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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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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幸福之源

——《文学慧悟十八点》之一

 

刘再复

 

前两年我在科大讲过“文学常识”,共二十二讲。这一次我讲另外一个题目:“文学慧悟十八点”。“慧悟”这个词,钱锺书先生很喜欢用,他告诉我这两个字可以多用。慧悟,就是要用智慧去感悟万物万有,包括社会人生与文学艺术。我准备讲述的是文学的起点、特点、难点、基点、优点、缺点、制高点、死亡点、突破点、转折点、关键点等,也讲述的方式也是慧悟,用这些文学的“要点”作题目,既可明心见性,又可区别流行的教科书。我的讲述包含许多自己的经验和体悟,算不上研究。正如我对《红楼梦》的阅读,不称做“研究”,即不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只作为感悟对象,所以我写的书叫做《红楼梦悟》。最近我又对《西游记》进行感悟,已经写了两百多段悟语。

写作没有快捷方式,只有靠不断修练,每天读、每天写,自然就会进步。我的课程,只能是帮助大家理解文学,明白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人搞了一辈子文学,最后还是不知道何为文学。对文学有了一定的理解,写起文章自然就不同。

在第一节课里,先讲我们的课堂关系。我与大家的关系不一定叫做“师生关系”。我爱读《金刚经》,里面说不要有“寿者相”,那我也不要有“教师相”,少些教化腔,多些大实话。之前在《文学常识二十二讲》的开头,我藉《红楼梦》中的一个词来界定我与同学们的关系,就是“神瑛侍者”,贾宝玉前世的名字。“神瑛”就是“神花”,“侍者”就是“服务员”,我是你们的服务员。其实,好的老师、好的校长、好的编辑,就是“神瑛侍者”;蔡元培先生,就是伟大的“神瑛侍者”。这一次新的课程,我还想用新的词来界定我们的关系。《西游记》里,唐僧、孙悟空一行到西天取经,最后师徒四人有两人被“封佛”。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可是他不在乎,只希望能摘掉“紧箍咒”,重获自由。其实不必把“佛”看得太沉重,孔子讲的“圣人”、庄子讲的“至人”也是佛。我此次藉“斗战胜佛”这个词并改动一个字,希望大家能成为“写战胜佛”,“写而不斗”,不斗而胜,战胜时代的偏见、时代的障碍、时代的病态、时代的潮流,然后成为善于笔下生花的小菩萨。写作,要克服许多的困难,希望大家最后,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都能成为“写战胜佛”——这是希望,也是祝福!

你们已经自我介绍,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关于我自己,我讲三点。

第一点,我的“生命四季”,春夏秋冬。

我的“生命春季”始于小学时期,到高中毕业时基本上就结束了,这个时期,是年少单纯的绿色,除了疯狂读书,什么也不顾。我在福建国光中学读高中时,那里有全省最大的一座中学图书馆,我沉浸于其中。当时爱读书爱到一种什么地步?爱到图书馆的老师都感动了,他把图书馆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随时可以来,想看任何书都可以借阅。读莎士比亚的三十几册剧本,读得很快,最怕的是把它们读完——这么精彩的作品,读完了怎么办?少年时记忆好,那时看的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到现在还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其中的人物情节还时时在我灵魂里燃烧。高一年级时我读的是泰戈尔、冰心,很单纯;二年级时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开始关注生命的冲突和矛盾;三年级时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进入灵魂更深处。鲁迅的小说、高尔基的《三部曲》,读得更熟。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珍惜所处的生命春季。我在美国跟李泽厚先生散步,他说要给“珍惜”加上一个定语,叫做“时间性珍惜”,意思是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一旦消失就不会再出现,不可能有可复制的瞬间。就像我们现在上课,过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有。我喜欢“瞬间”和“永恒”这对哲学概念,“永恒”就在“瞬间”当中。人生是很辛苦的,今天上课,很多同学要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很辛苦,更不用说人的一生了;卡缪尔说最大的哲学问题是“人为什么不自杀”,我们为什么感到值得活下去?就因为眷恋一些“美好的瞬间”。比如我今天跟大家的相逢,就是一个“美好的瞬间”。日本人很重视“永恒”和“瞬间”的哲学命题,樱花哲学,便是“永恒”就在“灿烂的瞬间”当中。武士道精神,三岛由纪夫写的作品,都是在讲“永恒”与“瞬间”。所以,希望大家懂得珍惜春季的时间,每天都尽可能生长,每天读书、写作,都要有所前进。

