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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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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写》附录

 

 

 

 

 

 

我的第一部英文著作

(刘剑梅)

 

我的第—本英文著作《革命与情爱》于2003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四年了。两年前通过李欧梵教授夫妇,我结识了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季进教授,他建议我把这本英文书翻泽成中文,当时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可是没想到,他一回国就和王尧教授主编“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把我的这本书列入其中,并请中山大学的郭冰茹博士翻译,让这本书终于有了中文版。书的原名为Revolution Plus Love,本应直译为“革命加恋爱”,这一书名对于美国读者显得更为明快也更为有趣,但对中国读者则显得过于“通俗”,因此,征得译者的同意,定名为“革命与情爱”,这是意译,但并不走题。 

《革命与情爱》是基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从读博士学位时开始构思,到初稿完成,之后又不断修改与润色。加上出版社的审理过程和签约后编辑人名书名索引等等,经历了八年的时间。如此难产,除了我的才气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文写作对于我总是不如中文写作那么方便。现在美国大学东亚系已经拥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和助理教授了,但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大学外语系,而我则是出身于北大中文系。如果不是我就读的北京二中(北京重点中学)外语课抓得特别紧,再加上父母为我请了课外英文辅导老师,我连留学梦也做不成,更不用说英文写作了。到美国后,我被大环境和小环境所逼,英文水平虽不断长进,但比起英文系出身的“同路人”,自然要吃力得多。只是我还有一点毅力,坚持双语写作,坚持不停地往前爬动。在乌龟和兔子的赛跑中,我不属于兔子,但就同龄人出版英文著作而言,倒属于“先进”了,这也正好应了中国“笨鸟先飞”的俗话。

写作博士论文的最初灵感,来自于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和李欧梵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夏济安先生在《黑暗的闸门》一书中,刻画了瞿秋白,鲁迅、蒋光慈、冯雪峰、丁玲、“左联五烈士”的命运图像,道破了这些左翼作家的双重性和富有人性的一面,这一见解拓展了我的视野,对我影响很大。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选择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郭沫若、蒋光慈,萧军作为评说对象,讨论1930年前后的时代风貌和一代作家的精神特征。那洋溢在书中的曾经驱动一代人的浪漫情感,对我理解“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有很大的帮助。延续他们的研究方向,我在《革命与情爱》一书中,也充分强调中国现代作家的分裂性,强调他们在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个人情爱与集体愿望之间的挣扎和彷徨。我认为“革命加恋爱”公式的一再重复,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性困境。他们在个体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一次次地体验着现代分裂人的痛苦,即使最终认同了奋斗的集体,仍然不能掩饰内心的焦虑。可以说,我的这本书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对夏济安和李欧梵的超越,但至少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补充。此外,通过探讨权力与性别、政治与文学的交织,我还希望能给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批评的视角,特别是抓住“女性身体”这一中介,想说一些以往现代文学史家未说过的话。不过,现在回头再看这本书,觉得还是有许多遗憾的地方,当时受西方学院派的影响太重了,尤其是受到弥漫于西方学界的解构气氛的影响,正面建构的意识还不够强健,对现代女性的精神开掘也还不够深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正知道自己文章的得失还是需要时间的。

我在写《革命与情爱》一书时,注重的是女性身体的多重象征意蕴。虽然用力叙述的是政治与革命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利用、分割、扭曲和异化,可是同时也看到女性身体自身的游离性和丰富性。所以,即使写到像蒋光慈和茅盾这样的左翼男性作家用女性身体传达革命意识形态,我也注意到女性身体不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一面,有身体的丰富性,才有文本内在的张力。写到女性作家时,我更是注意到身体与内心的密切联系。比如,白薇的身体写作,就并非只有欲望的躯壳,并非仅供消费,并非只是快感与游戏,而是与内心发生关联,是蕴藏着不屈灵魂的全生命的颤动。当她把身体的痛苦暴露给读者时,不仅让读者看到身躯之伤,而且是灵魂之伤。这些伤痛,表达了这位女性作家郁积在胸中的愤怒与不平,也表达了她对父权制社会不屈不挠的抗争。这样的女性身体,拥有巨大的生命能量和灵魂深度,不仅是对身体专制的反抗,而且是对灵魂专制的反抗。可以说,我在本书中试图探索的,不是简单的身体政治,不是简单的肉体崇拜与狂欢,而是个体生命在革命大时代中充满艰辛与内心搏斗的精神历程。

