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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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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笔记》第三辑


 



鲁迅的复仇情节与复仇意象

——重读《铸剑》 

 

复仇情结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情感形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复仇情结一旦推向社会,却会造成很大的负面效果。复仇情结是一种消极的非理性情绪,也是一种导致暴力的破坏性情绪。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多数小说,均不能算是鲁迅的力作,惟有《铸剑》是例外。“小说不仅是传奇,而且是精彩的艺术品”,如果对这句话有怀疑,读读《铸剑》大约就会相信。我在拙作《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中,遗憾现代文学(从审美内涵的角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维度,而缺乏“叩问存在意义”、“叩问超验世界”、“叩问自然”的维度,可又发现《野草》和《铸剑》是例外。《野草》超越启蒙而拥抱个体生命的“此在”(Dasein,存在的领悟者和体现者),于孤寂中对人生意义发出大提问,《铸剑》则通篇笼罩神秘氛围,整个故事均非现实所有。要说魔幻现实主义,这就是。不过,说它是魔幻侠义小说,也可以。主角宴之敖者(黑色人),就是一个神魔般的英雄侠客,其侠义行为奇特而令人惊心动魄。

黑色大侠客唱的歌神秘而惨烈,歌的语言也是超验语言: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爱乎呜乎兮呜呼阿呼,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他的行为更是神秘而惨烈,当少年眉间尺请求他帮助自己为父亲复仇的时候,他答应了,但有一个可怕的条件,这就是要借用眉间尺两样东西:一是其父留下的宝剑,二是眉间尺的头。眉间尺复仇决心已定,便伸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把剑交给他。他发出“呵呵”一声慨叹,便“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接着便走进黑暗的杉树林中。磷火似的目光闪动的饿狼扑来,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吞没了整个身体,连血迹也顷刻舔尽。一匹大狼又扑向宴之敖者,“他用青剑一挥,狼头便坠在地面的青苔上。别的狼们第一口撕尽了它的皮,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这场生死厮杀一结束,他立即走进仇人——国王的宫廷之中,进行另一场更加惨烈的血腥的厮杀。除了具有惊天动地的勇敢之外,他还具有惊天动地的智慧;国王落人他设计的残忍的游戏圈套,在热水沸腾的鼎中,他先掷下眉间尺的头,然后闪电般地劈下国王的头,当两个仇恨燃烧的头颅相互撕咬打得胜负难分的紧要时刻,他毅然削下自己的头颅,加入注定死亡的搏斗,和孩子一起咬住国王头,然后同归于尽,从而完成了一场血腥的复仇。

这位黑色大侠是谁?是神魂,是鬼魂,还是人魂?他是眉间尺父亲的化身还是鲁迅的人格化身或者是人间复仇者的化身?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设计的血腥游戏出自内心还是出自经典?一切都是超验与神秘的。当作家们纷纷在“现实主义”的单一路上行走的时候,鲁迅却以超常的艺术才华,开辟超验的维度,并把自己的精神与思考在这种奇特的审美维度中充分表现出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找不到第二篇把悲壮气氛与惨烈气氛写得如此精粹,如此精彩、如此精深的小说,也找不到另一篇如此紧张又如此自然、如此冷静的超验性作品。鲁迅的天才之笔,在《铸剑》中表现得格外分明。整部作品没有一个人物、一个情节、一个句子是平庸或因袭的。鲁迅的复仇精神在这篇作品中被推上极致。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想象力也达到了极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固然有许多人间关怀,但总的来说则是想象力不足,因此,《铸剑》便是别开生面的文学珍奇。鲁迅真不愧是具有原创力的文学大师。

鲁迅一走上现代文学之路,就破釜沉舟,发表与传统决裂的宣言书《狂人日记》,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社会坏的方面看得太透,以至判决父辈文化犯有最高的“吃人罪”,而自己也无意识地进入吃人的共犯结构(“我亦吃人”),也有罪。面对大黑暗,他虽然绝望,但还是要反抗绝望,要为眉间尺似的孩子“肩”住黑暗的闸门,要为他们杀出一条血路。一九二六年十月写作这篇小说时,他已感到呐喊“救救孩子”太空洞,应当对吞食孩子的黑暗势力进行复仇。复仇又应当是彻底的,最快的办法是火与剑。《铸剑》中两个手段象征,一个是青剑,一个则是火鼎。敢于使用剑与火进行复仇的黑侠客宴之敖者,正是鲁迅的理想人格,或者说,正是鲁迅人格的化身。