到了大学,就进入了“春夏之交”,我的心灵开始出现了分裂,那是文学与政治的分裂。开始是小分裂,后来是中分裂,到了“文化大革命”,则是大分裂——外面是两个“司令部”,我心里面也是两个“司令部”。社会太政治化,两条路线,我不知道怎么办,幸而有文学的积淀。文学救了我。有文学中的人性奠底,我就排除了许多的“政治病毒”。文学让我守住“不可伤害他人”的道德底线。因为有文学的积淀,我终于战胜了政治的狂热,没有堕落。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我就不止是心灵分裂,而且是心灵“破碎”了。但又是文学,让我的心灵重新恢复了完整。

出国以后,我进入“生命的秋季”。“秋季”最重要的事,是由“热”转“冷”,开始冷静了。我跟高行健先生是最好的朋友,他是“冷文学”的一个代表。他对我说,到了海外,我们两只眼睛要分开使用,一只眼睛要“看天下”,一只眼睛要“观自我”、“观自在”。高行健的“观自我”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写“逃亡”,发现人最难冲破的地狱是“自我的地狱”;他写《对话与反诘》,写“夜游神”,都是对自我的冷观。在世界文学史上,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维度。我和林岗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罪与文学》,也是在观自我。我们认为过去所出现的错误时代,自己也参与创造了,我也有一份责任。我写《红楼四书》《双典批判》,很冷静,我在美国创造了一座“象牙之塔”。鲁迅说要走出“象牙之塔”,要拥抱社会,参加战斗,改造中国,拯救民族的危亡,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现在是商品社会、商品时代,商品覆盖一切,所以我们又需要一个“象牙之塔”。在“象牙塔”中,可赢得“沉浸”状态、面壁状态,因此读书很有心得。

我现在是“冷藏”在“象牙之塔”里,进入了“人生的冬季”。如今,我跟松鼠、野兔的关系,已经大于跟人际的关系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我来讲已经不合适,我更多的是“自然关系的总和”、“个体存在的总和”。个体存在,有生理存在、心理存在、意识存在、潜意识存在、感官存在、精神存在等。《红楼梦》里说“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内心里也很干净,该说的话说,不情愿的话就不说,保持一点天真和天籁。我说“冷藏”,并不是开玩笑,我的老乡、明代思想家李卓吾,他写的书不一定求发表,可以“藏书”、“焚书”,这样才有写作自由。为了发表而写作,会受制于报刊。无目的的写作,就像贾宝玉为写诗而写诗,在诗社能写诗他就很高兴。他的嫂嫂李纨,评诗时说宝玉压尾,第一名是林黛玉,然后是薛宝钗、探春等人,贾宝玉就开心地鼓掌,认为评得真好。所以宝玉不在乎评奖,他是无目的的写作,这是比较高的境界。把真情实感写出来,这是我生命冬季的一个特点。

春夏秋冬生命四季,这是“我的心灵史”。无目的的写作,是我最后的觉悟。有人说我是“红学家”“自由主义者”,我非常生气地写信抗议了,我是为写作而写作,像高行健说的,“没有主义”。王强(原新东方英语学院副校长)给我的一本书作序,他说我的写作很像《一千零一夜》里宰相的女儿(给国王讲故事的人),意思是,讲述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完全为了自身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没有外在的功利目的。

