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著七序-《2017年》-各年份文本-文本-再复迷网
《2017年》
您的位置:首页 >  文本 >  各年份文本 >  《2017年》
近著七序 阅读次数:
 

近著七序

 

刘再复

 

 

《我的写作史》自序

    柳鸣九先生主编《当代思想者自违丛书》,邀约我加入。答应之后,我才发现自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通常自述史,总是回避不了生平史,尤其是生平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例如我就回避不了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那个举世皆知的事件。在那个大事件中,我经历过参与(尽管是被动参与)、逃离(经香港又逃亡到美国)、漂泊(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反思、回归。这段经历,涉及到很具体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和自身的许多感受,甚至涉及到今天我对那个事件的理性评价。

    本书构思中,曾叩问过自传是按“主题分野”形式分别写出,还是按传统的写法“编年自叙”更好。想了想,觉得各有长处。试试吧,反正写作就是试验,不妨再试验一次。于是,我就把自述史分解为生平史”、“思想史心灵史错误史写作史等五种。先完成写作史以还债。其他各史留待以后再说。

    不管怎么写,还是写作态度最为重要。好在早已确定写作应以说真话为本,真话虽然并非就是真理,但它却是通向真理的前提。以往说真话」是做人常识,现在则需要有些勇气;正直本来是人的常态,现在则需要修炼才能抵达。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当然是退步。写作时,才明白对政府说真话难,而对朋友说真话也很难,甚至对自己的学生和子弟说真话也难。最后,觉得对自己说真话也不容易。在大时代的潮流中自己固然当过弄潮儿,但也当过随波逐流者;既当过时代的先锋,也当过时代的尾巴:既有知识,也很无知,因此,自传除了应当面对主体的飞扬之外,还应当面对主体的黑暗。也就是说,自己要对自己说真话,就必须战胜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幼稚、自己的虚荣、自己的性格弱点等,所以也不是容易的事。

    这部自述史,虽写于美国,但全靠身在中国的表弟叶鸿基先生为我打印文稿。因此,除了要感谢香港三联负责人侯明兄、责任编辑张艳玲小姐外(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此稿不可能单独问世),还要感谢叶鸿基表弟。

 《文学慧悟十八点》香港版自序

香港三联总编辑侯明兄决定出版我的新讲座稿:《文学慧悟十八点》,并亲自指定张艳玲为责任编辑(《文学常识二十二讲》的责任编辑),使我感到衷心高兴。

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四年,我接受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与高等研究院的聘请,担任客座教授,并开设《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课程。今年(2016年)我再次来到科技大学,按照学校的要求,又开设《文学慧悟十八点》。二者加起来,正好可以呈现我的文学观。香港提供这个自由讲坛,让我对于文学可以作一次比较系统的表述,真是难得。我首先要感谢香港这个可以自由说话的地方。

一九八九年出国,至今已27年。在海外我赢得“自由时间”、“自由表述”和“完整人格”三样东西,还赢得置身“象牙之塔”中的“沉浸状态”与“面壁状态”。有此状态,我读书便有心得,思想便有成果。高中学生时代就开始的文学阅读在此状态中得到提升,八十年代形成的文学理念在此得以充实和扩展。在香港课堂里的讲述,实际上得益于北美“象牙塔”中的积累。

出国之后,我远离了政治,也远离了社会。不仅离中国很远,而且离美国也很远,唯有对于文学全然不同,我觉得自己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向文学靠近。虽然我早已不是“文坛中人”,却始终是“文学中人”。所以对于文学的一切思索,也不需要去迎合任何文坛的需要,只一心追求文学的真理。这种“单纯”,使我讲述时总是单刀直入,明心见性,无须任何学术姿态。因此,对于“十八点”中的每个“问题”,我都作了毫不含糊的回答。文学的基点是什么?是“人性”。文学的难点是什么?是“建构形式”。文学的优点是什么?是“最自由”。文学的弱点是什么?是“最无用”。文学的焦虑点是什么?是如何“突破自己”。文学的死亡点是什么?是“组织”,是“计划”,是“主义”,是“豢养文士”。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决断而明确。但论述时还是心平气和。总之,自明而不自负,决断而不武断。这种风格,也许更有益于年青朋友进入文学和把握文学的脉搏。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是我前两年的课堂助教潘淑阳整理的,她此刻已在美国深造。此次《文学慧悟十八点》则是我的新“助教”乔敏整理的。我很感谢她的勤奋与认真。整理后打印,打印稿让我校阅,改动后她又打印。这种“活”实在很累。唯有热爱文学的真赤子才能如此任劳任怨,所以,我得感谢乔敏。除此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张艳玲,她好学深思,勤勤恳恳,竟然不辞起早摸黑,每天二十里路,独自到清水湾(课堂)来听我的讲述,然后和侯明兄商定出书,此次她是此书的见证人,又是责任编辑,我自然是一百个放心。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美国

《文学慧悟十八点》北京版序

二〇一二春天,剑梅从马里兰大学移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家庭生活的重心也从西方移向东方。这一变动,导致我于该年秋天也到香港探亲,并充当科大人文学院(院长是李政道之子李中清,知名社会学家)和高等研究院(院长戴自海)的客座教授。按照学院规定,我必须开设一门课程,于是,二〇一三和二〇一四年,我便开设了《文学常识22讲》,讲稿由《明报月刊》连载,由香港三联率先出版。二〇一六年我则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就是“文学慧悟十八点”。

