种几乎等于天性的合群性,社会心理的需求便是其派生物。在社会性论证中,本书又有选择地论述了青年的自尊,自尊与尊人,自尊与道德,自尊与自强等问题,其主旨是在强调自尊的自主性,强调自尊主体的启我塑造。这无疑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而所有这些都是自尊的社会性的发展和延伸,反过来又是对自尊的社会性的进一步论征。

对最自尊的阶级性的论述,可以看作是自尊的社会性、普遍性的必然的深入发展。自尊之心,固然人皆有之,但自尊的具体内容又人各不同。这些不同与时代、民族、阶级的差异密切相关,其中阶级差异是最要紧的。本书一方面系统地论证了奴隶主、封建主、资产者的自尊,一方面又论证了被压迫、被侮辱阶级的自尊,还着重论证了权《钱》势者的虚荣与自尊的区别,这是兼有深入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这一部分最后又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尊严这一特殊内容,既可显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又可使人看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势者的关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所反映,特别是封建观念反映更多,从而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寻求克服之道。作者深刻地指出,封建社会是一个严密的控制系统,也是个等级鲜明的尊卑系统和价值系统。说穿了就是凭借政治制度的干预而使人间的不平等更加鲜明和固定的一种社会结构,人类的真正利益是要求消灭人为伪虚构的差晃,但这种社会结构却使这种差异空前突出。这种社会结构的最大职能便是有效地防止和阻止人上升为人,从另一方面说,就是有效地培养和造就奴才和奴性。所以无个性、无脊梁者最适于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作者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自尊感和自我价值感主要系于财富的多寡,越福有便越感到自豪、自尊和优越,反之就越自卑、自惭,更有甚者,在这种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所谓贫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实,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匮乏,但与更富者比,心理上却感到寒酸和自卑。这种心理上的匮乏所造成的压力和痛苦是更加难以忍受的。这就迫使人们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努力推销自己。一个人能否成功,往往要看他如何推销自己的人格而定。人在这时是一身二任的,既是推销员又是被推销的商品。凡能赶上时髦、适应商品市场的需要从而能以最高的价格推销出去,便最有尊严,最足启豪,否则便毫无价值和尊严之可言。这样,人的尊严就不是由他所具备的美德和才识等内在价值构成,而是由他在竞争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多少大小来决定。这就是人成为商品的结果。这种分析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尊严的部分,吕俊华先生在指出关心人、尊重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同时,特别强调这种关心和尊重必须体现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关心和尊重,集体是应该尊的,但集体并非最高和最后的目的,集体之所以有价值,根本上正是因为它有利于每一个具体的人。作者引当代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说:“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小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如果没有对于人海中每一个具体的人出自内心的、忘我的爱,就不能成为忠于全人类的人。”这些话是意味深长的,是颇能切中我们的时弊的。针对过去极左思潮无视人的个性的倾向,作者又从多方面、多角度反复论征了尊重个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本书最值得注意的章节之一。把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家维纳从生理基础上对人的个性所作的论证的一些话引在这里便可以一斑窥全豹:“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大量学习和研究工作(这差不多会占去他半生时间)乃是生理地装备了这种能力的,而蚂蚁则缺乏这种能力,多样性和可能性乃是人的感官所固有的特性,而且它们确实是理解人的壮丽飞跃的关键所在。因为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是人的结构本身所特有的东西。”“我们即使可以把人的远远超过蚂蚁的优越性弃置不顾,用人做材料来组织一个蚂蚁式的法西斯国家,但我确信这种做法乃是人的本性的贬值,从经济上说,也是人所具有的巨大价值的浪费。”如果对人施以错误的限制,要他老是重复同样的职能,那么他甚至成不了一只完善的蚂蚁,更谈不上是一个完善的人了。那些竟然想按照不改变个人职能和不改变限制个人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人,必将使人类停止不前。他们抛弃了人类几乎一切希望,使人类在适应未来偶然事变的手段方面受到限制,从而减少了人类在地球上相当长地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些话对于我们应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对自尊与物质基础的论述。作者在充分阐明了人的尊严离不开物质基础之后,又着重论证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并不决定于物质基础,更不决定于物质享受水平,即不决定于吃牛奶面包,还是吃窝头咸菜;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人是不可能以物质享受为满足的。与其做猪子而满足,宁可做苏格拉底而不满足,才是他的生活准则。本书的最后结论是;从人们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上可以分出人们精神境界高低的差异。有的人追求物质享受,他将与物质同朽,有的人追求精神目标和创造性劳动,他的存在则可超出躯体而进入永恒。我们和虚无的真正分界不是死亡而是创造性活动的中止。创造性的劳动决定人的本质,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核心的核心。由此可知,人与人的差别,最根本的是精神境界的差别。即使同一阶级中的人,也有精神境界的无穷差异。物质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使人在追求和攀登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中解除后顾之忧。这确是至理名言。

可以看出,本书决非一时即兴之作,而是吕俊华先生长期积累、酝酿,长期观察、体验、思考的成果。本书广征博引,从古今中外有关心理学、哲学、文学等众多领域的论著中选取了大量比较罕见的或虽属常见却容易被忽略的精辟论述,予以融贯,为我所用。这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本书的内容并增强了说服力。还有,作者的力避陈言,力戒空话,套话,而着眼于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来言的努力在本书中也是随处可见的,这,有心的读者自能明鉴。

 

 

附录:  自尊,人类心灵的伟大杠杆

——推荐《自尊论》

 

近年来,使我在阅读时内心激动的有不少书籍,其中的一本是吕俊华所写的《自尊论》(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出版)。

     这部伦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融为一体的专著,汇集了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人物关于“自尊”的深刻论断,从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它的成功,主要的恐怕不在于此。这部书最动人处是它的诚恳。作者站在与读者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充分尊重人类的心灵,充分尊重青年的心灵,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在展开论证时,又站在彻底的立场,把人的尊严看得比死亡更重(宁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人的尊严),把自尊和尊人的思想贯彻到底,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种具体的个性。他引用了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爱全人类易,但爱一个人难,如果没有对于人海中每一个具体的人出自内心的、忘我的爱,就不能成为忠于人类的人。是的,讲讲爱人类的空话是容易的,但是,为一个具体的人承受苦难,帮助一个人肩负重担和责任则是不容易的。作者确信,人在生理、心理上、生物遗传上的差异乃是无价的资产,发现人的个性、天赋,让每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发展他的潜能,这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兴衰和社会的进步。对具体的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尊重具体的个性。他认为,个性的发展,将使每个人变得对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变得更有价值。社会的发展需要无数以自己独立的双脚站立于大地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一个由千百万具有个性的人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要比由唯唯诺诺的个体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强大得多。忽视个性,无异是人的贬值。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作者正是站在这种彻底的立场上,把自尊和尊人视为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

这部书虽然广征博引,但我读到的更多的是感情,是对心灵神圣感的呼唤。我听到颤动的呼声,甚至见到书中纵横的热泪。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用知识构架的书,不如说是用良知写成的书。这部书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写作。当时,作者面对历史浩劫所造成的精神废墟,感受到种种切肤之痛,而使他最悲伤的是理性精神与良知系统的崩溃,是人所以成为人的一切东西的濒临瓦解。理性和良知系统的崩溃又导致人的尊严(包括自尊心)的丧失。这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最惨重的创伤。知识结构的破坏,尚可经过几年、几十年的努力得到补救,而良知的破坏,则可能需要几代知识分子和人民付出赤诚的心血才能重新塑造。作者正是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才把著作立足于良知的重塑和人的尊严感的重建。他说,尊严感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是发自内心的力量,它是人的一种深刻的内心要求和强烈的渴望,是一种尽其在我而忘其在我的精神状态。从伦理的观点看,是一种体现内部的自律的原则系统,也就是心中的道德律。一个人最可悲的事无过于良知的死灰,最痛苦的莫过于良知的不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羞耻感,就来源于良知。敢于面对自己的良知的人,才有自尊。他说,良知是鉴于既往而指导将来的。一个人可以避开权威,却无法避开自己。因此,良知是我们自身对自身的反应、反省,是人对自己本人负责,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在道德方面进行评价的一种能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自我”的呼声。一个有良心的人,一旦撒谎,即使谁也不知道他的虚伪,他也会感到羞愧,好像“有一个知情者,蕴藏在我的自我意识之中。我犯了罪,尽管任何人也不可能揭露我所做的事,但我仍然感到有人证和指控者存在。”(《政治正义论》第2卷第363页)一个人能够进行这样的自省,能够对自己的良心自白,是精神生活的崇高境界。

有了良知系统,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以支撑起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尊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作者把自尊视为人类心灵中的伟大杠杆(这个提法是十分精彩而贴切的)。是的,人的自尊是人通向道德的基础,是人赖以自立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是人对自身进行再创造的机制。凭着这一伟大杠杆,人才可能确立自我的独立价值,才可能理解和体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理解和体验如果要肯定自己的价值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的道理,也才可能热爱自己的土地和热爱整个人类,以信任交换信任,以真诚交换真诚;才可能对那种给别人带来不幸和使别人蒙受耻辱的思想和行为采取不能容忍的态度。凭着这一心灵的伟大杠杆,人才能鄙视虚名,鄙视权势,鄙视物欲享受的诱惑(才能让财富证明人,而不是让人证明财富);才能告别势利眼与嫉妒心,告别贪婪与野蛮,告别一切奴隶心态,流氓心态和其他一切心理病态;也才能战胜一切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和痛苦,孜孜不倦地学习与求索,在逆境中继续前行;也是凭着这一灵魂的杠杆,人才会信奉真理,无休止地追求真理,追求精神目标,追求创造性的劳动。

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与虚无的真正分界不是死亡而是创造性活动的中止。创造性的劳动决定人的本质,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核心。人与人的差别,最根本的是精神境界的差别。凭着灵魂的伟大杠杆,人才不会与物质同死,他的存在才可能超出躯体而进入永恒。我相信,读了《自尊论》,心灵将得到某种调整和升华。

 

 

 

 

 

 

 

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

——《刘心武小说选》序

 

    在新时期杰出的作家群中,第一个走入我的心灵的,可算是刘心武了。那时,我和祖国的千百万读者一起,受到他的《班主任》的启蒙,并由此激起了痛苦的反思。好象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这种血液是应该更新的。因此,在我的印象中,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页,是刘心武揭开的,而我进行反思的第一页,也是与刘心武的胆识相关的。当我向荒唐的过去诀别时,我常常想起许多帮助过我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就是刘心武。 

    以《班主任》为代表作,包括《爱情的位置》等作品,构成刘心武新时期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刘心武用难以遏止的激情,带着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勇敢地站出来说真话,他撕下“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惯用的假面具,恢复了现实主义传统,把“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创伤,揭示给人们看,唤起疗救的注意。令人感奋,令人醒悟。在中国文学世界已变成一片沙漠的情况下,刘心武能最先站立起来,并以现实主义的胆魄,喊出人们想喊而未能喊出的真实的声音,为新时期文学的揭竿而起而冲锋陷阵,其精神是极其可贵的。他的《班主任》等作品,为新时期文学的兴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也为他自己建立了第一块文学纪念碑。 

