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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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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笔记》第四辑





 

虚构中国与解构中国

 

    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在今年《明报月刊》第一期上撰写了一段“人生小语”,语中说“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藉文学‘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一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之为文学,正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文学不建构中国,文学虚构中国。”

    德威兄这一思想非常有意思,也极有历史针对性,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有一个别国作家难以想象的重大负荷,就是拯救中国与建构中国的负荷。每个作家提起笔杆便想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尚未着笔便已掉入精神陷阱,丢失了个人精神价值创造的自由空间。而政府、社会、人民则非得作家揹上这一精神重担不可,于是,每个作家便注定欠下一笔巨债。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真是可怜极了,到了世纪末还是摆脱不了国家这一偶像的绝对统治。世纪初尼采就说:“国家是一切冷酷的怪物中最冷酷的”,“他们高悬一把刀与百种欲望”。不幸而言中,一把高名义的刀斧,把作家砍得不知所措。在新旧世纪之交,发表“文学不再建构中国、只虚构中国”的宣言,实在应当成为中国作家的共同纲领。

    不过,我还是要给德威兄作两点注疏与补充:一是放下“拯救中国”、“改造中国”一类的超重负荷,并不是说,虚构意义上的文学便无建构意义。在远古,虚构的神话(如《山海经》)恰恰是中国最本真的历史;在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恰恰是最有建设性的艺术,非政府工具、非救国工具的文学恰恰能构成中国最有生命力的精神建筑。所以德威兄的主张可请各类爱国者放心。何况,“虚构中国”的诗人作家固然更多着眼于人类和艺术,但其爱国心的深广绝不在民族主义者之下。其二,在“虚构中国”与“建构中国”之中,还有一个“解构中国”的问题。文学家们在放下“建构中国”的重担时,似乎不必也放下“解构中国”的本领。曹雪芹虽然与建构中国无关(只是虚构中国),但他则是解构中国的巨人。中国的圣人圣贤文化,就被他解构得只剩下荣国府门前的两只乾净的石狮子。我的意思是说,今后中国作家虽然只管“虚构中国”,但也不必放下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解构刀。有“解构”的文化底蕴在,虚构才不会变成虚空,轻中才有重,表中才有深。德威兄在谈了“文学不建构中国,文学虚构中国”之后补充说:“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这显然意识到,虚构并非空想和逃离现实,所以,我在“虚构”与“建构”之中加了一个“解构”,也许可以给德威兄的“共同纲领”增添一节注脚,而不是一道难题。

    (原载《明报》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选自《漫步高原》)

 

 

 

欧梵风格

 

    这个星期读完长达五百页的《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王德威编选,麦田出版)之后,便有评论的欲望,但是长文无处刊登,只好借专栏先说几句话。

    多年来,我作为欧梵的挚友,凡是他的文字我都认真阅读。这不仅是友情使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中蕴含着独到的思想见识和博大的人文情怀,绝不是空头理论家所能企及的。虽常常读他的文章,但此次集中地阅读他这部英文论文的译本集子,仍然有新鲜的感受,并再次被他独特的学术风格所吸引。这风格既不同于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区别于海外学术界。

    欧梵的学术风格首先是他自己选择的角色所决定的。他宣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世界主义者,这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定义,但也很能够说明他的学术角色:既属于中国,又超越中国而属于世界。在带有边缘性的中国与世界的中介地带,他独立思索,自闯一条属于李欧梵这一名字的道路,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学者像他这样:立足于文学研究,但同时生活在三个中介地带,即中西文化的中介地带;文学与历史的中介地带;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的中介地带。这种中介地位,使他成为多重的、流动的、活泼的学术主体,所思所言皆有自己的个性。    他所选择的特定角色,使他无论是看中国文学文化还是看世界的文学文化都有一种游离浮动的眼光(非固定化眼光)。熟悉李欧梵的朋友都钦佩他看中国文学总有一种国际性的视野。所谓国际性视野,就是他不是局限在中国文学史的语境下谈中国文学,而是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谈中国文学,这就不能不高出大陆学者一筹。而李欧梵与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又不同。海外学者受到西方的学术训练之后,赢得了一套扎实的研究逻辑,善于本文分析,这是长处,但也带来缺少跳动、缺少大视野、缺少个体经验语言的弱点。而李欧梵虽然也受西方学院的严格训练,却未被这一套学术模式套住。他破除对所谓“纯粹学术”的迷信,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中融入自己的个性经验语言和对世界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他对浪漫主义和颓废艺术情有独锺,他对中国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系统的开发和思考,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罢黜百家、独尊现实主义和革命文学主潮的现象,提醒了中国学界注意长期被忽视的现代大都市氛围。李欧梵的独特视角显然与他在学术探寻中敢于融入自己的感性发现有关,他个人的多元文化情怀和不拘一格的个性与他特别关注的浪漫派、现代派作品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在文坛上的杰出学者总是以超凡的感性跨越任何边界。

