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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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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笔记》第一辑

 

 

黄土地上的奇迹

 

结束在加州的访问之后、三月十八日莫言来到科罗拉多。十九日先到落矶山中游玩后到我家中聊天,二十日在丹佛大书店参加英译本《酒国》发行签字仪式,二十一日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作“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的演讲,并和葛浩文一起朗读《酒国》。演讲之后,教学厅里排长队购买《酒国》,我站着观赏莫言签字四十分钟。二十二日,莫言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等处访问,我则埋头阅读他的两部小说集《师傅愈来愈幽默》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以及他在美国的另外三篇讲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和“我的《丰乳肥臀》”。

    听了莫言的演讲和阅读他的新书之后,我的脑子里立即产生这么一个意念:莫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既是文学创作的奇迹,又是个体生命的奇迹。

    莫言出生于一九五五年,童年时代正好遭逢到大饥荒。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也经历过,也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但听了莫言的饥饿故事,仍然吃惊和震动。他的童年真正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个五六岁的孩子、一年三季(春、夏、秋)赤身裸体,冬天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那时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他却依然在雪地上滚爬。除了寒冷之外,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饥饿,饿得他和其他孩子“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们吃光了树上的叶子就吃树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啃得遍体鳞伤”。一九六一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他们就一拥而上,每人抢一块咯嘣咯嘣吃起来,而且愈嚼愈香。在饥饿的煎熬下,他的身上几乎没有肌肉,肚子却大得像大水罐子。为了生存下去,他的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女人在给生产队拉磨时趁着干部不注意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以逃过下工时搜身检查),回家后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与孩子。

    在这种难以存活的环境中,莫言竟然没有饿死,竟然活了下来并生长出一颗充满活气的大脑袋,这颗大脑袋竟生产出第一流的小说,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一奇迹?他奶奶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没有受不了的罪。在老人家的解释里透露出一个信息:莫言拥有家传的奇异的生命意志。除了意志之外,“受罪”的体验又赋予他无尽的写作资源。经历、意志,再加上一个天才的感觉,便使莫言获得成功。

原载《明报》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日

 

 



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去年三月,我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中,热烈地赞扬莫言的《红高粱》、《酒国》和他新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一年又六个月过去了,最近我又老是想起莫言,这又是与我对文学的思考相关。不知道怎么回事,近年来我老是想到文学的初衷,想到人类如果不是生命表达的需要似乎不必有文学;想到大陆的许多作家技巧愈来愈细密,但作品愈来愈苍白;想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巨人们总是面对生命的大困惑而不仅仅玩弄语言;想到文学家毕竟不是文学匠……想到这些,便想到“莫言”二字。

   莫言没有匠气,没有痞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顽皮地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垒垒、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机。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与那些只会玩弄技巧和语言的作家不同,莫言热烈地拥抱人生拥抱历史,在自己的作品跃动着大爱与大恨,但是,他却从未陷入“反映论”的泥坑中,他拥抱大地又超越大地,在所有的表述中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态度,这一态度就是认定:生命,只有龙腾虎跃不为缰绳所缚的生命,才是历史的原动力。这一原动力才使历史变成活生生的让人的灵魂不断站立起来的历史。莫言的文本策略,就是把这强调生命野性的哲学态度推向极致。任何作家只有把自己的艺术发现推向极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四平八稳的作家是没有前途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致命伤是它太意识形态化,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此文学氛围中,莫言独树一帜,拒绝接受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的诠释,不仅从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逻辑,而且以作品沸腾的岩浆化解这些逻辑并完成了只属于“莫言”名字的他人无法替代的创造。这些让世界注目的创造,使变成意识形态现象的中国文学又回归到生命现象与个人现象。   

   ( 原载《明报》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

 

 

 

 

 

赤子莫言

(写于二〇〇〇年)

 