    这个阶段刘心武的作品,有如林中的响箭,每一支都令人心脉搏动。此时刘心武浑身充满战士的色彩,他在战斗,文学是他的战斗武器。他用文学去完成非文学的任务,即打击那些危害祖国利益的敌人的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完成。它既是作家良心的实现,也是作家历史责任的实现。

    但是,应当承认,这阶段的作品的本身的文学性并不能说是很高的。这些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在思想启蒙时期往往具有振聋发聩的惊醒作用,但是,作家一旦把思维中心放在社会问题上,作品就不能不受到问题结构的牵制,从而削弱对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揭示。一般地说,这类作品很难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因为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社会矛盾中心的转移,作品本身及其中塑造的形象也会随之渐渐失去原先的光泽。正是这个原因,刘心武这一时期的作品,至今仍活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倒不是那些他着意塑造的、希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而是他并非完全自觉创造的谢惠敏。谢惠敏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典型,她的性格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压下扭曲、变形、灵魂的活力被窒息,这是值得悲哀的(这种扭曲和窒息发展到了她本身并不感到痛苦和苦闷的程度,这是第二重的悲哀;)然而,当她反过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压抑扼杀另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时,这就进入了更深层的悲哀了。刘心武无意之中写出了一个深邃的灵魂,唤醒和震动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谢惠敏式的潜意识的整整一代人,引起他们深沉的共鸣、激动、反省。一篇作品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本身就说明;作家与时代共同着脉搏,无论如何是必要的。遗憾的是,这种不经意的创作,使刘心武没能在这个灵魂的渊海中更深地开掘,否则,《班主任》将会在艺术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由于在文学领域发出了新时期第一声呐喊,刘心武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然而,困境会使人不自由,声誉也会使人不自由。因此,我暗暗为他担忧:他是不是在自己名满天下之后就停止艺术上的追求呢?名声会不会成为他的沉重的负累呢?当我还在担忧的时候,刘心武却在我的故乡(福建)进行的第一次演讲中宣布,他找到自己创作的焦点,这就是应当把人作为自己的思考中心和创作中心,应当用自己的笔墨,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读了他的讲话稿,我的心弦为之一振,我为他高兴,并敬佩他这样果断地把握住文学的本性,勇敢地踏上一条新的光荣的荆棘之路。当他在我的母校(厦门大学)的课堂里讲起这种观点时,思想敏锐的学生们为之欢呼,但也引起了一些同志的谴责。而我的心是与学生们的心一起欢呼的,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充满着爱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谁能举出一个非人道的伟大作家的名字来呢?懂得尊重人、热爱人的作家,才能被人民所尊重,所热爱。我意识到,刘心武已经在超越自己,走向文学创作的新里程。真正的人的文学的新里程。

    果然,我终于读到他的《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标志着刘心武已经超越了把文学仅仅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第一阶段,而进入“人的文学”阶段。也就是说,他开始把深邃的目光转向人,把人作为自己的思考中心和表现中心。他不再仅仅是,而且主要不是从政治角度来审视社会,而是从人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即不仅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人,而且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人的社会。因此,在这篇小说中,他向社会发出的呼唤,是应当爱每一个在世界上生活着的人,尊重每一个在大地上呼吸着的心灵,关心每一个兄弟姐妹的遭遇和命运。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如意》,这部中篇是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我写过评论《如意》的文章,我感到心武的心灵与石义海这种普通人的心灵连得很紧,他对他们爱得很深。理解得很深。他看到,这些憨厚的、默默无闻的劳动者,是与邪恶不能相容的,他们是善良的,正直的,他们的身上也有血的蒸气,人的追求,也有许多闪光的黄金。刘心武提醒人们说:“这里有黄金。”这就是埋藏在每一个普通心灵里的生命的金子。他自己就辛勤地开掘着这些黄金,鞭挞那些看不见这种黄金的瞎子和那些糟踏黄金的邪恶。在这篇小说中,他善意地告诉社会,当你们发给这些人以满壁奖状的时候,不要只记得他们的使用价值,还应当记住他们的主体价值,记住他们作为人的生命意义,他们也需要爱,需要安慰,需要暖心的情怀。人应当为社会尽义务,社会也应当为人尽义务,可惜社会往往把自己的义务遗忘了。   

    心武的心是博大的。他把爱推广到每一片绿叶,推广到我们祖国每一角落,推广到整个人类。心武的爱是具体的,他爱祖国,一旦出国到了异邦,他就会深深地思念自己的祖国,在小说《大塔》的结尾,第一人称的“我”这样说:“在巴黎,我时时思念着祖国。对我来说,祖国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到我们那条小小的胡同,那胡同中间空场上的老槐树,以及胡同里的独臂大塔(残废的主人公的名字),还有他的妻子,以及他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女儿。”抽象的爱是比较容易的,宣称自己爱祖国比爱全人类也是容易的,但具体地去爱并不容易,要爱那个破旧的、需要自己用艰辛的汗水去改变它的小胡同,要爱那个残废的日夜看守着仓库的穷兄弟,要爱那个卑微的畸形的罗锅姑娘……是的,只有懂得爱这些具体的,不被人爱的贫穷的土地和贫穷的兄弟姐妹,才能实实在在地爱祖国。   

于是,心武不仅爱石义海这种人,把自己的深挚的感情倾注在他的身上。而且也爱金绮纹这种人,她是清朝贵族的后裔,然而她是无辜的。心武不能忍受人们把她这种人看成生来就带着“原罪”的。他以博大的同情心呼唤,应当给这种人以爱,以家庭,以人的尊严和权利。她与石义海的爱情象什刹海上的天鹅一样,是完全洁白的,他和她完全有权利自由的享有阳光、土地、明媚的波光。心武给他们俩的爱情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正是表达了他对社会的一种期望:不要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心武的爱甚至推广到那些具有重大缺陷的人。例如象钢华(中篇小说《大眼猫》中的人物)这种“左派”。这个认为革命与个性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心武如实的描写她从撕毁别人到撕毁自己的过程,她最终失落了一切人间的爱,也包括自己的爱。但心武对她的悲剧并不是幸灾乐祸的,他含泪地鞭挞了她,也为她能重新找到爱而祝福。在这个阶段中,心武比许多作家更早地意识到我们的民族对于爱的饥渴,对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饥渴。他想通他的热血与眼泪凝成的作品,给我们的受伤的母亲以爱的滋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民族互相厮杀,互相折磨,确实让爱、同情心失落了。刘心武亲自经历过这场浩劫,并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深切的感受到这种失落的痛苦,他为我们民族的前途焦虑,他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可以带给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就是已经沉睡了很久的爱。因此,他总是带着眼泪去呼唤人们分清善恶,去爱那些善良的人,去憎恨那些反人道的恶人。读刘心武的《如意》等作品,我总是感受到他的忧患意识和赤子热肠。

在这个阶段,刘心武的创作开始被人们所不能理解,赞扬他的声音稀薄了,怀疑的目光增多了,他不再象前一阶段那样领着文坛的风骚,社会误认为他已经才思枯竭了。这个时期,心武大约会感到一种寂寞。然而,他并不气馁,继续锐意地进取着。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我们的正在治疗创伤的民族所需要的,也是我们的正在恢复本性的文学所需要的。而我,作为心武小说的读者,也很喜欢心武经历这么一段寂寞。

    刘心武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他总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总是不能满足。在完成《如意》之后,他又继续向着人的深处挺进。因此,他创作了《立体交叉桥》。这部中篇是刘心武走向第三个阶段的标志。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已不象在《如意》等作品中那样,把自己的善恶价值判断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他把目光进一步地伸向人物内心的深层世界之中,把人性的复杂性、差异性更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的刘心武,好像更加意识到人的内心世界的千姿万态,因此,在这部作品中,刘心武笔下的人物灵魂显然深化了,性格显得更为丰富,作家思想显得更加深邃。作家比别人更为聪明的,好像就在于他们并不把人看得那么简单。没有什么东西能象文学这样生动地揭示人的复杂的心灵世界。心武充分地发挥文学的特长,在这部作品中出色地展示了人的丰富性,那象宇宙般变幻无穷的复杂世界。象侯勇(《立体交叉桥》中的人物)这种在生活的染缸里把灵魂污染得很卑污的人,也决不那么简单,心武把侯勇灵魂的卑污放到阳光下,又公正地把他在灵魂污土中所埋藏的不死的良知发掘出来。心武告诉我们,侯勇这种人是生活在立体交叉的环境之中,他的性格也是立体交叉结构的,他们的心灵不是单一的,固定的。在这个人物的内在世界里有两种心理能量在不断碰击,不断转化。他是活人,当他心灵中的邪恶象污水一样泛起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一股清澈的泉水相随而至。人世间没有一个人的心灵和另一个人的心灵是相同的。通过《立体交叉桥》,我们看到刘心武正在努力开拓人们的心灵空间。 

    在这阶段中,刘心武还发表了另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又使人道主义进一步深化。他已不再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直接呼吁,而是提高到理解人的新的水平线上。在心武的观念中,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充分“理解”的。只有理解人,才能热爱人。互相理解,应当是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心武在作品中体现了一种很高的做人原则,这就是应当去理解那些被遗忘的、被世俗的眼光视为毫无价值的人。能发现这些“无价值”的人身上的价值,把同情心推广到这些被遗忘的人。才是对人类更深广的爱。读了刘心武的《木变石戒指》和《巴黎长生不老药》之后,就会觉得心武的爱,已经推广到这些人们常常忽视的角落,《木变石戒指》中的那位杰出人物的“原配”,已经被历史遗忘半个多世纪了,当人们去参观杰出人物的故居时,一般都注意到那些造就伟大人物的环境,而刘心武却注意这个被遗忘的“原配”,并对她注入最深切的同情。这个形象使我们知道,这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小脚女人,没有什么文化又长得很“丑”的女人,理所当然被视为无价值的女人,也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金石般的坚贞,自己痴痴的静悄悄的追求。刘心武用她的凄凉的人生告诉我们:只要是人,就不同于动物,在她的内心深处就藏有人类文明积淀下的颗粒,哪怕这一颗粒是极微小的。刘心武正是这样去理解人,因此,他在别人没有看到的心灵深处,发现了那种埋藏得很深的几乎看不见的文明的光点。  