这本书的英文版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出版,首先要感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导师王德威教授。他不仅在我读书期间对我精心指引,而且非常支持我的这一选题。他在为我的散文集《狂欢的女神》所作的序中,有一段文字谈到了《革命与情爱》:

 

  剑梅的专长是现代文学与历史、性别关系的互动。她的博士论文,以及第一本英文专书,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政治。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性特征;论文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1]

 

如果不是王德威老师的认可和坚持,我可能半途而废。记得那时我已经被西方学院派的密集概念“轰炸”得“不知去向”,后殖民主义到来时,我的选题跟这一时髦的西方理论很难挂上钩,不久西方汉学界又偏重“文化研究”,朋友们纷纷转向对影视文化的批评,而我还在阅读左翼作家的文字,觉得很落伍、很孤独。好在有王老师的—再鼓励和辅导,加上我父亲常常与我对话,才慢慢从选题中找到了乐趣,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视角。初稿出来后,李欧梵教授作为第一读者与老师,他的坦率批评又让我警醒。他说,你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没有必要套上时髦的西方理论,你应该把那些枯燥的理论术语统统去掉。我于是又重新审视修正一番,不过为了赶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给我的期限,那次改动所下的功夫还很不够。现在看来,当时如果能够“伤筋保骨”地重构一下,现在可能会满意一些。

除了感谢王德威和李欧梵老师,我还要感谢夏志清先生和王斑教授。夏志清先生在我读书期间,除了教授中国古典戏剧课程之外,还常常关心我的写作。退休之后,还时常回到哥大的校园来辅导我和同学们,让我们受益匪浅。记得我最初告诉他想做“革命与狭邪的对话”的论题时,他很不客气说,这个选题“大而无当”。我听了,很受震感,后来才深挖一口井,压缩成对30年代“革命加恋爱”文学题旨的研究。王斑的第一本英文书《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跟我做的选题很相近,于是我们就有了对话的机会,他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指导。在美国的读书写作生涯中,我还得到以下教授的关心和支持:葛浩文,林培瑞,奚密,孙康宜,唐小兵,Kirk Denton,陈小眉,张英进,岳钢,商传,Michel Hockx, Victoria CassPaul RauzerMichael Tsin,郑树森,沈志佳。还有,我的好友Ann Huss(何素楠)为我的英文把关,我父亲的朋友程麻叔叔帮助我收集和复印不少第一手材料,这更要铭记在心里。

这本书的英文版是献给我的父亲的。我在与他合著的《共悟人间》中,曾写道,“感谢你终于使我爱上了文学。这一工作使我比旁人多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迷人,它的最深处的内核,是真的永远不会熄灭的人性的太阳。它的光芒抚慰着人间,也抚慰着我,叫我做人要丰富,但又要单纯、善良,对人永远不要失去信念。它让我在充满欲望的世界中不会迷失自我,并多了一种视力看待人生,多了一副‘诗意心肠’珍惜人间所有的真情和爱意。”[2]不错,正是父亲把文学看得如同宗教一般神圣,使我爱上了文学,并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找到了人性的光辉。我的母亲陈菲亚,妹妹刘莲都是我的坚强后盾。我的先生黄刚。总是让我感到理解的快乐。我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学者,出书时总是想到与我个体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亲人。

最后;我要感谢季进教授和王尧教授,没有他们的热心推荐、督促和鼓励,就不会有这本书的中文版。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中文译者郭冰茹博士,没有她的认真的、艰辛的工作,我的英文著作哪能与故国的读者见面。  她不仅刻苦翻译,而且把引文一一查出,纠正了我的一些注释上的错误,经过此番翻译的洗礼,我对自己的旧作也有了不少的反思。  对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我也心存敬意与谢意。   

    (写于20075月底,美国马里兰大学

选自《革命与情爱》)