“慧悟”一词,钱钟书先生嘱我“可以多用”,他的意思是多用自己的智慧去感悟天地万物包括文学艺术。文学无须太多“判断”,尤其是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倒是需要用主体去感受、去慧悟,去审美认知。换言之,文学不可设立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但可以拥有审美法庭。我的课程以“点”为关键词。“点”的意思,一为“要点”;二为“点击”。两个意思都要求自己讲解文学时要明心见性,击中要害。切忌讲述的繁琐、卖弄和概念堆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出版了许多“文学概论”之类教科书。可是,这些教科书的缺点一般都是理论的姿态太多而对文学的真见解太少。它不适合于理工科爱好文学的学子,尤其不适合于香港的理工科学子。可以说,我课堂的“简明”风格,正是香港理工科学生逼出来的。

因为要“简明”,所以我对“十八”点的每一个基本问题都要作一个非常明断、非常清晰、非常准确的回答。例如,什么是文学的起点?我回答只是一个字:“感”字。即文学发端于“有感而发”。当然,还要讲解高级感觉与低级感觉之分,快感与美感之分,明晰感觉与模糊感觉之分。还有,什么是文学的优点?回答是文学最自由最长久。那么,文学的弱点第什么?一句话:文学最无用。但又要说清文学的“无用之用”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那么,什么是“文学的难点”,回答是“创造形式”。所谓天才,乃是把心灵感受转化为审美形式的巨大才能。还有,什么是文学的戒点?我在《文学常识》里已提出力戒“腔调”,力戒“落套”等。此次在《文学慧悟》里又提出力戒“平庸”,力戒“矫情”,力戒“迎合”,力戒“媚俗”等。这其实不是理论,而是立足于我自身写作实践的“经验之谈”。这一课程,完全得益于八十年代我充当唐·吉诃德与“苏式教条”大风车搏斗而形成的文学观和之后在海外“象牙之塔”中对文学的领悟。在美国二十七、八年,我离开中国很远,离美国也很远,唯独对于文学,倒是日益靠近。在海外的象牙塔中,我万念归淡,唯有对文学始终不离不弃,思考自然也不断不懈。这些思考的心得,不带情绪,不带偏见,既无历史的针对性,也无八十年代那种“拨乱反正”的动机。因为无动机,无目的,反而容易捕捉文学的“真谛”。我确信,未来考察我的文学观,一定会发现,最后我在香港讲述的《文学常识》与《文学慧悟》,倒是文学的真声音。

《文学慧悟十八点》在科大人文学院只讲了一半就放假了。讲过的这一半由剑梅的硕士研究生乔敏整理成文,她很认真也很辛苦,我要在此郑重地感谢她。未讲述的一半我返回美国后则按照已准备好的提纲独自书写成文。现在《十八点》已成书籍,我把繁体版交给香港三联(总编侯明,责任编辑张艳玲),把简体字版交给李昕兄。李昕原是北京三联总编,我的写作生涯和他的编辑生涯本就紧密相连,这一回,交给他,自然又会增添新的一篇“好的故事”(鲁迅语)。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美国 科罗拉多

《胡风、萧军、聂绀弩书信集》序

注:此书由肖大中(子)编,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按:胡风、萧军、聂绀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 。这三位作家,都是名副其实的“文侠” ,满身都是侠气、正气与豪气,其传奇故事很值得作家书写。   

胡风、萧军、聂绀弩三人的通信集,肯定会受欢迎。因为这三个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以往出现过许多“武侠小说”,但少有“文侠小说”,而这三位作家,都是名副其实的“文侠”,满身都是侠气、正气与豪气,其传奇故事很值得作家书写。

关于胡风,因为他于一九四九年后成了反面的“风云人物”  ,被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但也因此而变得家喻户晓,以致达到“满村争说蔡中郎”。其实,胡风是一位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不顾身、一路吶喊过来的左翼作家。明明是革命派,却被视为反动派,“历史”在他身上完全颠倒了。他和萧军、聂绀弩能成为朋友,完全是因为他是左翼先锋,拥有“刊物”和思想,而且都是追随鲁迅的“革命文艺战士”。只是生性太耿直,诗人气质太浓,有话藏不住,给新国家领袖上了三十万言意见书,结果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还殃及了千百位很有才华的朋友。胡风冤案,是当代典型的文字狱。我个人在八十年代与周扬关系较为密切,与胡风则毫无瓜葛,但私下倒是认真阅读《胡风文学评论集》等书,非常钦佩胡风的文学见识,认定他是五四启蒙精神和写实主义文学新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也是鲁迅精神薪火的真正接力者。他所倡导的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乃是激发作家拥抱客观现实社会时所必须持有的启蒙态度与能动态度。我的“主体论”强调作家的“超越”,胡风的“主观论”则强调“拥抱”,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希望作家不要陷入苍白的“客观主义”泥潭,要敢于反思我们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我们的生活在何处迷失了?我们的精神在何处麻木了?我们的精神出路在哪里?胡风用诗情的语言提醒劳苦大众(当然也提醒作家)要抹掉“精神奴役的创伤”(说得何等深刻!)。唯有抹掉这种创伤,才能走出奴隶状态和平庸状态。然而,胡风太书生气了。他竟然忽略了革命领袖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精神纲领和精神方向:那就是作家的使命不是启蒙大众,而应当接受大众的启蒙与教育。工农大众既已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应是时代精神的启蒙者。胡风没有意识到其理论的方向与革命主流的思想方向正好相反,坚持下去就是“对着干”。由于性格的过分刚烈和理念的过分执着,他终于倒塌在自己的“意见书”上。接着,政治完全“不容”他,即政治完全压倒文学,意识形态完全压倒理论探索。胡风,这位身兼诗人的现代杰出文学理论家完全被政治逻辑所吞没。他的合理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学见解也被政治完全埋葬了。从通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军、聂绀弩等耿介作家对胡风都极为尊重,极为爱戴。