    刘心武把爱推广到相当深广的领域,但是,在一条边界线上站住了。他没有把爱推广到托尔斯泰那种使世界震惊,也使世界感到困惑的爱的天地中去。他在《如意》小说集的《后记》中说:“我只对极少数丧失良知、灭绝人性的丑类不抱任何期望,并对他们充满了刻骨之恨。可是我还没能写到这样的形象。”这种声明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他指的我们共同的所痛恨的敌人,这更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这种观念提到文学理论上来分析,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却未必需要作这种“不抱任何期望”的“刻骨仇恨”的声明,对于一个博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来说,我想,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来看这种人类灵魂的悲剧现象,恐怕会比“刻骨仇恨”和“不可抱任何期望”更深刻一些。如果心武能够带着一种一切人都是可改造的“期望”心情去描述他们,去探索他们灵魂中被恶罪所掩盖的人性的余波,我们大概不会觉得心武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在作家眼里,所有人类的心灵,大约都有一点隐藏得很深的没有完全死亡的东西,即使是罪犯,大约也有一点沉睡着的良知——人类文明积淀在个人心里的因子。一个人道主义作家,他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的。因此,他们对人类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他们总是不灰心地呼吁着,孜孜不倦地用自己的挚爱之笔,去感化和改造那些堕落的灵魂。心武大约还想不清楚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他终于没有写出他所“刻骨仇恨”的对象。是的,写一个“灭绝人性”的丑类形象,性格单一化的魔鬼,在文学作品中,是很难有太大的审美价值的,心武毕竟是个优秀作家,他终于没有匆忙地硬写。   

    当然,这不是说,作家不能写恨,我们也不是主张实行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但是,应当承认,对于作家来说,爱才是创作的总根,才是美好感情的本源。恨只是爱的派生现象,或者说,只是爱的支脉。只有从爱的母体中派出来的恨,这种恨才是美的。而从爱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的仇恨,象“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没有爱的纯粹的恨,却是兽性的恨,丑恶的恨。有些作家疾恶如仇,象鲁迅,甚至主张报复主义,也是爱所派生出来的仇恨,人道主义所派生出来的报复主义,因此我们感到这种恨的美,但即便如此,鲁迅也是提倡作家要注意审美法庭的特点,要挖掘人们心中那些被罪恶所掩盖的洁白。   

    近几年来,我又读到心武不少新的短篇,最近又读了他的长篇《钟鼓楼》,在这些新作中,我更深地感到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的主脉搏。而且,我觉得他的作品与人世间的苦恼在更深广的领域中息息相通着,有好几次,我读了他的作品之后,竟想起鲁迅自我解剖的话:“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这段话很能表现鲁迅的全人格,鲁迅的一生正是与人世间的苦恼相通,他时时负载着人民的全部忧伤与痛苦,(然而,他通过作品所作的倾泻,又不足以摆脱这种忧伤与痛苦,)因此,他常常有“坏脾气”产生,而心武似乎也有这种“坏脾气”。他曾称赞我的脾气好,如果是真的,那么,大约是因为我还没有象他那样在感情上具有如此沉重的负载,没有象他那样把爱推向天国与地狱。不过,我觉得,他的“坏脾气”越来越沉入内心世界的底层中,特别是他最近问世的《钟鼓楼》,这种“坏脾气”简直消失了。他变得非常冷静。冷静也许正是成熟的表现。他冷静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简直可以说是精密地把它表现出来,几乎看不到作者的爱憎。他把价值判断全部留给了读者。在《钟鼓楼》边上站立着刘心武,是一个严酷的,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他把社会的世相,心态那样沉着的、无情地展示出来。他象一个泥人匠,冷冷地把自己的人物一个一个地捏出来,让人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开始使人发笑,过后又使人忧伤。于是在我们掩卷之后,仍然可以看到心武冷笑中的温热。总之,《钟鼓楼》留给读者更多想象,补充和审美再创造的广阔的空间。而刘心武的小说作品大部分却不是冷峻的,而是热烈的,多数作品都比较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作家身上许多奔涌着的热血,沉淀着许多理性的热血。  

    《钟鼓楼》反映了刘心武创作达到新的水平,它汇集了心武,自己创作的优点,既有《班主任》那种对时代的关心(而历史内容更加深广),又有《如意》那种道德倾向,而且还有《立体交叉桥》那种对人的复杂性的分析,不过,《立体交叉桥》主要是对人的个体和对家庭的分析,而《钟鼓楼》则是对社会生态群落的分析,它力图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发生史。因此,我们看到许多生动的社会世相和人群的心态,这些世相与心态组合成一幅有历史感的文化生态的画面。在这部长篇中,我们也感受到作家的爱,但是这种爱似乎藏得更深,我们似乎感到作家有意地克制着内心炽烈的爱,有意地避免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明明有着大爱的搏动而偏偏造成一种冷峻的外观,使我们感到作家内心正在经历着一种不寻常的拼搏与煎熬,好像冰封下的火山里的岩浆在沸腾。我想,心武未必是愿意采取这种冷静的外观的,他满怀的爱,是不需要一种冷漠的外壳的。然而他还是给自己制造了这种外壳。这是为什么呢?很值得我们想想。

    这里也正包含着作家一种创作的心理,值得评沦家去研究、去理解的创作心理(解放后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忽视了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求作家应当去热爱人,理解人,那么作家也有权利要求社会热爱他们,特别是要求批评家们应当热爱作家、理解作家。作家的刘心武已把爱推广到每一片绿叶,批评家也应当把爱推广到每一个作家,推广到作家的每一篇绿叶,包括与自己的审美理想相违的而加以批评的作品(即批评也应当是从爱出发的)。一个作家愈来愈趋于冷峻,(把爱藏得愈来愈深,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五四时期,)鲁迅也有这样一种创作心理过程,他最初是用炽热的心情“呐喊”,当时他的“救救孩子”的声音是毫无掩饰的,后来,他自己觉得“救救孩子”的呼声未免“空洞”一些,于是他从“呐喊”走向“彷徨”,此时他对孩子的爱沉入感情的深层,情感趋于冷峻了。最后,他又从“彷徨”转入感愤,写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并不是冷嘲,而是蕴含着火热的情感的深沉的思索。在“彷徨”中,鲁迅的《孤独者》就比《在酒楼上》冷峻得多。我们看到孤独者极深的寂寞,他对社会的那么热烈的爱,无法被社会所理解,反而被社会所嘲弄——自己反而躬行原先所反对的一切。鲁迅在《孤独者》中所表现出来的冷峻,简直深刻得令人颤栗。刘心武从热到冷的变化,与鲁迅具有不同的心理内涵和历史内涵,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一个作家的走向成熟,往往是从热烈走向深沉——把爱藏得更深一些。不过,作家趋于冷峻,也未必是作家的必经之路。而刘心武为什么偏偏踏上这一条路,偏偏产生这种创作心理呢?我想,如果他的“如意”——他昂扬的充满着爱的人道主义之歌能被批评家们所理解,他是会继续他的昂扬的,而不会这么快地就背起一个蜗牛似的冷峻的外壳。    心武不仅在作品的观念上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且在艺术思维方式上,也是一个不断追求、不断成熟的作家。他总是处在探求的精神状态中。他作过各种各样的尝试,包括和冯骥才、李陀等作家一起,试图为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争一席地位。他自己也尝试着用非现实主义的方法写过一些作品,只是气魄还不够宏大。从总体上说,他还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过,他不是僵死的现实主义作家,而是一个能动的、开放的、多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艺术方法常常被他综合地使用。他不能忍受自己被禁锢在某种思维模式之中,也决不愿意把自己的创作变成一个孤立的、封闭的体系,他广泛地吸收,尽可能地吸收。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到《红楼梦》式的精确的白描,又可以看到契诃夫、果戈理式的悲喜剧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无善恶的“情意综”。

    刘心武好像是一面镜子,新时期文学的一面镜子。他踏上文坛,预示有新时期文学春潮的到来。从此他始终追随历史前进的脚步,并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因此,他的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正是新时期文学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他的脚步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是同步的,重合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明显的投影,从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是怎么再次发现了人,从而使文学真正成为时代的文学,又成为人的文学。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了更好更深地发掘和表现人,新时期文学在怎样探索自己的表现方法和形成自己的不同风格,在这个过程中,他承受过许多冷漠,然而,他总是追求着,前进着。他知道一个有所追求的作家是不能总是被喝彩的。于是,他坚韧地朝前走。我相信,历史将会发现,他所追求的这一切,是一个经受过巨大浩劫的民族所需要的,他所呼唤的一切,将会使我们的土地变得更加美好。我也相信,他将会是一个继续站在潮头的弄潮儿,并将在时代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归宿,从而使他那博大的,同时也是沉重的心灵得到安宁。   

 

 

 

 

 

    

他献给世界以温暖的情思

    ——《刘湛秋散文诗选》序

 

    我和湛秋,有一种特别的缘分。在八十年代开始之后,我们成为邻居,生活在同一座高楼里。早上可以见到他匆匆地骑着车上班,黄昏时,又常常可以看到他手上提着塑料罐去打啤酒,露出温和的微笑。

 

    啊,  谁不喜欢那柔美的微笑?

    象蓝天上一朵浮云,象夏日里一阵徐风,

    象鲜花轻轻点头。

    也许,孩提时母亲的微笑,直到白发苍苍

    也能回忆,也许初恋的少女一次扬脸的微笑,

    会陪伴着你终生的跋涉,也许屈辱时一位友人

    的微笑,会溶化你心中冰山般的郁结。

啊,那微笑,那温暖的使人荡漾的春天的

微笑;

    我总是在寻觅你,在匆匆而去的车窗后的

    影子里,在黎明降临最初碰到的熟人第一声招

    呼中,在那些有花朵和没有花朵的土地上。

    我愿这微笑,到处为我所呼吸。

    也许在我临终时刻,我所珍惜的,就是我

喜爱的人的一次微笑。

有微笑的地方,我将坦然而去。

 

见到他的微笑,我就想起他的这个首题为《微笑》的散文诗,明晰地感到这首散文诗中所透露出的使人难以拒绝的真诚和浸透了人生辛酸的魅力。我想,这就是他的散文诗,也是艺术观的基调吧!他的散文诗总是微笑着对待生活,哪怕经受了坎坷,体验了痛苦之后,仍然没有丧失美好的信念,仍然在诗中渗透着春天的绿意,洋溢着温暖的情思。他的诗,大量地出现在青少年的笔记本上,这些纯洁天真的心灵,在诗国的寻求中,所以愿意采摘湛秋的散文诗,大约也是因为不管湛秋的诗前后有不少变动,但是他那纯真的微笑和温暖的情思总是流动着的。青少年朋友们大约都发现,这位诗人的诗从不呈现灰暗的色调,即使象散文诗《哑剧》那样对人生中的某些矛盾表示出忧郁的思索,但笔调依然是轻快、明丽的。这种美丽的忧郁,大约正是叶赛宁式的忧郁。这种真纯、美丽而带有忧郁的诗情,与多忧善感的时代是很相宜的,抄录他的一首诗,可以表达自己心灵的向往和追求、哪怕处在痛苦的时候,也可凭借这些诗的翅膀飞越痛苦,继续微笑着生活,继续怀着信心去进取,去开拓,去寻找。湛秋诗中所蕴含的这种温暖的主旋律,激动了我,激动了千百万热爱太阳和热爱土地的心灵。

今天重新打开他的即将出版的散文诗选,历史地观照一下他走过的散文诗路,觉得我平常的体验没有错,尽管他早期与后期的诗在风格上、在思想上的深广度都有区别,有发展。

湛秋早期的诗,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所写的诗,这个时期正是二、三十岁之间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文化大革命”后他又拿起放下了十二、三年的生花之笔,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地抒写,从而走入他的创作的高潮期。他的中年时代是丰收的,并且还会获得新的丰收。