 过十天莫言就要来访。落矶山边科罗拉多大学校园里有他的两位知音——葛浩文和我。尤其是葛浩文,“莫言”二字是他口中最积极的语汇。和他见面时如果听不见“莫言”,一定是身体出毛病了。莫言的小说他一概翻译,《酒国》刚出版,本月二十日莫言将在丹佛大书店出席新书发布签名仪式。《丰乳肥臀》也已开译,这部五六百页的大书,够老葛“爬行”三五个月了。

    因为莫言要来,我便读他出版不久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也读同时同社出版的贾平凹的《造一座房子的梦》、苏童的《纸上的美女》、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四部散文集都好,但我尤其喜欢莫言。

    莫言在散文中坦露了一个赤裸裸的自己,一个光着屁股走进学校然后又带着浑身野气走进军队走进文坛的自己。他一点也不遮丑:“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鬼托生的。去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好苗子,可惜正长着身体时饿坏了胚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泪眼婆娑了。”莫言长身体的儿童时代正是大陆的“困难时期”,他被饥饿折磨得变态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碗嚎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女儿的那份食物。”母亲常常批评他“没有志气”,他也曾多次下决心要有志气,但是“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莫言不仅在家族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而且在学校里又是一个直到读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常尿尿课堂里的“熊孩子”,而十二岁读五年级开始“创作”时写的“诗”又是“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砸烂砸烂砸他妈的烂……”。然而,“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海明威语),黑暗、恐怖、饥饿相伴的儿童时代赠给莫言不拘一格的心灵、天马行空的个性和活泼到畸形的感觉,从而也导致他的千奇百怪的梦境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惊世骇俗的看法。许多作家,也有不幸的童年,但是,长大成人后却被沉重的理念覆盖住了,因此,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被理念牵向苍白而世故的绝境。而莫言则不同,他说童年时的记忆刻在骨子里,成年时的记忆留在皮毛里。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和根深蒂固的童心,使他冲破一切教条的羁绊而把想像力和创作力发展到极致。

    我喜欢莫言,正是他至今仍然像个孩子,仍生活在长满红高粱的儿童共和国里。这一共和国的公民是拒绝—切面具和一切包装的。莫言的散文没有任何包装,连知识的包装也没有。散文最能反映作者本人的性情人格,这部散文集所反映的莫言是活水,是沧浪,是狮子,是粗扩的大自然。当作家们在玩语言、玩技巧、玩知识而玩得走火入魔的时候,莫言却说“不”,他拒绝语言的遮蔽和学问的遮蔽,绝对不能让词章和书本遮蔽真生命,更不能遮蔽那颗在高密故乡生长起来的敢哭敢笑敢爱敢恨的童心,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只能让爷爷的手臂和歌声推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直往前走。正是这种选择,造就了当代中国的赤子和天骄似的作家莫言!

原载《明报月刊》  二〇〇〇年第四期

 

 


 

 “全球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

 

(1)        《酒国》、《受活》、《兄弟》等三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莫言、阎连科、余华,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最富有灵魂活力的作家。(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贾平凹等。)所谓最有灵魂的活力,是指他们具有文思泉涌、不断创造的特点,即作品一部接连一部,一部超越一部,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少见的现象。深刻影响美国精神的大散文家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唯一有价值的是拥有活力的灵魂。如果说,高行健在西方表现出汉语写作的活力,那么,莫言、阎连科、余华、贾平凹等作家的价值,则在于他们呈现了大陆中国当代写作的活力。

(2)        三部小说的历史语境:《酒国》于一九八九开始写作,一九九二年完成。这之后莫言又出版了《食草家族》(1993)、《师傅愈来愈幽默》、《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最后一部完成于二〇一〇年。阎连科的《受活》完成于一九九四年。这之前他已出版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七部长篇。这之后他又出版了《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长篇。余华的《兄弟》出版于二〇〇五年,这之前他出版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鲜血梅花》、《战粟》、《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子》、《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等。