    如果说第一个中介地带使欧梵获得广阔漂流的视野,那么,第二个中介地带则使他获得历史的深度,而第三个地带又使他强化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使得欧梵风格更为显著。这一风格就是广阔的学术视野、深邃的历史深度和学者的人文关怀熔于一炉的特殊品格。

(原载《中国时报》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

选自《漫步高原》)

 

 

 

 

 

首席翻译家

 

    前两个月,我的挚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兴致勃勃地把刚出版的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的英译本(Playing for Thrills)送给我,我问他:这是您翻译的第几部中国小说?他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翻译量实在太大了。才过去两个月,昨天他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我刚译完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应当轻松一两天。

    葛浩文教授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但中国话讲得比我好,我的闽南腔常被他取笑。这几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或通电话,可说是情同手足。去年小女儿刘莲高中毕业时,只有他和我们夫妇作为家长去参加毕业典礼仪式。小莲上台领奖时,照理家长都应当高声喝彩,可我和妻子都叫不出口,唯有老葛呐喊几声,把我们的喜悦全都表达了出来。

    未到科罗拉多大学之前就听朋友说,老葛活得潇洒。到了大学之后,才知道这位潇洒的朋友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奋得要命;二是爱中国文学爱得要命,他的勤奋用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并很快就对我形成一种压力。看到他的译作一部一部地出版,我就赶紧坐下来写坐下来读。勤奋使他在教学、研究之外还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翻译实绩。

    迄今为止,被他翻译成英文出版的中国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萧红小说选》;陈若曦的《尹县长》;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杨绛的《干校六纪》;李昂的《杀夫》;端木蕻良的《红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绿度母》;贾平凹的《浮躁》;刘恒的《黑的雪》;老鬼的《血色黄昏》;苏童的《米》;古华的《贞女》;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 《酒国》也接近译完);李锐的《旧址》(已交出版社)等。除此之外,他还主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已翻译出版的有沈从文、老舍等作家的作品八种。我很幸运,我的文学理论和其他一些文学研究论文,也正在由他组织翻译。

    上一个月,葛浩文的学生、史华斯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助理教授孔海立博士和夏志清先生共同编辑出版了《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在此书的序言中,夏先生高度评价葛浩文,说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一评价高而符合实际。只是夏老也未必知道葛浩文教授乃是一个孜孜不倦的人,他对中国文学走向另一世界的贡献绝不仅仅来自他的聪敏和语言才华。

    (原载《明报》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

选自《漫步高原》)

 

 

 

 

 

 

风范的意义

 

    知识分子自然应当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价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除了知识之外,知识分子还有另一种价值与力量,这就是风范。知识有形,风范无形。前者容易被实验所证明和被社会所发现,后者则不容易被注意和被肯定,但是,风范却是一种更难得的价值与力量。

    所谓风范是指人的高洁美好的精神、作风、举止、品行和情怀,也可以说,风范是一种人格尊严与严肃的生活态度。孔子所说的“刚毅木讷”、“不以巧言令色显于人”者是风范,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也是风范;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风范。沈从文的宁可辍笔、不发违心之论也是风范。古代的屈原以投江自尽表明对生死情操的执着,这是风范;现代的傅雷拒绝再与龌龊人间为伍以证明自身的洁白,也是风范。古代知识分子保持风范难,当代知识分子要保持风范更难。

    两个月前,我奉献一篇礼赞的文字给千家驹先生,就是觉得他有一种很难得也很难保持的不逐名利、只求真理的精神与风范。

    风范虽然无形而且难以求证,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存在。所以,有同样精神的人便可以很具体地感受到它。余英时先生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中谈论他对钱穆先生的印象时这样说:

   

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余先生在这里所描述的正是钱穆先生的风范。这种风范是一种屹立的人格尊严,虽然看不见,但它确实屹立着,自然而永远地屹立着。它让你感受得到,彷佛就是你面前的星辰,你随时都能感受到它的自然的光明。像我这样年龄的大陆知识者,在四十岁之前,只听到对钱穆先生的批判,心目中只有“反动学者”的错误印象。近几年来,通过钱穆先生本身的著作和纪念他的文章,才逐步进人他的历史世界,并逐步了解他的治学为人的风范。这种风范,正如余先生所说的,他从来不懂得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甚么叫做“制造社会形象”或“打知名度”。他学识渊博,但不自立门户;他独辟路径,但不存私见;他有尊严,但不傲慢,从来也不想当主宰别人和领导别人的一方教主或霸主。这一切,看来无形,却真实地存在着。