湛秋早期的诗,就象他的乡土上的笛子发出的柔和的声音,使人感到亲切,清新、明亮。“三月亲桃花水,是春天的竖琴”,“每一条波纹,都是一根根轻柔的弦”;“那细白的浪花,是响着有节奏的鼓点”。这琴音,这鼓点,令人感到青春的可爱,生活的美好,爱情的真实。这琴音是轻柔的,这鼓点是热情的。正是这种对于真善美的执著追求,为他的以后的诗歌奠定了最初的调子。

七十年代末期,湛秋重新着笔时,已经受了一场民族灾难的洗礼,他经受过心灵的苦难,痛苦的承受过感情的折磨。当那些横行于祖国土地上的豺狼虎豹被揭露之后,他是多么兴奋呵,在他的微笑里闪着泪花。我最初见到这位从痛苦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中国诗人时,已觉得他的微笑中包含着忧郁,也包含着痛苦。他这样写:“我不是聋子,但谎言已刺透了我的耳膜;我不是哑巴,但虚假已使我谈不出话;我不是瞎子,但黑白不明的日子使我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他甚至愤怒地发问:“当嘴巴被封锁了的时候,眼睛也能说出各种各样的语言。可是也能根据眼神定罪吗?我不知道。”这时他的笔触似乎一反过去的轻柔,这是时代使诗人不能不发出呼喊。但是,他的基调依然难以变更,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仍然是热情。他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欺骗而抛弃生活,他对生活照样投以诗人的恋情。我看到他带着诗人的赤诚与正义感,诅咒横行在中国大地中的黑暗动物,呼唤着自由与开放,呼唤着人情、人性和对人的尊重。他在《望着你,大海》一诗中充分抒发了经过十年苦难的感受:“那仿佛从遥远天边吹来的煦风,抚摸着我伤痕累累的身躯,那顺着丝绒被面流过来的阳光,晒着我这已有些发霉的头脑。啊,只觉得广阔,无限地广阔;只觉得自由,永恒地自由!……在灰暗中禁锢得太久了,甚至想扑上去,猛喝几口滴水,不管它怎样苦咸。”也许,这里还缺乏某些抗争性,恐怕这就是湛秋的表达方式吧。在我们平时交谈中,当他谈到那些激起天怒人怨的政治骗子,就报以极端的蔑视。他写下了不少政治性很强的诗,虽然深度不够,但这些诗使我了解,这位诗人并没有因痛苦的命运而变得冷峻起来,他的内心总是充满着火一样的诗情。

湛秋后期的诗显然比早期的诗深沉得多.这个时期由于他重新审视生活和审视自己而变得深刻了。他除了保持早期诗中常常出现的那种抒情的、单纯的画面之外,对开放的人生、复杂的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他的抒情笔触中显得色彩更丰富了,象《巫山云》、《水仙花悄悄地开放了》、《桔林中的少女》等篇章中所流露出的情趣,虽然仍有年轻的单纯,但已藏着经过阅历后的重新审视,更多地注入了自己的沉思,不少诗甚至可以说是哲学的沉思。这些散文诗视野变得更为广阔。而更为突出的是诗中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和哲理内涵,如《觉醒》、《平衡》、《乌鸦》、《眼泪》、《是你在敲门》、《鬼的故事》等篇章。这些诗中,包含着一种启迪人民对生活的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从书本上去获得的,(更多的是从自己真切的体验中去获得的。)这种溶入自身较为深刻的生活体验的诗,使人感到诗人已从历史的表层走入了历史的深层。他在《蝴蝶标本》中这样写道:“在一个明亮的玻璃柜里,这只蝴蝶永远的停息了。它的翅膀是展开的,好像正在飞翔,它的触须是前倾的,好像正在探测方向。它依旧那样美丽。鲜艳的颜色轻盈的姿态……也许,它永生了,永远这样的完好,没有雨的侵袭,没有霜的打击。但是,这一个空空的躯壳里,再也没有灵魂。于是梦永远断了,那缤纷的花花草草,再也不能对它发生任何的诱惑。”这里,与其说是展开了忧郁,不如说泼洒出勇敢的追求。读了这些诗,使人感到诗人对生活的态度始终是积极进取的,在承受痛苦之后仍然用温暖的情思去拥抱生活。他看到了假、恶、丑,而且自己的心灵曾被假、恶、丑嘲笑过,但是,他没有因此丢失自己的火炬,他相信生活是可以改造的,人性是可以改善的,他仍然固执地用自己的诗去呼吁人们热爱生活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湛秋的诗,可以说是从单纯的笛声逐步演化成有和声、变奏、复调的交响乐,但他的主旋律始终是柔美的、热情的、温暖的,为人们展示着希望的。       

我也喜欢写散文诗,但是,我自己常常觉得有一点不及他的,就是他很善于把画面的描绘和思考的表述相结合,即善于在描绘中透露着思想,让思想在描绘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的语言富有力度和弹性,有一种流动的音乐感,那旋律是潜在流动的。他的诗里,既在现代的开放意识,又有东方的内在美(当然,他的诗有时显得纤细,而缺乏更深沉、更开阔的力量)。他的这种风格,常使我羡慕,可惜由于职业上的原因,我常疏远大自然的画面,但愿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也有经常拥抱大自然的幸运。

湛秋还有潜力。在我国当代中青年诗人中,他是一个具有较丰富的综合性的文化素养的人,他是外文系的毕业生,精通俄文,懂得英文,他翻译的《叶赛宁抒情诗选》和《普希金抒情诗选》都是很美的。他还会写别具风格的小说、报告文学、文艺评论。这种文化基础是湛秋的“优势”,他在将来因此而有更大的创造。未来的道路还很长,我相信,他将会给时代奉献出更精彩的诗歌建筑群,从而走向新的境界。让我们为他祝福。

 

 

 

 

 

八十年代散文诗一瞥

——《十年散文诗选》(李耕,秦梦编)

 

    我国的现代散文诗,差不多与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其他部分同时产生,之后,又伴随着新文学潮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到了今天,它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在新时期的各种文学样式中,尽管散文诗不如小说丰厚,不如报告文学雄大,甚至也不如其母体(作为审美先驱)的纯诗歌深邃,不如作为美文的散文小品凌厉,但它在生长,在进步,并已成为一种完全脱离母体的独立的文体,在与其他文学样式展开竞赛。它拥有愈来愈多的读者,已成为人们不能不承认的文学现象。

新时期的散文诗,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在大约十年中,它走过了两个时间层次:一是七十年代的后半期,二是80年代的上半期。在七十年代的后期,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各领文坛的风骚,社会的目光被伤痕小说、新诗群、新报告文学群所吸引,散文诗几乎被遗忘。但是,随着八十年代的开始,散文诗文体再次觉醒了。一段时间里,报刊上到处可见散文诗专页,不仅原来的散文诗人重新歌唱,而且其他诗人也加入散文诗行列。散文诗篇,散文诗集,散文诗会,竟象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大约是本世纪以来我国散文诗的一个最为欣欣向荣的季节。 

出现这种繁荣的原因,首先是时代的赐予。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生活的节奏加速了,于是空间贬值,时间增值,感到时间紧迫的人们,需要短小的文体来调节内心的精神生活,散文诗正好适应这种需求。另一个原因则是散文诗队伍自身的努力。散文诗作家的队伍,并不是一支强大的队伍,但却是一支团结奋斗的可爱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前行者、老散文诗家们不仅自身勤于创作,而且很积极地倡导散文诗,他们编辑散文诗丛书,办散文诗页,散文诗报,组织散文诗学会,可谓不遗余力。近几年来又有一批年轻的散文诗人出现。除了散文诗人之外,还有一些编辑和评论工作者,他们为散文诗事业的蒸蒸日上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辛劳。最近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十年散文诗选》,这对散文诗的创作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我国的现代散文诗,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就产生,以后又出现过鲁迅的《野草》这种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但是,总的说来,发展得并不快。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创作主体的方面看,恐怕是在这个领域里,少有投进全副精力从事散文诗探索的作家。象郭沫若、冰心,郑振铎、巴金,茅盾等都写过精美的散文诗,但散文诗毕竟不是他们创作的主流。解放后,以全副精神投入散文诗创作的只有寥寥几位。在五十年代前期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努力,散文诗的清新的笛声,被社会侧耳倾听,并激动了一些青年的心,这是不容易的。然而,放在文学的总环境中,我们仍嫌声音太弱。到了80年代,散文诗的声势显然大得多了,散文诗队伍的阵容也可观得多了。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散文诗已告别了叶笛短笛的时代,而进入了可称为交响乐的时代,尽管这种交响乐还不是大型的如果我们把八十年代的散文诗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诗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的散文诗(也可以说是新时期的散文诗)具有下列特点:   

    一,创作的基调已从讴歌转向沉思。散文诗家们是很热情的。五六十年代所出现的散文诗,和整个诗坛的基调是一致的,它的代表作,热情,单纯,充满着对新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它们是在田野里和城市里面对着早升的霞光吹奏出来的欢快的笛声,这种笛声,是清新的。鲁迅先生早就预言,革命文学在革命前表现为愤怒文学,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将会表现为讴歌文学。但是,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帆风顺的,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浩劫。这场浩劫之后,带着心灵创伤的作家诗人,自然不会止于讴歌,也自然不会再满足于欢快而纯正的笛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散文诗中注入深沉的思索。这些思索是积极的,在思索中仍然有讴歌,但讴歌的是被冬天的风暴打击之后依然不屈地展示着春花秋实的土地,是心灵受伤之后仍然燃烧着希望的心灵。讴歌的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用讴歌已不能说明这个时期散文诗的基调了。因为,这时期的大量作品,表现为沉思性的特点,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种诗意的反思。在这种诗意的反思中,有对被摧残的灵魂的追怀,有对荒唐岁月的告别,有对劫难中失落的爱的呼唤,有对人生失误的忏悔,有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丑恶的批判。这种诗意的反思,其基调不再那么欢快,但也不是特别伤感,更多的是一种安慰和激励受伤心灵的温暖的情思。这也许是新时期文学中散文诗部分的最大特色。散文诗家们的心灵是柔嫩的,他们很少象小说家和报告文学家那样展示淋漓的鲜血和忧伤的眼泪。他们的诗意反思是平和的,即使自己经受了许多痛苦的折磨,表现在诗中的仍然是未被痛苦所淹没的深沉的情感和信心。凝聚在这种情感中的,有忧伤,有劝慰,有思索,有理解,有祝福,有期望,它不仅抚慰同伴们痛苦的心灵,而且希望这些心灵不要因为生活的劫波而沉沦。这些散文诗,尽管没有震撼人心的大哭与大笑,大悲与大喜,但是,它象春天的暖流,潺潺地,给刚刚复苏的土地和心灵以滋润,它是真的,美的,善的。应当承认,这种散文诗,比起单纯的赞美诗,要深沉得多。

