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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与文学所

 

刘再复、东伍

 

                          一、初入文学所

 

    东伍:刘再复先生,您好!首先祝您新年快乐,给您拜个晚年!您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是八十年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和贡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当时也就40出头的年纪,算是中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今天,想就您与文学所这个题目做一个采访。

首先请您谈谈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最初分配到文学所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情形。

刘再复:一九六三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前夕,北京的一些中央机构,特别是中央学术机构就到学校选拔他们需要的学生。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派两位干部到厦门大学挑选。我是被挑选上的三个学生之一。因此,最后学校宣布分配方案时,我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编辑部”,并非“文学研究所”。到文学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

《新建设》杂志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术杂志。五十年代初期,这种性质的刊物只有两个,除了《新建设》之外,还有一个是《文史哲》。后来才出现更专业的学术性刊物《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评论》等。《文学评论》的前身原为《文学研究》,创刊于1957年。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新建设》由中宣部直接管辖。主编张友渔,是著名法学家,兼任北京市副市长。执行主编吉伟青,乃是中宣部的干部。《新建设》可以视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前身。其编委都是文、史、哲及经济各界的权威。编辑部分文学组、哲学组、史学组、经济组。我分配在文学组,从一九六三年八月到十月,大约得到100天的编辑训练。十一月初就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各个研究所的应届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到山东黄县北马公社劳动锻炼(国务院规定应届毕业生必须下乡劳动一年)。一九六四年秋回到北京,我又在编辑部工作了半年。然后又到江西丰城县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清”尚未完全结束,又被调回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一“闹”就是十年,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我也因此赢得到文学所从事研究的机会,那时,我已36岁。

东伍:六十年代的文学所可谓人才济济,集中了国内一批第一流的文学研究专家,例如俞平伯、余冠英、何其芳、蔡仪、钱钟书和唐等老一辈著名学者。有人曾回忆何其芳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领导,当时的文学所虽然经历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所里面的研究空气仍然很浓。您能否谈谈最初见到何其芳先生的印象?以及对文学所当时的学术氛围的看法?

刘再复:文学所确实人才济济。仅一流的人才(社会上称他们为“文学所的金牌子”),就有钱钟书、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吴世昌、何其芳、蔡仪、唐弢等。我到文学所时,除了这些著名学者之外,还有沙汀、陈荒煤等著名作家。那时沙汀任所长,陈荒煤担任副所长,日常工作均由陈荒煤主持。他原是文化部副部长,工作能力极强,人又极和善、慈悲。那时文学所的脊梁式人物还有毛星、朱寨、许觉民、唐棣华(总政政治部主任黄克诚将军的夫人)等。钱钟书先生等老一辈著名学者,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对我都是一种感召。我在文学所里,时时刻刻都感到一种文学的呼唤。但因不坐班(地方太小,根本没有上班的条件),彼此交流很少。我也感觉不到所里的研究空气是浓还是稀。

东伍:听说因为何其芳先生的关系,当时文学所资料书收集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非常丰富,图书资料也不错。这些图书资料对您以后的研究和批评有什么帮助?

 

刘再复:我到文学所时,何其芳已去世。但他的口碑一直很好。文学所的首任所长郑振铎,我没见过。文学所原是附丽于北京大学的一个单位,格局很小。到了何其芳担任所长时才渐成规模。对文学所的建设(包括图书资料建设)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何其芳。他被多数文学所研究人员所爱戴。为人耿介,正直,诗人气质很浓烈。文化大革命中文学所的两派分野,大体上是“拥何”与“反何”的分野。我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被《新建设》党支部派往文学所参加批斗何其芳的大会,并准备了一份“何其芳人性论批判”的稿子,(完全是违心之论)。对于此事,我一直铭记在心。一九七四年,我借约稿的机会(办《思想战线》)当面向他道歉,但他说“早已忘了”。还说了一些宽慰和勉励我的话,极为可亲。一九八四年冬季,我被选为文学所所长,组织领导班子时,特别找到文革中的何其芳“铁杆保皇派”何西来担任副所长兼任研究生院中文系主任及《文学评论》副主编。在他的合作下,我们特别策划了全所纪念何其芳的大会。我主持了大会并做了会议导言。在发言中我说,何其芳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时代性问题:为什么我思想进步了而艺术却退步了?仅从这个问题,我们就可知道何其芳何等坦率、耿直,襟怀何等坦白?!何西来曾与我讨论过“何其芳问题”,我说:思想一进步,概念就多。一多就形成“概念障”,堵塞艺术的感性空间,于是艺术就退步了。何西来说,如果何其芳在世,他会很喜欢你的。

东伍:您最初入职文学所,是在文艺理论室还是现代文学室?能否谈谈您的那些年轻的同事们?您今天怎么评价文学研究所?