莫言、阎连科、余华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在本世纪头十年续领风骚。他们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进入高潮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不是发生一般性的变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所谓大转型,是指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大转换。这三十年,中国打开国门,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社会产生了千年之裂变: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开始了一个被称作“现代化”也可称为“全球化”的急速城市化的历史裂变时期。国家精英转入城市,工商业空前兴盛,整个时代的主题是“发展”二字。但是“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是“道德”的崩溃。十七、八年前李泽厚先生(中国当代最卓越的哲学家)和笔者共著的《告别革命》(已有韩文版)早已指出,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即总是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前行。历史主义讲的是“发展”,伦理主义讲的是“善”(道德),发展中付出道德代价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可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代价。这是思想者理性的认识。但是作家的认识却往往偏于感性,他们往往只对时代作出伦理评价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呈现历史发展中血淋淋的代价。上述三部小说所呈现的正是中国急速城市化之后,城市中所发生的人性变态和道德沦丧的罪恶。这种罪恶骇人听闻,充满狂热病毒与血腥味。作者在作品中不设道德法庭,只是冷静地描述,但其笔下所展示的情景却让读者看到中国整个伦理体系的瓦解,道德边界即良心边界的倒塌。为了达到享受现代生活的利益目标,现代化的先锋们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不惜“吃人”、“吃婴儿”。肮脏、污浊、卑鄙、无耻,这些历来责骂不道德的字眼,已经不足以批评城市的黑暗,只有对“真实”社会状态的呈现能说明一切。莫言、阎连科、余华共同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物质的强烈刺激下,人已变成另一种生物。这种生物乃是欲望的动物,金钱的动物。这种动物除了拥有语言之外,与禽兽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比禽兽更贪婪,更疯狂。随着人的变质,城市也发生变质,即如巴尔扎克所说的“世界已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这种生物的口里念念有词,甚至还标榜某种“主义”,而实际上共同崇奉一种伪宗教,这就是“金钱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

这三部小说揭示的“现实”均非常“片面”,几乎完全看不到历史发展中的光彩,但都获得一种“片面的深刻”,这就是都深刻地见证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性的巨大病态甚至人性的整体异化。这种深刻的警告带有普世意义。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人性的堕落,只是速度似乎没有中国这么快速。

(3)        莫言的《酒国》写的是一个叫做“酒国”的城市。这个城市在现代化的激光照射下,完全变成一座花天酒地的奢侈王国。酒国中人,从上到下皆用烈酒主宰生活。酒让每个人的欲望充分燃烧,并直接成为“酒国”的血液与灵魂。这个城市的劳动模范是个身高仅有75厘米的侏儒余一尺,他所以发财是因为他的大酒店发明了一道菜,叫做“婴儿餐”。这种婴儿开始时是用莲藕、银白瓜、猪肉和火腿肠等原料制作的,后来城市的居民进而在“一胎”之外另生产真婴儿而让这道奇菜名符其实。于是,酒国变成了吃人国:在酒席上吃红烧婴儿,在烹饪学院贩卖婴儿,在课堂里教授如何杀婴炒菜。吃人国里的女人再次怀孕仅仅是为了提供美餐原料即出售孩子,当被出售的孩子因水烫而哭闹的时候,妈妈所关心的并非孩子的痛苦而是担心烫伤的孩子会影响市场价格。人性灭绝到如此程度,恐怕不是“现实”中的实有情节,但为了金钱而榨取童工的廉价劳力和造成孩子心灵方向的迷失倒确实是工业文明发展曾有的产物。

(4)        阎连科的《受活》产生于《酒国》之后大约十年,此时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高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进一步颠倒混乱。小说中的主角之一,双槐县的县长刘鹰雀,在“现代化”刺激下变成一个妄想狂,他为了让自己的“子民”发财致富,竟构想出一个古怪的巨大工程,决定在本县受活庄附近建造一座列宁纪念堂,并组织代表团,准备到莫斯科去把列宁遗体买回来安放在山上的纪念馆里,以吸引全国以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瞻仰,从而收取数不尽的入场参观费。为了建造纪念馆,他又把受活庄上百个残疾人组成绝术表演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并引起轰动效应。列宁,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他的遗体以及它所象征的最高价值,也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种可作买卖的商品,一种可以骗取钱财的工具。