    二、注意了在时代生活中的主体感受,不仅注意描述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而且注意了描述生命现象,从散文诗的创作思路上说,五六十年代的散文诗侧重于对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诗意描述,在反映客观对象中注入自身的某些情感。新时期的散文诗仍然有不少是这种思路的,但是已出现另一部分散文诗,这些作品在深沉关注历史的同时,热情地探究着生命现象,它们测重于表现自己对时代的感受,甚至侧重于表现自身的内心图景。这些散文诗是散文诗作家人格的诗化表现,是他们的自由本质的审美展示。他们把散文诗写成人生的变奏曲和人格的变奏曲。这种现象在五六十年代是微弱的和少见的。

    写自身的内心图景,并不意味着脱离时代,疏远生活,而是更紧密地拥抱时代,拥抱生活,是更深邃,更炽烈地抒写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和自己在时代激流中进行拚搏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意义和生命光彩。这样,就使散文诗成为双重宇宙的象征,即不仅是物境世界的象征,而且是心理世界的象征。

    三、散文诗文体的进一步解放。与其他文学样式的作家相比,散文诗作家似乎更加老实一些。但在整个改革性的文化氛围中,这些老实而有智慧的心灵也获得更大的自由,他们也从事新的探索,进行各种审美尝试,或写多重变奏  的散文诗组,或写叙事体的长散文诗;或把目光从自然界转向历史界;或把笔触从物境伸向心境(包括梦境),或在自己所选择和创造的意象中注入更多矛盾的内涵,分别向最抽象和最具体的两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求索,力图造成廓大而亲切的艺术空间,或把现代诗歌中的技巧(如通感、变形,复调,佯谬等)引到自己的手里,以便得心应手地切合当代人的心态和当代意识;或把小说的情节性投射到自己的笔下,或把诗境、画境融为一炉,或把古典诗文的节奏和现代散文的节奏加以组合。总之,尽可能以灵活多变的艺术想象和艺术体现的方式,容纳尽可能丰厚的历史内涵和人生内容,已成为一大批散文诗家们引人瞩目的追求方向了。  

     尽管新时期的散文诗获得了进步,在总体上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是,应当承认,我们至今还没有出现象《野草》这样具有深广内容的作品。能够震撼人心的强音还不多,或者说,能够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品的还不多。在散文诗创作队伍中,似乎还缺乏具有天马行空的大气魄的诗人,人们还未能充分意识到,时代心灵中所蕴藏的巨大岩浆,是可以通过散文诗这个突破口来喷射的。承认至今我们的散文诗还未超越《野草》的水平,不是自我贬低,而是让我们能够多方面借鉴《野草》的经验,以使我们的创作继续前进。  

     在中外散文诗史上,有两大基本审美趋向获得了成功,一是屠格涅夫一普列什文以及属于另一文化系统的泰戈尔,他们大体上都是以纯真的感情描写自然与人生的,他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用自己的绚丽文笔呼唤人间的真,善,美,以纯洁的情感反衬着黑暗的丑恶和支撑着世界的爱与和平。另一大支脉则是波特莱尔一鲁迅以及阿拉伯的纪伯伦,他们的特点是把社会人生的矛盾内容带入诗章,把美丑、善恶、真伪的对抗以及这种对抗引起的颤栗展示出来,他们不回避丑,不回避痛苦,不回避人性的挣扎与命运的挣扎,于是,他们的散文诗境界形成了美与丑的一种张力场,从而使散文诗的内涵更加深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散文诗人大体上借鉴了前一支脉(包括鲁迅靠近前一支脉的那些作品,如《雪》,《好的故事》等),新时期的散文诗则除了发展前一支脉的风格之外,也注意到借鉴后一支脉的特质。但是,总的说来,后一方面的尝试气魄还不够雄伟,对散文诗中展示矛盾的组合内容还不习惯,或者还缺乏足够的勇气,令人感到散文诗家的历史文化视野,艺术胸襟还不够博大。因此,能够震撼人们心灵的散文诗作还不多。如果有心在散文诗的创作中突破已有的水平,恐怕必须在强烈感受时代生活的前提下,在东西文化碰撞和融合中,更多地借鉴鲁迅和波特莱尔的一些最内在的特长,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造才有可能。

     我相信,充满着创造渴望的散文诗人,将会展开更雄伟的追求。我们在给新时期的散文诗划下第一个句号时是很高兴的,若干年后,我们在划出第二个句号时,一定会为新的成功而感到自豪,我国现代散文诗的未来将比现在更加灿烂。

 

 

 

 

 

文学批评需要赤诚 

——何西来《新时期文学思潮》序

        

    去年《文艺报》发表了何西来与我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进行讨论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被加上按语,并放在十分显著的地位,因此,造成一些朋友的诧异和误解,以为西来是我的一个主要“论敌”。应当承认,在这个具体观念上我们有些相左,而且我也不能脱俗,看了一些不理解自己的文章总是不那么高兴。但是,读了西来的文章,我并不反感,原因是觉得他的文章总是坦率的,没有什么“心机”,不会拐弯抹角,写来写去,总有一片赤诚在。而我觉得,文艺批评的水平先不论,有批评家的赤诚在,是最重要的。近日,又把西来的文章读了一遍,觉得我的这种感悟,倒实在是何西来批评文章的一大特点。

    我痛感到文学批评需要一种赤诚,一种对作家作品和对整个文学事业的真挚的爱,是因为我们的批评界过去太缺少这种东西。其实,文学批评要在读者中获得信任感,首先是要有批评家的赤诚。一个批评家,他应当有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良知,自己的人格。任何时候,都应当对文学艺术无限忠诚,也对自己的人格高度负责。有这种赤诚,便会先得我心,便会赢得读者的信赖。

    西来这几年来的批评文章,可以说,是对我国新时期文学投下一片赤诚的,他的无保留地支持这一时期的文学,以火样的文字为这个时期的文学的生长呐喊。在他的呐喊声中,可见到他真实跳动的脉搏,热腾腾的血的蒸气。他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呐喊过去,义无反顾地辩护过去,对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一点也不怀疑;在对新时期文学的非难潮中,一点也不摇摆;对极左文学思潮的批判,一点也不留情。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有这种追求的执著,确实是可贵的。我有一个时期不太喜欢读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就因为感到批评文章中太缺少这样执著和真诚,总觉得批评者的灵魂里缺少些什么,甚至是缺少些最不该缺少的东西。这种灵魂残缺的批评家,文章中尽管有不少美丽的词句,但总是使人感到不可亲近。由于过去太多这样的文章,所以今天我就喜欢何西来这种袒露灵魂的文章。这种文章近乎“赤膊上阵”但我觉得这种敢于在大地上赤膊的人,才是大地的赤子,我相信这种赤子才是真正信赖自己的大地母亲的。

    西来的批评方法,还大体上是一种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我们反对庸俗的社会学批评,但并不笼统地反对社会学批评。从事这种批评的成功,大约需要对社会有较深切的了解,而且心灵能与社会、与时代相通。何西来的心灵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得到升华,对发生在我国的这场历史浩劫有深刻的痛切之感,因此,他的是非格外分明,爱憎也格外分明。批评的明晰性,是何西来的根本特点。大约由于他自身也有痛苦的人生体验而且有真诚的反省的欲望,因此,他对新时期文学中那些宝贵的东西特别敏感。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伤痕的审视,对人的重新发现,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肯定和对新形式的追求,新时期文学中的这些主脉搏,都被他敏锐地、及时地把握住。由他最先提出的“反思文学”这个大概念,就相当准确地反映新时期文学开端时期的主潮内容,这个概括在批评界与创作界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能够对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作宏观性的审视,能够从大量文学现象中加以抽象并准确地加以表述,这恐怕还得靠文学理论的帮助。缺乏文学理论的素养,文学批评就很难深邃。西来的文学批评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文学理论基础。文学批评其实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中介,它是需要有坚实的理论来支持的。有理论素养,有思想,批评才有穿透力。当然,我不是说西来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极境,我觉得他的理论语言还未作大幅度的更新。我相信他会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因为他是一个不甘于落入窠臼的生气勃勃的人,一个不太安分的总是处于热情进取中的人。

  

 

 

 

 系统方法把握美学的尝试

——杨春时《系统美学》序

 

    我推荐过林兴宅同志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典型形象的文章,他是我的旧交;写这本《系统美学》的杨春时同志,则是才结识不久的新友。交谊、友情,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心灵渴求,我很珍视它们。可是,从已有的众多新旧知己里特意张扬这两位,从我的动机说,却不是出于情分,而是为他们在文学研究中尝试新方法的实际进展感到鼓舞。在友谊和科学的关系上,我坚信爱因斯坦的态度,即把友谊看作一种聚合人们共同探索真理的向心力,他曾说:“除了许多个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近年来,研究文学的同行们越来越重视方法论问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谓科学理论,从目前的认识水平看,最少得由两维即两个侧面结合而成。一个是分析,研究具体对象获得的知识,这是直接的、实际的科学成果,还有一个则是在总结具体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类型,也就是科学方法,这是间接的、潜在的、抽象的科学收获。后一类实质上是种思维定势,它往住不被人们觉察,却是反映科学的历史发展水平的限本性标志。说到文学观念的更新,其中自然应该含有修正和变换那些非科学的文学知识或判断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指超越陈旧的思雄模式,开辟新的认知角度,采用与当代科学水平协调的研究力法。当前文学研究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实质是更新文学观念的要求日益深入的反映。

    回顾人类研究文学的历史,在思维方式这一条轨迹上,大体走过了三个阶段。最早解释文学性质的尝试,如中国的“诗言志”,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实际是摹仿"等说法,实质是采用了从一个理论前提到具体的文学现象这样一条思考线索,也就是演绎的分析方法。这种论证的模式,在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曾长期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在中国的最高成就是“文以载道”的观念,在欧洲则出现了黑格尔那样阐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庞大知识体系。演绎方法是人们尝试区分文学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性质时形成的初级思维类型,由此产生的观念,带有不容置疑的神灵“启示”或勿需验证的“公理”色彩,仿佛文学现象只是为了受这些观念的解释。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实证主义的思潮逐步取代了人们的先验观念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演绎的习惯日益被从具体事实里概括出理论观念的归纳方法所替代。自此以后,人们不愿意再轻信那些“不证自明”的文学“公理”,而更偏重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例如文学潮流的起伏兴衰,作品的特点和风格,以及作家的心理情感,等等。因此开始了文学研究领域分化,各自独立的势头,渐渐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学科林立的局面。这一个历史趋势在目前仍有相当的能量,象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等后起的文学研究学科正方兴未艾。但是,本世纪中期以来,突飞猛进的自然科学成就使人们觉察出了偏执于归纳的思维方法有重个别而轻整体的弊病。尽管它比演绎方法强调观念的现实可靠性,可从根本上说还是单线的思维方式,尚未注意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上理解问题。近几十年来风靡世界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就是旨在纠正这种方法论偏颇的新的思维类型。由于它们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综合的重要性,解决了过去单线思维方式难以奏效的许多问题,越来越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一些同志在文学研究中引进系统的分析方法,就是对这种自然科学方法转换潮流的积极反应。也许他们中有的开始只是不满于我们长期以来文学观念的死板和僵硬,也许只是直感地要求冲破旧的文学研究格式,并末深想到思维定势的革新,甚至也许只是出于好奇心而已。可是,象林兴宅同志那样,确实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阿Q形象,分析艺术魅力等文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取得了某些进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丰富了过去的呆板结论,这就不能不使深深苦恼于陈旧的文学观念的我感到由衷的兴奋,所以情不自禁地为他的努力呐喊助威。