刘再复:我最初进入文学所时,并不是到“文艺理论室”,也不是“现代文学室”,而是“鲁迅研究室”。当时的室主任是王士菁、副主任濮良沛(林非)、曾普。后来因为我已出版了《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与林非合著),并为周扬起草了一些文章与报告,因此在一九八一年也充当了一个副主任。为了建设好研究室,我和林非到河北廊坊把张梦阳(那时他是中学教员)调入研究室,他就编辑出版了大型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大约一千万字)。研究室经周扬批准还办了个刊物《鲁迅研究》。当时的鲁迅研究室的状态基本上是中庸状态,除了张梦阳特别勤奋让我留下印象之外,王士菁先生的特别“温顺”也留给我难忘的印象。每次上班,他都要重复那一句话:“我们要学到老,也要改造到老。”刚到文学所的头几年,我感到思想最活泼、最开放的是陈荒煤,而整个文学所,我则感到缺少思想活力。因为这种感觉很强烈,所以不得不找陈荒煤倾吐。他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大家还是心有余悸,过些时候也许就会好一些。”他还说,文学所首先要解决“懒散”问题,我和沙汀同志商量,准备规定每个研究人员一年至少要写出三万字的论文或书籍;第二才是解决“僵化”问题,我们不能总是充当契诃夫小说里的“套中人”。他最后这个“意象”,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海外写作《人论二十五种》时,特别写了“套中人”。

 

       二、从鲁迅研究到《论文学的主体性》和《性格组合论》

 

东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您最初是鲁迅研究专家,后来因参加新时期文学运动,转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写出了影响了一代人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和《性格组合论》等重要论文和著作。从鲁迅研究到《论文学的主体性》和《性格组合论》,即是您对八十年代席卷中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最有力的呼应,也勾勒出了您思想和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人的文学”的建立。它是您思想学术生涯的一个贯穿性的东西。

事隔三十多年,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读者和研究者都希望了解这其中的具体情形,了解大概的史实,我认为能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对后来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您能否详细地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比如起因、思想源头和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人与事等等?

刘再复: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哲学社会科学部所有的人员从河南“五七”干校搬回北京。那段时间(1972-1976)我们确实无事可做,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我就和科学史研究所的朋友金秋鹏共同研究《鲁迅与自然科学》的课题。把鲁迅的《说钼》、《科学史教篇》等文言文论著,一句一句地译成白话文,很认真。但在时代的阴影下,我们只能幼稚地“我注鲁迅”,发挥“鲁迅”那些符合“政治正确”的一切,因此,所谓研究鲁迅乃是一种幼稚的学术开端。“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独自研究“鲁迅美学思想”,借鲁迅改革“政治第一”的文学批评标准,但那也是“鲁迅注我”,仍然是“幼稚”的办法。不过,“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根本上刺激了我。发生的虽是国家大事,但也给我的个体生命带来根本转机。那时,我为国家的变动高兴得非常热烈,非常真诚。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参与社会与参与时代),尤其是三中全会之后,我更是兴奋不已,跃跃欲试,想从文学层面参与国家的改革大业。于是,到了一九八三年,我已觉得“鲁迅注我”的局限。整天想着突破自己和突破当时的思想牢笼。那时我觉得最大的思想牢笼是“苏式教条”,即从苏联日丹诺夫等处照搬过来的“阶级论”、“反映论”、“典型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等教条。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流行的“高大全”理念也是“苏式教条”的浪漫化与极端化。那时批判的“黑八论”(“写真实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我觉得原有的各论都是正确的,被“四人帮”搅乱了,必须给予“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本是政治性口号,但我当时分不清政治与文学的界限,只觉得自己负有“拨乱反正”的使命。于是,思考重心就转向文学理论。八三年前后,我每一个白天和每一个夜晚,都在想:压在中国当代文学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什么?我觉得理论大山有三座:一是“阶级论”;二是“反映论”;三是变质的“典型论”。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立足于这“三论”之上。我当时已很明确,文学的基石(基点)应是“人性论”,而不是“阶级论”。阶级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范畴大于阶级性范畴。文学离不开现实生活,反映生活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变质的“反映论”,已不是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它在前边还加了一个“革命”和“社会主义”帽子即加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前提,这样的“反映”就不可能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了。至于“典型论”,本来想要塑造典型人物,也无可厚非。但当时流行的典型论已经变形变质变态。一是变成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二是变成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性格”。典型环境被规定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环境,典型性格被规定为“高大全”的伪浪漫性格。这样,不仅环境虚假,人物也虚假,所有的英雄都带假面具。我从中学开始,就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深知这三论离文学的本性很远,并已造成中国文学的荒疏,所以当务之急是指出文学理念上的根本错误,推倒“阶级论”、“反映论”、“典型论”等三座大山。我觉得,理论变革比鲁迅研究更为重要。

