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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写作的璀璨星空


——读刘再复先生《我的写作史》


何静恒

 

 一、是写作史也是内心传奇

从1993年开始读刘再复先生的《漂流手记》,到今天读刘再复先生的《我的写作史》,一如既往,我为书中的澄澈与明净震撼。这种感觉来自书的内容,也来自“一格一格只是生命”的文字。

这篇跨度40多年(刘再复先生的中文著述达124种)的写作史,携带近半个世纪的风雨。狂热、真诚、超越、纷争,在作者的写作自述中,始终呈现一种难以企及的大明净,风声雨声也因此渗入读者的心灵,成为“灵魂净化的先声”(《金蔷薇》)。

《我的写作史》不可能不说到“我”,又让人觉得处处说我,处处无我。这种无我之境不在文字的表面,而在文字的深层,是作者的生命语境。我想到禅宗的自性,自性是真心,是清净心。

 “学术自述”常见,“我的写作史”不常见。读这篇“写作史”,我总是想到“内心传奇”,想到“最深邃、最久远的传奇全部蕴藏在内心之中,无所不在的美也在其中。”(刘再复《面壁沉思录》)这“无所不在的美”,是我从文中看到的作者拒绝的勇气,质疑、创新、自省、超越的胆识,还有作者“在黑暗的森林中又走出的一条小路”(刘再复《我所理解的俄罗斯灵魂》),在这条“小路”上,他与莎士比亚相逢,与“托尔斯泰们”相逢,与慧能、王阳明、曹雪芹相逢,与本真自我相逢,并因此“再一次看到无遮蔽的碧蓝的星际”,那正是他要追寻的“心灵宇宙”。

 

二、选择成为自己


这条“林中路”是文学朝圣之旅,尽管这条路的开始被作者称为“幼稚开端”。这个“开端”——无论是“我注鲁迅”(与人合著《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传》),还是“鲁迅注我”(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都是作者自己的选择。他说:


“我想通过对一个真正的人的学习与研究,在动荡与手足无措的岁月中,排除莫名的寂寞与彷徨。” (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跋)


“所以我读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刘再复《我的写作史》)

 

读哲学著作,我常常陷入语言迷宫。我理解“选择成为自己”,得益于刘再复先生的“以形象回应抽象”的阐释。这是“文学艺术家的思想形式——化入文学艺术中的思想”, “充分审美”,又“充分哲学”。他说: “存在论的诸多问题归结为一,便成了这么一个问题,即自己如何成为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更简洁地表述为“自己如何可能”六个字。”(刘再复《<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


“自己如何可能”?“自我确立、自我实现如何可能”?

从《我的写作史》中不难找到答案,《我的写作史》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从“我注鲁迅”到“鲁迅注我”,从“人性真实的呼唤”到“无目的写作”,哲思无处不在,选择无处不在。

刘再复先生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命题,说的正是人首先选择成为自己,然后才能确立自己。用中国的哲学语言表述,便是首先‘知命’,然后才能‘立

命’。”(《红楼梦》的存在论阅读)


我想到,“选择成为自己”这个念头,从儿童时代起就藏在我们的心里(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存在论)。小时候特别盼望长大,认为长大了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成为自己),而小孩子则必须听话,受制于人(长大后才知道,成人世界更无自由)。“盼望长大”似乎忽略了对时光流逝的伤感与珍惜。

刘再复好像从小就懂得 “时间性珍惜”。在《我的写作史》中他写道:“由于我从小形成“黎明即起”、从不恋床的习惯,所以至今还是一早就进入读书写作的状态。长此以往,这种习惯便产生很大的力量并且产生很多“成果”。时至今日,我的中文著作已出版124种。”

 “珍惜时间”已经成为“习惯”,这其中一半是天性,一半是后天的“选择”使然。到80年代,“拼命读,拼命写”在刘再复已经是常态。《我的写作史》中常有这类描述:


“我们觉得,通过这本书的写作,还是抓住了一些时间,文革十年,全是荒诞又荒疏的岁月,能保住一点生命时间,又免于多唱革命高调,这是值得欣慰的。”

“一九八七年我实在太忙,顾此失彼,所以要求林岗多执笔,而我尽可能出些思想,最后,我只执笔总论和附论。商定了之后,两个人就拼命读,拼命写。”

       “ 在“废寝忘食”的状态下,《性格组合论》终于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完成。”

 

     这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文字的背后有一双顽强地推动创造之手。寻找这种强大的力量来源,我记起刘再复先生的“论生中之死”,那是他与女儿的对话:


我们的生命中隐藏着千万次的死亡”,这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的生命事实却是少人能意识到的生命真理。我很感激莎士比亚提醒我这一真理并且在少年时代就拥有这一真理。它使我除了对“总死亡”有所领悟之外,还能自觉地、不断地领悟生命全过程中的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如果这种死亡可称为日常死亡的话,那么,可以说,我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全是来自对日常死亡的领悟。一根白发的出现,是一次死亡;一个美好日子的虚度,是一次死亡;一个和自己灵魂息息相关的师长、亲人与朋友的逝世,我更是具体地感到自己血脉一角的死亡。如果一个夜晚,我认真地读书写作或努力工作,这个夜晚有所悟、有所得,我便觉得这个夜晚的生命是活着的。如果我以无聊的叹息消耗掉这个夜晚,我便会意识到我在这个夜晚的生命已经死亡。它已化为无可把握的黑暗的一部分。(刘再复《论生中之死》)

 

多么令人震撼的“日常死亡”的领悟!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却从无这样的领悟。

思索“生中之死”,我久久沉默。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讲“未知死,焉知生”,刘再复讲“生中之死”。

刘再复的“生中之死”把“时间性珍惜”推向极致。他的124种中文著作,便是“不屈不挠与这种死亡抗争”的成果,其中蕴含了他“选择成为自己 ”的全部精彩之处。

 

三、中道智慧


刘再复先生写《论文学主体性》这篇文章是在1985年,这一年,他的职务,也就是他的“世俗角色”是文学所所长兼党组书记,《文学评论》主编。

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或者说,他在思索文学本义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他的世俗角色。

《性格组合论》出版产生的“轰动效应”,让这位社科院的才子“爆得大名”,成为风云人物。他这样描述那个时代如火的热诚:在上海举办的《性格组合论》新书发布会上,“听众高举我的名字(拿着我的书),而我则高举巴金的名字,说他的“真话集”是与民族共忏悔的黎明号角。”(刘再复《岁月三叹》)

这个高举“真话集”的人,似乎天生不被“功名”(世俗角色)左右。在《论文学主体性》中,他说:“作为现实主体,我可以守持党性原则,而作为文学艺术主体,我则可以超越党性原则而讲人性原则与个性原则。完全可以把‘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分开。”(刘再复《我的写作史》)

 “世俗”与“本真”是人生的一对悖论。《红楼梦》甲戌本序诗开篇即问:“浮生着甚苦奔忙”?人生苦短,又身不由己。为功名,为金银,为妻儿,陷入无尽的烦难中去,难以解脱,这不就是人的世俗角色?对“苦奔忙”的质疑,正是对“世俗角色”的超越,向“本真角色”的回归,这才有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红楼梦》。

借助《红楼梦》和禅宗来理解刘再复的文学理念,实在是因为他的文学理念与《红楼梦》和禅宗有相通之处。

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性,刘再复是温和的。他说:“构思完成后,我自己觉得逻辑很“严密”,既不反对现实世界的“党性原则”,又可提示作家进入文学创作时应当守持个性原则。”

我看到,这种温和与严密,不是儒家的“中庸”,而是佛家的中道。很明显,“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一为世间法,一为出世间法;一为俗谛,一为真谛。刘再复说的“逻辑很严密”,即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他分开“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又说“既不反对”,“又可提示”,用超越的眼睛看两端,世俗与本真,真谛与俗谛,两边都有道理。他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性,文学艺术的个性、自性、人性,正是点明了作家在创作时要有佛的眼睛,菩萨心肠。这就是中道智慧。

讲述创作主体的超越视角,刘再复有时称为“天眼”、“佛眼”,有时称为“宇宙极境的眼睛”、“大观的眼睛”。无论怎样命名,这双“观止”的眼睛,是中道智慧的眼睛。

中道智慧来自大乘佛教,是中国大乘八宗一致尊奉的祖师龙树在他的《中论》中提出来的。到了禅宗六祖慧能,即以不二法门为其禅法的中心,讲述佛法是不二之法,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刘再复先生说《红楼梦》是一部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好无坏无因无果的艺术大自在,是一种超越的存在,也是不二法门,与慧能相通。

还是回到《我的写作史》。

《我的写作史》第八部分,标题是“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我立即想到,这“两边不讨好”,不就是《六祖坛经》里的“出入即离两边”?

