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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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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优点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文学的优点

 

——《文学慧悟十八点》

 

文学的优点,其实是文学特点的延伸。文学最根本的优点,用一句话表述,就是文学最自由,也最长久。我到美国二十七年,得到三件“至宝”:一是自由时间;二是自由表述;三是完整人格。自由表述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

 

    一  、文学最自由

 

说“文学最自由”,是比较而言。具体地说,它比政治、经济、新闻、科学等都自由。作家只能关怀政治,但不能参与政治。因为政治的本性乃是权力的角逐与利益的平衡。即使民主政治,也改变不了政治这种基本性质。政治受制于权力关系,受制于人际关系,受制于党派纪律,受制于法律规则。还受制于选民,受制于多数票。而文学只面对人性,它不理会政治所在乎的一切,也不在乎多数,只知道“千人之谔谔,不如一士之啧啧”,对于文学来说,个人(作家主体)比多数重要,比党派重要,比皇帝重要,个体的认知比集体的意志重要。所以文学比政治自由。

文学也比“经济”自由,经济要追求利润,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流向哪里,经济受制于利润,受制于市场,受制于经济规律。文学不追求利润,只要求表达,作家以表达为快乐,有市场要表达,没市场也要表达。

相对于新闻,文学也最自由。新闻面对的是事实,写真人真事是基本准则。但文学可以虚构,可以想象。新闻受制于时间,受制于空间,受制于真人真事。文学则可超越时空,也不受制于真人真事,因此文学也比新闻自由。

与科学相比,文学更显得自由。科学受制于经验与实证,受制于逻辑。科学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因为经验和逻辑无法证明他的存在。但文学无须逻辑,无须实证,它可以说上帝不存在,也可以说上帝存在。在文学家看来,只要把上帝当作一种情感,一种心灵,他就存在。

文学拥有各种超越的可能性,所以它最自由。我讲“文学主体性”,重心讲述文学的超越性,文学可以超越现实的逻辑、现实的主体、现实的视角、现实的时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成为一个好作家。但我所说的大自由,是指内心的自由,而不是外在的自由。曹雪芹生活在中国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没有外在的自由条件,但是他创造出了中国最伟大的经典极品《红楼梦》。一个聪明的作家,绝不会等待外在自由条件成熟之后才去写作。等待是一种愚昧。

 

    二、对“自由”的哲学把握

 

德国哲学常讲“自由意志” 。“意志”是一种驱动力、冲击力。但“自由”并不是放任,不是我行我素,自由首先要克服“本能” ,不做“本能”的奴隶。康德哲学叩问的问题是:道德是否可能。也就是自由意志是否可能?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否可能?

《西游记》的起始部份书写孙悟空在花果山拥有绝对的自由,后期则有“紧箍咒”。这个“紧箍咒”乃是对孙悟空绝对自由的限定。唐僧是很慈悲的,他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但为了坚守“不杀生”的原则,便给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作了“非妖非魔假设” ,类似西方法庭的“无罪假设”。有此假设,便允许为犯人作无罪辩护,这才是真法治。 《西游记》了不起,它有一个“师徒结构”,这是一个自由与限定的哲学结构。自由不是放弃责任。自由权利与社会义务也是一种相依相成的结构。我写过一篇短文《逃避自由》,讲我去美国之后才感悟到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自由同样有很多困境,像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里表达的那样,每个人都被限定在某种自由度之中。

 

    三、自由的类别

 

自由有很多种类,文学追求的是内心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积极自由”重在争取外在的自由,孙悟空“大闹天宫”挑战玉皇大帝的权威属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则重在“回避”,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要求消极自由,我曾要求三种“消极自由”  ,即独立的自由(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自由(不表态的自由)、逍遥的自由(不参与的自由)。自由往往存在于“第三空间”, 《红楼梦》开始时,贾雨村谈哲学,说世人常分“大仁”与“大恶”,黑白分明。其实还有大量中间地带的人。像贾宝玉等都属于“中间人”。曹雪芹不作“一分为二”的哲学预设。我问金庸先生自己最喜欢作品是哪一部,他说是《笑傲江湖》。我也最喜欢令狐冲。令狐冲处于华山派与对立的日月神教之间,两派都不给他独立的权利,但他两边都不想依附。令狐冲处境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处境。社会总是不给思想者第三空间。

“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不同。“内在自由”是指内心的自由,这是文学追求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觉悟。我读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发现他提问了“自由之源”的问题:

 

自由自在。这自由也不在身外,其实就在你自己身上,就在于你是否意识到,知不知道使用。   

自由是一个眼神, 一种语调,眼神和语调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你并非一无所有。对这自由的确认恰如对物的存在,如同一棵树、一根草、一滴露水之肯定。你使用生命的自由就这样确凿而毫无疑问。

自由短暂即逝,你的眼神,你那语调的那一瞬间,都来自内心的一种态度,你要捕捉的就是这瞬间即逝的自由。所以诉诸语言,恰恰是要把这自由加以确认,那怕写下的文字不可能永存。可你书写时,这自由你便成看见了,听到了,在你写、你读、你听的此时此刻。自由便存在于你表述之中,就要这么点奢侈,对自由的表述和表述的自由,得到了你就坦然。   

自由不是赐予的,也买不来,自由是你自己对生命的意识,这就是生之美妙,你品尝这点自由,像品味美好的女人性爱带来的快感,难道不是这样?