聂绀弩曾写过二十首赠予胡风的古体诗,“三十万言三十年”  ,他不仅替胡风鸣不平,而且为中国文学界失去这样一位有思想有才能的领袖人物而深深痛惜。聂绀弩是我的忘年之交,他为人极为慈悲善良,一生都在蒙冤蒙难。他的古体现代诗写到无人可以企及的巅峰;他的杂文写到可以“乱真鲁迅” (夏衍的评价)的地步;他的《红楼梦》研究写到让红学界全然失色。这位像春蚕吐丝的左翼作家,受胡风的牵连,被打成“胡风分子” ,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又因对江青甚有微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坐牢十多年。然而,不管历经多少苦难,他对胡风的敬仰始终不移不迁,“胡颂”  一直写到最后一息。聂绀弩先生曾在拙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屝页题签,写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又如其行。斯为真,斯为善,斯为美。斯为文人行。”聂绀弩正是这样一位至真至善、知行合一的文学家。

    在聂绀弩的晚年,我与他交往甚密。在他身上,悟到一条真理:文学是美妙的,但文学也是残酷的,它可以把一个作家诗人的心血全部吸干。我初见聂绀弩时,他已是皮包骨,身上完全没有肉,但他靠在床上仍然颤巍巍地不断书写。以往的苦难,他没有时间去咀嚼,今天赢得一点残存的心力,只能用于进行精神价值创造,或写诗,或写杂文,或写阅读古典名著的心得,他都投以全生命,全灵魂。他那种献身于文学的精神品格,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

胡风、聂绀弩身上有“侠气”  ,萧军更是典型的“文侠”。在文学圈子里,一提起萧军,人们总是说起他与萧红的关系,而且总是说他有负于萧红,而且文学成就远不如萧红。我不愿意重复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但想接着说,萧军虽是一个作家,其主要成就却不在于他的文学语言,而是他的实践语言,即他的生命行为语言和记载生命行为的书面语言,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政治思想语言。而这些语言塑造了一个人,一条汉子,一位侠客,一个耿直、正直、憨直的知识分子。萧军的可爱之处正在这里。

  在与萧红交往之初,他是一位“名士”,鲁迅看了他的文章后就说他的文章名士气重。之后他到了延安,投入革命潮流,从“名士”变成“战士”。然而,他虽然真诚地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但总是不被革命组织视为“自己人”,而是被视为“同路人”。尽管他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彭真等共产党高级干部均有交情,但还是被视为“异端”和“局外人”,甚至被视为“反党分子”。这也难怪,他总是那样正直,那么不安分。党内有不公正之处,他就要批评,社会有不光明的地方,他总要说话。党要他规矩一些,他偏不屈服,偏要独立不移。于是,他不像“战士”  ,更像“侠士”。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大组织内,侠士总是让人觉得不太“靠谱”,但他本人则对革命事业“不离不弃”,把共产党视为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于是,他虽然生活在中国现代文化左翼的范畴内,却总是让人觉得与革命潮流不太相宜。于是,一种特异的生命现象就此发生:一方面,他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反抗中国的黑暗,不屈不挠;一方面,则被推到胜利者之外,甚至被胜利者送入“黑窝”、“牛棚”,乃至“牢房”,不明不白。一方面他写着广义的革命文学,一方面又不断写着“检查”与“交待”,并出版了一本《我的文革检查》。这种书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因为萧军的检查,交待也写得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换句话说,也写得有理有据,有正气有刚气有豪气,因此也精彩非常,不仅有人格价值,而且有史料价值。连在“黑窝”里书写交待材料也有刚正之气,也不扭曲自己,更勿论牢房牛棚之外了。萧军正是以他这种不同凡响的生命行为语言告诉人们,在不正直的时代里也可做正直之人,在扭曲的环境中也可以挺立自己的灵魂与脊梁。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确实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萧军在自己的“检查”中说,他既“无求”也“无惧”,这是真话。但我要补充说,萧军不只无求无惧,他还“无私无待”。敢说敢写敢抗争,乃是因为“无私”。说他“无待”,则是他虽然追求群体事业,却不依不附,不让自己紧贴上哪一个党派的“皮”,独立不依。在任何环境中他都自立自强,人格精神总是飞扬在时代的高峰上。总之,萧军“做文”(写作论学)虽不属第一流,但“做人”则是第一流,其生命实践语言也属于第一流。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很难找到像萧军这种独立人格的漂亮生命语言了。无论是他的日记(从《延安日记》到《东北日记》),也无论是他的书信(无论是与萧红的通信还是与胡风、聂绀弩的通信)都给中国留下现当代历史重要的一笔。具有慧眼的读者,只要阅读他的生命“丰采”就够了,不会苛求他的“文采”。换言之,领略萧军实践语言的诗意就够了,欣赏他的律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倒在其次。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最了解“人的精彩”比文的“精彩”更为重要!

二〇一七年二月  于香港清水湾

米家路诗学序

注:米家路, 原名米佳燕, 重庆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1991),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博士(1996),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跨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博士(2002)。现任美国新泽西州新泽学院英文系和世界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中文及亚洲研究学部主任。)

五十年前上学期间,就读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这部产生于公元前335年的名著。从那时候起,我就期待能阅读到中国学者用方块字写成的一部“诗学”,尤其是现代诗学。后来我读到了朱光潜先生的《诗论》,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还读了他们之前的许多中国诗话、词话等,但仍然期待一部涵盖古今中外诗歌风貌、具有广阔视野的现代诗学著作,读后可了解现代诗歌的诗核诗心,又能了解现代诗歌基调的史论皆宜的著作。这种期待持续了五、六十年,直到去年(二〇一六)秋天,我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和高等研究院,才从剑梅那里发现米家路所著的《望道与旅程——环宇诗学浪游手卷》。它正是我期待的诗学,其诗学主题,诗识诗心,其涵盖的诗歌及相关的艺术、文学、文化内涵等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用近5个月业余时间不断阅读,每读一章,都被启迪。米家路是剑梅的北大学长,剑梅把我的赞美告诉远在北美的米家路,他竟然要我为他的这部集子作序,我开始觉得此著作分量太重,密度非常,难以说清其成就,于是犹豫了,后来则担心功利的世界(包括人文世界)会忽略这部扎扎实实、确有非凡价值的诗学著作,所以就提笔写下一些感想。

