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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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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序跋》


第四辑

 

《西寻故乡》序余英时)

  

     刘再复先生最近六、七年来一直都过着他所谓的漂流的生活,在这一段漂流的岁月中,他除了文学专业的论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都将收集在《漂流手记》(也是第一集的书名)这个总题目之下。本书是第三集,名之为《西寻故乡》。再复知道我爱读他的散文,要我为这一集写一篇序。其实我不但喜欢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赏文中所呈露的至情,因此,便欣然接受了写序的任务。   

    “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仅以中国而论,如果剔除了历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学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便最早发现了漂流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屈原放逐,著《雄骚》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特别将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合成一传。这就表示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中国的漂流文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传中既叙其异代而同归的流放生活,又录其在流放中写成的辞赋。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的漂流主要有两大类型:乱杂与流放。前者由于战争,后者则出于朝廷的贬斥。在第一流的文学家中,庾信、杜甫、陈与义代表第一类,屈原、韩愈、苏轼则代表第二类。和流放相同,乱离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泉源。庚信经侯景之乱,江陵之陷,流落北方,他的晚年辞赋才大放异彩。故杜甫说:庾信哀时更萧瑟,暮年词赋动江关。杜甫如果不是经历了天宝之乱,他的诗的成就,肯定不会那样高。陈与义也要在靖康之乱以后才能体会到茫茫杜老诗的深意。后人说他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刘克庄语),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再复出生较迟,没有赶上乱离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北平所咏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的情况,他是难以真正领略的。在他初入小学的阶段,乱离已迷离中国而去了。单从这一方面说,再复似乎是很幸运的。我大约比再复年长十岁,而我的童年的清晰记忆便始于乱离。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再复又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因为他从入学到入世的四十年间(一九四九——八九)恰好遇到了中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后——至少我希望也是绝后”——的变异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还无以名之;姑且藉漂流两字起兴,让我称这个时代为知识人大流放的时代。劳改下放上山下乡”——这只是我顺手拈来的几个名词,我不知道的名目也许选多着呢!这些先后出现的不同名目尽管在内容上有种种分别,其实都可以系属在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流放。我不知道今天中国大陆上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人有多少人曾经完全幸免于流放?也就是说没有过任何劳改下放上山下乡的经验?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知识人流放的数量超过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我想这恐怕不算是一个过分夸张的估计。满清初入关时也曾大批流放知识人以为巩固政权的手段,如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的所谓丁酉科场案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放关外尚阳堡宁古塔的文士大约不下数百人。但若和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清初遭流放的文士在汉满知识人之间同博得广泛而深厚的同情。这在当时诗文集中随处可以取证。最著名的如丁酉案中流放宁古塔的吴汉槎,不但引出吴梅村,顾梁汾、王渔洋等人缠绵悱恻的诗词,而且纳兰性德也为之奔走关说,终使他得以在五年后便生入山海关。不但如此,吴汉槎在流戍期间仍能与友人(如徐乾学等)诗文信札往还,他的弈技更在此期间突飞猛进,可见流放生活也并非十分的惨酷。我偶然读到荒芜的《伐木日记》残篇,记载一九五八——五九年间他和许多右派流放黑龙江原始森林的种种遭遇。两相比较,简直是天堂与地狱的悬绝了。   

     无独有偶,俄国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沙皇时代和斯大林时代的对比也恰恰如出一辙。列宁的妻子回忆录中记载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时,发现列宁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沙皇政府付给他的钱,足够他租一所房子,雇一个佣工,并且还可以打猎。他也可以和世界各地通信,甚至在俄国出版他的著作。所以他的妻子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天哪!你怎么长胖啦!”另一被沙皇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索罗金(Ptirim A.Sorokin一八八九——一九六八),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社会学)时也说,沙皇时代政治犯的流放与囚禁等于是招待度假的性质 in the nature of granting them avacation with most of the expenses paid)俄国的例子更使我们认识到为什么中国的流放也有古代现代的不同。

     唐、宋时代著名士大夫的谪戌往往起于他们极言直谏,评弹朝政,用现代的话说,他们都是所谓在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韩愈因为上论佛骨表,遂至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苏轼也由于反对新政而屡遭贬斥,最后更流放到海南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时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不但不以这种贬逐为耻,而且恰恰相反,视之岛莫大的荣耀,所以朝廷每贬逐一次,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望却为之提高一节。范仲淹的生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有趣的例证。文莹《续湘山野录》载: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宫、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

 

      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极美的故事,可见专制皇权的威力并不能压倒士大夫的公论。文莹是王安石时代的余杭沙门,和当世士大夫交往密切,他的记载是很可信的。叶梦得在南宋初年撰《石林燕语》也记述了范仲淹最后一次的贬逐,恰可与文登之说互相证发。他说: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卷九)

 

    可见范仲淹第三次贬逐时,不但在京师的亲宾故人都为他饯别以壮其行,而且在外郡的诗人梅尧臣也特别写《灵乌赋》为他作道义上的声援。放逐是中国知识人的尤荣,这一观念在范仲淹前后三光的经历中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

    范仲淹为宋以后的知识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他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在北宋已成名言,至今仍流传人口。其实他答梅尧臣而写的《灵乌赋》中也有两句更富于现代涵义的名言。南宋末王应麟告诉我们:

   

     范文正《灵乌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困学纪闻》卷十七(评文))

 