神圣或霸权,这自由都承受不了,你不要也要不到。与其费那劲,不如要这点自由。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你心中。自由绝对排斥他人。倘若你想到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赞赏,更别说哗众取宠。而哗众取宠总活在别人的趣味里,快活的是别人,而非你自己,你这自由也就完蛋了。

自由不理会他人,不必由他人认可,超越他人的制约才能赢得,表述的自由同样如此。   

自由可以呈显为痛苦和忧伤,要不被痛苦和忧伤压倒的话,那怕沉浸在痛苦和忧伤中,又能加以观照,那么痛苦和忧伤也是自由的,你需要自由的痛苦和自由的忧伤,生命也还值得活,就在于这自由给你带来快乐与安详。

 

高行健的这段话道破自由应当依靠自己的觉悟,即不能等待上帝的恩施,不能等待政府的恩施,也不能等待他人的恩施,而只能靠自己对于自由的意识。理解了这一点后,才能求诸自身。我因为理解这一点,感到自由多了,甚至连演讲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我讲我的,不在乎听众的反应,我不把自由交给听众。自己可以掌握自由,哪怕外界禁锢得很厉害,我们也可以赢得精神创造的自由。只要我们不求发表,像卡夫卡一样,在遗言中决心焚书,像李卓吾一样,认定只写“焚书”与“藏书” ,那就可以天马行空、充分自由地写作了。

还有一对自由要分清,就是“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不能说只有精神自由重要,物质自由就不重要。中国文化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及《庄子》中的《逍遥游》等,都是精神性的人格。

中国文化恰恰缺少物质性自由的位置,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迁徙自由、读书自由等。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就是启蒙我们去争取物质性自由,所以五四运动了不起。但文学自由,属于精神自由。它不需要等待物质自由实现之后才进行写作。中国文化不讲恋爱自由,但《西厢记》、《红楼梦》等却大写恋爱自由。

 

    四、影响文学自由的若干先验预设

 

要赢得写作自由,首先不能作任何政治预设。前期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作家作了太多的政治预设,或两个阶级斗争的预设,或两条道路斗争的预设,或两党斗争的预设。这就会影响作品挖掘人性的深度。莫言之所以成功,有一个原因是他不作政治预设,他的《丰乳肥臀》所歌颂的伟大的母亲,超党派、超政治,其胸怀像大地一样,包容一切苦难,没有国共两党谁正确谁错误的政治预设。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好处,也是突破政治预设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的文学价值。不过我认为张爱玲后期背离了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宣示的美学立场,其《秧歌》和《赤地之恋》,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创作的出发点也是政治预设。

第二,要赢得文学自由也不能作任何哲学预设。我过去接受的哲学是唯物论、“一分为二”,可是这样的哲学让人变得愚蠢,幸而我后来学习了禅宗及王阳明的心学。这些都属于唯心论的范畴。禅宗讲“不二法门” ,就是不要“一分为二”,而要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理解一切人。《红楼梦》里的晴雯、鸳鸯都是丫鬟,是在世俗世界里被认为是奴隶的下人,可是曹雪芹却没有界定她们为奴婢。晴雯就是晴雯,鸳鸯就是鸳鸯,活生生,又真又善又美。高行健也没有对立统一的哲学预设,他的画既不抽象也不具象,开拓了“第三地带”,他的水墨画就是“第三地带”的成功。荷马写的《伊利亚特》也是如此,它没有把特洛伊战争定义为正义战争或非正义战争,双方全都为一个美人海伦而战。

第三,文学不应担负外在使命。文学具有潜在的净化功能、范导功能,但它不负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外在使命。写作应当面对人生的困境,真实的人性,不需要担负其他的外在使命,无论是阶级的使命,民族的使命,或是革命使命等。鲁迅企图疗治中国国民性,我们应当尊重,但这不是作家可以完成的。文学不可能改造国民性,只能呈现国民性。《阿Q正传》只是呈现国民性,并未完成改造国民性。今天阿Q还是阿Q,未庄还是未庄。使命太沉重,文学就失去自由。我们非常尊敬的诗人闻一多先生,他是个国家主义者,但后来人们把他的“时代的鼓手”,变成了一个普遍命题,这就错了。马克思说文学不能充当“时代的号筒” ;文学作品不应席勒化,而应该莎士比亚化,即内心化、人性化。

 

    五、文学最长久

 

王国维在政治上很保守,但文学眼光则很先进,他在《论文学》里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文学家比政治家长命。古希腊城邦的行政长官,我们谁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荷马的名字却至今家喻户晓。我国的李煜,作为皇帝,没有什么人能记住他的政绩,但是作为诗人,李煜的词却流传千古。因为李煜词所蕴含的家国沧桑的真理与人世沧桑的真理,乃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王国维语)。《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百世不斩,万世不灭,可以肯定,千百年后,莎士比亚、曹雪芹还会让人说不尽、读不尽。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时代精神,是革命的精神;现在的时代精神,是赚钱的精神,所有人的神经都被金钱抓住,所以作家不能跟着时代潮流跑。作家应该作《红楼梦》所说的“槛外人”,卡缪所说的“局外人”,不让潮流牵着鼻子走,不当潮流的人质,这样才有文学的永久性。《红楼梦》所有的冲突矛盾,都不是“时代”维度上的冲突,而是“时间”维度上的冲突。文学具有超越时代的品格,“永恒性”的品格。真正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不是帝王,而是文学。

   

乔敏整理        

二〇一七年一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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