    风范和知识不同,属于知识之外的另一层面,具有独立的价值。但它又和知识相关,实际上,它乃是一种对于知识的态度和情怀。对知识的尊重与敬畏,是一种态度;蔑视知识和践踏知识,也是一种态度。有了知识甚至成为知识权威之后,是“挟知识以令诸侯”,称霸一方,还是以知识为根柢更尊重他人,胸怀四海,这是完全不同的情怀和境界。像蔡元培这样的人,之所以到了今天还让人们格外尊敬,格外缅怀,格外觉得他的稀有和难有,就是他对知识和知识者的博大情怀。这种博大情怀便形成一种永远屹立着的蔡元培风范。聂绀弩在世时,一身傲骨,蔑视权贵权威,从不轻许于人,但一谈起蔡元培就充满敬意。他说蔡元培能够超越“左”“右”两极,独尊真善美,兼容各种知识见解,在本世纪中绝对是凤毛麟角。聂老说,蔡元培能兼容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师培、辜鸿铭等,实在不容易。容下陈独秀、胡适等革命大旗不容易,容下辜鸿铭的小辫子也不容易。北京大学最宝贵的传统,就是蔡元培传统,而它,正是中国新文化最有价值、也将被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共生,各种思潮并存,其文化生态如同汇海百川,能够形成这种壮阔景观,尽管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但蔡元培的个人襟怀和风范,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蔡元培是晚清进士、翰林院编修、留学德国学者、辛亥革命元老,论资格有资格,论知识有知识,论能力有能力,但他却一点儿也不霸道。一个有知识有地位有名望的人而不霸道,这就是风范,这就是价值。这种不霸道的谦和作风,在世纪末的中国,显得格外宝贵。这是因为现在知识界有霸气的人太多。且不说思想文化界中那些数十年如一日地践踏知识分子的职业文化杀手,就说现在一些知识界的权威,实在也是有霸气的居多。一有名声地位,则经营霸业,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脑子里的中外掌故愈来愈多,而心灵中的温馨善良则愈来愈少。内在的真情真性被“名利”所吸乾,剩下的只有彻头彻尾冰冷的自私。因此,在知识冒点小尖的同时,人也变得尖酸、尖刻、尖滑,不仅想用自己的一个系统囊括一切,而且想用自己的系统对同行进行“专政”,以置他者于死地,而置自己于云端,一点也不可爱。这种“尖”与蔡元培的“兼”,真有天壤之别。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灵状态和心灵方向。在中国,缺少的并非是什么“尖子”,而是沧海般的兼容情怀。蔡元培的意义,正是他以自己的品行补充了中国文化界最缺少的知识分子风范与情怀,为中国多元共生的新文化结构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因为中国缺少宽容情怀,所以新文化运动以来凡表现出这种情怀的学人作家,都应该肯定他们这方面的价值。例如胡适,尽管现在学界对他的评价还有很多歧见,但对于他的学者风范还是应当欣赏的。前些时,李泽厚兄谈起胡适时说:胡适的思想并不深刻,但他有一种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就是他的自由主义作风,胡适宽容论敌,主张渐进改良,重视平等待人等等,这些作风至今还极有价值,中国近几十年缺少的正是这个。我尊敬胡适,觉得他开了一代风气,并做到“但开风气不为师”,不称霸,不排斥他人,这实在可贵。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对他进行大规模的批判,近几年,我在海外又读了一些非难文章,其中是非曲直先不论,但多数文章都缺少胡适的平和作风,倒是巧言令色显于人者和危言耸听欺于世者居多,令人感慨时代的步伐固然很快,但斯文扫地也很快。时代崇奉“立场”,知识者纷纷“趋时”,也以“立场”鲜明为第一要义,哪里还顾得上斯文风范。不过,我也由此看到另一面,这就是风范的力量实在很大,千军万马的冲击和批判就是摧不倒。而且有风范在,就像有明镜在,倘若作文变成舞枪弄棒,倒会被照出野蛮与凶恶来。这种野蛮与凶恶终将消失,而风范却会长存长在,又是如同星辰日月。

 

(选自《西寻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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