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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编辑忆往》​后记作者:李昕 阅读次数:

《编辑忆往》后记

 

李昕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今天写这样一本书。

近几年,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随笔,讲述三十多年“做书”背后的故事。有时,我会把新写的文章寄给一些师友恭请指教,其中包括我特别尊敬的老作家邵燕祥先生。一次我到燕祥先生府上拜访,他对我说,“读你的文章,知道你经历的事情不少。你应该系统地记录下来。”我笑说,“写回忆录吗?我还没到年龄呀。”但燕祥先生却说,“你可要抓紧呀。如果等你‘到了年龄’,很多事就记不清楚啦。这事我是有教训的。”他的话使我有了动笔写回忆的念头。

确实,退休以后,心态倾向于怀旧,主观上也有写作这类文章的动力。记得有一次,我为了重新编辑一本冯骥才先生十几年前曾经出版的旧作,向大冯索取样书,他在电话中嗔怪我说,“这书是你自己编的,怎么会连样书都不留?”他说,“我告诉你,你做了一辈子编辑,等到退休之后,最大的满足就是欣赏自己编的书!你编过的书可要好好地收藏起来呀!”这些话,我当时听了,并没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今天,自己的确是像大冯说的,经常在“翻书忆往”,对着家中的几组大书柜发呆。我知道,这些书,记录了我最重要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不仅渗透着我的酸甜苦辣种种体验,同时也凝聚着我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思考。它们就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属于曾经受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的那一代人,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虚度”的名言记忆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而今,在我编辑生涯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的确需要给自己走过的道路理一条线索,做一次盘点,主要目的,是要进行一次至少是阶段性的总结,也算是对自己的一次考试。当然,面对我曾经手(即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出版过程)的两三千本图书,因其总体上已被社会、文化界和广大读者证明是有价值的好书,对于繁荣文化、传播知识、促进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一点作用,我的自我考试是及格的。我感到自豪和满足。尽管我一生没当什么官,没发什么财,没成什么名,我也仍然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值。特别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作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人们说,所谓幸福,就是快乐地生活。我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初稿写成以后,我把它寄给几位好友征求意见。作家张曼菱直言不讳地说,“你写了不少作者和他们的书,为什么不多写写你的同事?”这一句话使我警醒。我感觉稿子似有疏漏。世人皆知,编辑总是需要与人合作的。好书通常不是一个编辑单打独斗的成果。一个好汉也需要三个人帮。我曾见到有老编辑写回忆文章提及自己编了某某有影响的作品,因为没有或较少提及他人在其中的贡献而招致同事的非议,以至于引起朋友反目。我极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一直对于几十年来在各种情况下支持我的同事怀有感激之情。于是我立即将书稿重新梳理一遍,在一些有必要提及同事的成绩时,加入他们的名字。但是,由于这毕竟是一篇个人回忆,受到叙述角度和文体的限制,我言及同事对于某书某事的贡献,仍不可能详尽叙说,有时只是寥寥数语,甚至一笔带过。我希望这些同事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对我的回忆做出补充,这样便可以对一些重要的场景进行立体还原。

这篇回忆的篇幅其实很短小,原因是我并没有把它当做一本书来写。我原本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粗线条的、简要的记录,或者说是写一个提纲,以便将来真正要写回忆录或者自传时,能够有一个依据和线索。之所以如此考虑,是因为写作的时机的确还不成熟。有些事情,目前还不适合写;另一些事情,只能略写不可详述。我想起有的老学者将自己的回忆录分为上部和下部,上部出版后大受好评,在万众期待中,下部却千呼万唤出不来。老学者自己解释,是因为下部书稿中涉及了太多的人事矛盾,出版的时机未到。原先我对此并不十分理解,现在我自己写了同类文章,便知道,由于学术文化界人际关系复杂,有太多的问题会使你欲言又止。我本人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顾忌,但是客观地说,我承认个人对于问题的观察和记录,常常会带有一定局限,而我的作品以记录事实为目的,不该以一己之见示人。所以,涉及一些名流学者,有些不得不讲的故事,我会尽力将文字收敛,只讲事实,不做评论,以保持客观。

因为这篇回忆只是相当于一篇长长的随笔,所以我最初是准备将它编入我的一个随笔集出版。征求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编辑汪小玲的意见,没想到她忽发异想,要为它单独出版一本书,而这个想法居然又得到了她的领导胡洪侠和朵渔的支持。我早知他们是一个极有想象力、极富创意、做事极其认真的编辑团队,特别善于进行出其不意的出版策划,去年他们曾编辑了一套名之为“共同体别传”的系列小书,也曾颇为意外地将我的随笔文章《李敖登陆记》作为独立选题收入其中,并且设计和制作得相当精美。这次他们邀我“二进宫”,我自然乐于从命,同时要谢谢他们的深情厚义。

书稿完成后,需要一个序言。我想到了刘再复兄。再复兄与我交往30多年,我们相知很深。但是他很忙,要读的要写的著作太多。我有些不忍打扰,犹豫再三后,才把稿子发过去。附言请他写序,嘱他“书稿不必细读,序言不必写长,美言不必多说”。然而他几天后便回复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序言,说了不少令我愧不敢当的好话,使我感动不已。然而我更想说的是,读者应能从这篇序言里见出再复兄的为人和品格。在我结识的作家学者中,再复兄是一位永远怀抱博大的仁爱之心的长者。他热情、淳朴、善良,总是待人以诚,真情交友,内心常存感恩之念。所以他对我的那些美言,也可以看成是他对所有忠于职守的编辑们的赞赏和鼓励。他喜欢和编辑交朋友,对于每一位曾经给予他一点微小支持的编辑,他都会心存感激。这些,你从他迄今出版了各种版本的著作120多种,他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每本书责任编辑的姓名,就可以看出(见本书序言)。我想起1985年我刚刚认识再复兄时,曾患一场大病,持续高烧一个月不退,在家休息,无法上班。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再复兄电话,他慰问我之后,告诉我他弟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需要内地买不到的外国药品,可以让他弟弟买了寄给我。我当时就流下热泪,说感谢的话都泣不成声。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再复兄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长者,有他为我作序,我感到深深的荣幸。

最后,我还想说,希望读者喜欢这本小书。

 

2017年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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