    杨春时同志比林兴宅年青一些,可是他用系统论的“工具”钳住了一个更大的研究课题。如果说我对林兴宅的成功是“一喜”,那我初见这本《系统美学》时则是“一惊"——惊奇青年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大胆和魄力。等我读完这本书的初稿,这种惊奇感并未因为看到什么奇谈怪论而变成“惊讶”,倒是也增添了“喜”的成分,化成了“惊喜感”。

    杨春时同志富有创造性地把系统方法应用于美学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首先,本书运用结构方法,由对人类生活系统的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分析,科学地推导出审美系统(包括其内部形式审美意识系统),从而论证了审美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高形态。通过对审美系统的分析,揭示了诸如审美关系(结构)、审美个性和艺术个性及其对象美和艺术(要素)、审美活动(功能)等基本概念范畴的本质。如果说结构方法的考察只是揭示了审美系统的静态方面与外部联系,那么进一步的功能方法的考察则揭示了审美系统的动态方面和内部规律。通过对审美系统的功能方面的分析,本书考察了审美系统的一般动态模式和历史模式(审美方法和艺术方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系统的具体存在方式(风格及其内容与形式诸范畴)、作为系统功能的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作为反馈的审美评价和艺术批评等等。总之,结构方法与功能方法的结合运用,揭示了美学和文艺学的诸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从而克服了传统的平面的、线性的分析的局限性,建立起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理论框架,这不能不归结为系统方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系统美学》一书的价值并不限于方法论方面的更新,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革新。本来,提倡运用新方法论进行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目的还在于理论观念本身的革新和发展。生活在发展,文艺在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理论也应该发展。革新传统的现论,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理论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全体理论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尤其需要一大批富有朝气、具有较新的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勇敢探索和创新。我所以感到惊喜,就在于系统美学应用新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本书不是用新方法阐述旧观念,不是“新瓶装旧酒”,它把新方法与新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将认识论与活方式的最高形态。通过对审美系统的分析,揭示了诸如审美关系(结构)、审美个性和艺术个性及其对象美和艺术(要素),审美活动(功能)等基本概念范畴的本质。如果说结构方法的考察只是揭示了审美系统的静态方面与外部联系,那么进一步的功能方法的考察则揭示了审美系统的动态方面和内部规律。通过对审美系统的功能方面的分析,本书考察了审美系统的一般动态模式和历史模式(审美方法和艺术方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系统的具体存在方式(风格及其内容与形式诸范畴)、作为系统功能的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作为反馈的审美评价和艺术批评等等。总之,结构方法与功能方法的结合运用,揭示了美学和文艺学的诸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从而克服了传统的平面的、线性的分析的局限性,建立起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理论框架,这不能不归结为系统方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系统美学》一书的价值并不限于方法论方面的更新,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革新。本来,提倡运用新方法论进行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目的还在于理论观念本身的革新和发展。生活在发展,文艺在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理论也应该发展。革新传统的理论,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理论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全体理论工作者的长期努力,尤其需要一大批富有朝气、具有较新的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勇敢探索和创新。我所以感到惊喜,就在于系统美学应用新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本书不是用新方法阐述旧观念,不是“新瓶装旧酒”,它把新方法与新观念价值观统一起来,从而找到了正确的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样,本书建立了不同于国内务派的独特而又有生气的美学体系。它提出了美是对主、客观范畴的超越的论断;作出了了原始意识、现实意识和自由意识(审美意识)的序列划分;以及无意识、自觉意识和非自觉意识(以审美意识为最高形态的层次区别,对一系列美学和文艺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都作出了新鲜而又有启发性的论述。从总体上说,本书对审美个性、艺术个性对现实个性的超越,以及审美意识对现实意识的超越的论证,提出了审美与艺术的主体性、超越性这一重要的、新的美学思想。这种新观念对于忽视主体性和超越性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有助于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美和艺术,从而深化和发展我们的理论研究。可以肯定,这本著作,并非学术上粗疏的轻举妄动。所以,尽管我也觉得书中有些论征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仍期望它及早出版问世。因为作为一个青年,作者能有如此更新思维定势的勇气,已经很难得了。

    自然,我也听说,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似乎有些“冒险”。由于二者的分析对象,确有相当大的差异,这就很使人踟蹰不进。但我认为,与其踌躇,不如具体尝试更有意义。说到底,所谓“冒险”,其实不过是竞争比赛精神的激化形式而已。尤其是在学术园地里,这种“冒险”既不是自履死地,又不意味着祸国殃民,倒不妨提倡一下。否则,人们也许会彼此相安,满足于现状的罢。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新时期文学的热烈辩护者

    ——陈骏涛《面对多元的文学时代》序

 

去年秋天,骏涛在我们研究所的会议室开会开到一半,便匆匆地回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便有人告诉我,骏涛同志昏倒了,现正就地静卧。听到这消息,我心里一愣,并马上闪出一个念头,他太累了。他和王信、贺兴安等同志,挑着《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工作担子,已经很沉重了,自己又不甘寂寞,还跟踪当代文学急速前行的步伐,撰写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而且,有了名声之后,又不能不陷入自己制造和别人制造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样,他终于有些承受不住工作的压力了。当时我产生一种感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真是苦命人,如果不屈服子命运中那些悲剧性的因素,没有强大的意志和坚韧的神经是不行的,但是,神经一旦绷得太紧,就容易折断,我为我的许多拼命硬干的同龄人感到危险。

但是,骏涛苏醒过来后,马上又遗忘自己昏倒过,照样拼命地干,现在又编出这个集子。这是《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之后的第二部评论集。为了写这篇序,我又读了一遍集子里的文章,又觉得他是一个苦命人。他竟然把自己的命运那么紧地连着新时期文学,就像酷爱自己的家园土地一样,他对新时期文学真是一往情深,而且,一旦听到对新时期文学的非议和不公正的评价时,他总是焦急,不安,这种不安大约超过正在身受批评的作家。骏涛的评论打动我的,首先总是这种感情。如果不是真诚地感悟到我国从苦难中崛起的文学价值,如果不理解我们的作家为了这一代文学的再生曾经付出多大的代价,是不会有这种近乎痴情的感情的。近年来,我愈来愈喜欢这种自然的、正直的感情,而讨厌那种为了“惊世骇俗”而着意骂倒一切、随意践踏新时期文学的文章。那种明知道新时期文学中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再生,却偏偏把这种良知拖到肮脏的泥潭里来加以践踏,并以示自己的勇猛与“超人”,我实在是极为鄙视的。我喜欢正常而健康的文化性格,不喜欢什么价值观念也没有的反社会的病态人格。弄潮儿有一部分要变成畸形儿,这也是没法子的。

大约是感情所至,所以陈骏涛在本质上是一个新时期文学的热烈的辩护者。给他作这么一个界定,尽管与他自身存在的丰富性仍有距离,但大约相去不远。他先是替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辩护,之后又为文学创作中借鉴存在主义思想中某些合理内核辩护,这之后,又为李陀的《魔界》、《七奶奶》、《自由落体》等实验小说辩护。他不是律师,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文学法律可以遵循,但是,他把文学的自由精神和宽容精神作为文学的最高法律。严格地说,文学创作是很难找到绝对性的规律的,如果要说规律,那么,自由创造规律将是无可争辩的规律。尊重这一规律,就应当尊重自由的探索,就应当对自由探索采取宽容的态度。因此,当《自由落体》们刚落到地平线上又立即遭到谴责的时候,骏涛对谴责者说:何必匆忙定是非而且为“落体”的自由请命。这些辩护文章,大都收入第一个集子,但这部新编的集子中也同样洋溢着这种辩护精神与宽容精神。

宽容的精神,是一种健康的博大的文化情怀。宽容精神既尊重自己选择的路子,也尊重别人选择的路子。新时期中在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产生出的宽容精神,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打破了过去那种病态性的思维模式,即神经质似的在寻找毒草和鲜花的斑点,然后又发狂似的加以践踏的病态思维。它支撑着另下种思维模式的诞生,即肯定多元结构的合理性,充分地同情与理解每一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信通过多元的整合,可以构筑出新的生命秩序。

    由于陈骏涛对宽容精神抱有信念,因此,几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提倡以多元的文学结构来取代一元的文学结构,对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家都尽可能地给以理解和支持,努力给那些张扬个性的人们创造相应的文化气氛。这部集子里的许多文章,都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点,都是对多元时代的热烈的呼唤。   

    有的同志认为讲“多元”太空泛,太方便。但我总觉得“多元”不是一个轻概念,空概念,它是一个很重的概念,尤其对于曾经是“舆论一律”的中国,“多元”自有它的特别的意义。没有多元,就不可能优选,就没有可能给优秀者造成艺术个性发育生长的土壤。具有农民文化心理的人,允许“多元”结构的存在,尤其不容易,他甚至需要跟痛苦的心理搏斗。陈骏涛大约有些切肤之痛感,因此,他决心为文学的多元格局而奋斗。我相信,他的选择,正是我国中年知识分子共同的选择。我们是不会拒绝和他共同奋斗的。

    (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写于北京)

    (按:《面对多元的文学时代》一书迁延两三年后,易名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我喜爱苦恋乡土的歌

——《福建散文作家作品选介》序

 

在精神领域里,我为我的故乡而感到自豪的,有许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现代散文。

没有偏见的文学史家,在描述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时候,总是不会忘记在我们故乡怀抱里生长和生活的著名散文作家,例如冰心、郑振铎、林语堂、许地山、庐隐、梁遇春、郭风、何为等等。所有这些散文家,我都喜爱。尽管他们的性格不同,命运不同。这里有一种神奇的灵犀,使我和他们相关。这个灵犀,就是故乡。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海禁的打开,福建的许多儿女,或出外留学,或侨居东南亚及世界各国,他们远赴异邦,但是仍然“一片冰心在玉壶”,时时牵挂着故土亲朋。他们的思念之情,带着外域的文化痕迹,一丝丝地注入了自己的家园。这种情感显得非常奇特,并相互感染,以致形成身处他乡的福建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恋乡情绪,就像哈姆雷特身上的那种难以理喻的“恋母情绪”。