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合著的《告别革命》(已经出到第八版)现在就拿在我的手上,厚厚的一本。编者在封底说明:“1995年,由李泽厚、刘再复两位著名学者所著《告别革命》的对话录出版以来,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影响,针对此一新的问题,褒贬之议蜂起,毁之誉之的文章都有不少,有人指其为‘左右两边都不讨好’。本版为此书的第六版,除掉原文一字不改之外,特地增加了不同角度的批判与解读,立此存照,以作参观而已。”

这样的出版说明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刘再复先生说:“看到这种评论,我和李先生均哭笑不得,只好自言自语:我们本来就不想讨好哪一边。”(刘再复《我的写作史》)

两位先生“本来就不想讨好哪一边”的“自言自语”,就像禅的机锋,随机而说,得意忘言。

 “告别革命”仍然是温和的。“告别革命”的思路,是“人首先要活”的思路。在《我的写作史》“历史长河中的15种思想颗粒”这一章节中,刘再复先生重申这一思路: 


当今世界上有三种哲学正在进行较量,也提供人们选择:一是“斗争哲学”,即“你死我活”的哲学;二是“和谐哲学”,即“你活我亦活”的哲学;三是死亡哲学,即“你死我亦死”的哲学。最后这种哲学,是“与汝皆亡”的恐怖主义哲学,自杀性炸弹的哲学,我们当然不可接受。而斗争哲学,则曾被我们(中国人)接受过。事实证明,“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能两败俱伤,全输全赢的局面很少,即使赢了,也会留下许多后遗症,所以最好还是选择“和谐哲学”,即改良、谈判、妥协、商量、双赢的哲学。也就是说,矛盾冲突,包括阶级矛盾和冲突,永远都会有,但解决的办法最好是用“阶级调和”的办法,而不是用“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办法。(刘再复《我的写作史》)

 

告别暴力革命,选择“你活我亦活”的和谐哲学,正是不走极端,不偏执,“确认两级对峙中有一中间地带”的中道智慧。

刘再复先生讲述“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的天性”(真实与超越),“两种真理的兼容”(“实在性真理”与“启迪性真理”),“开辟第三空间”(“敌”和“我”之间,“革命”与“反动”之间,“正”与“邪”之间,“红”与“黑”之间,“极左”与“极右”之间),“红楼真俗的二谛互补结构”等,均与中道有关。

刘再复文中的“中道”,不是刻意安排出来的(不是用现成的概念去“丈量”一切),而是从文学的本义出发,有一个“明心见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中道,一是他自性中本来就有,二是阅历而悟,才能够“道贯一切经法”。刘再复对功名利禄的放下,对人生本义的叩问,为“文学回归文学本义”所做的努力,都与“中道智慧”相合相契。

 

 四、去也文学,来也文学


 《红楼梦》第八十七回,蓼风轩观棋,妙玉问宝玉:“你从哪里来?”宝玉疑是妙玉的“机锋”,一时答不出来。惜春笑道:“二哥哥,这什么难答的,你没的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

读《我的写作史》,若是向作者提这么一个“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已经很明确了,便是:“观也文学,止也文学;去也文学,来也文学。”(刘再复《我的写作史》)

这个“四句诀”中有一种自由状态,这是作者的生命状态也是文学状态。

说说“来也文学”。

 “你从何处来?”是人生哲学的叩问,到刘再复先生笔下,以文学的真谛作答。是虚,是实?是庄周梦蝶,是蝶梦庄周?无论有没有答案,人与文学在这个“四句诀”中,已经合为一体。

最近看到了刘再复先生的一篇散文《我所理解的俄罗斯的灵魂》,其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为“来也文学”做注:


我理解的俄罗斯灵魂,不是东正教的经典和教堂,而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和我的祖国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一起,总是悬挂在我生命的上空。

我的性情除了生身母亲赋予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作品与人格铸造的。当我走进彼得堡,真正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时,首先不是对政权的更替和历史的沧桑感慨,而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心灵,充满感激之情。那一瞬间,从少年时代积淀下来的情思和眼前的檞树林一起在血液中翻卷着。一个中国南方的乡村孩子来了,一个在黄河岸边的风沙中还偷偷地读着《战争与和平》的书痴来了,来到他的精神星座上,来到你们的身边!你们能感知到吗,长眠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大街与大旷野?