      胡适之先生曾把这两句话比作美国开国前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比拟虽嫌牵强,但也不是毫无理由的。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知识人正因为具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所以才往往落得流放的下场。在一九五七年鸣放阳谋期间,这个精神又曾极短暂地复活过。我相信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人其实都是体制内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也许从来不知道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适八个宇,然而造句名言所代表的精神则毫无疑问地依附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在打成右派而遭到劳改下放的惩罚时,却远远没有范仲淹那样幸运了。在贬逐的时候,已没有人——包括家人骨肉在内——会为他们饯行,更没有人会说此行极光之类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都觉得右派帽子是最可耻的,被贬逐的本人更觉得他们自己罪孽深重。用当时流行的暴力语言来说,知识人带上任何一顶钦定的帽子,便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又是中国知识人史上传统现代之间的一大分野。

      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而言,再复的漂流自然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他发现自己是中国的重人,整天忧国忧民,这一情结便是从范仲淹那里辗转传衍下来的。但是再复所受到的放逐的惩罚则是现代的。文革时期的下放固不必说,一九八九年再复自我流放的前夕,尽管知识人的群体自觉已有复苏的迹象,恐怕还没有一个僚友敢公然为他饯别,并对他说:此行尤光!”而且最近六、七年来,这一点刚刚开始复苏的自觉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反退,在民族主义的新召唤下,许多知识人似乎又心甘情愿地重回到体制内去,不肯再作持不同政见者了。这颇使我联想到《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故事。跟随摩西出走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在荒漠途中挨饿久了,反而怀念起在埃及作奴隶的好日子来。奴隶主法老虽然逼他们作苦活,但食物的供应是不缺的,有鱼、有瓜果、还有菜蔬。荒漠中的甘泉并不真能疗饥,未来乐土中的奶和蜜也不过是望梅止渴。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知识人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呢?这个问题自然不能有简单的答案。不过我疑心其中大概也有些人很像受不了荒漠旅途之苦的以色列人,怀念着埃及。但半途折回总不能不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现在有了民族主义作护身符,他们便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回头路了。埃及的鲜鱼、瓜果、还有菜蔬毕竟是很诱人的。

    再复是决心不走回头路的。他说,名声、地位、鲜花、掌声——这一切他都已视为草芥,埋葬在海的那一岸了。这话我是深信不疑的。他把这一集散文定名为《西寻故乡》便是明证。他说得很清楚,他已改变了故乡的意义;对今天的再复来说,故乡已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固定点,而是生命的永恒之海,那一个可容纳自由情思的伟大家园。这使我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我想用逍遥游来解释再复的漂流,是再适当不过的。庄子一生追寻的故乡也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逍遥游至人故乡无何有之乡,然而又是最真实的故乡,只有在这个真实的故乡里,至人才能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才能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胸襟。

    话虽如此,恐怕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不会轻易放过再复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也引儒家为同道了。春秋大义首重夷夏之防;不必读内容,书名《西寻故乡》四个字便足够明正典刑的资格。近代西寻故乡的先行者,如郭嵩焘,如康有为,如胡适,都曾受过民族主义者的口诛笔伐。不过如果我可以为再复辩护,那么我要说:根据儒家的原始经典,即使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任何人都可以去无道,就有道的。孔子便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虽然他没有真的成行。《诗·魏风·硕鼠》更明白地说: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事实上,在他的散文集中再复对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充满着深情的回忆。古人曾说: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再复是天生情种,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怀旧之作。他丝毫不怀恋埃及的鲜鱼、瓜果、菜蔬,但是对于故国的人物、山川、草木,他终是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他自然也不能将苦痛的往事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所以笔下时时流露出对于硕鼠的憎恨。但是在我想来,眼前最紧要的还是继续作逍遥游,一心一意去追寻精神的故乡。从《旧约》的记载看,以色列人出走埃及以后还有漫长的征程,他们似乎逐渐忘记了法老的横暴,因为他们忙着要建立新的信仰和属于自己的家园。这样看来,再复似乎也不妨暂时把横行的硕鼠置诸脑后。硕鼠的世界虽然盘踞在再复记忆中的故乡,但这两者不但不是合成一体的,而且越来越互为异化。后者是永恒的存在,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前者则已变成一沟死水。

    所以我要引一段诗人闻一多的《死水》,以结束这篇序文: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甚么世界。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序于普林斯顿

选自《西寻故乡》)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思想者十八题》序    

 

余英时

 

    刘再复兄这部《思想者十八题》集结了他十七年漂流生活中的采访录和对谈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各篇的共同点是谈话而不是文章谈话的长处不仅在于流畅自然,而且能兼收雅俗共赏之效。十八题中的论旨在他的许多专书中差不多都已有更详细、更严密的论证,但在这部谈访录中则以清新活泼的面貌一一展现了出来。不但如此,谈者直抒胸臆,读者也感受到谈者的生命跃动在字里行间。再复一再强调,这十七年来他进入了第二人生。这句话的涵义只有通过本书才能获得最清楚的理解。

    在对谈录的部分,我特别要提醒读者注意他和高行健、李欧梵、李泽厚三位朋友的对话。这是思想境界和价值取向都十分契合的思想者之间的精神交流。尽管所谈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谈锋交触之际都同样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在这三组对话中,二〇〇五年《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使我感受最深。他们不但是漂流生活中的知己,而且更是文学领域中的知音。他们之间互相证悟,互相支援,互相理解,也互相欣赏。这样感人的关係是难得一见的,大可与思想史上的庄周和惠施或文学史上的白居易和元稹,先后辉映。再复十几年来写了不少文字讨论高行健的文学成就。无论是专书《高行健论》或散篇关于《八月雪》剧本的阐释,再复都以层层剥蕉的方式直透作者的文心,尽了文学批评家的能事。这是中国传统文艺评论所说的真赏,决非浮言虚誉之比,更没有一丝一毫半是交情半是私(杨万里句)的嫌疑。在《巴黎十日谈》中,高行健先生对再复兄说:

 