鲁迅在《铸剑》中实际上也暗示,这个黑侠客正是他的灵魂意象。当眉间尺问他:“你为甚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他回答说: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这段话是《铸剑》的文眼,它告诉读者:这位黑侠客正是鲁迅自己和鲁迅所期待的自己。早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一年前(一九二五年一月),鲁迅在《希望》的散文中就自白道:“……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与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原发表于《语丝》,后收入《野草》)这一自白正可以作为黑侠客的注脚。黑侠客显然有鲁迅的血肉与精神,不过,鲁迅了解自己还是缺乏直接行侠的勇气,因此,便在宴之敖者身上寄托理想:倘若自己太怯弱、太怕死,太缺少复仇的刚性与野性,那么,这一颗黑色的血腥的灵魂,就是该向往的榜样。

黑侠客为孩子复仇是义无反顾的。当他接受报仇的使命时,就树起必死的信念。他头脑是异常清醒的,除了愿意为孩子赴汤蹈火,他还要求孩子不可只说空话:孩子也要牺牲,也要为复仇付出最高的代价——最宝贵的剑与最高贵的头。不尽职责的报仇是空洞的。空头革命家是鲁迅憎恶的,空喊革命口号的青年太多了,他们总是情绪有余,理性不足。

黑侠客是野性的,又是理性的。他告诉孩子,走上复仇之路必须视死如归,不再回头。魂灵去赴汤蹈火,身躯被狼吃尽也在所不惜。不能存有复活之希望。我们是人,不是耶稣基督。不要存有再生的幻想,存有幻想便是投机,彻底的革命者不可有机会主义色彩。它可以有理想,但不可有侥幸心理。

黑侠客是英雄,因为他的灵魂是侠魂而不是盗魂。侠与盗很容易混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感到悲哀的是侠常常蜕化为盗。“侠”与“盗”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都不满现状与反抗现状,都会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但盗在反抗之后要占有,要占山为王,要拥抱权力江山美人;而侠则为反抗而反抗,追寻反抗本身之美。反抗之后扬长而去或留下战死的身躯与头颅。鲁迅故乡浙江一带的英雄秋瑾、徐锡麟等,就是这样的只是捐躯而没有欲望的大侠。黑侠客宴之敖者正是秋瑾等伟大灵魂积淀而成的,所以他说,我的魂灵上有许多人我所加的伤。以刀对刀,以剑对剑,以暴抗暴,以牙还牙,他的复仇大义凛然。黑侠客的复仇,最后结果是劈下自己的头颅与仇人同归于尽,没有任何占有,只在天地之间留下一股永恒不灭的豪气、奇气与侠气。

“同归于尽”,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撕毁给读者看,这正是鲁迅的悲剧观。你期待复仇成功,来个大团圆吗?对不起,鲁迅绝对要撕毁大团圆的幻想。亚里斯多德把悲剧定义为灵魂的净化,鲁迅则在悲剧中把灵魂的齿痕、伤痕与碎片显示给人间。

从《铸剑》可以看到,鲁迅的复仇情结是非常激烈、非常彻底的。复仇是悲壮的,又是毁灭性的。它不可能带有理性,一有理性,就要考虑能否赢,是否值得报仇——用两个头去换取一个头是否值得。复仇只考虑为了消灭仇敌而不惜代价,不惜一切牺牲。“费厄泼赖”的原则是竞争中的公平礼让原则,它要求理性地考虑双方的利益,要求让双方都有所赢。而复仇原则绝对不考虑输赢,不求胜利,复仇者明知失败也要奔赴失败,明知死亡也要奔赴死亡。鲁迅叹惜的正是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鲁迅的复仇情结在小说中表现得极为精彩,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抛头洒血、生死与共的情感,是疾恶如仇、大勇大义的情感,是不惜身首断裂、伸张正义的情感。文学本是打破平均、平庸的极端物,《铸剑》把复仇情结推向极致,也就把一种崇高情感表现得极为动人。文学讴歌复仇精神无可非议。