(一)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企图界定文学的第一门类诗歌,即给诗歌下定义。他和柏拉图一样,认定诗歌与音乐、舞蹈、绘画和雕塑,皆以“模仿”为创作原则,彼此的区别只在于模仿的手段、对象、方式不同。悲剧旨在模仿好人,而喜剧则旨在模仿坏人。我们能读到的《诗学》第一卷,论说的是悲剧与史诗,而第二卷(论述喜剧)并不完整。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读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总觉得它的文心(“模仿”说)已不能充分说明诗歌。古希腊产生的诗学经典毕竟离我们太远。米家路巨著的诗歌视野显然比亚里斯多德深广精彩得多。米著全书分为四卷,既涉猎诗歌,也涉猎小说、散文、电影、绘画和大文化思索。但诗论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兴奋点和归宿点。四卷中的卷一,题为《诗乡——放逐与还乡》;卷二为《诗游记——诗眼东张西望》。有这两卷垫底,全书主脉、主题、主旨便格外分明。尤其是第一卷,它道破了中西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题乃是“放逐与还乡”。这一主题击中要害,可谓“明心见性”,即明诗心,见诗性。关于“还乡”,米家路说得很清楚:

......

现代诗人所“还”的“乡”绝不仅仅意指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乡村的回返。本文中的“乡”的意思还包括自然本身(自然之物,本样本原世界等)和精神本体世界(即终极性,真善美的“家园”)。后者是前者得以神圣化移情的根据;前者是后者得以显现的媒介( mediation)。也就是说,诗人是在对都市化进行否决之后所发出的对乡村,始原世界和精神家园的“还乡”行为。现代诗人为何要否弃一向被视为文明,创新,自由,现代性和“社会进步无可争家园”的都市呢?难道大都市的发展真违反了人生命自然形态的内在合理和内在需求吗?事实上,一种令人困惑的悖论是:一方面,人们对工业化,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进步与生活条件的改善感到欢欣鼓舞,而另一方面,他们却总感到绝望,忧郁,不适,压抑,恐惧,沮丧,空虚和焦虑;一方面他们生活在由钢铁,混凝土和玻璃所构造起来的全封闭式的高楼大厦里身感安全,但另一方面,他们总存有一种无家可归,无处安心的失落感。何以如此?现代人为何这样矛盾重重?要解答此一惑人的问题,我们必须对都市现代人生存的心理状态,劳动方式以及终极关怀问题进行考察以诊断出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症状。

米家路的整部诗学论著,可视为“放逐”与“还乡”的主题变奏。“放逐”与“还乡”都是隐喻性极为丰富的关键性范畴。所谓“放逐”,有被迫放逐,有自我放逐,有政治放逐,有社会放逐。米家路讲述的是美学放逐,也可以说是诗情放逐。诗人栖居的家园被现代化的潮流吞没了,诗人的本己存在被潮流卷走了,世界被异化,被物化,被僵化与被机器化,诗人无家可归,真人无可逃遁,唯一可以“自救”的道路便是“还乡”,即回到本真的村庄,本真的土地,本真的存在,本真的自我。米家路发现,一切现代优秀诗人,都是渴望摆脱异化、渴望摆脱物化的诗人,也都是渴望还乡的诗人。还乡,意味着人性的复归,也意味着诗性的复归。所有杰出的诗人,都天然地加入了“还乡”的伟大行列。米家路用“放逐”与“还乡”这个隐喻,极为精当地描述了现当代诗人即工业化、现代化之后的诗人所处的真实困境和他们企图走出困境的精神状态。这个大隐喻,形象,凝练,深邃,准确。它高度概说了现代诗人的基本状态,也为米氏现代诗学找到了精神基点。

现代诗人,早已无从模仿。既无法模仿自然,因為整个世界已经疏离大自然;也无法模仿现实,因为人类的现实生活已经完全伪形化。清醒的诗人作家只能“反思”生活(不是“反映生活”)。整个世界已变成机器场与大商场,有山卖山,有水卖水,有肉卖肉,有灵卖灵。物质愈来愈膨胀,精神愈来愈萎縮,也离诗歌愈来愈远。诗人们过去发现,诗与政治帝国对立,二者无法相容;现在又发现诗与经济帝国对立,同样无法相容。市场繁荣昌盛,但人们的神经全被金钱抓住。财富的逻辑统治一切。世俗社会所追求的高楼大厦,给诗人们形成巨大的压迫,也造成美的颓败和诗的失落。但是,正是这些诗人们最先发现这种颓败与失落,于是他们抗议,抗争,挣扎,用诗歌向世界也向自己发出天籁的呼唤,这就是“还乡”,返回原初的精神故乡。他们的诗,已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对现实的抗争。他们身无寸铁,唯一抗争手段就是歌唱,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诗本身,于是,他们发出点叩问;我们何时存在。叩问之后,他们的回答是“歌唱即存在”。他们歌唱,歌唱“还乡”;他们沉吟,沉吟“还乡”;唯有歌唱,唯有写作,他们才能免于沉沦,才能免于与被异化的社会潮流同归于尽。他们说,“歌唱即存在”,唯有歌唱,才能自救,才能回到大地与乡村之中,才能把心灵重新安放在自由的空间之中。他们的还乡——返向本真角色,简直是一场伟大的抒情战役:一场乌托邦的詩意实践,一场与通灵者、朝圣者、炼丹士的伟大相逢,一场展望“颓败田园梦”的自我拯救。

米家路全书的开篇之作写于一九九一年,离现在已有二十五年。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的学生,在其老师乐黛云教授指导下思索。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年前,米家路就为他的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二十五年来,他到西方深造,扩大了视野,深化了学问。在西方的处于饱和状态的“现代化”环境中,他更深地感受到物质潮流对诗的压迫,也更深地阐发了青年时代发现的诗心与文心,二、三十年如一日,他不断奋斗不断积累,终于抓住现代诗人的大苦闷和他们展示的诗意梦想,让我们读后,不能不赞叹,不能不赞美!