      出国后你写了那么多书,太拼命了。光《漂流手记》就写了九部,这是中国流亡文学的实绩,还写了那么多学术著作。前几年我就说,流亡海外的人那么多,成果最丰硕的是你。你的散文集,我每部都读,不仅有文采、有学识,而且有思想、有境界,我相信,就思想的力度和文章的格调说,当代中国散文家,无人可以和你相比。这都得益于我们有表述的自由。更关键的是你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在流亡的逆境中,毫不怨天尤人,不屈不挠,也不自恋,而且不断反思,认识不断深化,这种自信和力量,真是异乎寻常。你的这些珍贵的文集呈现了一种独立不移的精神,宁可孤独,宁可丢失一切外在的荣耀,也要守持做人的尊严,守持生命本真,守持真人品、真性情。仅此一点,你这“逃亡”就可说是此生“不虚此行”,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份没有过的光彩,而且给中国现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笔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

 

在这短短两三百字中,高行健为再复的第二人生勾勒出一幅最传神的精神绘像,不但画了龙,而且点了睛。这也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的真赏,决不容许以投桃报李的世俗心理去误读误解。

本书定名为《思想者十八题》,可见再复是以一般思想者而不是文学专家的身份,向我们诉说他这十几年来的心曲。所以下面我也将论点转移在思想者的范围之内。我对于现代文学是十足的外行,论点的转移反而使我可以在常识层面上说几句与本书相关的话。

    再复有一段论八十年代的话值得玩味:

 

 从世俗社会的角色上说,八十年代我是时代的宠儿,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青联常委。而现在则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个漂流的学者,一个精神的流浪汉,一个过客,一个充当“客座教授”的过客。生活的基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

对于世俗角色的落差,往往会使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产生心理危机,在危机中又产生痛苦与焦虑,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刚出国的头一两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独的焦虑,人生的上下半场好像衔接不起来。但是,在读书与思索中,我沉静下来了,第一第二人生逐渐衔接起来了。这里的关键是我终于真正意识到世俗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角色,是内心那颗真实而自由的灵魂。八十年代最宝贵的效应,是大时代激活了我的内在世界,从根本上打开了我心灵的门窗,而且唤醒了我的反思世界与反观自身的热情与能力。

 

  这是一番很忠实也很透彻的自我解剖,再复作为思想者所经历的无限艰辛都包括在其中。让我试作一点分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再复的第一和第二人生之间的分界线,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他用轰轰烈烈安安静静来分别概括这两个人生阶段。我们也可以说,他的第一人生是惊天动地,第二人生则是寂天寞地。一个人在一夜之间从惊天动地掉进寂天寞地,他在心理适应方面所必须克服的困难是不可想象的。以再复而言,我认为他至少经历了三个层次的精神奋斗,而且一层比一层更困难。

    第一层困难便是他所说的从世俗社会的角色转变为内心角色所长政协委员之类角色党天下体制下拥有与之相应的巨大权力,这在常态的现代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再复自己便谈到克服这一层困难的过程,他说:

 

到西方后才觉得,哎呀,这个“自由”多么累,我们原先什么都靠组织,什么都是组织帮解决,出门它帮我找汽车,出国它帮我买机票,特别是我当时是研究所长,办公室里行政人员多,很方便。到美国来可不行了,什么都要靠自己。这才觉得西方这个大自由社会,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我害怕,我要逃避自由。但是这就逼着我成长了,所以我说第二人生,自己能力成长了。

 

我必须强调:尽管孔子早就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诗人也能“红顏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但亲历其境,毅然在良知与人欲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再复在漂流一两年之内便能调停得心体无累(王阳明语),这便充分印证了高行健的观察:他确实具有内心强大的力量

第二、《易经》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八十年代是党天下五十多年中仅有的一次短暂的天地变化,草木蕃时期。事实上,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幻境,因许多历史因素的偶然凑泊而成——这里不可能也毋需展开讨论。但不可否认地,在此一剎那幻境中,中国大陆上的确出现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再复便是当时惊天动地之一人。最近《纽约客》上有一篇《北京来鸿》,因《告别革命》一书而回顾了八十年代再复和李泽厚兄的文化功绩:他们两位光芒四射,分别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见Jianying zha, Letter from Beijing: Enemy of the state, New Yorker, April 23, 2007, p. 53)在《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中,对谈者杨春时先生曾这样概括他们两位当时在思想上惊天动地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在你(按:指刘再复)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之前,学术界就已经对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进行了批判,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坚实的理论体系……。所以当时李泽厚先生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一提出来,就引起广泛的重视。李先生的功绩就在于提出了一个理论系统,给思想启蒙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记得一九八五年我们曾经谈起李先生刚发表的那篇《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感到很受启发,并考虑用主体性来建构新的文学理论。而不久你就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并引起了轰动和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是我也注意到,你对主体性理论的发挥,有自己的创造。你讲的文学主体性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主体性有所区别,并不是简单移用。

 

由此可知,再复和泽厚当时所说的,都是人人心中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因此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和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所以八十年代正是再复的生命力最旺盛也最辉煌的阶段,无论就学问或思想说,达到了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程伊川语)的境界。读者或听众对他的文字或言论的热烈回响也成为他的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这时的生命已与天地变化,草木蕃融为一体。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国大陆又重回天地闭,贤人隐的死寂状态,再复也被迫而成为一个漂流者;在漂流中他虽然不断地写作,然而孤雁离群,再也引不起轰动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了。克服这一层次的寂寞之感比拋弃世俗社会的角色也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试听听他在二○○六年答故乡之问的话:

 

     此时此刻,我的笔下就是我的故乡,我心中原初那一片净土就是故乡。……我的快乐不在于我的作品的发表,或是外部的评价,或是轰动效应。我的快乐,我的满足,就在表述的此时此刻。(林幸谦《生命向宇宙敞开》)