 

文学天才与文学痴人应该是同义语(太精明的人与文学无缘)。刘再复天性的本真浑沌,是母亲赋予的;后天的善良与“五毒不侵”,除了来自天性,还有一部分是文学(也是自己)帮助他守持的。他给予母亲,给予文学的回报是投入“身心全部”去书写的无尽的爱,是“我必须活在托尔斯泰们‘我是人’的答案中”而且“应当如此活着的整个人格与整个心灵”。(《我所理解的俄罗斯的灵魂》)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说的是“来处和去处”;刘再复“去也文学,来也文学”说的也是“来处和去处”——写文章时是“我注文学”,放下笔墨,是“文学注我”。“无论是着笔(书写文章)还是不着笔(接受采访的讲述),都不离文学。所有的文学表述,又都离不开心灵,离不开人性。”(刘再复《我的写作

史》)

写至此,我忽然领悟,何须细究“去来”!人是文学,文学是人。“观也文学,止也文学,去也文学,来也文学”,原是一体,来处是去处,去处是来处,观处是止处,止处是观处。刘再复于日常“着笔”与“不着笔”之间“观止去来”,“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无论是“观止”还是“去来”,均出自作者的清净本心,用慧能的话来理解,便是“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

 

五、从唯物到唯心(禅宗)


在《我的写作史》“最后的觉悟”中,作者感慨:“回顾写作史,方才明白,自己的写作有個关键性的变化,就是从“有目的”到“无目的”的变化。所谓无目的,便是超现实功利,超現实动机,揚棄任何外在目的。这一变化是個漸变的过程,但也可以找到质变点。这个点就是一九八九年的生命裂变,从第一人生裂变为第二人生。”

 这个从“有”到“无”的质变点,我觉得也可称作丢“玉”得“心”的转折点,玉,是物。

 “是心为本体,还是物为本体,是心为第一性,还是物为第一性,是心至贵,还是玉至贵?” (《红楼梦哲学笔记》)这是《红楼梦》的哲学问题,也是刘再复的哲学叩问。

刘再复是从走进大学的哲学课堂开始,就开始背诵“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对立统一”的一代人。他说:“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泡浸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文化之中,与‘唯心论’的禅文化、佛文化离得最远。”(《走向人生深处》)对于“两度人生”中的“心灵的变化和涅盘”,他有一个彻底的表述,就是“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禅宗)”。刘再复这样概括他两度人生的学术思考走向:“第一人生,我主要是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力求有所突破,第二人生,我则自觉地意识到要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例如,思维和审美不固化于“两极”,而寻求中间地带,这一点中西就可相通。” (《中西“大观”视野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

如果把“打通中西文化血脉”理解为《坛经》所说的“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而这个大海,是人自身本性的般若智慧;把“思维和审美不固化于‘两极’,而寻求中间地带”理解为中道;我想这段话是对“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明确阐释。

他的“第二人生的自救性写作”,则是另一种阐释。

一九八九年秋天,刘再复来到芝加哥大学。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恋土情结很重的人,一旦离开故乡故国就屈指回程的日子。这回被抛到大洋的另一岸,连根拔了,面临着的是无边的时间的深渊。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前还在研究所里指手划脚,身心紧紧地拥抱着大时代,今年却被抛到异乡异国,无依无着。”(《我的写作史》)

 “无依无着”是一种“孤绝”状态。当时,刘再复“不仅有一种刻骨的孤独感,而且还有一种透不过气的窒息感,天天都觉得自己落入海里,快被淹死了。”重新寻求灵魂的支撑点,他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自救。

自救的路,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不是求他人,而是求自己。“无依无着”的状态,反倒是作家的正常状态。在极度的苦闷中,刘再复的“漂流手记”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每一页纸,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只小船,把他从“快被淹死”的噩梦中救起来。自看、自审、自明、自度、自救,最后终于获得“身心的大解放”。

什么是家国境界?什么是天地境界?刘再复的十卷《漂流手记》告诉我,没有人生的“依”和“着”,没有“妄念”,没有被他人他物确定,不寻求写作的目的,不寻求发表,甚至连回应都不寻求的写作,才有可能超越家国境界,进入天地境界。