(二)

米家路的诗学,既道破了现代诗歌主题,也描述了现代诗歌主体——诗人本身。诗人作为“人”,在现代社会中被消解了。人失去了自己,失去了人的尊严与人的骄傲,失去了“人的完整性”。诗的困境背后是人的困境,诗的问题背后是人的问题。米家路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人在工业化、现代化后“丧失自身”的巨大现象,也引出现代杰出诗人何以那么多的失落感、空无感、空漠感与无家可归感,米家路说:

物化异化的结果就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自我丧失,人格分裂,人自身的陌生感,精神被压抑以及孤独、绝望、忧郁、厌倦、恐惧、沮丧、空虚与焦虑等精神症状,加之因终极价值的失落和土地的分离而导致西方人灵魂的无根无依,无家可归的漂泊流浪感就毫不留情地把现代西方逼到了危机的边缘和绝望的深渊。

米家路在讲述这段话之前还说,

……现代人的灵魂随波浮逐,无依无靠,因而就产生了无家可归的虚无感。这是人与宇宙相离后的结果。人在失去了宗教信仰以后便把整个命运都押在了仅作为认识工具或方法的理性之上了,似乎只依靠这万能的工具性理性就可以征服,盘剥,奴役和占有大自然。但是,其结果不仅取消了自然本身存在权利的主体——“一个应当共处与人性宇宙中的主体”而且还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污染,生态失衡等毁灭性的恶果。在马尔库塞看来,“商业化了的自然,污染了的自然,军事化了的自然,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剥夺了人与自然的合一,使他成为自然界的异化体。不仅如此,这些空气和水的污染,噪音,工商业对空旷宁静的自然空间的侵害,都反过来成了奴役和压迫人的物质力量。人本与大自然台为一体,相亲相和相融的,但都市化却使人不但脱离是其自身根基与诞生地的土地,而且还演化为大自然的对立面,人从此使成了一个无对象性的孤独的自我。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暴露早广袤而漠然的荒野上无根无依无任何东西前来保护他,犹如一个畸形的胎儿,“退化为最恐怖,最不可名状的孤独的自我”。在人远离上帝又斩断了他与土地的根系之后,他是作为怎样一个人生活在大都市之中的呢?

由于人类世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变,因此,现代诗人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裂变并成为先知先觉者,为还乡诗人设定的一个尺度和前提条件。也是米氏现代诗学的另一个思想重心。他说:

首先,当我们说一个诗人是一位还乡诗人时,他本人必须是一位觉醒者。即使说,他已意识到了世人的沉沦与堕落,意识到了人的非本真的生活,意识到了因神的隐遁与人们对土地的背弃从而在人心中产生的无家可归感,无居感与虚空感。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洞察到沉沦的世人对家乡田园的遗忘所铸成的时代匮乏和时代黑暗。不仅如此,作为一位掌灯引路的还乡诗人,他还必须观悉到沉沦的世人在挣扎的耗尽中对家乡田园的渴念以及倾听到家乡田园的焦切召唤。毫无疑问,还乡诗人同时也必须是一位秉具现代意识的人,但他是这样一位“现代人”。在空格(Carl Jung)看来,“现代人”(Modern man)应该是觉醒程度最高的人,“他必彻底地感知到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性……他是唯一发现随波逐流之生活方式为太无聊的人”。他生活在现代人之中,但他始终站在世界最边缘,经常“抽打其肉体以便在它遭放逐之前夕使它重新苏醒”。

    其次,作为—位还乡诗人,他必须是一名探险者。我们须从两重意义上去理解“探险者”一词的含义。其一,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过程就是人被压抑的过程,而光压抑则属于潜意的,前历史的,甚至前人类的过去的东西,属于原始的生物过程和心理过程的东西。因此,非压抑性现实原则的思想就是一个回归问题,对过去的回归也就是对未来的解放。然而,工业文明的力量与进步则控制了这种向非压抑物的回归,结果,人的潜意识全是淤积的文明的禁忌史与隐蔽史。这些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的禁忌史与隐蔽史反过来又控制着人,这也是现代人被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作为一位冒险者的还乡诗人就必须潜入现代人的内心深处,洞悉其秘密,调节个体与群体,欲望与实现,幸福与理想之间的对应,使其症状得以医治于补救,恢复其精神平衡,从而设定一个非压抑性的没有异化的新的生存方式。其二......(下略)

米氏诗学要求诗人必须是觉醒者的理由,说的似乎是现在,但他又往前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和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晋代,早就出现了陶渊明这位伟大的田园诗人。他早已唱出“田园将胡不归”。米家路还发现,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方古希腊,即在公元前316260年,就产生田园诗人泰俄克里托斯,之后,在古罗马又产生了维吉尔这位也呼唤田园的伟大诗人。他们全都发现城乡的分裂所造成的人类生命的撕裂,上帝将对城市进行末日审判。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二十世纪,中国还产生了颓废田园诗,米家路以专门一章的篇幅,描述和评价了李金发,给这位被世人所误解的“颓废诗人”重新命名,充分论证他的乐园图景与“残酷的心理幻象”,他不是“颓废”,而是预感到人类生活裂变带来的生命刺痛,所以他把诗当作自己的精神逃路和自我设置的乌托邦。无论是波德莱尔的家园幻象,还是兰波的新世界幻象,无论是里克尔的后家园幻象还是李金发的乐园幻象,都反映了现代诗人的内心焦虑和自我重塑的渴望,都是自我乌托邦的不同呈现形式。