 

这是大彻大悟以后的证词,他终于超越了发表、超越了外部的评价、更超越了轰动效应。用孔子的话说,这是人不知而不慍;用庄子的话说,这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但是再复最后能达到这一境界显然是经过了长期的内心挣扎。这就直接通向他在第三层次的精神奋斗:怎样回到心中原初那一片净土

    再复在第三层次的彻悟是他整个心路历程中最长也最艰苦的一段。我推想其始点大概在文革时期。他回忆在文革看到批判 逍遥派,心里就发颤。(《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这似乎显示,他那颗在党天下意识形态中囚禁了几十年的灵魂开始跃动了。八十年代《论文学的主体性》已是灵魂觉醒到相当明朗阶段的正式表述,然而还没有抵达终站。一直要等到漂流以后,在巴黎和高行健互相印证,归宿于慧能的禪境,再复的心灵才真回到了故乡。从此他口中笔底常见之一字,这决不是偶然的。

用人人都能当下领会的话说,这个心灵的故乡其实便是个人自由。再复宣扬文学的主体性时,他已正式肯定了个人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不过主体性的概念借自康德,还没有和中国文化传统挂上。等到他在禅悦中获得大自在,他才走完了最后一程。

    列宁说,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

这是对个人自由的最彻底的否定,所以生活在这一原则支配下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生命便完全终结了。在列宁、斯大林体制下如果仍有人能维持创作生命,那么他或她必须以无比的勇气去坚持个人的自由。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五年他正在撰写《齐瓦哥医生》,他对来访的柏林(Isaiah Berlin)说,他对于个人自由的信仰是从康德的个人主义中得来的。(见Isaiah Berlin, "Conversations with Akhmatova and Pasternak",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New York, 1998, p. 529)这和四十年后再复的经验岂不是先后如出一辙?

但是我要特别指出,再复挣脱党天下的精神枷锁,找到个人自由,他所踏出的每一步都布满荆棘,恐怕是俄国作家也难以想象的。这里必须略略回顾一下俄国作家的处境。

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贝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在《给戈果尔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Gogol)说,帝俄专制下,整个社会是一片死寂,然而反专制、反东正教的文学却一直生气勃勃。所以作家的使命受到社会的尊敬,人们都把俄国作家看作是仅有的领袖、保卫者和救星。贝林斯基在俄国文学界的地位很像中国的鲁迅,他的话是有份量的。这就是说,俄国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便已形成了一个与政治权势相抗的文学传统。十月革命之后,绝大多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新政权召开作家会议,往往只有四五人或七八人到场,情况十分难堪。高尔基是列宁的朋友,因此曾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仍然时时对新政权发出严厉的批评。列宁因为重视他的支持,不得不予以容忍而已。党对于作家的控制,自然日益加强,从列宁到斯大林无不如此。所以不少作家流亡国外,多数则飢寒交迫而死。高尔基早期曾保护了一部分作家,但也没有能支持多久。令人诧异的是:在整个二十年代,俄国作家群在保卫文学自主性和作家自由方面,仍然毫不妥协,尽管其中不少人对新政权并不持敌意,有的甚至还抱同情的态度。(可看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fred A. Knopf, 1993, pp. 286-7; 298-303)我想这只有一个解释,即俄国文学界的精神传统十分强大,即使是列宁和斯大林也只能作到表面的控制,而不敢彻底摧毁其精神。

    这一推想在前引柏林与俄国作家谈话录中更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一九四五年柏林和不少俄国作家——特别是帕斯捷尔纳克和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ndreevna Akhmatova)交谈时,他们都能毫无忌惮地倾诉久被压抑的情感和思想。柏林注意到,所有接谈的作家都从不用苏联两字,只称俄国,可见他们并不认同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帕斯捷尔纳克还郑重声明,他虽然存活下来,却并未向当局屈服。很显然地,向当局妥协,在他看来是最大的耻辱。柏林和女诗人的长夜交谈还造成了重大政治事件,因为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然而她事后也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苏联当局还允许她到意大利领取文学奖,到英国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总之,俄国作家虽然被剥夺了发表的自由,他们的精神却未被彻底摧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后面支持,这种情形是不可想象的。

   在前苏联的对照之下,我们才能体会到再复找回他那颗真实而自由的灵魂,是多么艰辛的一段旅程。《西游记》里的唐僧经过八十一难然后才九九归真,再复的心路历程正可作如是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短浅,并未形成一个与政治权势相对抗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除了胡风曾奋戈一击,争取创作的自由之外,其餘的作家,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都已沦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论点。胡风的上书则恰好给毛一个直接惩治作家的机会。毛与列宁、斯大林不同,对中国传统中的诛心之论有极深的认识;他知道中国文人、士大夫往往口是心非,在征服者的面前常持一套身降心不降的对应之道。因此列、斯只要制服作家的身体及其行动便已满足,毛则更进一步,要他们交心,非把他们的灵魂弄得支离破碎不肯罢手。再复从小便在的意识形态的全面包围下成长起来,而且包围得密不透风。因此他不但对共和国”“充满感激之情,而且热爱红旗下的生活;他的红领巾一直戴到十八岁,比别的孩子多三年(见《人生分野与三项自由》)。等到他的灵魂开始觉醒的时候,举目四顾,则全是一片精神废墟。他在这样的条件下竟能一步一步地由渐悟走到顿悟,而且得如此彻底,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再复《思想者十八题》即将问世,他要我写几句话在前面,作为介绍。我细阅全稿,决定把他从必然王国回到自由王国的一段经过发掘出来,聊为读者之一助。最后让我引百丈怀海禪师答弟子之问,以终此序:

 

问:“如何得自由分?”师曰:“如今得即得。”(《五灯会元》卷三)