怎么推倒?我觉得从正面直接宣布“三论”的错误,很难被接受。那么,是否可以正面直接地倡导“人性论”呢?这也行不通。苦思冥想之后,我放弃了直接阐释“人性真实论”的打算,决定继续采取“我注鲁迅”的策略,把鲁迅的“性格真实论”好好发挥一下,但实际上已不是注释鲁迅而是超越鲁迅建构自己的理念。鲁迅在评论《红楼梦》时说,《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小说的格局”,“不把好人写得绝对好,不把坏人写得绝对坏”。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成功乃是“性格真实”的成功。我抓住鲁迅的思想,觉得用“性格真实”比用“人性真实”更容易被读者接受。所以就以“性格真实”为切入口,以此打破僵化的“阶级论”而复活“人性论”。我知道打破“阶级论”是个“关键”。它一旦和“反映论”与“典型论”相结合,就变成文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于是,我又想到,除了必须超越文学的“阶级性”之外,还要超越文学的党性原则。然而,要否认文学的党性原则肯定会造成政治问题。所以我就用“文学的超越性”即“文学的主体性”来解开这条绳索。所谓文学主体性就是把作家分解为现实主体(世俗角色)与艺术角色(即精神主体,本真角色),肯定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现实生活层面守持党性、革命性、纪律性的合理性,但主张无论何种政治人员进入文学创作时都应该超越现实主体(党员、革命者等)的身份而用艺术主体的身份,即应当守持文学艺术的个性,人性,精神能动性(即原创性)等等。于是,我在写作《性格组合论》之后又写了《论文学的主体性》。没想到,《论文学的主体性》尽管采取了妥协性的论述策略,还是无法让激进论者们谅解,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

        

东伍:您写《论文学的主体性》的起因是什么?是在北京劲松的寓所写这篇长文的吗?发表之前是否征求过什么人的意见?发表之后,又有哪些读者反应?

刘再复:是在北京劲松那狭小的寓所里写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捕捉过三只老鼠。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还有一个直接的起因,是我那时已当了文学研究所所长,很想在文学理念上能够“敢为天下先”,带头突破一下尚未完全解放的理论格局。而正要着笔的时候,文学所又给一篇论述文学党性原则的文章授奖。我觉得文学所的思想如此僵化,要么“不要办”,(我一直有取消“社会科学院”的念头)要么就得“自救”了。

我在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之前,只有两个人知道我在写作这个题目,一个是好友程广林;一个是秘书(也是好友)丘建。广林告诉我,李泽厚发表了论述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论文,并为我找到此文让我参考。

我也在这个时候熟读了尚钺翻译的康德的《形而上学探本》。丘建极为聪明,他的父亲原是副部长,我和他讨论过一些理论细节。

我有心理准备,《论文学主体性》发表后肯定会引起争议,但没想到,反响这么大。我在《我的写作史》里已记叙了反应的情况,此处不想重复。您如果有兴趣可找来看看。社会上只知道陈涌在《红旗》上发表文章,说此文“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知道姚雪垠写了长文批评我,但恐怕不知道丁玲、胡绳也不赞成我的理念。我和胡绳曾有过一场辩论。你有兴趣可看一看我缅怀胡绳的文章:《爱怨交织的往事》。