 

 

青春共和国的领悟

    (刘剑梅)

 

    和父亲在林间散步,老爱问“《红楼梦》梦什么”的问题。父亲的回应很有趣,也有很多层面。让我难忘的是他曾说:“曹雪芹梦想一个少年的乐园,一个少女的乐园,一个有诗有画有情有思想的乐园,一个花朵不落、女儿不嫁的永恒的青春共和国。”父亲说得很轻松,可落在我心里却有点重。这除了感慨自己早已离开了青春共和国,就是陷入了多年来一直没有间断的“女性主义”思考:曹雪芹的全部天才都在礼赞少女,全部心灵牵挂的只有青春少女,呈现人间生命一切诗意的只有“女儿”。父亲全面认同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甚至借用康德“天上星辰,地上道德律”的语言范式表述为“天上星辰,地上女儿”。《红楼梦》的这一绝对价值观、美学观固然精彩,固然有高度原创性,但是,他认为女儿嫁后会变成“死珠”、“鱼眼睛”,这不是太贬低了“女人性”了吗?女儿性如同天上的星辰,女人性就是地上的泡沫吗?嫁后的女人就没有美的魅力吗?“死珠”是结婚女子的宿命吗?青年母亲、中年母亲甚至老年母亲就不美吗?这难道不是以“青春”的名义把女性做了等级之分了吗?一连串问题推向父亲,他却不像我这么急,又只是轻松地说:“中国古代的女子一嫁出去就没有自己了,就要从青春自由王国进入三纲伦理必然王国了。即使丈夫怜爱,婆婆也要吸尽她们的活力。这一点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女子不同,她们嫁后还有独立权利。”又是听时轻松,想时重。我又想起西方文学中的少女们、女人们,想到中西女子命运确有不同,但又想该怎么继续挑战父亲。可是,就在想挑战时,才觉得力不从心,自己对《红楼梦》读得不够、不熟、不透。这一年多,我一边和父亲对话,一边补《红楼梦》的课。想一想,觉得今年比去年有所长进。   

    2006年冬季父亲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的《红楼梦悟》北京三联版刚刚寄到,我乘着阅读的热情还在,就抓住他讨论。他喜欢卡尔维诺在《写给下一个一千年的备忘录》中所提示的“以轻驭重”的大思想。和李欧梵做文学对话时又说,曹雪芹的写作也是以轻驭重,所以固然有沉重的眼泪与死亡,却又有许多欢笑和戏笑,更有一种前人未有的荒诞的笔触——用荒诞剧驾驭大悲剧,用《好了歌》把握人世的巨大荒诞内容和悲剧内容。人类的生存困境愈来愈沉重,智者除了要面对之外,确实还得有所超越、超脱,拉开一点距离,轻松一点,尤其是作家诗人,更需要一点飘逸与空灵,尤其需要一点冷静的观照世界也观照自身的清明意识。我明知“以轻驭重”的思路好,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红楼梦》是一部大书大经典,用对谈的方式去把握,实际上是用比较轻的方式去把握,即不像用严密逻辑论证那么沉重。但这毕竟是方法,而《红楼梦》本身的质量、分量、智慧量、信息量却很重,以至重如高山、重如沧海,于是,对于我,“以轻驭重”首先必须进入高山、进入沧海,要熟悉这一山高海深的巨大精神存在。与父亲对话之后,固然对《红楼梦》有了多一些的认知,但首先是更加认识自己,明白了自己离《红楼梦》的深邃世界还很远,要驭此重,可懒惰不得。父亲常说,在《红楼梦》之前就如同在宇宙的大明净与大辽阔之前,永远只能谦卑。父亲尚且如此,我更是应当如此。所以,此次与父亲对话,固然想挑战父亲,但更重要的是挑战自己,逼迫自己进入一个更富哲学感、宇宙感的精神大深渊。