 

如何参透此禅机,是在善解者。

  (于普林斯顿二〇〇七年五月十四日

选自《思想者十八题》香港版)

 

 

《远逰岁月》小序      

 

李欧梵

 

    刘再复先生的《漂流手记》,是一部心灵的自传。我的这个提法,应该先作一个声明和解释。

    中国知识份子的自传,五四以来,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不少:譬如胡适的《四十自述》、郭沫若的《革命春秋》、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等。然而四九年以后中共统治下的知识份子,受“整肃”写“坦白交待”的文章不少,但能够从个人自主的观点而作心灵探讨的几乎绝无仅有。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的自传,基本的形式还是“外向”的——面对的是家庭、社会、和国家,而把“小我”的经历放在一个“大我”的范畴中(当然有少数的例外),所以很难展现一种个人心灵的“主体性”。

    刘再复的《漂流手记》之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散文的形式完成了他的心灵上的忏悔,“主体性”十分鲜明。它的“自传性”不是对外的(虽然写的大多是外在的事物),而是一种“内省”的文体,它不把自我固定在历史的大范畴中,而是把“自我”从过去的历史阴影中解脱出来,这才是“漂流”的正面意义。本书中对于往事的回忆和批评,我认为就是自我解脱的明证。此外,书中关于人生哲理的探讨,甚至在各地漫游的心得,处处都在映照再复的“自我”反思,换言之,我认为再复借了“外”力——在外国的生活和阅历——来逐渐解构他心灵中的那个“大我”——祖国——牢笼,这个“牢笼”的意义非常复杂,而从中挣脱更不容易,这是《漂流手记》最可贵之处。再复这几年来在海外的“漂流”心态和经验,和其他的知识份子不同:他并不认为是放逐或流亡,在文章中毫无失落感。恰好相反,他觉得这是一段重拾自我的经验,它更丰富了再复的人生和思想。来美之初,他曾亲自对我说:这是他第二个生命的开始,希望在海外能够获得较多的空间和时间,可以多读点书,多作思考。《漂流手记》可以说是他这两三年来思考和感受的成果。

    我是再复的朋友,也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最喜欢读的不是他备受推崇的文学理论,而是他的杂文和散文,我认为《漂流手记》中不少文章,必会收入将来的新文学大系,并作为大中学校的中文教材,因之而不朽。

    这篇小序,不能算“序”,只能作为一种“见证”:我“目睹”再复这几年来的心路历程,并从他的这本手记中看到一个生生不息、不断求索的高贵的灵魂,读这段心灵的纪录,我感到一种人性的温暖和安慰,实在应该在此——也代表海内外广大的读者群——向刘再复致谢和致敬。

选自《远逰岁月》

 

 

 

 

 

《高行健论》序

 马悦然

 

    我所钦佩的中文作家朋友中,再复和行健是必然要提到的。为一个钦佩的友人所写的阐释另一个钦佩友人之著作的书,撰写一篇序文,不亦乐乎?

    我跟行健的友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一九八五年,我和妻子宁祖飞往台湾。宁祖在途中读了一篇中文短篇小说之后对我说:“这篇写得很好,你非看不可,一定会欣赏!”她建议我读的是行健的《鞋匠和他的女儿》。我读了以后,马上开始把它翻译成瑞典文。从那时起到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二〇〇〇年,我把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翻成了瑞典文,其中包括长篇小说代表作《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以及全部短篇小说和十八部戏剧中的十四部。

    头一次跟行健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冬,在瑞典首都机场,我们一见如故。从那时起,我们有不少机会在斯德哥尔摩、台北、香港和巴黎见面。

    我和再复第一次见面也是一九八七年,中国作家协会于北京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那次的谈话中,我很快发现再复跟我对行健著作的看法完全一致。次年,瑞典学院邀请再复到瑞典参加十二月十日举行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这是瑞典学院第一次邀请一位中国学者兼中文作家参加这个仪式。一九九二年再复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的邀请,担任一年的客席教授。那一年,由于他的光临,我自己和整个东亚系的师生收获非常大。大学邀请再复的目的,是让一个流亡学者有机会在一个安静的气氛中继续他的研究和写作。但是厚道的再复每星期都为系里的学者和学生开一堂关于中文文学的讲座。让宁祖和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们那年有机会认识再复的夫人菲亚。

    有名的捷克汉学家普契克Jaroslav Prusek教授曾对我说,你没有资格讨论你自己没有翻译过的任何一部著作。好,我大量翻译过行健的著作,就应该有资格自称为高行健著作的专家吧。其实不然!再复这部著作让我感觉到,我像禅宗五祖弘忍的徒弟神秀一样,“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再复以一个真正的知音的心,从各个方面细细解读行健的全部著作,包括短篇与长篇小说、戏剧与文学理论的著作。

    再复的这部大作像一个艺术博物馆的出色导游的解说。他打开一个大门,引导读者进入高行健文学和戏剧创作的艺术宫殿,以充分地体会和欣赏其中的精神丰彩与艺术特色。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马悦然:(瑞典诺贝尔学院终身院士)

 

 

 

 

 

《现代文学诸子论》引言

 

刘剑梅

 

      一九九四年父亲出版了学术论文集《放逐诸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后至今已经九年。这些年里,他除了和林岗教授合著《罪与文学——关于文学忏悔意识与灵魂维度的考察》(牛津大学出版社)之外,还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最近几个月,他忙于写作《面壁沉思录》(《漂流手记》第九卷),便委托我利用暑假帮他搜集、整理成集。这部集子收录的正是父亲对中国现代文学几位代表性作家的评论。