我这里想补充的是:我的《论文学主体性》按原计划,还要书写《论文学主体间性》及“文学的内在主体间性”,但都没完成,很遗憾。

东伍:您是怎么想到要写《性格组合论》这部著名的学术著作的?这是否与您那时期思想的变化和对历史的反思有关系?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再复:关于《性格组合论》写作的动因,刚才已讲过了。此时我想补充说明一下文学原因。从自己的文学积累出发,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太丰富复杂,人性也太丰富复杂。文学最怕的是把世界和把人性简单化了。或者说,最怕的是把变幻无穷的外部世界与人性世界看“死”了。面对世界和面对人性,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去“贴近真实”,不可能“穷尽真理”。人太复杂了,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着。此一时,这个人是个超人、圣人、至人。彼一时也,这个人可能是庸人、蠢人、妄人。人是会变的,而且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了解人性的极其复杂性,乃是当好作家的前提。把人“本质化”,“阶级化”就是把人简单化。给人贴上一个“阶级”标签就万事大吉,这怎么可能产生高水平的文学呢?所以我写《性格组合论》,归根结蔕,也是为了我国文学能走出狭窄的框架而面对深广的人的内心世界。我对鲁迅格外敬爱,至今还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与思想家。但他的“文学阶级论”有很大偏颇。他也把“人性”简单化了。说“林妹妹不会爱焦大”,不一定,“卖油郎独占花魁”,那个“花魁”类似林妹妹,那个“卖油郎”则类似“焦大”,他们就相爱了。还有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小说中的夫人也是林妹妹,她在丈夫缺少“性情”时就爱上她家的类似焦大的仆人了。

东伍: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当时只看到它们产生的积极历史影响,并不了解其中是否还有什么风波?尤其不知道有无反对的意见,比如具体的人和杂志方面的反对意见。如果从八十年代文学史料文献的搜集积累的角度看,这些材料同样也是有历史价值的,至少能让人看到当时历史的全貌,而不只是后来文学史教材从自己角度来描述的那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果仅仅是肯定的意见,那么文学史也将是不全面,至少也是不深刻的。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刘再复: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并不为八十年代的作为而后悔。至今觉得“苏式教条”乃是文学的巨大锁链。“苏式教条”反对俄罗斯的伟大文学传统,反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文学精神。苏式教条中国化之后变得更加狭窄,它几乎要把中国文学置于死地。我当时把“苏式教条”当成大风车,把自己当作唐·吉诃德,自觉地、认真地准备与之撞击、搏斗一番。这场搏斗,不管是成是败,是悲剧还是喜剧?让别人去评价吧。而我自己觉得,我已给历史留下自己真实的理念,对文学负责对祖国也负责的文学理念。这几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开设了《文学常识二十二讲》和《文学慧悟十八点》,又重说八十年代未能充分讲述的一些文学观。我相信,我表述的这些理念虽未能穷尽文学真理,但比较贴近文学的本性。

八十年代,不管我说什么写什么?都是在为文学争取独立权,也可以说是在呼唤作家灵魂的主权。因此,无论是《性格组合论》还是《论文学主体性》都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文学“独立宣言”。所谓独立,就是从政治里独立出来,从党派里独立出来,从集团与市场里独立出来。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始终不独立,始终只是中国当代政治的注脚与延伸,所以价值不高。现在有些朋友著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努力,很认真,但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著述主体本身带着浓厚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但自己没有感觉。我在八十年代所提出的各种理念,如果应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那将是另一种历史风貌。可惜我已“力不从心”,否则我会书写一部完全扬弃政治标尺的文学史。

无论是《性格组合论》还是《论文学主体性》,发表后都引起反弹,这不奇怪。今天,我对批评我的人绝对不心存“芥蒂”,包括对我“政治上纲”的批评者,我从未有过一句微词。二十七、八年来未曾有过。只是今天你采访我,而且如果允许我就事论事,那我要说,要是陈涌、姚雪垠先生也能正视五、六、七十年代的“苏式教条”,那该多好呵。

 

          三、“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的组织和发起

 

东伍:在整个八十年代,因为您和当时文学所一批著名学者及文学批评家的缘故,文学所一时成为全国学界的领头羊,对引领全国的学术和文学批评的迅猛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印象中,您与文学所的历史关系,除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等著述,主编《文学评论》(拟将此做另一个访谈题目)等等之外,您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1986年秋在北京组织发起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形?

刘再复:“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会确实是个盛会。此会破了几项全国纪录:一、破了文学艺术学术研讨会的规模,到会人数达300人。原计划100人左右,可是实际到会者300人。二、破了新闻记者参加学术研讨会的纪录,到会的文学期刊代表20多人,到会的记者达98人。会前开了记者招待会,所以我记住这些数据。三、破了老中青三代的知名作家学者与会人数的纪录。据原《文学评论》编辑部副主任,会议组织者之一陈骏涛先生回忆与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知名作家、评论家、学者有:

钱钟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王蒙、唐达成、李泽厚、许觉民、朱寨、刘再复、何西来、刘心武、白烨、张炯、谢冕、阎纲、徐俊西、范伯群、刘思谦、鲁枢元、晓雪、宋遂良、刘登翰、滕云、盛英、黄泽新、陈丹晨、刘锡诚、昊泰昌、潘凯雄、李子云、周介人、吴亮、王纪人、李陀、吴方、何志云、於可训、王又平、杨义、曾镇南、杨匡汉、张韧、程广林、沈敏特、王愚、余斌、陈孝英、陈思和、王晓明、宋耀良、许子东、李劼、邹平、周政保、朱向前,盛子潮、王锦园、罗强烈、吴彬等。钱钟书先生因为很少参加开会,所以记者都不认识他,把张光年误当作钱先生,为此,我还特地去给那位记者介绍钱先生。至今,我还保留一张我和钱先生、张光年三人在会议期间的合照。还有,我的主题报告《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居然在会议的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南、北两大报均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我的报告,这确实前所未有。当时我被报刊这种热烈支持的态度深深感动。

东伍:这次研讨会,对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发展,更新当代文学的观念有积极意义。今天看来,这个“新时期文学十年”,颇有点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味道,是一个历史的枢纽点,对当代文学后四十年的发展潮流,是一块非常重要的奠基石和里程碑。

您是怎么想到要开这次研讨会的?文学所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的策划、组织和准备的?当时有无开会经费的问题?在社会上遇到什么阻力了吗?

刘再复:所以想开这个会,一是担任文学所所长之初,所里的资深学者樊骏先生就向我建议,要召开有影响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以提高文学所的声誉。于是,我就和三副所长即马良春、何西来、冯志正商量开会事,并且决定在1986年召开三个全国性大会,一是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65周年的大会,借此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二是召开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大会,借此维护鲁迅的文学权威并纠正神化鲁迅的偏颇;三是召开“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借此肯定文革后的文学方向并给新时期文学“推波助澜”。“新时期文学十年”这个会议的题目,是何文轩(何西来)出的,我一听就全力支持,《文学评论》编辑部也全力支持。因此,这个学术会的组织主体乃是《文学评论》,(即王信、陈骏涛、贺兴安、杨世伟、王行之、李兆忠、李以建、孟悦等),而不是“当代文学研究室”。我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包括筹备组负责人),主要也是仰仗何西来、陈骏涛等朋友。我动员了全所资源,把筹备组划分为行政组、联络组、宣传组、简报组等,会议的经费由行政副所长冯志正去解决,其困难自然不少,但我无暇顾及。今天我只记得简报组是我很信赖的李以建、孟悦、李航负责。我知道的情况都是他(她)们告诉我的。筹备期间,我没感受到什么阻力,院、所的所有领导人与骨干都很支持。只是临近开会,我与何西来、冯志正、陈骏涛去拜访张光年时,他给我透露,说我的“反对派”也在筹备同样主题的大会,也在同一时刻召开,让我作好思想准备。因为有此提醒,我心中多了一道防线,所以郭开在会上说:我们的会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第二个文学里程碑,我立即厉声厉色地加以驳斥。这种表态,当然是为了政治安全。

东伍:对这次研讨会的正面意义,很多文学史都有积极评价。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有无反对的声音?至少是不同的意见?您能否稍微谈一谈?

刘再复:我在开幕式作了主题报告之后的当天,来自北师大的刘晓波当了“黑马”,对我报告中所讲的“人道主义”思潮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这是过时的老调。但也有人给予驳斥,说在“文革”不讲“人道”的时候,新时期文学突出“人道”情怀是应当肯定的。“人道主义”思想本身并不深刻,但研究人道主义在中国为什么难以扎根,却是一个深刻的题目。

我自己到了海外之后一再说,“人道主义”如果不落实到“个人”、“个体”身上,就会变成浮泛的空话,并不笼统地讲述人道主义。(我的报告未讲述这一点),可惜刘晓波也没有批评到要害处。

东伍:三十多年以后,您再回头看这次研讨会,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或者认为它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刘再复:最大的遗憾是会议时间太短,未能在学术上深入一些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期(1949-1976)相比,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进步是什么?我出国之初就说,新时期的诗歌抒写的是“个体经验语言”,与前三十年的“集体经验语言”完全不同。从集体的声音转变为个人的声音,这一根本特点研讨会似乎没有抓住。第二,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是伤痕文学,那么,伤痕文学的主要价值是什么?主要弱点是什么?似乎也讲得不够充分。与会者都肯定伤痕文学的政治价值(即拨乱反正的价值),但就文学价值而言,它显然带有很大的局限,例如思维方式的二极对峙,人性开掘缺乏深度等等,这方面并没有细致分析的论文。第三,我提出的新时期文学“审判有余,忏悔不足”的弱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后来我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就此深入探究,就触及到文学的良知责任与灵魂深度问题,显然比“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往前走了一大步。

东伍: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谢谢您!

美国  科罗拉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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