企图以购买列宁遗体而实现发财梦,可能只是作者虚构的故事,并非“写实”,然而,它又反映出现代化狂热中的一种鉄铸的“真实”,这就是列宁的名字所蕴含的理想、信仰完全被物质的巨大潮流席卷而走,一切价值理性包括最高的精神价值已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商业潮流,不仅使“斯文扫地”,而且使昔日的伟大偶像也一概扫地。

(5)        《受活》产生十年后才是《兄弟》出场。21世纪初期的物质追逐已进入白热化。此时不仅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而且俗到了“史无前例”即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程度。《兄弟》写了两个时代,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个是现代化大潮流汹涌澎湃的时代,两个时代都使人性丧失。前者用棍棒剥夺了人的尊严与生命,后者用金钱剥夺了人的品格与灵魂。在后一时代里,主角即兄弟之一的李光头变成了暴发户。这个本有窥伺女阴恶习的幸运儿,发大财之后从人还原为纵欲的动物。在欲望的驱使下,他走向疯狂,竟然举办全国处美女比赛,然后以验证是否真处女为名,奸污了一个个应征比赛的女子,而所有应征的女子为了钱财,也心甘情愿充当被泄欲的器具,在比赛过程中,骗子制造的假处女膜竟然成了最畅销的商品,男男女女全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小说的情节虽属虚构,但一种真实却完全令人信服:在金钱的强烈刺激下,遗忘道德的男人和女人,变成失去基本行为规范、没有灵魂的肉人。买卖肉体成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正当行为,不仅出卖肉体的女儿心甘情愿,而且女儿的妈妈也完全认可。只要有钱赚,礼义廉耻是可以不要的。初期的、粗糙的城市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不要脸”的时代。

(6)        有些批评者说,《兄弟》等作品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这种论点过于笼统,似是而非。实际上,这三部小说都写了一些守持道德底线的纯朴的中国人,以《兄弟》为例,一兄一弟就分道扬镳,和李光头不同,宋钢的传统人性并没有消失。这三部小说的锋芒恰恰不是指向传统国民性,而是指向非传统的病态现代性。小说所揭示的是,现代化的魔鬼般的诱惑力,使当下中国人成为欲望的人质,连中华民族传统的表面道德功夫(如仁义廉耻)都不顾了。中国国民性中确实有许多弱点,如世故、圆滑、精神胜利等等,但从未落入“无耻”。被欲望所激发出来的无耻,完全是“现代化”的负产品。

(7)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二十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二〇一一年五月一日于成都

 

  

 

再说“黄土地上的奇迹”

 

十月十一日,瑞典学院宣布把二〇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十二日清晨,我上街买下了《信报》、《明报》、《苹果日报》、《南华早报》等十一家报纸,读了有关莫言的全部新闻和全部文章。这才发现,莫言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感到“又惊又喜”。与莫言的感受不同,我“只喜不惊”。莫言得奖,我们的母亲语言再一次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当然“喜”,当然高兴极了。就个人情感而言,八九出国之后,我除了写作大量评述高行健的文章之外,对于莫言也给予“黄土地上的奇迹” (参见下文)这样的最高评价,现在终于证明,把莫言视为奇迹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地球北角的瑞典学院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当然是喜极了。不过,我确实不感到惊讶。高行健获奖之后,我在香港各大学作了多次讲演,讲后听众几乎都提出一个问题:高行健之后最有希望得奖的是谁?我坦率地回答:可能是莫言和李锐。理由是他们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和最高水准,而且早已进入瑞典学院院士们的视野,代表作都已译成英文,部分还翻译成瑞典文。当代中国作家虽然也有其他杰出者,如贾平凹、阎连科、余华、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等,其水平也可获奖,可是,都没有莫言与李锐幸运,他们的作品都未能及时地译为院士们看得懂的文字。