     第一辑是关于鲁迅和巴金的。收入二〇〇一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两篇文章和一个对话录(和李泽厚先生),以及为巴金百岁寿辰所写的《巴金的意义》一文。父亲从研究鲁迅起步,灵魂一直和鲁迅息息相关。尽管他对早期鲁迅研究中未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阴影作过反省,但他的自我批评并非自我停顿,而是把自己对鲁迅的认知切实地推向前进。这之后,尽管他的学术范围远远走出鲁迅之外,但从未放弃过对鲁迅的阅读与思索。他一直坚定地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是中华民族大苦闷的总象征。无论是精神内涵的深广度还是写作的文体丰采,都在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之上。也许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者,所以他对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鲁迅总是以整个生命去阅读和领悟。对于鲁迅,他除了进行理性思考外,还有一份崇仰的感情在。大约是情理兼有,所以他完全不能接受对鲁迅的伤害,无论是捧杀性伤害,还是扼杀性伤害。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出国后十三、四年中,父亲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打开,对鲁迅的长处与短处也看得更为分明。《中国文学的奇迹与悲剧》和《鲁迅的复仇情结与复仇意象》 ,篇幅不算太长,但说的都是紧要处。鲁迅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相比,到底深在哪里?父亲认为:()鲁迅看到中国不仅有个制度问题,还有一个文化问题?即国民性问题。文化变成黑染缸,甚么好制度进入都会变形变质;鲁迅独特的思想贡献就在于它揭示和批判了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即集体无意识(国民性)的病态与病根;()鲁迅不仅作为启蒙家关注中国的“生存”问题,而且超越启蒙,关注“存在”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对存在意义进行深度叩问的大作家。但他超越启蒙、拥抱“此在”的孤独时刻又继续拥抱人间苦难,与陀斯妥也斯基侧重于个人精神拯救相比,表现出深厚人道主义情怀的思想者特色。

    读了父亲新写的文章,再翻翻二十年前他所写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就觉得新近的思想深邃成熟得多。因为父亲对鲁迅的认识出自生命深处,乃是一种多年锤炼而凝结成的观念,所以他既不同意李慎之先生的看法,也不赞成夏志清先生的看法,就很自然了。这里只有对待真理的问题,没有人事关系的问题。

      第二辑收入关于高行健的四篇文章。二〇〇〇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论高行健状态》,收集了获奖前父亲为高行健著作所作的序、跋和评论文章,和获奖后父亲在香港诸所大学所作的关于高行健的演讲。本集所编入的文章均是《论高行健状态》一书出版之后的新作。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仅把奖章(副章)赠给父亲,还特别送一字幅给父亲,上面写道:“得一知己足矣”,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父亲的确非常钦佩高行健的文学天才,而且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评价高行健的戏剧,把它视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到海外之后,他对高行健那种不同于古典情节戏及现代境遇戏的“状态戏”(把人的存在状态搬上舞台)和“心灵戏”更是推崇备至。父亲有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固然要重视语言但更要重视语境”,他正是在缺少个人声音的中国语境下发现高行健充分个人化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状态的价值。也许还因为父亲特别喜欢禅宗,所以他便更深地走进充满禅意禅性的高行健世界,充分理解高行健寻找“灵山”的灵魂之旅和内心变奏以及富有原创性的写作方式,并对高行健强调“自救”、强调“当下”、强调“回归内心真实”、强调“得大自在”的哲学理念产生深深的共鸣。

      第三辑是一篇关于金庸小说的概说。一九九八年,父亲参加召集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举行的“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了会议导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金庸确实是个奇观。对金庸作品的阅读,父亲也许不如我和我妹妹那么“狂热”,对其细节也未必能比得上金庸迷们,但是,他却能把金庸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宏观语境下,概说出金庸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指出他代表中国现代汉语文学整体结构中与“新文学”并行的另一脉络。由于五四外来西洋文学的大量传人并引起作家学习、模仿,于是汉语文学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新诗、话剧、短篇小说这些都可以称作“新文学传统”,而以谴责小说的蜕变为开端,继而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旧派武侠小说等,即被以往称作“旧文学”的那部份文学,则形成了“本土文学传统”。金庸所继承和代表的,正是本土文学传统。如果说鲁迅是“新文学传统”最优秀的代表,金庸无疑就是二十世纪“本土文学传统”最杰出的代表。父亲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评价说,金庸不仅给中国贡献了一个韦小宝(与“阿Q”并列的玩弄生存小技巧的典型),还贡献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和男性英雄形象系列,而且贡献了一种只属于金庸名字的没有欧化痕迹与意识形态痕迹的白话文体,在现代书写中保持和发展汉语的韵味与魅力。

      第四辑也仅有一篇论文:《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文是父亲在海外所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之一,这里蕴含着他的学术理性和学术良心。父亲很喜欢读张爱玲的小说,也充分肯定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若干作家的功劳。但父亲尊重前辈也尊重事实,不得不与夏先生商榷,不得不为鲁迅、赵树理等说话,不得不叹惜张爱玲没有把纯文学立场贯彻到底而导致天才“夭折”的悲剧。父亲的文学批评尺度一是看其文彩,二是看其精神内涵的总量。就其后者而言,鲁迅在现代中国无人可比也不是张爱玲可比的。而父亲虽然批评过《李家庄的变迁》,但觉得赵树理笔下的农民是扎根于深泥厚土的活生生的生命,并非张爱玲《秧歌》中那种理念化的农民,所以赵树理自有其成就。父亲与夏先生的讨论,肯定有益于学术发展。在尊重论争对象的前提下,作出某些质疑本也是学术的应有之义。

