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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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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写》第一辑   共鉴沧桑

 

 

 

 

二十世纪“柔与刚”的选择 

(刘再复) 

 小梅:

    近几年所读的书,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本是意大利天才小说家意达娄·卡尔维诺的《为下一个千禧年所写的六份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Uennium)。香港社会思想出版社出了一部中译本,叫做《未来千年备忘录》(杨德友译)。台北时报出版社也有译本,名字更有文采:《给下一输太平盛世的备忘录》 (王志弘译)。卡尔维诺写过《珠巢小径》、《阿根廷蚂蚁》、《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玛先生》等小说,而《备忘录》则是八五年他准备提交纶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演讲稿,可惜尚未完成就去世了。这部未完成的讲稿,贡献给读者五种文学素质:轻盈、迅速、确切、易见、繁复。在第一讲中,卡尔维诺谈论文学中轻与重的对立,而侧重于对轻的价值肯定。他坦率地说: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和语言的沉重感。卡尔维诺显然在告别但丁传统,而继承吉多·卡尔康蒂(意大利早期的轻逸诗人)传统,不过,他声明说,把轻与重、把卡尔康蒂和但丁做出大的区别和对比,在总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必须作具体的繁复的分析,因为每一个作家总是重申也难免有轻,在轻中也偶尔有重,轻重交叉的现象很多。

    由于卡尔维诺的启发,我想到文学中大基调上的区别,例如亚洲文学中明显的冷与热的区别:川端康成、高行健属于冷文学,大江健三郎、莫言等则属于热文学,但这也只是从“总体”上比较而言。就鲁迅来说,他的《狂人日记》可说是熟文学,而《阿Q正传》则属于冷文学。热文学一般都比较重,而冷文学一般都比较轻。文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困难正是概念与所描述的对象内涵总是有距离。科举研究也因此永远无法终结。   

    卡尔维诺的总体选择还推动我思索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文化基调,并在悲观中产生一种向往,或者说,一种宏观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可以用卡尔维诺两个对比性的概念作简化表述。我选择的概念是柔与刚。你希望二十一世纪乃至下一轮千禧年的基本面貌是甚么样的?我回答说:柔。“柔”是我的全部期待与向往。    柔是甚么?柔是水,是清澈,是舒缓,是低姿态,是抒情曲。刚是甚么?刚是火,是坚硬,是激烈,是高姿态,是进行曲。心向往之的“柔”,应是和平,协商,教育,建设。而不是刚,不是战争,不是革命,不是破坏,不是阶级斗争与种族斗争,不是“一个吃掉一个”的哲学,不是“你死我活”的思维,不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不是各种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

    二十世纪下半叶两大阵营的近乎热战的冷战,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数十年你死我活的争斗,南北韩遍地横尸的战争分裂,最后的结果都只能在谈判桌边坐下来。人类发明各种概念和道理,但确实是大道理管小道理,大境界带领小境界;道理千条万条,最高的道理应是让地球上的人类安生安宁的和平道理。到处都有矛盾,到处都有冲突,但阶级调和、民族调和总比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好。

中国的智慧最为宝贵的应是老子的“圣者之道,为而不争”的“不争”之境。不争就是自然,就是尊重自然,包括外自然与内自然(人性)。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所谓至柔,正是最柔弱也是最自然的东西。婴儿最柔弱,但也最敏感最自然。水最柔弱,也是最自然又能克服“至坚”的最有终极力量的东西。有人说老子是兵书,说老子是谋略家,这是误读。《道德经》虽也谈兵,但有一个大前提是确定的:“兵者凶器也。”老子反对战争,所以他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战争的胜利者不可庆祝胜利,而应当以丧礼的仪式来为死者致哀(“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的“不争”思想,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道德。柔,不平,自然,和平,悲悯,建设,生生不息,才是天下无可否认的大德。

卡尔维诺在逝世之前所说的至善之言是向往下一轮千禧年的轻文学,倘若我们请教他对新世纪、新千年的社会期待,我相信他的回答一定也会与“走出沉重感”相通。也许他也会用老子的语言表述:请把“柔”字写进下一轮千年备忘录。

爸爸  于香港

    (原载《亚洲周刊》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九日

选自《大观心得》)

 

 

 

 

 

 

轻与重选择的困境 

(刘剑梅) 

 

爸爸:

    卡尔维诺的《为下一个千禧年所写的六份备忘录》在轻与重中选择了轻,而你在刚与柔中选择了柔。毫无疑问,你的选择来自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反省。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火的洗礼、重的积压和激昂的高姿态,你反过头来更看重所有“柔”的含义——和平、改良、协商、妥协、让步、悲悯、教育、建设——轻缓的节奏,清澈的溪流,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让这一切逐渐地、静悄悄地结晶。这个结晶的过程虽然缓慢,但不是破坏。在平缓中,我们或许能找回人类心灵曾经投射在世间万物中的光明。

    我认同你的选择,也许因为我是女性,天生就喜欢“轻”的文学和“柔”的内涵。不过,我对二十一世纪的展望,恐怕没有你那么清晰。在几秒钟内。我的思绪飞越过人类文明的几十个世纪,在隐约的轮廓中,发现被时代限制的作家和超越时代的作家都同样失落,前者在集体的合唱中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失去了反省和批判的意识,后者则不属于自己的时代,被孤独地悬置在半空中,为大众揭示了“彼岸”的世界,自己却与那世界也格格不入。

    在这个失去了神秘信仰的时代,无论是重文学还是轻文学,热文学还是冷文学,都无法让我们相信人们还可以通过艺术来挽救生命。正是艺术不能挽救任何东西,所以张爱玲和她的崇拜者宁肯把世纪末的颓废姿态延伸到新的千禧年里,为我们文明的堕落做出一个清醒的、绝望的预言和总结。

    说起轻与重文学,我虽然喜欢优美与轻柔的文学,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回忆的细流中从遥遥的远方来到我的内心深处,那经久不散的滋味令我陶醉,但我也喜欢重的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生充满哲理的不屈不挠的叩问,每一下沉重的敲击都能引起我的共鸣。我实在是难以做出选择,只希望二者能够共存。不过,在美国校园里用英文讲授中国文学时,我发现美国学生并不缺少轻的兴趣,他们其实犯的都是“失重”的毛病。经过了后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的洗礼,我的学生大多只懂得欣赏“轻”的、幽默的、好玩的东西,十分惧怕沉重感。偏偏我所教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承担了大量的历史与民族国家苦难,让学生们大大叫苦,而我也常常苦于找不到与他们对话的途径。偶尔在课上放一两部中国影片,他们也嫌太沉重了。学生们的这种失重感揭示了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向,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文化转向》一书所论述的,如果说现代性还拥有崇高的美学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则完全抛弃了崇高,抛弃了美的自律状态,转而推崇美所带来的快感和满足。

    所以,后现代文学里充斥着许多戏仿(Parody),对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的戏仿,对历史的戏仿,对崇高的戏仿,这些戏仿有时并不带有尖锐的讽刺意味,只是一种拼贴——用詹姆逊的话说,是一种空洞的拼贴。再者,以往现代主义中私人性的、惊世骇俗的、警世般的语言也已经被大众化的后现代式的媒体语言所代替,视像文化的盛行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看现实的眼光,我们消费着文化,也被文化所消费。在被幻象所取代的生活里,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这时,我反倒感到“轻”的可怕了。  

     我对下一个千年有何期待的话,我的回答只能是逾越轻与重的界限,停佇在人类生命最原始的一种存在感,那是一种生灵在冥冥中能体会到的一种感动,通过这种感动,我们心灵得以相通。人们不必刻意地去追求自身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和语言的沉重感,但也别在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视像文化中丢了对生命的感悟与责任。

最近我在今年第四期《读书》中读到一篇关于林徽因的文章,林的一段文字让我对未来的期待充满了感伤。她写道:

 

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与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筋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信仰只是一细烛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

 

倘若有理想,倘若对未来有过多期待或过多的预示,我想结果都是渺茫的。我们想揭示世界的是哪一个表象?通道这种揭示对世界是否会带来任何改?我们是否能捕捉住人与世界自身的真理?这些问题缠绕着以往千百年的作家,它们还会继续缠绕着将来的作家。 

小梅  于美国马里兰州

原载《亚洲周刊》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九日

 

 

 

 

 

香港大都市的隐喻 

(刘再复) 

 

小梅:

    文学指向、社会指向的轻,重、柔、刚选择,可能永远是一对悖论。就文学而言,每个作家作轻、重的基本选择时,除了被自身的审美理想所决定之外,还与历史语境相关。当历史在一段时间中产生了太多悲剧作品(重)之后,人们大约会产生观赏喜剧(轻)的要求,反之亦然。中国文学产生太多“感时忧国”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后,读者自然就会期待幽默与荒诞,甚至也不拒绝玩世不恭的“痞子文学”。我的生活经历过难以承受的重(在中国),也经历过难以承受的轻(在美国)。而阅读中积淀的则主要是悲剧性作品,眼泪与忧思曾充斥内心。在此语境心境下,此时就特别喜欢内涵深邃但表现得十分新颖活泼的作品。

    说到社会指向,我则没有太多的徘徊,心思明确地倾心于柔。到香港多次,也多次赞美香港,这不是没有看到香港的黑暗面,而是觉得香港的总体风貌是柔的风貌。世界上许多大都市在二十世纪中表现为刚,如柏林,莫斯科、华盛顿、东京、北京等,也有一些大都市则表现为柔,如巴黎、斯德哥尔摩、维也纳、日内瓦等,香港属于后者。刚的城市成为战争和革命的中心。负载着人类的历史抉择,显得沉重。柔的城市则离生死搏斗较远,人们走到城里,总是轻松些,柔和的感觉总是大于沉重的感觉。

    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陆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相当向往香港。香港所以对知识分子也有吸引力,完全是因为“香港”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一种日常生活状态,一种保持生活的常识、常理、常态的状态。人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寂寞了要说话;吃饭不必有粮票限制,穿衣不必有布票限制,说话不必受各种主义的限制。人们可以以自由养猪养鸡,自由出入交易所与夜总会,可以自由恋爱、结婚、生孩子、赛马、办报,集会,还可以自由地绘画绣花、请客吃饭……。这一切都是那么平常,然而,这正是生活。香港这一国际大都市所暗示的香港原理,就是日常生活天然合乎人性的原理,就是“生活无罪”的原理。    这种原理和这种原理支撑着的香港生活状态,被五、六、七十年代的大陆所遗忘。那个年代的中国,只有国家生活,党团生活,政治生活,而没有日常生活。个个忙着国家大事,忘了生活本来就是自发的,自然的,柔和的。他们误认为柔和的生活只是属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因此,他们人为地制造一种坚硬的生活,刻意地制造乌托邦神话,制造阶级斗争,然后展示一种与“生活无罪”相对立的法则,这就是“造反有理”的法则。于是,整个生活便被拖入革命状态与持续斗争状态中。穿越过饥饿、疯狂、恐怖与绝望之后,我们这些大陆的革命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才醒悟到:日常的生活多么好,绘画绣花多么好,请客吃饭多么好,温、良、恭、俭、让多么好,香港的不要早请示晚汇报、不要揭发批判、不要斗私批修、不要交心交肺多么好。

    当然,香港也有暴力,也有贫穷,也有社会垃圾和语言脏水,但是香港的总面貌是清晰的,社会的基调是柔和的。香港的日常生活状态正是人类本应有的最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包含着维系这个地球健康运作的基本价值元素:和平、安宁、自由,民主、温饱、自律、和谐、有序、人际温馨等。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元素,如同盐和水,最要紧,也最容易被忽略和被遗忘。常识的命运就是常被遗忘与常被蔑视的命运。

    我和我的同一代人,长时间被政治搞疯了,在“与人奋斗”中走火入魔,并在大概念与大范畴中丢失了生活与常识,忘却首先必须确认生命价值,然后才寻求生命意义与升华。因此,当新的一百年降临的时候,倒愿意首先面对生活与常识,面对香港所隐含的轻柔的真理。面对时我产生一种渴望,一种返朴归真的渴望,一种回到人类最初那种努力取火、努力取水、努力造房屋的生活状态的渴望。那些大而无当的空想,那些悲壮的“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革命宏图,还是留给旧世纪吧。新世纪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多一些老百姓的日常关怀,少一些“万言书”的政治高调。在香港的柔和世界里。我也没有忘记它是柔中带刚的。这“刚”,不是铁的专政,而是独立的法制体系和严格的执法观念。没有执法的“刚”,柔就会丧失。柔的原理使生活无罪,刚的因素又使生活无忧。补充刚的概念,香港的柔美隐喻才是完整的。

    爸爸  于香港

(载《亚洲周刊》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六日

选自《大观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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