父亲在国内时,人生状态和写作状态总的说来过于沉重,他的方式常常是以重对重,使得我们一家人也跟着沉重。出国后能悟到应当“以轻驭重”是他的一大变化和一大进步。不仅生活如此,治学也是如此。他现在认识世界首先就是一种超越的轻盈,而且也比以往冷静得多。观赏《红楼梦》,以往常常“以我观红”,现在则悬搁自我,更多是“以红观红”,或“以空观红”。他曾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以往他是以“痴情人”的心态读《红楼梦》,现在则是以“冷眼人”的心态阅读,有一种拉开距离的冷观、凝思和审美。我听了则说:你是以“颖悟人”的心态阅读,他略点点头,并不否定。所谓“痴情人”、“冷眼人”、“颖悟人”都是《红楼梦》文本中出现的“共名”。父亲已写完《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对小说中三十种“共名”进行解说,我读过其中的“卤人”、“冷人”、“怯人”、“玉人”、“槛外人”、“通人”、“可人”等,觉得很有意思。父亲说他的方法除了“以轻驭重”之外,还很喜欢余英时先生所概括的“以通驭专”和“由博返约”的方法。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是父亲的“专业”,探讨《红楼梦》更是专中之专。但是如果仅仅以专治专,就《红楼梦》谈《红楼梦》,或仅用小说、诗词等文学视角来把握《红楼梦》,就很难跨越前人水平,而如果打通文、史、哲,打通中西方,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大的参照系来领悟《红楼梦》,就会有别于他人前人,就会对红学之专有所补充。父亲和我谈论钗黛之争以及贾政、贾宝玉父子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时,用世界原则与宇宙原则的冲突去描写,用第一人生状态(世俗状态)与第二人生状态(诗意状态)去阐释,还用“重伦理、重秩序”和“重自然、重自由”的灵魂悖论去把握,而这种对“专”把握的背后是“通”。我很喜欢他对妙玉、宝钗的“心灵悟证”(与原典考证、身世考证相应的另一种方法)。他说宝钗是冷而不冷,内心太热所以才需要用“冷香丸”去调节,情欲太盛才需要冷水去扑灭,这种自我压抑的生命悲剧,其深刻性绝不低于林黛玉的悲剧。而妙玉,她那样净染分明,贵贱分明,尊卑分明,把刘姥姥用过的杯子视为已染的脏物,与贾宝玉的不二法门及打破尊卑之界的慈悲心灵全然不同,因此她的意识绝非禅宗意识,倒可能是唯识宗第六识的路数。还有,父亲把史家的一老一少(贾母史太君与侄女史湘云)都归入名士文化,湘云的归类早有人道破,而贾母的归类则别开生面,并很有道理。在对其他人物的品评中,说起王熙凤与探春这两个“法家文化”人物的差别,他认为王熙凤更符合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的政治标准,即同时拥有狮子般的凶心和狐狸般的狡猾,绝对把道德扬弃于政治之外;而探春虽然也有法家风度,甚至也有点霸气,但毕竟是“正人”,不搞阴谋,没有权术,也没有凶心。父亲讲完后,我再读一遍《君主论》,真是不寒而栗,觉得王熙凤真是马基雅弗利所期待的那种干才。父亲说余英时先生的“由博返约”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击中要害相通。读了许多书,掌握许多知识,最后还得有所悟、有所穿透性的见解见识,言简意赅地表述穿透知识之后的真思想。博难,约更难。会读书的人不在于读多,而在于读通,博是因为通之后才进入约的。不通而约,就会变成简单化。也许是受到“约”的启迪,父亲才写了那么多简约的悟语,三五百字之中总是藏有一点精神之核,我阅读时一定要找出它的文眼文心。在与我的对谈中,我绝对不会走神,因为我一心都在捕捉他的“明心见性”之语。

七八年前,与父亲做了第一次对话,结集为《共悟人间》,此次做第二次对话,父亲命名为《共悟红楼》。两次对话之间相隔多年。我自己也从“三十而立”之年进入了“四十不惑”之年,可是,正是这个时候,我才悟到孔夫子界定“四十而不惑”的不妥。就在这个年岁,我感到不知不觉不悟的书籍和问题太多,即“惑”太多,仅《红楼梦》,就让我感到自己永远只能是一个大海沙滩上捡贝壳的小孩(牛顿语)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马里兰

选自《共悟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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