      最后一篇文章是为李劼的历史小说“春秋三部曲”(《吴越春秋》、《商州春秋》和《漠魏春秋》)所作的序。父亲一直认为,生命语境和人性语境大于家国语境和历史语境。漂流海外的李劼先生所作的历史小说,正是借历史抒写生命,尤其是女子诗意的生命。以往的史书,往往是男人的历史,胜利者的历史,李劼把它翻转过来,视女子为历史的自然,把失败的英雄看作诗意历史的一部份。大约是这种基本文学视角深得父亲的欣赏,所以他称李劼的小说为“新历史小说”,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借着编选集子的机会,我得以较系统地阅读近年来父亲的学术论著和评论文章,读后真是喜愧交加,喜的是看到自己的父亲总是不辞辛苦地往前走,而且愈走愈深,愈走愈在学术与生命的衔接处发放思想的光彩。另一方面自己则感到渐愧,与父亲相比,自己的中文写作,成绩太差,父亲的每一部新著,都给自己增加一份压力。不过,这些压力也许正是父亲的手臂,它正好也推着我不断往前求索。 

   ( 二〇〇三年夏季写于马里兰大学东欧与亚洲语言斁在物质世界、权力世界的迷失。所以,他的学术探索会有不同的侧重的,所发出来的声音会有不同。所有这些侧重和不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身上那种始终不变的血脉精神。我相信,读过刘再复的这本文学评论精选集,读者会得出和我大致一样的看法。

宇宙万千而人世无穷,亦无非因为生命而多姿多彩。读《刘再复文学评论精选集》正可以通过文字而理解他思想学术,理解他数十年来走过不平凡的学术道路。如果讲到人生的起伏跌宕,讲到思想学术角色的转换,刘再复正是百年来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奇特的人物。他既做过最高昂的呐喊,又做过最深沉最孤独的探索。前者和后者大不相同而又都是他生命的见证。笔者亦因机缘得以结识这位心灵高尚而奇特的人物,数十年来亦师亦友。他的文学评论选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故写下上述的文字。

(二〇一〇年十月  选自《文学十八题》)

 

 

 

 

 

二十年思想的踪迹

      ——《人文十三步》序

 林岗

 

    这部刘再复著述选编本的取名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约略接近于他二十年来思考的轨迹。其实海外期间刘再复的人文著述并不止十三步,一些引发很大反响的作品,如他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就没有收录进来。但这总算勾勒出一个轮廓,再现这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现实对话的心路历程。

    二十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距离了,而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足可以尘封旧事。通过刘再复的著述和出版就可以透视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八十年代,他在文学和人文研究领域,引领思潮,推动拓展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文坛和学术圈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而他那个时期的论文和著作,如《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更是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广泛阅读。无论是得到高度赞赏还是引起激烈的争辩,都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可是这一切到了八十年代末端就嘎然而止。从那以后他离开他熟悉的土地而生活在异国,虽然他继续写作,勤奋思考,但在简体中文的阅读范围内,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读者见不到他九十年代以来写的文章或著作。作为一个依赖于语言和文字而工作的人,刘再复从简体中文的阅读视野里消失了。读者找不到他,他也无从寻找自己的国内读者。对于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他的一切仿佛就此尘封,就此不见踪影。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简体中文作者的刘再复就是一个新作家,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作者。直到近年,刘再复的一些曾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作品和著作,才得以陆续以简体中文的形式出版面世,进入大陆更为庞大的读者天地。在老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仿佛复出;而在新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是新进;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是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还是像他八十年代时那样,思考、读书,写作。二十年来他的写作和著述出版就是这样交织起一个年代错落的故事。为了让这个年代差错的故事不再差错下去,让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了解这二十年的空白期刘再复还写了些什么、思考了些什么,让新一代读者能够了解二十年来刘再复著述的概貌,于是就有了这本《人文十三步》的编选。顾名思义,里面收录的篇章都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曾经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十三部文学研究和人文思考的著述中选录出来的。虽然有只选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足,但也有择取要篇,显示著述风貌的长处。

八十年代末突如其来的巨变虽然将刘再复抛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他从此海外漂流,梦里已知身是客(他的散文语),但并没有使他放弃一以贯之的散文作者、学者、思想者的人生本分。相反他比以前更执著,更勤奋,更用心,将祖国的语言背在肩上,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笔有纸的地方,就是故乡,就是家园,就是精神生活的天堂。二十年来他写下的散文集、文学评论和人文探索的单本著作,粗略的估计也有三十本左右,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结集的单篇文章和选本不计在内。刘再复二十年来的写作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轨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散文的写作。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出版过好几本散文集,如《太阳·土地·人》、《洁白的灯心草》、《人间·慈母·爱》等。他的散文诗脍炙人口,以赤子之爱抒写思想者的悲欢歌哭。如他的《读沧海》、《又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和《寻找的悲歌》就广为传颂。出国浪迹四方,他的散文视野更广阔,笔调更深沉。他的海外散文总名为漂流手记共十卷。二〇〇九年花城出版社出过十卷漂流手记的选本,取名为《远游岁月》。他的散文名篇感人至深,多篇作品被海外中文教育读本选为课本或者被海外中文学校朗诵比赛指定为必诵作品。许多海外读者,可以不了解他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考,但却被他的散文所感染和吸引。笔者以为,他的散文当之无愧是当今中文世界的一流散文,相信这一点会慢慢得到大陆读者的共鸣。