文学中的复仇情结可以表现为极端形态,也可表现为矛盾形态。文学可以歌吟复仇,也可否定复仇。《基度山恩仇记》是复仇英雄的传奇,《悲惨世界》则是拒绝复仇的慈悲精神的赞歌。而《哈姆雷特》与《铸剑》不同,丹麦王子的手中之剑始终是犹豫的。他从父亲的鬼魂那里得知毒死父亲的仇人正是自己的叔父克劳狄斯,而叔父这位新王又是母亲的新的丈夫。仇人谋害了父王,篡夺了王位与王后,可谓十恶不赦。哈姆雷特随时都可以一剑把他了结。可是,他的复仇情结中却蕴含着一个更重要的情结,这就是结束颠倒混乱、重整乾坤的责任情绪。他在接受父亲鬼魂的复仇使命之后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哈姆雷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教育,他在接受“复仇”使命的同时感受到另一个重大的人文责任。因此,他的复仇内涵便异常丰富复杂。复仇不是为了给父亲雪耻争一口气,也不是为了坐上本可继承的王位,而是为了让后人明白事情的真相,即王宫发生的谋杀事件所隐含的人性危机与时代内容。哈姆雷特的忧郁,正是他的人文理想与他所看到的现实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巨大苦闷。他的复仇情结里包含着一个大时代冲突不尽、梳理不清的心结。《哈姆雷特》中还有另一个复仇者、被哈姆雷特误杀的御前大臣的儿子雷欧提斯,他又是哈姆雷特的情人奥菲莉亚的哥哥。他向哈姆雷特复仇的原因是单一的,那就是为他的父亲雪耻,为他的家族荣誉决一死战。

在人类的文学史上,把复仇的精神内涵展示得最为深广的可说就是《哈姆雷特》了。如果以《哈姆雷特》为参照系,我们就会觉得,《铸剑》的复仇内涵显得单薄一些,它的复仇主体缺乏内在冲突的张力。这一方面是因为《铸剑》只是一篇短篇小说,难以充分展示内心深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鲁迅的复仇情结过于执著,复仇情结中缺乏慈悲内容的调节与牵制。倘若鲁迅能以慈悲精神和更宽广的人文精神对复仇情结提出某种质疑和叩问,他将更加伟大。

如上所述,复仇情结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情感形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复仇情结一旦推向社会,却会造成很大的负面效果。复仇情结是一种消极的非理性情绪,也是一种导致暴力的破坏性情绪。鲁迅的复仇情结,包括拒绝“费厄泼赖”、“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党同伐异” 、“以牙还牙”等具体内容,这一切都不是理性的。换句话说,这一切只有放在大黑暗的具体历史语境下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正是这样理解鲁迅的。但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鲁迅却被神化与圣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把他在特殊历史场合中的极端情感上升为普通理性原则,把“复仇”、“拒绝费厄泼赖”、“一个也不宽恕”合理化甚至崇高化,结果加剧了革命狂热和其他种种破坏性狂热。今天应当正视复仇情结在社会思想层面上的消极影响,努力避免人类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已有一些独立的中国作家,他们虽然崇敬鲁迅,但并不沿袭鲁迅的复仇思路。他们也写复仇,也写侠客,但已提出许多怀疑。例如余华的《鲜血梅花》,写的也是一个担负为父亲报仇使命的阮姓少年,背负着也是一把奇异的宝剑(每杀死一个仇敌,就会在剑上开出一朵梅花,前辈已留下九十九朵),母亲嘱咐他去寻找杀父的仇敌,并在剑上添加一朵新的梅花。可是阮家少年走上复仇之路后,便陷入迷宫似的寻觅怪圈,根本无心也没有能力复仇,我不是说《鲜血梅花》的文学价值比《铸剑》高,而是说,中国作家已走出鲁迅复仇情结的阴影,正在寻找自己的路。对此,九泉之下的鲁迅一定会投以欣慰的目光。

真正崇敬鲁迅,应当把他参与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事业推向更光辉的里程,而不是对他盲目模仿与讴歌,更不是利用他的名字左右折腾,把他当作历史的傀儡和政治的玩偶。

 

    写于二〇〇一年九月

(原载《明报月刊》二〇〇一年十月号

 选自《现代文学诸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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