刘再复对“物”与“心”的讲述是多重的。例如,刘再复先生所说的“拥抱知识,穿透知识,提升知识”这个理念,如果用“向外求”与“从自性中求”来分辨“物”与“心”,就可以发现这十二个字中有一个从知识到智慧,从“物”到“心”的提升过程。穿透,是读通,也是放下。读通了,放下了,不向外求,反观内心,才能超越提升。再如他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刘再复借用希腊史诗的意象来描述他的“反向努力”。他说:“《伊利亚特》象征着出击、出征;《奥德赛》象征着回归、复归。人们通常认为出征难,回归易,其实不然。回归其实是最难的,回归的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妖魔鬼怪。”(《第二人生的心灵走向》)刘再复的第一人生,从“无知”走向“有知”,第二人生,从“有知”走向“无知”——穿越千山万水,千经万典,放下“物”的“繁华”,回到人之初的那一片天真天籁,这就是心灵的奥德赛之旅。

《我的写作史》有一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底蕴,充溢着《山海经》中那个“草树蓁蓁密密”的原始神话世界里的天地元气。质疑、告别错误的文学理念,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就像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 “跋涉一个个白天与黑夜,口衔一块块细小的木石,手捏一团团的泥土,不分朝夕,不舍昼夜,奋不顾身地作力量悬殊的较量”(刘再复《山海经》的领悟)。“一次真实人性的呼唤”,“二次真实人性的呼唤”,刘再复呼唤的是“心灵”这个文学理论之核。从唯物论到唯心论(刘再复以禅宗的“心性本体论”为哲学基石的文学理论体系),刘再复的文学理论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李泽厚先生有一本书,名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何其直截了当!借李先生这句话一用,也可以说,该中国文学理论登场了?把中国禅变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禅(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刘再复的文学理论做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贡献。

 

六、完整的类(近似)宗教的心学体系


读《我的写作史》,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类宗教的心学体系。

想描述它并不容易。虽为“心学体系”,作者提供的是“双重文本”,行为语言文本和书写语言文本。他的两度人生的行为语言,阐释了他对“文学自性”的追寻;他的“只写心中所想”的书写语言,又阐释了他的行为语言,他的真心本性。

在《六祖坛经》中,“心性论”是慧能禅宗思想的核心,“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到明代王阳明,他的“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以慧能的“心性论”去构筑他的“至良知”学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两个“玉”人,贾宝玉和林黛玉。曹雪芹喻黛玉为“灵窍”,就是心灵。贾宝玉离家出走之前说:“我已经有了心,要那玉何用!”更是“心”的彻悟。宝玉、黛玉这两个文学形象都是心灵的载体。

刘再复先生认为,“中国的大心学应是三家,即慧能、王阳明、曹雪芹,不仅阳明一家。”他称“唐代慧能(《六祖坛经》)以宗教形式出现的自性心学”、“明代王阳明(《传习录》)以哲学方式呈现的良知心学”、“清代曹雪芹以文学形式展示的诗意心学”为中国大文化史上三次“心学”高潮。(《贾宝玉论》)

刘再复先生以他的124种书与两度人生建构的完整的类宗教的心学体系,是中国大文化史上又一座心学高峰。他呼唤文学的自性,作家的自性,认定“文学是心灵的事业”。在他的五个向度(文学研究、经典阐释、人文探索、思想讲述、散文写作)的写作中,哲学思考、文学理论、生命体验、立身态度、诗意情感密不可分,均不离人性,不离心灵。

六祖慧能的禅宗把宗教变为审美,刘再复在生命中打通了文学的自性、作家的自性与禅的本质联系。

把向外求变为向内求,“菩提只向心觅”,慧能在《坛经》里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与慧能相通,刘再复把他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提出的“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内转为“文学的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三要素”,彻底回归文学的自性、文学的本义。这是文学的“自性三宝”。

他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善?什么是恶?文学要向真向善,又不可设置道德法庭,怎么办?这才是真问题。文学只可设置审美法庭,不可设置政治、道德法庭,作家批评家不可当‘包公’,他们既悲悯秦香莲,也悲悯陈世美。他们不说‘麦克白’等是‘坏人’,只说是‘悲剧人物’。讲这些,才可抓住文学之核。所以关于真善美,还大可讲得丰富一些。”

刘再复先生在这段话中提到的“文学之核”,就是作家批评家大悲悯的心灵。

这个大悲悯的心灵,是《六祖坛经》所说的 “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的不二佛性,是慧能“心性论”起点,也是刘再复“心灵为文学的第一要素”的立足点。

刘再复的心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化批判,二是散文诗和十卷《漂流手记》,三是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两度人生。在这三部分内容中,禅宗的“佛性不二”贯穿始终。

我想说说与慧能的禅法(“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禅法是无法之法)思想相通的几点感悟:


1)说说佛性

刘再复先生是个有佛性的人。八十年代,虞愚老先生为他“讲道”,“道核”他一直铭记于心,除了“三个放下”,还有特别要记住的六个字就是“不将迎,不内外”。刘再复对这六个字的解释是:“将”是过去,“迎”是未来。不将不迎,便是不执著于过去也不执著于未来,努力活在当下;“不内外”,则是不分内外,不分等级,仅存一颗“无分别”之心。无分别,深信人格平等与心灵平等的真谛,才有大慈悲。佛的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均来自“不内外”的无分别心。”(《放下、放下、放下》)

 “不内外”的无分别心是佛性。

刘再复把“自审”列为“佛性的第一特征”。他说:“佛有喜相,也有忧相,但没有我之执相,人之妄相,众生之俗相,寿者之老相,凡遇矛盾冲突,不把责任推向对方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审正是佛性的第一特征。” (《红楼梦》阅读悟语)

刘再复与林岗在《罪与文学》中提出的“共犯结构”、“忏悔意识”,正是源于“自审”这个佛性的第一特征。他认为“要真正从‘思想深度’上提升我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必须从‘审判自己’开始。作家也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

代’。”(《我的写作史》)

能够反观自己,不仅观世界,而且观自在,是佛性。

刘再复认为,“每个人的心性中,都有佛性的基因。我们要去开掘这自性,我们的使命不是到山林中、寺庙中去找菩萨,而是打开自身的庙门,开掘、发现和培育这些佛性种子。”(刘再复《红楼梦》的精神天空)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佛性无差别,人人皆有佛性;二是开掘自性,不是“神拜”,而是“心觉”。

在《共悟红楼》中他说:“妙玉的清高不是禅的清高。真的禅,应有平常之心,不会刻意端架子,不会那么巴结贾母,又那么瞧不起刘姥姥。她把刘姥姥用过的杯子视为脏物,这就暴露出她的差别心太大,离不二法门太远。近乎势利。

平常心是佛性。

  “兼容并包”、“无算计思维”这些真性情,刘再复也称之为佛性。

说到底,佛性就是一颗大慈悲的心灵。


2)说说心与物

心与物的关系,是“心学”的核心问题。

《坛经》中慧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传习录》中王阳明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心外。”

初读,只觉得神秘。真正明白慧能说的是心动决定物动,王阳明说的是心外无物,来自刘再复先生对“心学”的定义: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创造了“心学”,把“心”强调到绝对的程度,所谓“心学”,也就是“心本体”之学,它说明的是心为万物之源,万物之本,不仅“心外无物”,而且“心外无天”。心不仅包容一切,而且决定一切。在王阳明之前,中国的禅宗,宣扬的其实也是心性本体论,慧能“不是风动幡动而是心动”的著名判断,就是“心外无物”的判断,心动决定物动的判断。(《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刘再复的《红楼梦》阅读悟语,更是直指人心:


 玉是至贵之物,但毕竟是物。《红楼梦》的大哲学问题之一是心与物的关系。是心为本体,还是物为本体,是心为第一性,还是物为第一性,是心至贵,还是玉至贵?关于这个问题,宝玉最后作了回答:“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 一点也不含糊。佳人们以为他在说疯话,其实,这是最清醒的人所表达的最清明的意识:天地万有,具有最高价值的是人不是物,是身内之心不是身外之玉。贾宝玉经历了一回人生,体验了悲欢离合,一悟再悟,最后终于赢得心觉:有了心了。到地球上来一回,有了心,算是明白人,便不虚此行。

 

贾宝玉一悟再悟的心觉,也是刘再复一悟再悟的心觉。他进一步解释道:


 王阳明讲“心”。心是什么?就是心灵状态决定一切,佛就在我心中,世界就在我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天,把自己的心修好了,就什么都好了。(《中西“大观”视野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

  

 “把自己的心修好了,就什么都好了”,是“心”与“物”的大彻大悟。


3)说说觉与迷

《六祖坛经》里有个九江驿渡口: 


祖相送直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度汝。”惠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

 

  “迷时师度,悟了自度。”迷时需要被唤醒,醒了之后,就要自明、自觉、自度。

刘再复的“阅读悟语”是“心觉”,来源于禅宗的悟。在“觉与迷的分野”这则悟语中,他提到《红楼梦》结尾处有一个与五祖送六祖的“九江驿”类似的渡口,“急流津觉迷渡口”:

 《红楼梦》整体(一百二十回)最后结束于一个哲学地点,叫做“急流津觉迷渡口”。这一渡口名称不可忽略,尤其是“觉”与“迷”二字。佛教乃是无神论,它以觉代替神,所以慧能认定,悟(觉)则佛,迷则众。小说结局,其人物或觉或迷,或佛或众,就在“觉迷渡口”上分野。贾宝玉始于痴,止于觉,终于“走求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第一百一十九回)大彻大悟而解脱了。而另一个本来也有颖悟之性的贾雨村却觉不过来。第一次是甄士隐来开导他,但“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这急流津觉迷渡门草庵中睡着了”。第二次是空空道人将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复又使劲拉他”,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接过来草草一看,作了交代,“说毕,仍旧睡下了”(第一百二十回)。一个醒悟了,一个睡着了。《红楼梦》这一终结,是禅的启示性终结,极为成功的总句号。小说的续书,有妙笔、有败笔,而最后这一笔则可称为神来之笔。

       “一个醒悟了,一个睡着了”。刘再复在这则悟语中点明,“或觉或迷,或佛或众”,别人是帮不上忙的,全仰仗自己的觉悟,“悟了自度”。


4)说说放下概念

  “放下概念”是刘再复对慧能“不立文字”的解释,他说:“禅宗有一种说法就是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有人说不用文字怎么可以呢,你总要写字的啊,其实是说,不要有概念的障碍,我们在面对真理的时候,首先不要想到概念。”(刘再复《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

慧能的“不立文字”,是不执著于文字,强调“心悟”。他对法达和尚说的偈语“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说的就是诵经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不要执著于文字相。放下执著,才能直契心性。

刘再复追求学问与生命的连结,这一人生走向与慧能的理念有惊人地相似之处。是“心迷法华转”,还是“心悟转法华”?我找出两条刘再复先生的读书、写作感悟,似乎可以解经:


一为学与悟。“学不一定就能悟。学常常会愈学愈迷,如鱼被困在筌中,迷在笼中。知识可能有益于悟,也可能产生障碍。有概念障、知识障,就堵塞了通道,让你落入迷津。所以学之后还得穿越“学”,从“筌”中跳出。我们下功夫学了之后,关键就在于学之后是走向迷,还是走向悟了。”(《共悟红楼》)


二为穿透提升。“我读每一本书,大约都是三步曲:一,拥抱书本;二,穿透书本;三,提升书本。对待知识也如此:拥抱知识;穿透知识;提升知识。经典就不能提升吗?也可以,就是对经典的局部提出问题和审美再创造。”(《走向人生深处》)

       这两条,说的正是慧能不执著于文字,“心悟转法华”的要旨。


5)说说戒律与修炼课目

《我的写作史》“无目的写作”一节中,刘再复先生列出了他的写作戒律与修炼课目,我节录如下:

 出国之后,我给自己的㪚文写作设立了许多戒律,其中最为重要也念念不忘的是十个"不写",一、不写颂歌;二、不写浮词;三、不写媚语;四、不写谎言;五、不写妄论。

不写溢美溢恶文章(六),不写应酬应景文章(七),不写诲淫诲盗文章(八),不写空头空喊文章(九),不写不痛不痒文章(十)。

 为了守持评论的非功利性即无目的性,我给自己规定了文学评论者的修炼课目。这十课包括心性与能力。1、心力。2、眼力。3、感觉力。4、判断力。5、论说力。这五项基本上属于评论能力。但有能力不一定能当好评论家。优秀的评论家还需要公正、公平、公道,这种看不见的态度,更需要修炼,所以还得修炼无私心、无偏心、无畏心、无执心和无求心。

我提醒自己力戒十项,1、力戒世故。2、力戒诡辩。3、力戒媚俗。4、力戒媚上。5、力戒空谈。6、力戒我执。7、力戒法执。8、力戒偏见。9、力戒跟风。10、力戒落套。

这十个不写,十项戒律,十个修炼课目,是刘再复先生为自己设立的戒律和修炼课目,与慧能“一切万法从自性起用”,从心地、自性讲起的戒定慧相通,是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离一切相,破一切执,强调“无私心、无偏心、无畏心、无执心和无求心”(这就是慧能所说的直心,无谄曲、无分别、无妄想、无执著的清净心)的修炼,每一条,每一项,都在提醒自己(也提醒人们),文学是超功利的事业,文学必须从一切他性中解脱出来,才有自由。


6)说说只禅不宗,只禅不佛

       刘再复先生说他出国后“皈依”禅宗,而且“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我认为“只禅不宗,只禅不佛”,说的是与慧能的“本来无一物”相通的文学的自性,也是刘再复先生的生命状态。