米家路的视野投向西方田园诗人的时候,写出了“浅论英美意象派诗歌”、“诗,现代文化精神的救护者”、“城市、乡村与西方的田园诗——对一种人类现象语境的‘考古学’描述”。既用心又用力,真把诗人的先觉性与先知性描写出来了。在把视野投向西方的时候,他的另一只眼睛没有放弃东方,他丢开一切是非、道德法庭,只用审美眼睛面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新诗,于是,他又写了《张狂与造化的身体:自我模塑与中国现代性——郭沫若<天狗>再解读》、《论黄翔诗歌中的声音,口头性与肉身性》、《河流抒情,史诗焦虑与八十年代水缘诗学》,连备受争议的《河殇》也描述进去,让人更信服。米氏诗论摈弃一切政治意识形态,只留下审美,建构的是纯粹的诗学。

米家路对诗人主体的评述与对诗歌主题的评述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一体难分,我在此文中加以区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人在评说希腊史诗时曾说,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实际上概说了人生的两大经验,一是出发与出征;二是回家与回归。米家路所描述现代诗人之路,其重心不是出发与出征,而是回归与复归,即重在奥德赛之路,因此,他描述的仍是诗人的“反向努力”,即不是向前去开拓、去发展、去争取,而是向后的复归婴儿,复归质朴和复归于本真家园与本真角色。米家路所把握的诗人心灵逻辑和诗人精神道路,既准确又深刻。本书卷三《幽灵性逻辑,诡异的异邦想象》包括下列重要文章:《奇幻体的盲知:卡夫卡与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迷宫叙事》、《从海景到业景:环球意识,帝国想象与景观权力政治》、《消费西藏:帝国浪漫与神圣高原的奇观凝视》、《达摩异托帮》这些论文初读时令人畏惧,细读后则让我们对异化现象又产生新的联想。

读进去之后,方知这是在更深邃的层面上书写诗人的反向努力。达摩面壁九年,仿佛时间停滞了,身体没有前行,实际上,禅宗祖师在作反向修炼,他扬弃了城市的尘土,繁华的糟粕,心灵的灰尘,重新赢得身心的完整,恢复本真,恢复了禅的纯粹。诗人也如达摩,他们在还乡的路上,需要扬弃身心的尘土与飞烟,需要恢复质朴的内心,需要从迷宫中返回原先的质朴和灵魂的生长的。米家路在描述现代诗人们的挣扎与反抗时,特别注意到里克尔的口号:“谁言胜利,挺住便意味着一切”。在现代化的大潮流中,诗人需要“挺住”,不做潮流中人,只作潮流外人。挺住,不被物质潮流卷走,便是胜利。一是“挺住”,一是“回归”,米家路的《诗学》给诗人们指明的自救之路既简单又明瞭。

(三)

米家路的巨著用很大的篇幅进行哲学式的文化批判。既评介此时席卷西方课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福柯、本雅明等思想家的文化哲学。还朝前讲述了海德歌尔等,这一切似乎与现代诗学无关。然而,仔细阅读之后,就可发现,米家路正在打通诗与哲学,文学与文化。原来,现代诗人们与现代思想家们殊途同归。他们都发现了世界被异化与物化的大现象,也都发现人(自我)在繁华世界中的沉沦,只不过是他们使用不同的形式和语言进行抗争而已。读了米家路关于文化批判的文章,我们便会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去理解现代诗人的诗情努力和他们对抗异化的歌唱。毫无疑问,米家路做了一般诗评家难以企及的工作,抵达一般诗论者难以抵达的哲学高度。

打通了诗歌批判与文化批判的血脉,使米氏诗学更为丰富也更为博大。读了米家路的哲学讲述,让人信服地明白,原来,世上的一群先觉者,诗人与哲人本来都是“还乡”的同路人,都充斥着无家可归感与对家园的遗忘感。这些诗人与哲人使用的语言不同,但都在表明“我们全被异化了”,“物化了”,我们已经不是本真的自己。表面上追逐文明,实际上在被放逐,在朝着荒疏的方向滑落。读米家路的书,开端觉得奇怪,这位诗学家怎么也谈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子,怎么也热衷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諾等“法兰克福”学派,原来,他们都是现代文明的觉醒者与质疑者,他们的内心都蒙受压抑并且都渴望摆脱城市与机器的控制,米家路发现,在所有的觉醒者中间,诗人是第一觉醒者,是“先知”。是诗人们用敏锐的感觉率先发现人类正在用自己制造的一切反过来压迫自己和主宰自己。所有杰出的诗人都是还乡的诗人,都是最先反抗异化的诗人。正是这些诗人最先潜入现代人的内心深处,洞悉其秘密,并用诗企图调节个体与群体、欲望与实现、幸福与理想之间的对应,使其现代症得以补救,设定一种非压抑的没有异化的新生活方式,即新的乌托邦。正如波特莱尔所言:跳过未知之国的深处去捕猎新奇。即跳过绝望去寻找希望。