最先发现、肯定并且卓越地把这种情感表现出来的是冰心。冰心天生一副奇绝的女儿性,她降临于人间,仿佛就是为了负载天下一切苦恋母亲的全部深情。她是那样动情地歌颂母爱,歌颂童心,歌颂大自然。她把母亲放到神圣的庙堂上,把母亲之心看作至真至善至美之心。她的《寄小读者》所表达的乡愁乡恋,不知扣动了多少游子的心弦。在记忆中,我最初受到爱的教育,就是从《寄小读者》开始。我在童年时代,从故乡饮啜了两种洁白的乳汁,一种是从我母亲身上吮吸的物性的乳汁,一种则是从冰心散文中吮吸的灵性的乳汁。我说不清为什么喜爱,只觉得读了它,我更爱我故乡的那些明净的草圃,透明的小溪,贫穷而多情的兄弟姐妹。我真是太喜欢了,我甚至也喜欢流溢在她的散文中的眼泪。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种眼泪很美。

我常常想起苏联诗人叶赛宁的一句话:找到故乡就是胜利。福建的散文家们几乎都找到了自己的故乡,几乎都在故乡青青的群山中和青青的河流中找到奔涌的灵感。他们把自己的情感移进每一株无声的小草,每一棵无言的小树,甚至每一只顽皮的小动物。他们“浑然与万物同体”,浑然与故乡同体。他们采下一片片故乡的叶子,卷成叶笛,吹奏起一支支对于故乡的恋歌。这种歌声是那么纯洁,那么天真。郭风就是不倦地吹奏着一支支奇妙的叶笛的人。他的所有笛声都使人感到这是发自一个孩子心灵的歌。听了这种歌,会使人爱,使人信实,使人忘记身外的得失荣辱和鄙视人间邪恶,从而不知不觉地走进人生的更高境界。

我也喜欢何为的散文。何为不是闽籍作家,但是他的心灵久久地和我故乡的山水相连,福建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何为的散文苍劲一些,与冰心、郭风的风格不同,但同样酷爱他脚下的土地和草木,这种爱达到一种无意识的程度。能够尊重一草一木,才能尊重大地。才能尊重大地上的那些辛勤劳动的主人。作家的天赋,就在于他们能推己及物,能推己及人,能把自己的爱推广到每一个角落,推广到每片绿叶,每一个人,整个祖国和整个人间。何为写出了《第二次考试》,正是把爱推广到人们的身上。在五十年代,就能这样尊重人的才华、人的价值,是多么可贵啊。

冰心、郭风(还包括郑振铎)的散文是福建现代散文中清新明丽的一脉。这一脉已被我国当代的读者所了解了。而另一脉,即许地山、林语堂、庐隐、梁遇春等散文家,他们的人生路途坎坷一些,常有一些痛苦的体验,因此,在他们的散文中带有许多沉重的思索和感伤。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常看到一颗被生活的风波所折磨过的忧郁的心。他们的情感,由于旧时代的扭曲,往往带有病态。解放后,在风和日丽的时代气氛中,我们总觉得他们的那些伤感的调子与我们的新生活不和谐,因此,我们给他们的评价总是较低的。其实,他们的散文是另一种个性。这种风格的散文能使我们更深邃地认识社会人生,并能获得一种朦胧的哲学意识。他们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层美与忧伤美,也不失为一种艺术美。我想,散文世界,有这种美来补充,才显得更为丰富,更为多采。

福建近几年来的散文又一次出现了新的生机。除了老散文家之外,一批中青年作家已顽强地走上文坛。他们有的初露锋芒,有点崭露头角,有的已吹响了自己的叶笛。他们较多地发展了冰心、郭风的传统,不管写散文或散文诗,都写得热情,明快,纯洁。但也有一两位同志喜欢更深邃的思考。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但他们也有同样执着的恋乡情感,他们的文采和才华,已经被众多的读者所注目。

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学,具有地方特色,这是长处,但也可能带来某种不自由。因此,真正成功的乡土文学,总是进入乡土,而又超越乡土。只有进入乡土,才能激发起赤子的恋情;而超越乡土,才能与整个人类的心灵相通。狭隘的乡土文学不可能有太大的前途。福建散文家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越了乡土。不过,如果要苛求一下,也可以说,他们的超越气魄还不够大。因此,从总体说,还少有气势雄大之作,少有大北方的那种黄埃飞扬的氛围,少有对社会人生广阔深沉的思考。因此,有时会使人感到细腻有余,而雄浑不足。我想,我省的中青年散文家,如果能把现代散文中两大支脉的长处都加以吸收,互相补充,既保持纯正的乡土爱,人间爱,又不避那些深邃的人生体验,那么,也许会走到前辈作家所未能走到的境地。

(本文有删节)

 

 

 

 

 

  《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总序

 

(一)

当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要出版《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并约请我担任主编的时候,我曾闪过一个念头:新时期文学理论的思维成果是否真能构成一个无愧于科学文化的系列?然而,这个念头终于消失。我觉得作为一个“系列”,它不是勉强的。如果从一九七六年底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算起,在新时期十二年中,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确实是有实绩的。     

在本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发生在上半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文学革命终于摆脱了封建士大夫精神的束缚,开始接受西方的人文精神(包括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完成了以白话文系统代替文言文系统的文体大变革,从而打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并草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工程,第二次突破发生在最近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了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打破了单一化的创作模式和理论构架,完成了从一元文学结构向多元文学结构的转变。在这两次史诗性的突破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都起了披荆斩棘、开拓道路的作用。第二次突破与第一次突破一样,都进行了一次对旧文学模式的理性批判,都对原来的价值观念和批评尺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而且都进行了一场悲喜剧交融的历史性论辩。第二次突破所展示的场面并不比第一次逊色,这是因为,中国发展到七,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队伍已相当雄大,尤其是大群中、青年评论家的介入,使这次突破显得生气勃勃。从他们的充满自信力的评论中,我们可看到近三十多年来未曾见过的活泼的思想和独特的思路。他们拒绝接受在世俗中流行的思维模式,拒绝在已经苍老的范畴与概念中呼吸。他们意识到独断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批评时代已经无可怀疑地终结了,他们不能再充当旧范畴和旧概念的奴隶。他们意识到评论文章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身,青春本身,于是,他们有了自己的批评语言,自己的批评思路。

 

 (二)

 

十年前文学理论结构是很稳定的一元结构,这一结构是以政治标准为最高价值尺度和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文学理论成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环。因此,文艺批评和文学理论蜕化为政治的精神号筒,政治判断代替了艺术判断,政治分析代替了审美分析,与此相关的,是以政治学的范畴概念代替文艺学的范畴概念,把审美层次的问题降低为政治伦理层次的问题,把超越的文化(文学作为审美文化乃是超越的文化)降低为现实文化。在确立这一尺度之后,便是对作品作鲜花与毒草,真实与不真实,马克思主义倾向于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唯心论与唯物论等一套简单的二值判断。这样,文学批评家们便成为脸孔呆板的政治裁判员,到了文化大革命,某些棍子似的批评家竟成了作家的“奴隶总管”。

 除了政治专断之外,还有一个“美学暴君”,这就是机械决定论。这种“哲学”,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至高无上的美学尺度,对其它风格和流派则加以排斥,这自然是不利于多元格局的形成。十年来的文艺批评,已摆脱“美学暴君”的统治,从单一的价值尺度中解放出来。但是,在反对这一美学专断的同时,后来,也有另一种专断出现,这就是以是否反现实主义为尺度,轻易地认为那些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的作品是“非文学”。十年来,文学评论界在拨乱反正之后,掀起了文学批评方法变革热,正是为了反对美学专断。提倡科学的方法论,并不是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而是通过吸收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智慧,以科学的方法论代替政治独断论和美学独断论。没有克服独断论,就不可能确立多元的文学创作格局和文学批评格局。

经过多年共同的努力,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的多元格局已开始形成并且了解到:“多元”其实不是一个轻概念,而是一个重概念。之所以重,就因为它意味着对不同流派、不同观念,不同方法的充分尊重,意味着对异己观念的宽容、共处与共生,意味着对不同主的选择自由和创造自由的确认,这种尊重、宽容和确认,又意味着严肃的自我克服和对惰性思维习惯的抗争,这都不是轻松的,它包含着沉重的文化负荷,它需要博大的文化情怀,需要健康的人格和健康的心态。我们可看到十年前那种沉闷的一元理论结构已经瓦解,代之的是各自展示独特思索的多元结构,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曙色。   

  

 (三)

  

以往一元的批评结构与理论结构,是一种畸形的结构方式。在这种总结构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很难有所作为。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带有某些荒诞性。这种荒诞性,就是它的批评方式不是经过批评主体选择的一种存在方式,而是从某种概念、某种定义出发去规定批评和理论面貌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存在,本身是被批脚理论之外的力量所规定的。

这种规定,其历史的出发点,是苏联二、三十年代所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其现实的出发点,则是急切的政治功利需求和政治意识形态。从这两点出发,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本质早已被固定在他人的思维模式,中。这种本质规定凌驾于理论的探索之上,也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于是,先验、他人确定的本质成为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旦稍稍离开这种本质规定去进行某种理论探索,都会被视为违背统一意识形态的异端。这样,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存在本身就带有荒谬性,即成为丧失自身存在感的存在,这样,文学评论与它的评论对象——作家作品便发生分离。于是,具有艺术良心的作家开始厌恶批评家,并与读者一起,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形成一种反叛心理,这种反叛心理是对教条式的文学批评的反向努力的一种惩罚,这就是十多年前我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命运。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为了改变这种命运,作了艰辛的努力。这种努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争取评论自由而努力,即首先要求社会尊重文学评论自身选择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摆脱那种从某种概念出发去规定批评方式的思路。批评家们决心从这种荒谬的、无所作为的思路上走出来,从徘徊了几十年的狭窄胡同中走出来。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终于走出来了,并很快地恢复了自我存在感和自我独立感,以自己的评论实践证明他们已经摆脱了那种粘附于政治的困境,宣布自己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所谓“批评的自觉”,正是这个意思。

中国文学评论家这种选择,可以说是一次悲壮的选择,他们经历了大辩论,经历了在危险中的漫游,经历了智慧的痛苦。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资深的评论家到年青的评论家,都进行了一番披荆斩棘的战斗,但是,他们终于获得一次时代性的重要完成——获得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独立品格,这种品格,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理论个性与批评个性的强化。由于理论主体与批评主体赢得自我存在感,因此,新时期的评论家,不论观念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也无论他们的探索获得成功或失败。但都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追求,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具有独立心灵的评论家们,有的侧重于印象主义批评,有的侧重于历史主义批评,有的侧重于科学主义批评,有的侧重于人文主义批评,有的重印象,有的重理性,有的重感觉、有的重语言,有的重背景,有的重结构,有的重作品内涵,有的重作品形式,尽管他们的批评观点不同,但都表现出批评的个性和活力。我们从各分卷所选择的代表作中便可以感到不同批评群体和批评个体不同的评论风格。