在这里,“宗”为宗派;“佛”为“相”,为偶像崇拜。这个解释,来自刘再复先生的一段论述:


相是色的外壳,又是色所外化的角色。去掉相的执著和色的迷恋,才呈现出“空”,才有精神的充盈。《金刚经》中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都是对身体的迷恋和对物质(欲望)的执著。中国的禅宗,其彻底性在于他不仅放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且连佛相也放下,认定佛就在心中,真正的信仰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内心对心灵原则的无限崇仰。(《红楼梦哲学论纲》)

 

 理解“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我注意到禅给予刘再复的四点启迪:1、人生的要义在于自救。2、觉悟之后不以佛自居,仍以平常人自处以及和他人相处。3、破一切执,解一切“役”。4、明白心灵状态决定一切。(《走向人生深处》)

 这是禅法理念,也是文学理念。

文学状态不是“物”的状态而是心灵状态。刘再复先生说:“在一般的历史场合中,作家的主体状态反而是‘寂寞’、‘孤独’的状态才是常态。”不到外部世界去寻找救主,只从自己的内在心性中去寻找力量,自审、自明、自度、自救。“觉悟到自由,才有自由。觉悟到文学状态,才有文学状态。”(《文学常识二十二讲》)

文学状态是“于相离相”的般若心(“心灵状态决定一切”)。放下“相”的执著、“色”的迷恋,“破一切执,解一切‘役’”,觉悟之后,成“佛”之后,连“佛”相都放下,不做被供奉、被膜拜的偶像,同时打破用权力、财富、功名构筑的自我的偶像,仍然是一个平常人,保持一颗平常心。

人很难在得到权力、财富、功名之后,仍然做平常人,保持平常心。“我执”难除,“心中贼”(王阳明“破心中贼难”)难破。鉴于此,刘再复先生说: “打破“我执”不是一次性的完成,而是一辈子的觉悟过程。”这个觉悟过程是不断放下的过程。“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是对生命本真本然的承诺和守持。

刘再复先生“信仰文学”。这个信仰,是“内心对心灵原则的无限崇仰”。慧能的“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拉近了“神性与人性”的距离,把印度禅变为中国禅。刘再复“只禅不宗,只禅不佛”,拉近了禅与文学的自性、作家的自性的距离,把中国禅变为“全人类的思想”。这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一次根本变革。

 

七、第三空间写作的璀璨星空

什么是第三空间?老子的《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三,就是第三空间。它奥妙无穷,是万物得以生存繁衍的空间。接下来的一句,“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对前一句的补充。意思是天地万物,均包涵阴阳二气,冲气为三,是一种调和的力量,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红楼梦》第二回,也有关于因正邪二气激荡而生的第三种人的论述。贾雨村论及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之外,还有一种人,“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云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历朝历代,如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等人,都是秉正邪二气所生的第三种人。

因第三种人而生的第三空间(或因第三空间而生的第三种人),在陶渊明为回归园田、桃花源,在《红楼梦》中有大观园,是诗情画意得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刘再复所说的第三空间,“是在“敌”和“我”之间,“革命”与“反动”之间,“正”与“邪”之间,“红”与“黑”之间,“极左”与“极右”之间。这个“之间”乃是非常广阔的地带。”(《我的写作史》)

回归第三空间,在文学理论中,刘再复“扬弃了好人与坏人、善人与恶人之分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只承认审美判断。”在行为实践中,他“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做“潮流外人”、“槛外人”,在美国的落基山下,他“重构象牙之塔”,立身于文学创作的第三空间。

在“象牙之塔”中“面壁沉思”是孤独的,有陶渊明、慧能、王阳明、曹雪芹作伴,有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伴,有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作伴,第三空间写作并不孤单。

 读《我的写作史》,我以慧能的《坛经》去理解刘再复,又以刘再复的文章去理解慧能,是为“双解”。若有感悟,欢欣不已。最终的领悟还是对“物拜”与“心觉”的领悟,对刘再复用赤子之心去行中道的领悟,对刘再复的“转化性创造”——以禅宗的“自性本体论”和“不二方法论”为哲学基石建构的文学理论体系与心学体系的领悟。虽然我无法把我感受到的这个“心性本体直通宇宙,直通“第一义”的宏大心学体系的全部奥妙描述出来。

      我分明看到了第三空间写作的璀璨星空。

 

                                                                                          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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