     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英明、非常有见识的选择。和十二年前把诺奖授予高行健一样,瑞典学院此次又为世界文学批评史写下极为精彩的一页。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真正超越政治、超越市场,只把文学水平与文学质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评选,不设政治法庭,不设道德法庭,只作审美判断。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一百一十年来,始终守持真文学视野,眼睛只盯着真作家、真诗人、真文学,所以赢得了全人类的敬重。从文学的视角看,莫言虽不能说就是“世界冠军”,但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他和高行健一样,在我心目中都是天才。只是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高行健属于冷文学,长于内敛,自始至终用一双冷静的眼睛看人生、看人性、看世界、看自我;而莫言则属于热文学,长于外射,生命充分燃烧,双臂热烈拥抱社会现实。两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荒诞”写作的先驱,但高行健更近卡夫卡,莫言更近马尔科斯。两人都充满灵魂的活力,但高行健的语言似更精粹,结构更为严谨,小说“艺术意识”更强,而莫言则挥洒自如,天马行空,语言虽不如高行健简约,却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其幽默更是自然独到,读后总是让我笑弯了腰。最让我震撼的《酒国》、《生死疲劳》和《蛙》,其想象力则几乎可以说抵达了极致。二十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了《酒国》之后,身心被摇憾得难以自持,舍不得把小说印刷本送人,就和妻子菲亚在复印机旁站了半天,复印了两本,一部送给马悦然夫妇,一部送给罗多弼教授。事隔二十年(2011),我又再次讲述《酒国》,把它和《受活》(阎连科)、《兄弟》(余华)放在一起进行评论。潘耀明兄把此文(《“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发表于《明报》。文中我如此说:

 

《酒国》、《受活》、《兄弟》三部长篇对现实的批判均带彻底性,因此不约而同,三位作者所采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会感受和病态发现推向极致,其对现实与人性黑暗面的见证也都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极度夸张、黑色幽默等方式带入文本,以突出现实的荒诞属性。西方二十世纪的荒诞戏剧与荒诞小说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荒诞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侧重于对荒诞的思辨,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类是侧重于揭露现实的荒诞属性,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无论是遥居海外的高行健还是留住大陆的莫言、阎连科、余华,其作品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莫言并非把批判现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他自然地关注人性、呈现人性并发现现实社会中的“荒诞”属性,因为关注得真诚,写得真实,又自然地显现出罕见的批判性力度。《生死疲劳》的艺术手法与写作风格类似《酒国》,但它的历史内涵更为深广。《酒国》写的只是市场化、城市化瞬间人们的疯狂,带有很大的喜剧性,而《生死疲劳》则悲剧与荒诞剧同时展示。它通过一个在土改运动中被处决名为西门的地主“六道轮回”(先后投胎为驴、牛、猪、狗、猴最后又再度投胎为人)的故事,呈现了从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型期的大动荡和悲喜歌哭。小说把巨大的历史沧桑与佛教的转世轮回融合为一,然后作出神奇性的宏大叙述,令人读后不能不拍案叫绝,也令人不能不承认莫言的巨大叙事才能和艺术的原创性。有些论者,因为莫言曾有“法兰克福书展退席事件”和参与“联袂抄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事件”而认定瑞典学院的决断带有迎合中国当局的倾向,其实,这恰恰证明瑞典学院只考虑文学价值,不干预作家的某些带有政治性的行为,也就是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并不被某些政治表象所遮蔽而直接拥抱作家作品。能穿透表象而看到真实的文学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何况就精神倾向而言,莫言并非面对黑暗不语“不言”。他的正直声音布满天下,每一部作品都有巨大的良知呐喊和良知力量。对于数十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政治荒诞现象,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台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十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选评的可能。