    除了散文创作,刘再复海外写作第二个聚焦点就是他的老本行文学评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九八四年底即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不但是他的热爱,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可以说刘再复就是一个文学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出色的评论家。他二十年来的文学评论和研究,一方面是延续了大陆时期已经形成但来不及形诸笔墨的问题意识,而另一方面又面对海外中文研究遭遇的种种状况发展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罪与文学》、《放逐诸神》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代表;而《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在四二年延安整风之后,逐渐走向了教条化、公式化的写作模式,对五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八十年代刘再复提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主体性理论,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积重多年的极端化写作模式。到了海外,刘再复的思索更加深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积弊深重的源流因果,于是有《罪与文学》的写作。而对鲁迅和张爱玲的评论,最能看出大陆和海外文学研究中潜藏着的学术政治的倾向。如果在大陆可以概括为扬鲁贬张的话,那海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扬张贬鲁。在大陆,其实贬张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但在海外若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爱玲的不是,则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冒相当的风险。在张迷张痴气氛浓厚的海外,几乎无人敢说张爱玲的不是。刘再复本着学者的坦诚与海外现代文学评论界对话,写出《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一文。他肯定张爱玲早期小说对人性深刻的发掘,也指出张爱玲后期写作大失审美水准及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尤其不赞同海外学界对张爱玲的过度溢美。刘再复的文章,在海外中文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海外的二十年,刘再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人文思索上,这构成他写作的第三聚焦点。与其说刘再复是一个专家型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如果要他在诗和思想之间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他一定不会像柏拉图那样干净利索:驱逐诗,拥抱哲学。他一定面有难色,就像遭遇康德悖论那样,迟疑慢考,然后笑一笑说:我能不能两样都要?是的,他一定会两样都要,既要诗,也要思想。诗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则是他展开生命的翅膀。在大陆时期的写作,他的思想大多或者化为意象而潜藏在优美的散文诗文字中,或者凝结为问题意识而展开在文学对象的评论之中。到了海外,他思想者的特性不但得到了更充分的舒展,而且还寻找到更贴切的文字表达形式。它们不再是寄居的形态,而是独立的个体,就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脱离父母家庭的庇护,独立地面对人生世界。这些写作的聚焦,就是他人文思索的文字。它们占据了他非创作类写作的绝大部分。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刘再复的人文思索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传统经典别具匠心的阐释,如《我的六经》;有对现代美学经典著述慧心独发的解读,如《李泽厚美学概论》;有对传统文化糟粕的现代批判,如《双典批判》;更有漫游于人生天地,禅悟于大荒无穷,借助《红楼梦》而抒发覃思妙悟的《红楼四书》。这些形态独特的著述,如果把它们看成是学理的探讨,看成是文学的评论,固然没有大错,但是还不足够,甚至是忽视了最基本的地方。它们首先是人文的思索,是思想的表述。刘再复到了海外,也许是因为退去了以前种种桂冠,丢掉了以前种种名号,于是更显示出思想者的生命本真气质,他就是一个思想的探险者,跋涉于宇宙人生的大天地,求索于亘古及今的大传统,看见什么景致,悟得什么智慧,便用优美的文字表述出来。于是成就他著述中别开生面的人文思索。

    或许会认为刘再复去国他乡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文思想环境和氛围就像它的经济一样,一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文字思考是不是已经与这片土地远隔了?尤其相对于八十年代他曾经的思考主题,已经迥乎不同,一些见解简直南辕北辙,那它们是不是和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有了隔阂呢?以笔者的认知,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至少它是一个误解。只要是真正的思想,它不可能没有背景,它不可能没有对话的对象。区别在于是显在还是隐在,在于是深层还是浅层。不错,在刘再复海外时期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索的著述中,那种与具体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相关的特征是淡退了,借用佛教的术语,以前讲救世,如今讲自救,看起来是大大的不同,而一旦弄清楚那个相对于言语的背景,即可知它一样有鲜明的针对性。思想者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对话者,他不会无病呻吟,不会对空放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的理论主张之所以被认为现实感强,历史针对性鲜明,乃是因为他的言说所关怀的对象非常具体,语言不脱语境,人们皆是身处其中,很容易感同身受而被领悟到。到了九十年代,此情此景不再,他将这类时局形势意义上的现实从自己身上放逐出去,将人事纠缠、成败得失从自己身上放下,转而面对历史,立足生命,思考更普遍、更深邃、更永恒的古今大疑问和人生大困惑。这既是思想能力的提升,也是思想境界的提升,这个提升自然带来了他思考、关怀的对象更加广阔、博大。换言之,它不再是一人一事,一言一行,而是直探本源,直指本根。思想的背景深阔了,关怀的对象广大了。如果对这一点欠缺解悟,便会觉得刘再复的言说脱离实际;而一旦有了解悟,便会觉得他的深思智慧,正是说到了痛处

    例如他有一篇讲演整理成文《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这篇文章也收编在本书中。乍看过去,贵族精神不但多年无人提起,而且自现代革命以来,这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在现代语境中,它只和背逆潮流、垂死挣扎、孤芳自赏连在一起,从来没有和什么正面的价值沾过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样的最高指示我们耳熟能详。在过去讲革命的年代,需要发扬的是泥腿子精神;而现今讲经济的年代,恐怕需要发扬的就是孔方兄精神了。贵族精神更没有它的地位了。显而易见,刘再复这个时候讲贵族精神,不但在舆论气氛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在学术话语中,也不见得有前沿性。但是,我要说,他的这篇讲演是高贵的。它的高贵正在于它逆历史潮流而动,它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英勇气概。而且,他的这篇讲演也是前沿的。它不是学术话语里那种喋喋不休的,人言我言的前沿性,而是在一个被俗气潮流所覆盖的世界里呼唤正面价值的前沿性,是言人所不言的前沿性。只要我们略为意识到在物质世界、金钱世界的迷失,只要我们对当代功利取代一切的价值观略有所省悟,只要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污浊本质略有痛感,读一读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谁又谓它脱离实际呢?

    古人说开卷有益。无论是读刘再复的散文还是人文著述,正是应了这句古话。编者编选这本书,正是希望它能起导读的作用,使读者有可能循此进入他深邃的思想世界,追步他思想的踪迹。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三日   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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