米家路诗学中既有卡莱尔、海德歌尔、柏格森与休漠等,也有惠特曼、席勒、艾略特、波特莱尔、兰坡、庞德、奥登、里尔克、李金发、穆木天、郭沫若、海子、黄翔、顾城等,哲学与诗融为一册。于是,米氏诗学,不仅让人联想起柏拉图。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为王,诗歌为末。不仅是“末”,甚至被驱逐出“理想国”。诗与哲学不可调和,因此,柏拉图只能拥有哲学,却未能拥有诗学。而米家路二者兼容,并发现二者共同的诗意,这就是對“异化”和“心为物役”的拒绝。正因为如此,米家路对“法兰克福学派”诸思想家的阐释也别开生面,击中要津。于是,在米氏诗学中,诗与哲学相互辉映,诗人与哲人异调同声,二者构成异常精彩的共鸣与交响。在米家路的历史描述中,执行“文化批判”的哲学家们是还乡的“向导”,而执行诗歌批判的诗人们也是向导,他们都是先知型的向导与掌灯人。按照以往的思维惯性,有些读者可能会要求米家路建构一个诗与哲学同一逻辑的诗学体系。其实这样做只能束缚全书的主题变奏。米家路的诗学阐发的重心不是实在性真理(科学),而是启迪性的真理。这种阐释真理的散发性篇章,比体系性的结构更能明心见性,只不过是需要读者善于进行联想性阅读。米家路本人未必能意识到自己的诗学意义及其贡献,这些意义与贡献还是得让有识的读者逐步发现,我的这篇序文,肯定只是粗略的开端而已。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于香港清水湾

“大战风车”团队里的兄弟

——李昕《编辑忆往》序

注:李昕,原香港、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

三月间,李昕兄告诉我,他正在写作一部“回忆录”,追忆的是自己的编辑历程。还说写成之后希望我为他的新书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带任何“世故”之思,即没想到由“无立足境”者作序会不会带来什么麻烦。我答应作序也不带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没想到李昕可是中国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联”的“总编”等等。只是想到,我的写作生涯与李昕兄的编辑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关了,我可以讲讲自己的感受。历史的经验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却最可靠。我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我:李昕可真了不起呵!

李昕编辑生涯的三个主要段落(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香港担任三联副总编时期;北京担任三联总编辑时期)都和我关系密切,具体地说,都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甚至是“激活”了我。

使用“激活”这个词,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我可以告诉朋友们:如果不是二〇〇二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诗人,三联编辑)一起到城市大学教师宿舍找我并郑重地向我约稿,我可能不会写出《红楼四书》,也不可能写出《双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并燃烧起书写古典的热情,完全是那一天他们给点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联负责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持)正在讲解《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立即作出约稿的决断。他用斩钉截然的语言对我说:您的《红楼梦》讲稿,我们可以出版。您什么时候交稿,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入编辑过程。他讲得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犹豫。其赤热的口吻,其坚定的态度,让我立即感受到信赖与真诚,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么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异端性的“流亡者”。而香港三联是大陆官方大背景下的出版机构。那个瞬间,我完全没想到他如此大胆,如此坦率,如此“毫无畏惧”。在李昕与舒非的“感召”之下,我当时就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好,抓紧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给你们。大约努力了一年,我终于把《红楼梦悟》整理出来了,舒非作为责任编辑很快就推出《红楼梦悟》。没想到,2004年,李昕兄调到北京三联担任总编。离开香港前夕,他又告诉我:《红楼梦悟》,不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后,也要在北京出简体版。这又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也使我信心百倍。于是,我又着手写了《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李昕兄指定曾诚、刘蓉林、徐国强等为责任编辑,于是“红楼四书”就这样在香港与北京同时问世了。见到“四书”的样本,我和许多朋友说:你知道这套书的第一原动力是谁吗?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担任北京三联总编的9年里(2005-2014),我也开始了一段“回归故国”的心事浩茫的历程。从“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这纯属偶然。在这偶然里,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个名为“李昕”的人。因为他,我在三联一鼓作气出了将近20部书籍,除了《红楼四书》外,还有《贾宝玉论》(李昕退休后在《生活书店》出版,《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责任编辑朱竞梅)、《随心集》(责任编辑朱竞梅),还有由郑勇兄担任责任编辑(后提升为夫总编)、由白烨编选的《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寄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等)在三联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影响下,也由于周青丰兄的推动,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也纷纷推出我的旧作与新作共60种左右。几年间,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国的大地和祖国的心灵,真的“复活”了。所以说李昕兄不仅帮助了我,而且“激活”了我,并非' ;&+"vHE' ;&+"="line-height:150%;font-size:12pt;">

其实,在香港之前李昕的北京9年(1982-1996)时期,我的文学生涯与李昕的编辑生涯就奇妙地联结上了。他于一九八二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到了一九八五年,他也只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刚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国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时,我借助手中权力,想做一番打破“苏式教条”的改革事业。一方面,我自己提出两大理论:一是提出“性格组合论”,想以人性论打破阶级论;二是提出《论文学主体性》,想以“主体论”哲学基点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当时我把“苏式教条”当作“大风车”,把自己当作唐·吉诃德,真的是想冲撞搏斗一番。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先出版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但篇幅不够,于是,我又选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凑成一部《文学的反思》。李昕说,此书是“重头戏”,书前要放张照片。我说,能否放一张我和爱人陈菲亚的合影,她为我抄写稿子很辛苦。李昕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张照片的刊登,让菲亚高兴了好久,说了几遍“小李真不同凡响”。没想到,书籍出版后,我的一位师长竟然给出版社提了意见,说“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过分了。”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李昕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编辑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欢这种敢担当、有作为的人才。李昕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就是我在“大战风车”时,主编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为了战胜风车,我借用各种武器,其中包括借用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进而我又在文学所开设一个新的研究室,命名为《新学科研究室》,请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广林(程麻)当正副主任。新学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议。当时副院长汝信提醒我:文艺新学科名字太彰显,有人不赞成。为了证明新学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我策划这套丛书,自己担任主编。在这一“紧要关头”,我请两位出版界朋友帮忙,一是文联出版社的郑荣来兄;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昕兄。没想到,李昕兄又是满口答应。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于是,书籍一本一本问世。如果不是那场政治风波,这一番事业应当会给共和国的文化脸面增色。李昕对这套丛书的支持,让我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自己人”。尽管我从未有过“山头”意识和“圈子”意识,但在无意中却真把他当作八十年代“大战风车”的同伴,“唐吉诃德傻子王国”的兄弟了。因此,十几年后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在北京和李昕相识时,我只想到他是“年轻才俊”,可以助我这个“弄潮儿”一臂之力,并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是国家出版事业的真脊梁等等,直到他退休,我才恍然悟到,这么年青,怎么就退休了。那一瞬间我先是意识到自己老了,之后,便意识到,这个李昕真能干。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稳当多了。不像我那么“唐·吉诃德”,那样老战风车,也是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话语权力”了。只是今天读了他的《编辑忆往》,更明白自己对他的一切感受都没错。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包括出版《胡风评论集》这样的特大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国落基山下阅读他的回忆录,除了回应“默默的敬意”之外,什么也没有。