对于莫言,我在十五年前就说过许多毫无保留的评论语言,以至认定他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无论是对高行健还是对莫言,我都没有“评论家相”。莫言比我年轻十几岁,但对于他,我从未有过“寿者相”。唯有一次,那是一九九五年,他的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教授要到北京看他,问我要不要带信,我便写了一封短信表达了我的期待。我在信中说,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如果生活在大海里,一定是一条鲸鱼。我希望他能成为文学沧海中的一条鲸鱼。老葛返美时带来莫言三页纸的回信,全信情感真挚而笔调幽默。他说,你期待我当鲸鱼,可是周边却太多鲨鱼。我读了信之后,只是为他祝福,但愿鲨鱼们的牙齿能对“赤子莫言”齿下留情,别吃掉这个天真的、政治上有点“幼稚”的文学天才。此时,这个天才健在,而且瑞典学院给他锦上添花之后正在经历“光荣”的高峰,所以我不想多说了,只想把十二年前和十五年前和去年写的四篇短文,重发于下。这些文章面对一个比我年轻的、又让我衷心喜爱的作家,文字比较质朴自然,讲的全是由衷之言,今天重温一下,觉得往日我讲述的倒是一个很真实的莫言,与诺贝尔无关。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三日香港科技大学

 

 

 

 

莫言的鲸鱼状态

 

一九九五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葛浩文(他是莫言代表作的译者)和我商量在学校里开个莫言作品讨论会。他亲自到北京请莫言,我也给莫言写一封信。信中我表明了一种期待:高尔基有篇纪念托尔斯泰的散文,说托尔斯泰如果生活在海洋里,一定是一条鲸鱼,我希望你能成为文学海洋里的鲸鱼。没想到,我的期待被他放到心里了。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第十天,给《明报月刊》写了一则短章,如此说:

 

多年前,刘再复先生希望我做文学海洋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复信给他:“在我周围的文学海洋里,没看到一条鲸鱼,但却游弋着成群的鲨鱼。”我做不了鲸鱼,但会力避自己成为鲨鱼。鲨鱼体态优雅,牙齿锋利,善于进攻;鲸鱼躯体笨重,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地前进,即便被鲨鱼咬掉一块肉也不停止前进、也不纠缠打斗。虽然我永远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

莫言 20121021日 夜

(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

 

莫言很谦虚,说他“做不了鲸鱼”,其实他在获得诺奖之前就已成了文学海洋中名副其实的鲸鱼了。他在这一短章中概说的鲸鱼精神是“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前进”,即使被鲨鱼伤害,也不停止前进,更不纠缠于打斗。这是莫言自己道破的成功密码,即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提升,不停地靠近自己的目标,不理会他人的攻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莫言没有当鲸鱼的野心,却牢记鲸鱼的精神,并用鲸鱼跃海的精神激励自己,他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此文发表于2006年《当代作家评论》,获奖后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莫言作品系列的“代序言”),特别阐释了鲸鱼精神的内涵。他说:

 

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猎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足够的距离。

(参见二〇一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莫言诸种长篇小说新版本代序)

这段精彩的话语,把鲸鱼状态、鲸鱼精神描述得极为明晰。孤独地遨游,响亮而沉重地呼吸,波浪翻滚地交配,血水浩荡地生产。这是前进状态,建设状态,积极状态,创造状态。这又是充分个人化的状态,充分独立自行的状态。与成群结队的鲨鱼状态完全不同,与成群吠叫的猎狗状态完全不同,也与遍地打滚的宠物状态不同,鲸鱼状态,是大生命的状态,是大行进状态,是大气象的状态,是大文学的状态。莫言的状态便是这种鲸鱼状态。

十五年前,即一九九六年一月六日,莫言在给我的回信中,就已确认了这种鲸鱼精神。也就是确认,作家不管是否可以成为“鲸鱼”,但必须具有不断进取、不断遨游、不断呼吸、不断生产的鲸鱼精神。他说:

 

谢谢您对我的期望。但要我成“鲸”也不易。……当然,孜孜不倦的努力是肯定的,挖空心思地试图变化自己的面目也是肯定的,不屈不挠地跋涉泥泞也是肯定的。

 

十多年前,我就称莫言为“黄土地上的奇迹”,现在看来,他不仅是中国黄土地上的奇迹,而且是地球这个蓝色星球“蓝土地上的奇迹”。从中国遨游到西方,从太平洋遨游到大西洋,还将从二十一世纪遨游到今后的许多世纪。我们为中华民族能出现这么一条文学大鲸鱼而骄傲,但最好应如他所说的,重要的是牢记鲸鱼的精神。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香港 清水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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