(2)开始面向文学自身的规律,对文学自身进行内部的考察。这是文学研究的深化。以往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总是停留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等外部关系的研究,这自然也是必要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政治、军事突出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社会变革的要求不得不让文学艺术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包括把文学理论用于说明文学归属政治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在特殊历史时间中发生的文化倾斜。这种倾斜导致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未能进入文学的内部世界。十年来由于社会相对稳定,文学理论工作者逐步赢得外在条件(包括时间条件和心灵自由的条件),相应地也逐步进入对文学艺术的审美分析、艺术分析、文化内涵分析、心理内涵分析、语言分析等。于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在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这就是它终于在总体上克服评论与创作的分离,批评家与作家的分离——批评家不再是作家的异己力量。他们的批评文字开始与作家的心灵沟通。作家和人民群众对批评家的心理逆反现象开始消失,这是中国当代批评家一次重大的“角色转换”,从作家的异己力量变成作家的知青。

3)从政论式的旧批评文体束缚中解,放由来,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立评论文体。现代意义的文体,从形式上指的是语言秩序,从内涵上指的是主体的学养、视野、个性、风格等,文体是两者的融合。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首先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概念演绎式的文体,纠正了文学评论语言混同于政治斗争语言的现象,开始寻找自己独特的批评语言和理论话语,开始用自己独特的审美感觉进行艺术判断,逐步以新的批评符号系统取代旧的批评符号系统。与此同时,又从根本—土改变了“代圣贤立言”的思路,从理论批评为政治服务的格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一场切实意义上的文体革命,同时,也实现了另一种角色转换:批评家从政治工具的角色转换为独立的思想者和审美再创造者的角色。   

产生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并非虚妄。它是有保存价值的、不可抹煞的文化存在,它将与历史同存,并将在那些为争取个性创造力的解放而奋斗的人们心中,不断地激起波澜。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新潮一个值得尊重和研究的文学存在

——《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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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三百万字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蓝棣之主编),这是可厌贺的。除了编者的气魄令人钦佩之外,还说明,众说纷纭的新时期文学毕竟是丰富的。它可以从事个角度择取其硕果,并足以编辑成系列丛书。就以“新潮”的角度采说,八十年代的文学确实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而且这一潮流决非空洞,它有着有目共睹的实绩,它已成为一种可以拒绝认同,但难以抹煞的客观存在。

构成这套丛书的每一种,都是有个性的。每一种所提供的作品,确实都是“新”的。“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新的也未必都不好。我们最好先别忙于作价值判断,而先尊重它的存在,尊重它的实验,尊重这种存在与实验所包裹的创造性心灵和探索精神。以往我国文化界有一种幼稚病,就是企图用一种存在方式统一所有的存在方式,以自己的价值尺度统一全世界的价值尺度,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文化心理并不是健康的,而是病态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的编者以宽容的精神容纳新潮,支持新潮,让大学的师生们了解新潮,无疑是一种优良的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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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这套丛书的书目,翻问一下书中的内容,我们就会感到这套丛书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先锋派的味道。先锋派不一定能发展成主流派,新潮不一定能发展成为主潮,它的审美价值不一定就完全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但它冲击固有模式的历史作用却不能低估。新潮作品都在某个方面反叛传统,反叛习惯。倘若要论及丛书中的新文化精神,这便是勇于尝试,勇于更新,勇于求索的精神。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凡是”派,即“凡是前人所设置的窠臼,我不重蹈”,“凡是人们已经用滥的陈言,我必务去”。读读他们的作品,有时会不习惯,有时会难以接受他们的观念,但是,却不能不承认这里有智慧的活力,新鲜的文风,有不拘一格的追求。于是,我们会感悟到生机,感悟到文学的青春气息。我常记起梁启超呼唤“少年中国”,当我读“五四”时代的文章时感到一种“少年”气息,现在,读这些新潮作品,又感到一种“少年”气息。

对于当今的文坛,评价很不一样,但常常听到一些悲鸣,即感叹学风不正,文风堕落,这使我很感诧异。我想。悲鸣者除了少数偏见者之外,更多的人往往是没有时间多读—些当代作品,包括这些洋溢着新思潮的作品。如果读了,多半会感到高兴。我在失望时—读到这些新文字,总是又要复活起希望。因为我发现新文学思潮的背后的作者群,是一些新的人,是一些属于自己的人,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精神个性的人,是一些生活在自己选择的精神王国中的人,换个角度说,他们是一些不再生活于他人的思想模式中的人,是一些不再生活于他人的范畴与概念之中的人,总之,是一些不再生活于他人的掌握之中的人。这是我国文学的新生代。我倾慕他们。

看不到新生代的崛起,或者看到了,但产生强烈的心理排拒,都是很悲哀的。这使我又想起贾府里的焦大的错误。焦大看到了贾府日复一日地衰落,看到贾府的礼崩乐坏和“不干净”,但是,他没有看到贾府里出现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

这些新生代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宝、黛且不说,王熙凤其实也属新生代,她有新的文化心态。大观园里上上下下在贾母面前战战兢兢,心里笼罩着“长幼有序”的等级阴影,唯独她无拘无束,谈笑自如,还时常要调侃贾母,和贾母开点玩笑,这就是新的文化心态。她最了解秦可卿的“私事”,但是,她最理解她,最同情她,并成为秦氏的知己,没有世俗的“乱伦”的观念。(何况她还有新的生产方式——放印子钱)。组成大观园新生代的人们尽管思想与感情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构成对封建宗法价值系统的怀疑。他们代表着未来,焦大的致命错误,就在于无视新生代,敌视、忌恨新生代,因此,人们塞给他一嘴臭马粪,并不冤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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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套丛书所采撷的代表性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的新文学思潮,是与“五四”新文学思潮相联接的。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出现过三大文学思潮,这就是“五四”出现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三十年代开始出现延至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和最近十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的人文思潮。

鸦片战争之后,社会文化思潮连绵起伏。不断更迭。但是,从宏观上着眼,中国人民最基本的文化觉醒有四次:第一次是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集中反映这种觉醒的思想家是改良派的思想家们。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激,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受到更大的伤害。当时民族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作为大国的中国并不是强国。(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大发现)因此,他们开始探讨我国“积弱”的原因。在这个过程里,严复译著了《天演论》,正是要告诉我国人民,世界发展的规律是进化的规律,是物竞天择的规律。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国和周围的一些“弹丸小国”,而是民族竞存,列强竞争的社会,中华民族如果不自强不息,就要被世界所淘汰。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便竭力宣传西方国家学说、民族学说,从而形成了我国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是第二次大的觉醒,这个运动的先驱者完成了第二个大发现,即发现了中国人不是“人”,中国人只经历了“做稳奴隶”和“连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而且还发现了造成中国人的非人状态的正是自身的祖辈文化,这个发现和西方人文精神的结合,使“五四”文学运动举起“人的文学”的旗帜,形成了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学思潮,第三次觉醒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切阶级意识,集体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才导致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兴起是进步的,因为“五四”的文化先驱者认识别:人的解放首先应当是大多数的被压迫者的解放。可惜,这种阶级意识和集体意识后来走到荒谬的极端,到了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走向了完全否定个性、否定人道主义的绝路。而新时期的文学正是这种否定的再否定,因此,它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恢复了个性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思潮。从而构成第四次新的觉醒.在新时期十年中,人道主义思潮和个性主义思潮是它的前半期(即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前期)的主潮,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文坛上则不断地出现一些三、四十岁左右的“顽童”。这些顽童们很少奴性,心态格外自由,蔑视已有的各种文学程式,并依据自身的主体需求进行各种实验与尝试,于是文学思潮似乎失去了主流。而形成一种多元竞存“新潮”迭起的景象。于是,“新潮”已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重大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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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文坛上似乎失去了轰动效应.能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作品确实不多,但是,只有留心文学创作,就会发现一股新潮至今锐气未减。他们的追求热情和异样的才华,还在进发,还在发展。这股潮流不象人道主义潮流那样,在社会的广阔层面上涌流,而是在文学的深谷里,却生气勃勃的奔腾着。只有那些切买地关注着新文学的人们,才会看到这股奔腾着的急流,才会被它所吸引,被它所激动,并从中看到新时期文学的生机.而不笼而统之地感到悲观。

构成这股新潮的,有各种各样的创作流向,有写实的,有超写实的,有一本正经的,有荒诞的,有纯粹情绪的,有“无情”推理的,有富丽堂皇的,有极端口语化的,有充分大众性的,有贵族沙龙性的,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令人产生“失重”的感觉。但是,认真地读一读,便会觉得满有意思,并发现这股新潮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至少对于我,对于一个主张作家不应失去社会责任感的我,已不再反感这些纷纷崛起、纷纷“破土而出”的新潮,而且逐渐地发现这般新潮的特点和优点。它的特点恐怕在于它的尝试性和实验性,新思潮小说,可以说就是实验小说,前些时,听说李陀同志编选一本近年新出现的小说选,就将它命名为《实验小说选》,我想,这个名字是贴切的。至于说到它的优点,那么,我更觉得它的优点是一种时代性的优点,根本性的优点。因为无论是新潮性质的诗歌、小说,还是新潮性的报告文学与评论,他们都充分地调动自己的主体意识,都用自己的心灵激活历史,激活题材,激活想象力,而且,他们都不再受政治,经济的外在气候所影响,执着地层开自己的文学追求。他们都共同表现出一种巨大的优点,这就是他们都致力于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革命,都在默默地追求一种新的、独特的文体,一种蕴含着自己的全部个性的文体。于是,他们反抗旧的语言秩序。大胆地挣脱旧语言序对心灵的束缚,他们的这种尝试的勇敢和探索的智慧。常使我深深感动。终于从他们的作品中意识到,中国文艺界的学风和文风,已赢得新生,数十年来那种固定化、教条化的文体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一代的思想活水,不仅在地面上,而且在地层中,已不可遏止地奔流,谁也无法阻挡,它将滋润祖国的文学土地,也将滋润一切不愿意封闭和僵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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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股文学新潮中,具有现代主义观念和现代主义票质的作品已不少,但是,至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还是很微弱的,而且还常常受到非议,有些作品确属伪现代主义,有些作品已有现代主义特征,但也被讥为伪现代主义。我缺少有为现代主义辨伪的本领,但是,我一方面支持他们的探索,一方面也感到在我国现代主义要成为独立的文学思潮。还不成熟,可以说,目前从事现代主义尝试的年青作家们,他()们的现代主义根基还不很牢靠,长期尝试和创造的信念还不很坚定(可能抱负也不是很大),因此,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命运如何,还很难说。

大约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萌动还不足使现实主义作品失色,因此,隔段时间又总是有现实主义的呐喊四处响起,并可能酿成新的现实主义高潮,这是不奇怪的。这除了现代主义思潮由于基础不够雄厚难以成为创作的主流之外,恐怕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原因,因为我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太严峻了,社会还处于深刻的变革中,作家如果回避观实,往往就要被冷落,而这种冷落是许多作家经受不住的。然而,即使现实主义再度成为创作的主流,现实主义还是不可能回复到十年前那种现实主义模式了,新的现实主义潮流必定还会容纳现代内容和现代观念,必定要成为新型的现实主义。总之,它必定是活泼的,而不是僵死的。因此,它仍然是文学新潮的一部分。    知道带尝试性的新潮不够完善,然而,我要赞美这股新潮,为这股新潮祝福。

于是,我便步着这套丛书编者的后尘,信手写下这些又将被某些人士感到不快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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