美国科罗拉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张力奋随笔集》序

(注:力奋,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金融时报》中文网办者兼总编辑。现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张力奋这部采访录与随笔集,我一篇一篇地阅读,每一篇都很精彩。笼统地说,每一篇都“言之有物”。具体一点说,每一篇都“言之有人”,“言之有思想”,其中有许多篇还“言之有国家大事”,“言之有世界大事”,“言之有信仰大事”。因为言之不一般,所以便读得津津有味。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和李泽厚到英国旅游,接待我们的几位朋友中,最难忘的是张力奋。那时他是《金融时报》的记者,忙得要命,但还是用两天时间带着泽厚兄和我观赏泰晤士河、伦敦塔等英国最重要的地方。英国的来龙去脉,风景典故,他样样如数家珍。真没想到,我们在遥远的英国,却找到双语都通的导游。

结识张力奋之后,泽厚兄和我对他的印象都极好。这大约是我们都发现这位聪慧过人的记者,身上有种“卤气”。《红楼梦》里的探春,称贾宝玉为“卤人”,贾宝玉正是聪慧之极又有点傻气的人。这种卤气,表现在张力奋身上便是他一向的正义感和一往的耿直。他作为记者,天生敏锐,但他却偏偏不知随风转向,不会拐弯。那一回初次相逢,他对李先生和我,一见如故,一点也没有防范之心。他所知道和他所理解的从政治到地缘文化,全都说给我们听。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在复旦大学就读新闻系研究生班,最后选择的论文课题竟是“刘宾雁”。八十年代末,刘宾雁已成“反面人物”,他却一点也“不开窍”,照样选择研究宾雁为研究对象;二〇〇〇年我们见面时,刘宾雁更属“异端”,但他还是毫不回避。那一瞬间,我想起著名作家张洁曾称刘宾雁为“笨人刘老大”,又想到眼前这个记者也是一个“小笨人”,那么,其论文课题的选择故事就可以称作“小笨人书写大笨人”了。想着想着,自己窃笑了起来,并觉得自己对大小“笨人”的发现,满有诗意:中国幸而有这些不屈不挠的耿直者在。

几年之后,力奋成了泽厚兄和我的年青朋友,有一回,我们于闲适中谈起了力奋。我问道,“文化大革命”时,张友渔(被“打倒”的原北京市副市长,《新建设》总编辑,中国法学权威)自谦地对我说,“我的学问只是"记者学问",不足以让你仿效。”而力奋是不是也属于“记者学问”?泽厚兄说:“记者总是最敏感,一般都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力奋比这种特性又多了一层深思。思想也是学问”。泽厚兄说完之后,我想了想,便觉得应把那副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修正一下,改过的对子便可描述力奋了,即“世事洞明有学问,人情练达非文章”。力奋是洞明天下大事之人,但他的洞明背后确有学问支撑着。他做人做得好,各路豪杰皆可为友,但他无论对谁(左、中、右)都真诚以待,不作表面文章。自己守持价值中立,对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都给予充分尊重,努力吸收其真知灼见。访谈时偶尔也咄咄逼人,但都是为了寻求真理,而对访谈对象则始终存有敬意,格外谦和。大约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再加上《金融时报》的金牌子,所以他能找到彭定康、唐德刚、傅高义、傅莹、葛剑雄、陈小鲁等赫赫名家,让他(她)们都畅谈出一些真内心真思想,极为难得。

和力奋在伦敦相逢后几年,力奋独自破天荒地创办《金融时报中文版网页》,并很快地拥有800万读者,在中文世界里影响极大。他在网页上特别开辟一个思想专栏,邀请周其仁、丁学良、许知达等思想者撰稿,我也被他约请,但因为无暇跟踪,仅为他写了一篇“谁是最可怜的人”,嘲讽中国人把孔子当成任意揉捏的面团,圣人沦落为可怜人。此文不经意而写,读者却很多,这才让我感受到力奋创办的这个网页与专栏,非同小可。

昨天感冒稍为好转,又和李泽厚兄去游泳。在泳池里,我告诉他:我将为力奋的随笔集作序。他说:“力奋这个人还是很遵守新闻行业的规则的。前几年,他让我对中国问题发表谈话。我说了八个字:经济进步,政治退步。后来我又不想发表了,就告诉他别刊登。他尊重我的意见。”我补充说,力奋是个老实人。此次我没有使用“卤人”这个概念,用的是“老实人”,李泽厚先生也默默地点了头。在当下充满骗子与谎言的世界里,像力奋这种既聪慧又老实的稀有生命,是何等宝贵呵?!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美国Colorado

会员评论