第二点,我的人生为什么感到幸福——因为,有文学陪伴着。

拥有权力、财富、功名等,未必幸福。我的幸福感不是来自这些外在之物,而是来自文学。文学是什么,简单讲,能丰富人类心灵的那种审美存在形式的就是文学;或者说,文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丰富人类的心灵。“心灵”是个“情理结构”,“情”是情感,“理”是思想,是对世界、社会、人生的认知。文学能丰富人类的情理结构,能丰富人性。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如此表述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全国青联会的时候,我作为文学界的委员,被我的朋友、中国音乐协会的副主席施光南邀请去给歌唱家、演员讲座,我讲的就是这个题目:“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自由的,比如没有情爱的自由,但是通过文学可以实现这份自由。几千年世界文明史,人很辛苦,神经之所以没有断裂,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让人在瞬间体验到自由。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其实他在现实中没有自由,通过怀念几个“闺阁女子”(都是梦中人),他体验到了瞬间的自由。

我的人生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文学一直陪伴着。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有精神上的恋人,我深深地爱上她们,中国有林黛玉、晴雯等,西方的有《威尼斯商人》里的鲍西亚(当时朱生豪先生的译本翻译为“鲍西霞”)、《奥赛罗》里的女子黛丝德蒙娜、《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朱丽叶、《哈姆雷特》里的欧菲利亚,还有托尔斯泰的娜塔莎等……好多女子都成了我的“心上人”,我从少年时代就爱她们,直到现在。文学进入我们的心灵,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恋人”,我总是和她们一起忧伤,一起欢乐,一起诉说,这是非常幸福的。夏志清先生批评我把小女儿送去读计算机科学,认为是一大错误,我认为很有道理。从事文学的一大好处,是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心爱的岗位上,而且总是感到心灵很充实,很踏实,很丰富——这是庄子所说的“至乐”。 

第三点,对于一个从事文学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三十年前,我和李泽厚先生有一个对话,我们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劝文学家不要多读理论。李泽厚先生提出了一个理由,说如果太重理念可能会让理论筛选掉最生动的感性内容,写出来的作品会概念化;我的解释是,我们的理论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反理论”,反教条,反固定化模式。讲理论只是为了帮助大家从教条中解放出来。我这次讲的每一课,都是希望帮大家从理论的框架中解脱。我跟高行健先生聊天时说,我们要走出老框架,老题目,老写法,不要讲老话、套话,要讲新话,讲别人说不出来的话。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论天才只遵循“无法之法”,佛家关于“法”有近百种解释,我们一般解释成“规则”。写文章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可以写千种万种。我写散文诗,从不遵循权威们规定的三五百字的法则,偏写三五万字的散文诗。我写过两千多段感悟,零零碎碎的,刻意打破大的体系,没想到杜格拉斯就提倡“碎片式”的写作。

法国著名的作家罗曼·罗兰说,他的课堂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当作家,而是要教他们放开思维,我的意思也是如此。我认为,对于作家最重要的,不是文学理论,而是“文学状态”。阎连科带着人民大学写作班的十三个学生来落基山脉下看我和李泽厚,我讲到了这一点。什么是“文学状态”?我在评述高行健时说,“文学状态”一定是非功利、非功名、非集团、非主义、非市场的状态,这是一种描述,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金耀基先生说我用“文学状态”评高行健先生,是“一字千金”。这虽是鼓励我的溢美之词,但说明他深知文学状态格外重要。另外,“文学状态”还是孤独的状态、孤绝的状态、寂寞的状态。要抵达陶渊明的写作状态是不容易,一要耐得住清贫,二要耐得住寂寞。

“文学状态”还可以从各种角度描述,我多次用“混沌”状态表达。《庄子》里的一个寓言: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庄子·应帝王》

 

这是说,人的混沌状态,是对某些东西永远不开窍,比如对金钱、权力、功名不开窍,不知道输赢,不知道成败,不知道功过,不知道得失,便是这种状态。贾宝玉没有世俗的生命技能,不懂得仇恨,不懂得嫉妒,不懂得算计,也是文学状态。高行健得奖之前一直说,不要把得奖看得重要,我也是这样。把得失、功利全放下,才能有文学状态。禅宗讲“本来无一物”,王阳明讲心学,也属文学状态,跟别人是不同的。我们的课程,就是要引导同学们进入文学状态,拥有这种心灵状态,比什么都重要。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于香港清水湾

整理: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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